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象与陈套
极具敌意、仇恨和伤害性的暴力语言仍然充斥在网络上，这种语言有的带有明显的施虐意识，使用者不仅是普通网民，还有大学教授。在当前的网络语言中有许多的“骂”，背后有不同的个人或社会原因，有的是因为对现实生活中的不公和腐败感到不满和愤怒，但又无可奈何，无能为力，骂成为他们疏通恶劣情绪的管道；有的是从骂得到一种自由和解放的感觉；有的是因为觉得骂很“爽”，很“酷”；有的是因为骂已经成了习惯。网骂中还有一些是很不堪的詈辞秽语，纯粹是有目的的侮辱和伤害。期待一个没有骂的和谐世界是不现实的，但是，守住骂的文明尺度，不让骂变成破口大骂，却是完全办得到的。
骂和谩骂是对“吵架”很有用的语言，但不是说理的语言。吵架的目的是在最大程度上造成语言伤害，这与打架的目的是造成身体伤害是一样的。谩骂者往往是对语言的伤害性有深入了解的人。与心理学研究伤害一样，对语言伤害的知识掌握可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用处。心理学的知识既可以用于避免，也可以用于加剧伤害（如设计出各种特别能折磨人的酷刑）。同样，知道什么语言最有杀伤力，既可以用来避免，也可以用来加强语言伤害。“谩骂”与滥施酷刑一样，是一种有目的的、具有虐待倾向的暴力和伤害。
说理的目的与骂截然相反，说理不仅不以伤害为目的，而且还要尽量避免可能的伤害，这是说理的教养，也是说理的伦理。公共说理的伦理与民主的伦理应该是一致的，例如，说理把每个读者都当作平等的个体来对待，因此会尊重这个个体，而不是把他只是当作抽象的“群众”的一员。说理文字之中的许多抽象的说法，如“广大人民”、“人民群众”、“中国人民”、“阶级敌人”等，起到的是挟舆论而自重的作用。这样的抽象说法都不把群体成员当作活生生的、各有性格和欲望的个体。奥威尔指出，用抽象的人群概念思考会使人漠视个体人的遭遇。
哈佛大学法律教授费希尔（Roger Fisher）指出，个人的命运总是在抽象的“人民”中受到忽视。他认为，人们对核战争充满忧虑，原因之一便是决策者（总统）与核灾难受害者之间的“心理距离”。战争决策者和他的幕僚们呆在安全、整洁的办公室里，他在下达核战命令时想到的是抽象的“敌人”，而不是千千万万具体的受害者个体。费希尔教授建议，把发射核弹的密码放在一个小胶囊中，然后将胶囊植入一个活人体内靠近心脏的地方，让这个人手拿一把屠夫的大刀，寸步不离地跟在总统的左右，“如果总统要想发射核弹，他就必须先用刀杀掉他眼前这个活人”。费希尔教授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总统对千千万万其他个体活人的命运就会有所三思。
笼统的抽象名词只是多种令人不思考、想当然接受的语言中的一种，在说理中还常常会出现其他的套话、八股和陈词滥调。标语、口号、官话、套话，包括数字表述（三忠于、四无限等等）都是很常见的。正像顺口溜挖苦的那样，“开会没有不隆重的；闭幕没有不胜利的；讲话没有不重要的；领导没有不重视的；进展没有不顺利的；完成没有不圆满的；成就没有不巨大的；效率没有不显著的；决议没有不通过的；人心没有不振奋的；完成没有不超额的；竣工没有不提前的；节日没有不祥和的；路线没有不正确的。”
老一套的社论腔比喻在“文革”中被成千上万次地使用，如“泰山顶上一青松”，“红梅傲风雪”，“是可忍孰不可忍”。社会学家郑也夫很讨厌“革命”这个套话，因为这个词曾是使人不动脑筋或根本动不了脑筋的“咒语”：“革命是什么？革命就是不满现状，就是革现状的命。不革命是什么，就是拒绝变革现状。反革命是什么？就是反对变革现状。到了1968、1969年的时候，官方意识形态中的革命，体现在宣传中就是：现在的形势很好；认同现状、不想变革现状的是革命者；说现在的形势不好，要变革现状，就是反革命。那个时候官方告诉你的‘革命’和‘革命’这个字眼的本意已经完全背离了。”
公共语言中的套话、官话、空话和陈词滥调是一种“群众语言”（mass language），斯泰宾在《有效思维》中称之为“罐头思维”。商业的和政治的宣传就是利用这样的语言来操纵和控制群众的。在复杂而多有变化的事情面前，人们在现成的语言中找到了方便的解答，感觉到了把握形势的力量。久而久之，很容易养成一种习惯，接受一些可以免除他们思考之劳的简明论断。这就是罐头思维。斯泰宾说：“一种罐装的信念是方便的：说起来简单明了，有时还带三分俏皮，引人注意。”可是，我们不应当让怠惰的思维习惯堵塞我们的心灵，不应该依靠一些口头禅来解除我们思考的劳苦。罐头思维表现为“被一群人采用的一句话”（口号）和各种“听见别人说就跟着说的字眼”，它让人思想懒惰，先是不肯自行思考，而终于完全丧失了自行思考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