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小钱办大事
经过近一年的施工，小镇的天然气西气东输工程逐渐进入尾声，小镇政府负责工程协调的主要内容，也由初期的土地临时占压转而为管道铺设入地之后的土地复耕。与围绕土地临时占压的补偿充斥着镇、村和农户之间的利益较量一样，在土地的复耕过程中，三者之间也同样演绎出诸多可以理解却又颇觉几分无奈的精彩出来。
负责西气东输工程协调的宋正良副镇长告诉我，与土地的临时占压有补偿一样，施工单位也拿出了一笔款子给镇政府，用于土地平整和水系恢复过程中的善后。因为由施工单位进行的土地复耕和水系恢复总是相对的，有的地形地貌要完全恢复已不可能，这就得委屈农民自己出工，补补火，再修理整治一番。还有的地方，地力和水系都已被破坏，恢复也相当困难，这就得给农民一些补偿，以弥补他们的损失。“这钱按每公里9000块钱计算，1亩投300多块。钱到了我们这里，首先要确保解决疑难问题，如鱼塘的恢复是大头，村里无法解决，都是由我们直接出面处理。然后，村里我们一亩给200块，用来恢复田埂、地埂和小型地貌，村里用这笔钱与农民交涉，一个工按30块钱算，交给农户自己去搞。村里具体给农民多少，我们不管，你要留一部分也行，只要农民能够接受，矛盾能解决就行。
“当然，我们自己也得掌握一部分，不掌握不行，我们总要办个事、用个车、吃个饭，这些钱也总要有地方出才行。还有，哪个村有困难，你也得表示一下，如解决几百块钱的电话费。到了年末，还得给辛苦了一年的村干部买双鞋。多少总要表示一下，这些也都是必不可少的，工作还得靠他们来做。
“农民这头也不是好打发的，他动不动就会找理由向你要钱，稍微不满意就不让施工单位撤走，不在施工单上签字，或者干脆就把施工机械强扣下来，不让走。遇到这种事情，我们要么组织重新施工，要么就只能花钱‘消灾’。而且，不像占压时每一项补偿多少都有具体的标准，如坟头多少钱一座，大树苗多少钱一棵，小树苗多少钱一棵，比较明了，处理善后矛盾就没有明确的标准，完全靠双方谈，搞得我们一天到晚都在跟农民砍价钱，像做生意似的。”宋正良边说边发感慨。（参见附录1：173）
一天午后，我随镇干部宋德益去南塘湾村八组，准备协调一起复耕纠纷，地点在一口水塘旁边，事由是施工时留在塘里的淤泥如何清运。一下车，我就感觉这地方很熟悉，似乎以前来过，一问，才知果然如此。那还是在土地占压之初，当时因为施工要毁坏一块菜地，也是为了补偿事宜，我们曾经来此协调。记得当时为了补偿的价格，宋正良、宋德益二人与农户磨了半天，农户提出来要500，说是他一家人都指望着这块地吃菜，现在菜园被毁，他们只得到街上买菜吃。两宋回答，话虽然有道理，但这价钱还是喊得太高，只同意给300。最后，双方以400元成交。还记得这件事情刚处理完，旁边鱼塘的主人又生事端，说昨晚自家的鱼被偷盗，施工单位要负一定的责任。因为施工单位的老刘答应给他看鱼，他自己就没有来。还记得施工单位的那位老刘说：“你这是瞎扯淡，我昨天问你愿不愿意为我们看机子（挖掘机械），反正你也要看自己的鱼，还能弄点钱。你说不行。结果我们是自己找人看的，但我们并没有帮你看鱼的责任。”农户说：“就因为你这句话我才没有来，你当然有责任。”结果双方又争了半天，并且还闹到了要阻拦施工的地步，最后也还是由宋正良出面说和，答应想办法给鱼塘主人弥补一点儿损失，事情才得以了结。（参见附录1：174）今天，“故地重游”，大概又会有新的“故事”发生。
此时，南塘湾村的民调主任老万尚未到场，我们便先开始查看地形。看得出来，天然气管道曾经从水塘底下穿过，现在，因施工而被破坏的塘已经大体修复，水也还有，就是塘中留下了不少淤泥。塘的四周原先都是农夫的菜园，现在则变成了一片凹凸不平的低洼地，不用问就知道，那菜园中原来的土壤也就是现在余留在塘中的淤泥，只有将淤泥清出，回填到低洼地，塘和菜园才能够各归其位。但是，塘四周的地基太软，体重较大的挖掘机无法靠近，清除淤泥的任务只能靠人工完成，而如何组织施工，钱怎么出，就需要镇村和农户之间进一步协调。这不，见宋德益来了，附近的农户都围了上来，纷纷问什么时候能够搞好，说他们可都等着兴(1)菜和投放鱼苗呢。宋德益回答说：“那也得等到你们万主任来了才行。”
不一会儿，村里负责工程协调的万主任也深一脚浅一脚地赶来了，他是处理这种事情时不可缺少的角色。看得出来，万今天又喝了酒，一见面，他就与宋德益为恢复地貌所需要的经费数目争了起来。万报价5000元，说是土方多，施工难度大，而且宋正良也答应过要解决好的。宋德益则只同意给2000元，这可是钱，得节约着用，不能你要多少就是多少。万指着这堆土，说是要几多工、多少钱，又指着那道沟，说是又要几多工、多少钱。宋则针锋相对，寸利不让，总是要讲出一番相反的道理来说服万，反正是要把万的报价狠狠地杀下去一大截。万一激动，声音也高了起来：“我可没有办法搞！”宋压低嗓子提醒他：“小声些，莫让他们（指附近的村民）听见，”又说，“既然宋镇长答应过，你就找他比画去，我这里只有这个权限。”
听着听着，我算是领悟过来了，在这种报价的高低之中大概已经掺杂着乡村干部自身的利益考虑。宋正良曾经说过，施工方交给政府的复耕费就是由他们来具体掌握，政府对他们实行总费用承包，承包的目标是解决所有的遗留问题，承包的办法是超支不补，节余自行支配，只要不揣进自己的腰包，什么吃个饭、坐个车，以及手机话费之类的也都可以报销，难怪两宋总是希望能花小钱办大事呢。
这种管理方式也情有可原。干部们成天东奔西跑，“扑火灭火”，与农民打口水仗，解决各种疑难问题，十分辛苦，能有一些额外的报销，对于每月只有1000多元收入的乡镇干部已经是一个不小的激励。所以，虽然说“自行支配”不等于节余归己，所能报销的项目和数字也都有限定，但他们也真的就把公家的事情当作自家的事情来办，将公家的钱当作自家的钱来花了，只要有可能，就总是尽可能地少花钱多办事，花小钱办大事。
但是，像万主任这样的村干部是他们必须依靠的人物，乡镇干部再怎么能干，所有的工作最终都还得依靠村组干部去落实。为了调动村里的积极性，两宋对各村负责工程善后协调的干部，也如法炮制，实行费用总承包。这活儿我就交给你这么多，你具体给村民多少我不管，事情摆平了就行，余下来的钱当然也同样可以由你们自行支配。用万主任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也没有更多的想法，只要能吃餐把饭、报个手机话费什么的，也就可以了。”
于是，自然就有了镇村干部之间为了善后工程费用讨价还价的事情。这不，万主任还在像菜市场上为自家买菜的家庭主妇那样与宋德益争执，而宋德益自然也不愿意让步。宋见无法说服万，只好让他直接去找宋正良：“他既然答应过你，你就直接找他好了，我这里只有这个权限。”于是，第二天一大早，万主任带上南塘湾村八组组长来到镇政府，希望能从宋正良的嘴里再抠一点儿利出来。
可宋正良非但没有让步，反而绕过万主任直接与小组长谈。宋懂行，知道在农村多少钱能办多少事，他对八组组长说：“那个塘，给你队里1200块，你请20个工，花600块，搞得漂漂亮亮的，队里还可以挪600块钱下来。看你们是队里的，我也不抠你们，就是这个数了。”这一次，宋正良对小组长只报了1200块钱的价，而不是昨日宋德益对万主任所说的2000块，至于他是否已就此与万主任事先沟通，以及万主任又是否与小组长讲明，那都不是我这个观察者在这种场合好进一步细究的。
小组长不想就此罢休：“搞不起来的，那都是稀泥巴，工程量蛮大。”
“顶多20方土，我去看过的，一个人一方，一天就搞定了，”宋镇长一点儿不让步，“我们也是没有办法，你们知道，施工方一公里就给了9000块钱，我们要应付所有的问题，也蛮难，所以，队里的利润就是小一点儿，也请大家能够谅解。”宋正良以退为进地坚持他的立场。
“哪里还有什么利呀？”小组长感觉到没有希望了，但又还有些不甘心。
“总还是有些辛苦费吧？政府也不想赚钱，只要能把问题解决了就行，你们也不要老是扯，就这样定下来了，一会儿我就去找武镇长，钱马上给你们到位，你们自己也赶紧安排人把工程搞妥。”
小组长没有再言语，他知道这是他今天所能争取到的最好结果。其实，他也早就能够接受这个价钱，他当然知道宋正良算的账是对的，现在这个价，除了能将工程搞妥，小组也总能挪个一半的钱下来，但这就好比生意场上的来回叫价，只有认亏的，没有认赚的，不到最后的成交也总是不会放弃叫价的努力。
谈完生意的小组长满身轻松地回去了。在整个过程中，昨天的主角万主任这一回倒是没怎么开腔，兴许他已经把生意让给小组长，或者他还另有所谋？这些就都是不得而知的了。（参见附录1：175）
可是，如此来回地相互叫价，却已经让镇—村—组之间在工作上的相互配合与协调变成了生意场上的商业往来，相对于施工方和农民，镇、村、组干部在这里也都自觉不自觉地充任起一个个大大小小的中间商。毋庸讳言，在镇、村、组干部一个劲儿讨价还价的背后，自然隐藏着无须言明的利益算计。所以，一方面，乡镇干部会尽量去杀村组干部的价；另一方面，村组干部也会尽可能地去杀村民的价。而村民也不都是“苕”，彼此信息一沟通，同样的问题，我家补200，你家却补了300，这不明摆着单叫我吃亏？于是，又忙不迭地反悔、赖账，重新与干部砍上了价钱。结果，整个工程善后过程就衍化成一桩桩的商业买卖，乡村干部们通过这样一种经费总承包的管理方式，也就把基层行政的运作经济化了。行政空间转换为依照市场规律运作的追求投入小、产出大的经济空间，行政管理的规则也于无形之中发生相应的变形，于是，行政过程的经济化成为如今乡村治理中的一大特色。
但是，规则变了，干部与农民之间身份差别的社会识别标准却没有变，干部的行政心态也没有变。在干部的眼里，农民就是农民，而不是可以与政府讨价还价的平等对手，所以，面对群众无休止的要价，难怪干部要觉得烦，觉得农民刁滑，觉得农民是在趁机敲诈政府。居然敢与政府争利，这还不可恶可恨？面对着这一首先由干部自己所确立的新游戏规则，干部们反倒有些不太适应——“如今的农民都变得过于刁滑，不好打交道了”。于是，诸多的埋怨也因此而生。[1]
但是，若能换一个位置思考，把整个事情当作一桩买卖，也许农民的行为也就没有那么不可理喻了。商场如战场，喊的是价，还的是钱，大家都是在为利益而斗争，乡镇干部如此，村干部如此，农民亦如此，这彼此之间又有什么闲气好生呢？但问题就在于，乡村政治中的名与实之间仍然存在着差异。当干部们在实际上已经将管理视作一种经济过程的时候，他们却仍然不愿意将农民视作市场上的另一个平等主体。
正因为如此，商战尚未开始，结局却是可以事先料定的。从实际的（非文本意义的）制度规则上讲，乡—村干部是上下级关系，我说你听，我指你做，我强你弱，身份地位的差别是明摆在那里的，但是，从实际的乡村行政过程来看，离开了村干部的配合，乡镇干部纵然有天大的本事，面对那些“不讲道理”和“死缠烂打”的“刁民”也没有办法，所以，他们也总是要在确保自身利益的同时给村干部预留出一份利益的空间。这样，每当双方争执不下时，乡镇干部们并不会强压，而多半会友好地说：“实在不成，这钱村里就全拿去，我们也不留了，只要能摆平就行。大家不都是在为公家办事？”乡镇干部这样讲，可以说是十分体恤对方，却也让对方欲言又止。试想，乡干部都这样讲了，你村干部还有什么好说的？人家是领导，又够朋友，你就好意思把好处都捞了？所以，村干部也绝不会如此“厚黑”，总得彼此兼顾才行。于是，争执的结果就总是“化干戈为玉帛”，最终寻找到一个彼此都能够接受的价位，获得一个双赢的结局。事情也只能是这样，倘若村干部继续顶着不干，一则有伤和气，二则乡镇干部干脆就绕过村一级，直接去找村民小组长谈，从而使村里失去一次做中间“经纪”的机会。小组长直接面对具体事务的处理，比村里少一层中间环节，要价也会更低，这就如同我在今天早上所曾经历的那样。“谁让村里不自己处理下来呢？”这是事后宋正良在回答我村里是否还会介入鱼塘清淤时所说的一句话。
不用说，进项最少的大概就是村民了，因为不论你有多“滑”多“横”，你总不能与镇、村两级共享工程善后补偿款的信息吧？村民们不大可能知道施工单位究竟给了政府多少钱，多少钱又是必须补偿给农民的，就是知道了，政府和村里也有许多理由可以说明自身行为的合情合理。而事实也的确如此，政府和村里不可能只解决你一家的矛盾，花钱的地方还多的是，自然不能事事都由着你要。就这样，一切都没有明示，一切都得视具体情况而定。一方在明处，另一方在暗处；一方是私人，另一方代表公家。这在明处的自然就要吃些亏，而私人利益更是无法大过公共利益。所以，政府、村庄和农民三方博弈能力的强弱，实际上从一开始就已经被既定的制度格局和文化评价机制所嵌格和决定了。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还要把整个事情继续想象成一桩生意，那么，这桩生意也并不发生在完全意义的经济市场上，而是发生在资源配置不均衡的政治市场上，交易的结果从一开始就是由交易各方所掌握的政治资源所决定的，而非简单的经济互动的结果。[2]再加上如今的乡村干部也很会做群众工作，他们大都不会像一些走马观花的记者和学者所形容的那样搞什么强迫命令的老把戏，而总能够与时俱进并且又入情入理地乡情加亲情，哥兄老弟地，熟练运用各种地方性知识来协调矛盾。例如，干部会要村民发扬风格，顾全大局，体谅政府的难处，说施工方只给了这么多，而政府要应付的摊子却很大，也不能不留有余地，你就是吃些亏，就当是支援灾区建设了。总之，是先把你说得高风亮节，比雷锋还雷锋，最后让你自己都因斤斤计较而面生愧色。工作做到这个份儿上，这个竿子你还能不顺着往上爬？于是，大部分村民只要觉着差不多，有些小赚头，也就不好意思再争了。既然事情本来就只能如此，谁也不指望着靠这几个钱来发财，所以，这雷锋当也就当了。又说为人处世要通情达理，毕竟大家都是有觉悟、讲情义的厚道人，不能让人骂咱们唯利是图、发国家建设的财，于是，大部分的矛盾也就这样消弭与摆平。
大多数的村民的确很能够理解政府的难处，就是想到这干部可能也会有自己的小算盘，他们也不会进一步深究，因为这并不是他们所需要去思考和能够解决的问题，人各有命，“在哪座山唱哪首歌”，不属于自己分内的事情自然不会去深想，想也没用，不同的社会地位和生活圈子早就各归其位地安排和决定了这一切。所以，大不了干群之间一阵口角之后，也就各自相安无事，平静如常了，没有必要非要争个一清二楚。
不过，也常会遇到那等死活难缠、“不要脸面”的人，这个时候，干部们就还得准备再出点儿血，让些利，私下里再给加点儿价，并叮嘱其千万不要声张，以免造成攀比。不用说，这就用上“点发”和“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治理技术了。干部们说，这一招很灵，这得了好处的以为比别人多占了便宜，自然乐得屁颠儿屁颠儿的，还有不极力配合的？
就这样，这任务与经费总承包的法子还真的就管用了，在“商”言“商”，以“商”对“商”，西气东输工程中的善后问题也就这样处理下来。只不过在这种承包之中，姓公的乡村权力已经于无意中改姓了商，而我们那些吃公家饭的乡镇干部和吃百家饭的村组干部也相应地把自己从公务人员变成了小商贩，这恐怕倒是那些将承包制沿用到乡村治理中的干部没有去想，或者不愿意深想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