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都纪南城
据《史记·楚世家》记载，楚文王元年（公元前689年），楚自丹阳迁都于郢[73]，至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拔郢，楚都北迁于陈（今河南淮阳）。依此，楚国以郢为都逾400年。
荆州纪南城遗址位于长江北岸，因在纪山之南，故后人称之为纪南城。1950年代，该城经多次田野勘察，被推定为楚郢都遗址。1961年，国务院公布其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湖北省文物部门随即设立了考古工作站，调查与发掘工作全面铺开。首先对城外的数处墓地及遗址进行了清理。1963～1966年，工作重点转向城内，开始进行系统勘探与重点发掘。同时又在城外发掘了一大批楚墓，一系列重要发现推进了楚文化的研究。1975～1979年，为配合城址范围内的农田基本建设，湖北省文物部门又会同全国各地的多所大学及文博单位的考古工作者，对纪南城遗址展开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和全面钻探。至此，城址的文化内涵和布局等基本廓清[74]。1980年代以来，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继续在城址内外开展考古工作，对该城址的认识也随之不断深入[75]。
荆州纪南城（《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
纪南城城址平面略呈长方形，东西长约4500米，南北宽约3500米，总面积约16平方公里。除东南角外的其他三处城角均呈切角，南垣东部有一外突部分。已发现城门7座，东墙尚存1座，其他三面各有2座，其中北墙东门及南墙西门为水门。城外四面围有护城河。城内已探明4条古河道，其中3条同现今河流的位置和走向基本一致，与上述水门和护城河相通。
城内已发现东周夯土建筑基址达80余处，大多包含着战国时期的遗存，以城的中部偏东南处最为密集。在这一夯土基址密集分布区的东部和北部发现有夯土围墙遗迹，东墙残长约750米，北墙残长约690米，一般认为可能属宫城城垣。但从已发现的迹象看，这一小城面积较小，并未包容进大部分夯土建筑基址，除小城城垣附近外，在凤凰山以东的城东南角夯土基址也有密集的分布。我们注意到，在新桥河以东、龙桥河以南的整个城址的东南部（松柏区）夯土建筑基址分布均较为集中，超过60处，占总数的70％以上，是否这一以河道为界、割取全城之一部而形成的相对独立的区域均属宫殿区，是颇值得注意的。如是，纪南城的布局与前述战国时期曲阜鲁国故城的情况则较为相近。
城内东北部的纪城区也分布着若干规模较大的夯土基址，或为楚都的另一重要宫室建筑群所在。城内西南部的陈家台清理了铸炉2座及残台基1座，发现有铜、锡炼渣，陶范和鼓风管等，表明这里应是一处金属铸造作坊遗址。全城发现有水井400眼以上，而以中部的龙桥河两侧最多。此外，在龙桥河两侧还发现有不少陶窑址，这一带应为制陶作坊区。城内仅发现两处春秋墓地，都位于西北部。
纪南城周围的文化遗存也极为丰富。城东的毛家山发现有制陶作坊遗址；城南分布有若干夯土台基，可能与祭祀或都城守卫有关；城西和城北则是密集的居住遗址。在城周围三四十公里的范围内分布着十分密集的楚墓，已发现有25处墓区，探明楚墓数千座。这类墓群应是实行“族坟墓”制度的楚国的“邦墓”，即国人墓地。而在离城稍远的城西八岭山、望山，城北的纪山，城东的长湖一带，则发现了数百座有封土堆的大中型楚墓。其中的大型楚墓应是楚国国君或王室贵族的墓，这一带很可能是楚国的“公墓”所在[76]。
由对纪南城西垣北门和南垣水门的发掘，可知纪南城城垣的修筑不早于春秋晚期[77]；对纪南城南垣最新的发掘成果则表明，城垣的始筑年代不早于战国早期[78]。城周围已发掘的楚墓的时代绝大多数也为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晚期之交。一般认为，这大体表明了该城的繁荣时间，但城垣的始建年代及作为都城的年代上限仍有待于进一步探究。同时，楚以郢为都长达400年，但郢都是否一直在纪南城，也尚存异议。
梁云通过梳理，指出在经历了春秋中晚期遗存短暂的废弃后，到了春、战之交或战国早期，郢都内又有大型夯土台基开始建造，文化遗迹也扩展到徐岗区、新桥区和纪城区。纪南城的大城垣也兴建于此时，并沿用至战国中期晚段[79]。与此同时，有学者认为无论从考古发现还是文献记载看，纪南城都不应是春秋时期的楚郢都。王光镐据纪南城遗址的分期，更推定楚城只存在于战国中期晚段至战国晚期之际[80]。尹弘兵则认为纪南城作为楚都和楚国核心区的上限，至少应比其最繁盛的战国中期晚段要早，定在战国中期早段或早中期之际为宜。纪南城应是战国中、晚期的楚郢都[81]。无论如何，带有外郭城的纪南城属于战国时期，是没有问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