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吏民”社会中的乡吏
而另一方面，吴简反映的“国家政权”在县以下的活动与控制却十分突出。当时当地不仅有发达的乡、里、丘组织，而且常设职、科层式对上负责制与因此形成的种种公文程式都在简牍中有所反映。如走马楼吴简1—38残简有某乡里“□农吏启田事”。已发表的走马楼简中还有如下几条关于乡吏的资料：
东乡劝农掾殷连被书条列州吏父兄人名年纪为簿。辄科核乡界，州吏三人，父兄二人，刑踵叛走，以下户民自代，谨列年纪以（已）审实，无有遗脱。若有他官所觉，连自坐。嘉（禾）四年八月二十六日，破莂保据。[12]
广成乡劝农掾区光言：被书条列州吏父兄子弟伙处人名年纪为簿。辄隐核乡界，州吏七人，父兄子弟合廿三人。其四人刑踵聋颐病，一人夜病物故，四人真身已逸及随本主在官，十二人细小，一人限田，一人先出给县吏。隐核人名年纪相应，无有遗脱，若后为他官所觉，光自坐。嘉禾四年八月二十六日，破莂保据。[13]
东乡劝农掾番琬叩头死罪白：被曹敕，发遣吏陈晶所举私学番倚诣廷言。案文书：倚一名文。文父广奏辞：本乡正户民，不为遗脱，辄操黄簿审实，不应为私学。乞曹列言府。琬诚惶诚恐，叩头死罪死罪。诣功曹。十二月十五日庚午白。[14]
按所谓“劝农掾”，正史载：“诸曹略如郡员，五官为廷掾，监乡五部，春夏为劝农掾，秋冬为制度掾”。[15]可见汉代此职本属“诸曹掾史”，即县衙正式文吏，但其主要职责在于“监乡五部”[16]。正如我国历史上上级巡行之官不久就会演变成下面常设职（如刺史、行省、巡抚原来都是中央派下的巡查官，后来都变成常设的政区首长）一样，“劝农掾”也由县里下派的驻村干部演变为常设的乡官了，以至于在另一简中那位东乡劝农掾殷连便被径称为“乡吏殷连”[17]。
上文中的殷、区、番都是当地中等姓（即不像烝、谢、黄、李、邓那样的大姓，又不是只有几户的畸零小姓），应当是本地人。但现存田家莂中没有看到此三人的受田资料，户籍赋税简中区、番二人无记载，殷连之名则出现十次之多，其中三次分别为“□仿丘男子”“伍社丘”人与无头衔人名[18]，当与此殷连并非一人。另外七处全部都有“司赏曹史”[19]“库吏”[20]“督（都）督库吏”[21]“县库吏”[22]“主库吏”[23]“乡吏”[24]头衔，可能是同一人。则此人属于上级衙署下派于乡无疑。
走马楼吴简中又有多处关于“何黑钱”的记载，如：
5-1433 入西乡吏 何黑钱
5-1434 入［ ］乡吏殷连 ［何］黑钱三千［嘉］
5-1557 入何黑钱一千 嘉禾二年二月廿一日付库吏殷
5-1672 入中乡吏许［迪］所备何黑钱二千 嘉禾二年二月十日付库
5-1679 入西乡吏何旂侑何黑钱三千 嘉禾元年二月十［日］
5-1708 入中乡吏李诋所备何黑钱三千 嘉禾二年二月十日 付［库］
这些“何黑钱”都与“乡吏”有关，且其金额只有一两三千，作为其他经费均不可解。估计是乡吏的津贴或俸钱，即下文所引的“吏俸”。而另一方面，吴简中的“吏民”中包括相当比重的“吏”，如郡吏、州吏、县吏、乡吏等，其中不少属于职役负担，所以会有下文提到的避役逃亡而令他民代替之事。但不管乡吏是有酬的美差还是强加的重役，总之都不是“乡村自治”的体现者，而是国家权力下延于乡村的产物。
从上引各简看，乡吏的职责颇广：春夏为“劝农”，秋冬落实“制度”。除了课征租税役调外，还对上负责本地吏民户籍的管理，保证“人名年纪相应”，“审实”，“无有遗脱”，如果有误“为他官所觉”，则本吏要承担罪责（“自坐”）。当地应役者缺员，要找人替补（“以下民自代”）。
在上引J22-2695号简中，乡吏要处理被举报为“私学”的“本乡正户民”番倚，被审者之父申辩称冤，乡吏遂以“不应为私学”上报。可见乡吏还要负维护官方文化统治杜绝异端“私学”之责[25]。这本是典型的秦代法家传统：以“私学乃相与非法教之制”而严禁之[26]。到了东汉三国时代，尽管“官学”已由尊法一变而为尊儒，但“私学”之禁如故，而且在吴简中它一直禁到了乡村基层并以乡吏治之。这哪有什么乡村自治可言？
乡吏既执官府之职，对上级而非对乡土负责，则乡吏之过失也属官府所治，而不是什么乡绅耆老草根势力可以“自治”的。上引5-1672简提到的“中乡吏”许迪，不久就犯了事，引起一场严厉的处置：
录事掾番琬叩头死罪白：过四年十一月七日，被督邮敕，考实吏许迪。辄与核事吏赵谭、部典掾烝若、主者史李珠，前后穷核考问。迪辞：卖官余盐四百廿六斛一斗九升八合四勺，偪米二千五百六十一斛六斗九升已。二千四百四十九斛一升，付仓吏邓隆、谷荣等，余米一百一十二斛六斗八升，迪割用饮食不见。为廖直事所觉后，迪以四年六月一日，偷入所割用米毕。付仓吏黄瑛。口口录见都尉，知罪深重，诣言：不割用米。重复实核，迪故下辞，服割用米。审前后榜押，凡口不加五毒。据以迪口口服辞结罪，不枉考迪。乞曹重列言府，傅前解，谨下启。琬诚惶诚恐，叩头死罪死罪。二月十九日戊戌［白］。[27]
据“录事掾”潘琬的这份报告，中乡乡吏许迪在当时的官盐专卖制度下似乎有向基层配售之责，并借以在配售之后的“余盐”上做了某些手脚。他又征得公粮2561斛有余，但只有2449斛入仓，余米112斛被他“割用饮食不见”。此事“为廖直事所觉”后举报，许迪赶紧弄来粮食“偷入”于仓，以图填补挪用的窟窿。然而已经东窗事发。录事掾奉督邮的公函，会同“核事吏赵谭、部典掾烝若、主者史李珠”对许迪进行“穷核考问”，清仓查账，审出他私卖官盐、挪用公粮大吃大喝等事，最后许迪“服辞结罪”上报官厅。这一乡吏经济案件的审理前后经直事、核事吏、部典掾、主者史（另简作主记史）、录事掾、督邮等许多吏员之手。这些吏职除督邮外，当时的正史均未记载。其他史料偶有所见，如汉《曹全碑》题名有“录事掾王毕”[28]。谢承《后汉书》遗文有：黄巾之乱汝南，“主记史丁子嗣、记室史张仲然、议生袁祕等七人擢刃突陈，与战并死”[29]。又“正史”中的后世诸史亦有提及，如《宋书》卷四十《百官下》：“部县有都邮、门亭长，又有主记史，催督期会，汉制也。”汉碑中之《桐柏淮源庙碑》《潘乾碑》之诸曹掾史题名中亦有“主记史”之名[30]。
从史传与碑铭的列衔体例看，这些吏员与“乡里少吏”中的亭长、三老、啬夫等职一样，不是“给事县”就是“郡所署”[31]，亦即他们都属于郡或县的吏员编制，因此被称为“郡吏”或“县吏”，但他们实际任职都是在乡里的，所以也可以称为“乡吏”。这些吏职的沿革现在我们已无法详考。但显而易见的是：当时的基层权力机构比我们所知的复杂得多，远不像“县下为宗族”的想象那么简单。
在这方面，尹湾汉墓出土简牍有一份“东海郡属县乡吏员定簿”可供分析。这份档案记载了汉代两个“乡政府”的人员编制：
山乡吏员卅七人：相一人，秩三百石。丞一人，秩二百石。令史三人，狱史二人，乡啬夫一人，游徼一人，牢监一人，尉史一人，官佐四人，亭长四人，侯家丞一人，秩比三百石。仆行人、门大夫三人，先马、中庶子十四人。凡卅七人。
［建］乡吏员□人：相一人，秩三百石。丞一人，秩二百石。令史三人，狱史二人，乡啬夫一人，游徼一人，牢监一人，尉史二人，官佐五人，乡佐一人，亭长四人，侯家丞一人，秩比三百石。仆行人、门大夫三人，先马、中庶子十四人。凡□人。[32]
这个编制应当说是相当可观了。而且其中所列主要乡吏的待遇，比正史所载的“乡置有秩三老、游徼。本注曰：有秩，郡所署，秩百石”[33]要高出许多。即使实际情况与“定员”有距离，农民的负担也可以想见。更何况这些乡吏的“吏治”是大成问题的。正如东汉安帝在诏书中也看到的：“武吏以威暴下，文吏妄行苛刻，乡吏因公生奸，为百姓所患苦。”[34]这里把乡吏的腐败（“因公生奸”）与文吏之“苛刻”、武吏之“威暴”并列，可见当时乡村吏治问题之严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