大家读·萧红的“女性身份”
陈洁仪
陈洁仪[184]
《商市街》大部分篇章写于一九三五年的上海，在书里的追忆有将“昔”比“今”之意，不过如果把此书与萧红发表于哈尔滨的作品比较，可见《商市街》所表现的“自我迷茫”，与哈尔滨时期的作品一脉相承，同样充满无所依傍的情绪。
萧红作品中与哈尔滨时期有关的，可分为两个层面来讨论：第一是发表于哈尔滨或之前的作品，另一类是日后追忆哈尔滨时期的生活片段，其中包括已分析过的《商市街》及部分散文，两类作品合计二十四篇。这些作品，虽然在内容、风格、气氛情调上或有别，但从“身份”追寻的角度来说，都有共通之处。尤其对于个人命运或自我定位的不确定感、对于未来表现无可依恃的悲观看法，都弥漫在哈尔滨时期的作品里。
除《商市街》外，一共有八篇作品记述哈尔滨的生活。这些作品无论是写于哈尔滨的《广告的副手》、《破落之街》、《烦扰的一日》等，还是像《商市街》一样于一九三六年追述当年生活如《索非亚的愁苦》和《初冬》等，其内容、情调及人物的自我定位（低下层的穷苦人），都跟《商市街》很相似。其中最不同的是，这些作品与“三郎”的关系较疏，或记载“我”认识“三郎”前在哈尔滨的流浪生活、或与亲人、朋友的见面情景。或许这也是作者没将这类作品收录在《商市街》的原因。八篇作品中的人物，与《商市街》中所表现的自我迷茫和失落，皆有不谋而合的地方，包括“我”的声音很突出，方便直接呈现自我的内心世界。“我”通常处于低下层的位置，前景未明，无可凭依，老人、乞丐以及相类似的穷人，反复出现（八篇中至少有五篇），有时候还要加上各类残疾人的描写，例如乞丐中的“聋哑人”、“多腿人”等，读之深感作者把人物位置推向社会上的最底层，并把自我投射的悲苦心情推向极致。在《商市街》里，萧红面对中央大街的都市繁华，只能做个站于街外的局外人。在另一篇作品中，萧红同样站在一条不属自己的“破落之街”上，住在这条街上的贫民，“猪猡”，如“污浊的群”，活得毫无尊严。面对低下层人物的悲苦命运，萧红或身处其中，或感到无能为力，作品所表现的，只是失落和孤独，认为完全没有可供凭依的出路，剩下的只有不确定、不可知、听天由命的此刻和未来：“然而让我怎样做呢？他向天跪着，他向天祈祷。……”
在“我”与哈尔滨的社会关系上，以《访问》和《索非亚的愁苦》两篇为代表，同样表现了“我”与社会（尤其是“俄化社会”）的隔阂，其中与《商市街》不同的是，人物并非通过如欧罗巴旅馆等象征事物，被动地受到“俄化社会”的排斥和欺压，而是通过与俄国人的接触，直接表达自己对“俄化社会”的观感。在《访问》中，“我”从女房东的谈话里，带出旧俄末落贵族种种自以为是的骄傲。由俄国女房东所象征的文化和态度，“我”显然无法接受。跟对女房东的反感不同，在《索非亚的愁苦》里，“我”对于俄文教师索非亚充满同情，原因是“我”与索非亚都有共同的伤痛——离乡背井的漂泊之苦——在索非亚身上正投射了“我”的乡愁。然而，即使愿意理解、沟通，即使同阶级、同感受，但两种国族之间的文化差异，犹如隔山，“我”始终无法融入其中：“她的母亲说的完全是俄语，那些俄文的街名无论怎样是我所不懂的。”最后，八篇作品中的人物总得不到的安稳、确定的结局，反而无所着落、不知何去何从，其中以《烦扰的一日》、《过夜》和《初冬》，最能表示人物无家可归的失落处境。作品虽然流露出无家可归的迷茫，然而哈尔滨时期的萧红，仍不认为另建幸福家庭就是取得新认同归属的捷径。换言之，作为妻子的女性身份，仍未算是萧红在哈尔滨时期所确认的归属，在《烦扰的一日》里，她甚至认为家庭是女性的包袱和负累。
以上将萧红描述哈尔滨时期的生活与《商市街》对读，不难看到人物在“自我身份”追寻上的一致性。一九三六年她在《初冬》里，追忆哈尔滨的生活，事隔虽久，但回溯起来仍然回归原处，无法忘记当初女浪人的漂泊心情。《初冬》反复在“回家”与“漂泊”的答问中坚持自己不回家的信念，反而突显“家族认同”对她的诱惑。弟弟的逼问既是真实的情景，亦可视为萧红内心另一声音的召唤，在“出走”和“复归”之间出现的内心挣扎。无家可归的身份迷茫的确令人疲惫。然而，萧红最后还是选择继续流浪，这个结局——不约而同地与《商市街》的结尾互相呼应——当然，同样也预示了萧红日后“永远在他方”的现实人生道路：
太阳在我的脸面上闪闪耀耀，仍和未遇见弟弟以前一样，我穿着街头，我无目的的走。寒风，刺着喉头，时时要发作小小的咳嗽。
除了描述哈尔滨生活的作品外，萧红写于哈尔滨时期（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四年六月）的作品，其内容虽或与哈尔滨无关，人物命运却可折射萧红当时无所依傍的心境。从内容而言，这些作品大约可分为两类：其一是有关农村生活与革命者的故事，例如《王阿嫂的死》、《看风筝》、《夜风》和《清晨的马路上》等；其二是追忆少年或童年的往事，例如《蹲在洋车上》和《夏夜》等。
比起萧红的代表作，第一类的故事在艺术上无疑逊色得多，然而却能折射萧红当时特殊的心境。这类小说虽然不少都表现了鲜明的阶级意识，但是最特别的是，萧红笔下的无产阶级或革命者故事，却没有光明的结局。尤其在革命者的故事中，焦点通常不是在革命者的英勇抗争或无私牺牲上，反而回落他身边受苦的亲人。例如《看风筝》描述老人因为有一个不肯归家的革命儿子，只能孤独终老；《清晨的马路上》革命者没有死去，他的父母却因而失踪，剩下一对孤儿。在阶级压迫的故事里，《哑老人》略去女工受管工虐打至死的挑衅场面，却笔致感人地集中笔力描写老人茫无所依的悲惨。在农村故事中，众多作品里只有《夜风》一篇，佃农得到最后醒觉，起来反抗，其余人物不是以死亡、失踪、出走告终，就是孤独告老。有些甚至不理情节推展过快，总之要在匆匆收笔之前，刻意“处死”或“处掉”所有人物才肯罢休，当中以《王阿嫂的死》最具代表性。王阿嫂不但死去三个孩子，自己也死了，连新生下来的小孩子不到五分钟也死了，只剩下一个领养的孤儿小环。除了悲惨结局外，在这些篇章中也出现不少小孩或儿孙角色，象征“未来”或“前景”。这类角色，若不是死去（例如《哑老人》的儿子和孙女、《看风筝》中的女儿等），就是成为无所依归的孤儿（例如《清晨的马路上》中的小林等），暗示“未来”的绝望与“前景”的茫然不可知。灰色、阴暗的调子，弥漫在阶级斗争的作品里。《王阿嫂的死》一篇，哭声更成为故事的背景音乐，其中以王阿嫂近乎失控的歇斯底里的哭声和全体女性的“哭祭”，最具震撼力。
在这类具有阶级意识、立意鲜明而且发表在进步刊物的作品中不但没有一显斗争的力量，反而突出死亡的威力，间或不惜罔顾情节发展的合理性，也要营造悲惨的气氛。这是种违反故事类型愿望的干预和操纵。萧红在《王阿嫂的死》等作品中对于“女性人物”和“小孩角色”的处理，似乎跟她受到始乱终弃的感情打击有关，亦反映她对亲生孩子的思念。不过，从一系列的作品可见，萧红对于悲惨结局的留恋，并不是特殊的例子，亦不是只受个别遭遇所影响，而是散见于不同作品里，延续在整个哈尔滨时期。在本应可以表现“抗争意识”的故事类型中，作者仍无法压抑内心的郁结，最后终于逆其道而行，从侧面可见萧红对于处境、前景不明下的悲观情绪。
就第二类有关少年或童年往事回忆的作品可见，萧红在回忆里流露出较愉快的情绪，反抗意识反而比革命者等故事为强。例如《蹲在洋车上》的“我”回忆儿时顽皮娇纵和家里的热闹情景、《夏夜》中追忆自己和菱姑对祖母的反抗情绪、《出嫁》强调知识女性有出走抗争的可能等。不过，在这类看似愉快、正面的回忆中，仍抹不掉隐藏其中的忧伤情绪——《蹲在洋车上》结尾以“现在变成个没有钱的孩子了”一句收束，不单强调“没有钱”的社会地位改变，更重要的是失去“孩子”的身份——再没保护自己的爱与温暖了。《夏夜》以“城市工厂女工遭受剥削”的现实，打破少年菱姑对于逃出家庭的天真幻想。《出嫁》中“我”虽然是唯一具反抗能力的人，但在姊妹妯娌中受到排斥的局外人处境，仍然令萧红感受很深。在故乡、同性中竟然成为局外人，萧红对于自己的反抗，感慨不少。身处哈尔滨的萧红，在第二类貌似乐观的作品里，仍然不无隐忧，失落的心情仍未能减退。
以上可见，在萧红整体的创作脉络里，有两类作品可与《商市街》对读。第一类是记录哈尔滨生活的作品，第二类是写于哈尔滨时期、却与当时生活无关的作品。前者无论是写于哈尔滨的、还是到上海的追忆，在内容、形式和气氛情调等各方面，都与《商市街》相似，一方面人物常将自我投射在低下层人物身上，另一方面却又与社会格格不入，不时流露出无家可归、迷惘不安的心境。后者的内容虽或与哈尔滨无关，但人物命运或故事结局，却可折射萧红无所依傍的处境。当然“无家可归”差不多是她大部分作品的基调。[185]不过，萧红其他作品所涉及的家或故乡，对象都较明确具体。至于可以对思乡之情避而不谈，人物却又始终未能安顿，表现出自我无法定位的不安，则仍以《商市街》及哈尔滨时期的作品为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