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征收
粮价还在继续上涨，农民持粮观望。进入2003年11月份，眼看年关即至，农业税的征收却仍然处在僵持阶段。前段时间，经过大半个月的努力，全镇一共只收上来18万元，其中尚包括以其他经费相充抵的。关于粮价上涨的原因，存在着多种说法，一说是随着近年来的开发加速和土地抛荒，耕地大量减少，粮食减产，导致粮价上涨；又一说是新一届中央政府重视农业，对粮价进行了人为的调控。不管何说属实，反正小镇的晚谷每100斤收购价已经上涨到接近70元，这可是前所未有的事情。
一方面是粮价的上涨和中央对征收政策的严控，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又没有减轻对乡、村两级税收的压力，这种矛盾使得小镇的干部身处2003年年末的寒冬，内心充满焦灼。
一个意外的事件又把这种焦灼催化为进一步的愤懑与受挫。不久之前，小陈村的财政专管员下村向一农户收税，尚未提及缴钱，只是说要将他的天然气管道铺设占压的补偿款用来抵税，即遭主人打骂，虽然经人拦阻，未酿成严重后果，但专管员是一个工作多年的老财政，遭此欺侮，内心郁结，遂病而不起。闻知此讯的乡村干部无不寒心，感觉目前的农业税是没有办法收了。
干部的情绪急坏了林书记和武镇长，毕竟他们是乡镇管理的责任人，如果税收任务完不成，不仅年终结账时镇里会垫得更多，更为重要的是明年的征收工作就更没有办法做了。所以，就是从工作的持续性着想，这“刀山火海”也得硬着头皮上。武镇长在各种会议上吹风，要干部告诉农民：“不要再观望，粮价已经涨到头，马上缴钱，如果再涨，由此造成的损失由政府弥补。”干部们说，这话说明领导自己也急昏了头：“你补得了吗？如果一补，那已经卖粮缴税的农民不是更应该找政府补？”
11月18日，全镇再一次召开有各村书记、主任、会计、财政所专管员和镇挂村干部参加的征收动员大会，林书记和武镇长力图再次给全体干部打气鼓劲儿。会上，不仅由分管农业的姚学明副书记通报各村完成任务的进度，而且还特意安排征收进度较快的山花村和南塘湾村书记做经验介绍，以树立榜样，并造成对其他村的压力。
附件12
小镇农业税入库进度表
2003年11月17日
（附录2：35）
接着，武镇长再一次向全体干部通报了征收形势，并做了进一步的部署和动员。关于全镇的征收，武镇长强调要做到“三个一”：
第一，要有一本明白账。武镇长说：“我镇在全区财政收入的进度最快，提前一个季度完成任务，但是，各个村的实际征收进度却是历史上最慢的，在累计完成的42％当中，有各种垫税的因素，实际从农户手中收上来的差得远。政府垫税的额度也是最高的，去年，政府垫了100多万元，今年到目前为止已经垫了240多万元。我们是对外争了面子，对内火烧乌龟——痛在里头。”
第二，要有一把尺子。武镇长要求各个村对照进度，对照以往的水平，对照邻村的情况，重新布置下一步的工作。他批评说：“从农业税的征收看，我们的许多村是上对不住党委、政府，下对不住村民。对上，整个签字数是240多万元，而镇里垫的就有240多万元，我们是用土地出让金垫的，这笔钱按规定是不能垫的，但现在没有办法。对下，老老实实的村民收了，不好搞的就不进户，这是处事不公，按区里谢书记的讲法，是阴阳保长，这样下去，今后如何开展工作？又如何去收？明年的纳税通知书还填不填？”
第三，要高举一面旗子。“现在讲‘三个代表’，落实到征收上就是看干部是否得力，从征收能看出我们干部的形象，干部处事公道，有威信，工作就好做一些。有的湾子，你干部自己的直系亲属、房分都收不上来，还怎么向别人收？我们干部的思想有所松动，我下去看了好几次，有的村，干部等着，专管员却不下去；有时候，专管员下去了，村干部却各忙各的。这如何当好主体？又如何搞好协调？”
“当然，我也知道大家都很难，我们的村干部在身份上是编外的，在经济上是义务的，在职责上是做了奉献的。进到农户家里，别人把我们往外赶，有的人还挨了打，而现在我们面临的大形势是管用的手段不能用，能用的手段不管用，有权的责任不大，有责的权力不大，上面不考核财政所，还是考核乡、村两级，是很难。但是，我们毕竟是一级组织，说大一点儿，征收是一个责任问题；说小一点儿，是镇里已经垫得受不了，年底还要拿60万元来解决你们的工资、五保。所以，我们也不讲那么多大道理了，下一个阶段的工作主要就是在为自己收，为烈军属收，为五保户收。收不上来，政府还要垫得更多。”
关于任务，武镇长强调：“按农户签字数，目前收了154万元，还差90万元，按下达任务算，还差200万元。从今天起，必须再收100万元上来。这是算大账，也是检验班子战斗力的标志，对于挂村干部、村干部、专管员，年终时都要搞考核，一是考核完成下达任务的比例，二是考核完成数与签字数的比例，干部的收入要与任务挂钩。”
最后，武镇长以“农业税的征收已经到了最危急的关头，一步坚持不住，满盘皆输，关键时刻，对我们每一个干部都是一个考验”这样近乎悲壮的话语，结束了他的动员。（参见附录1：176）
动员大会一结束，我便与老罗一起去秦家畈村十五组。这是今年以来老罗第一次亲自下村征收。平时，秦村的征收都是陈志华书记带着一班年轻干部在忙活，今天，在我的催促下，老罗才决定陪我走一趟。十五组是杨宏军挂的组，组长是杨宏军的哥哥，我们到那里时，杨宏军、钱跃进和专管员毕华英正围坐在组长家的炉子四周吃火锅。饭后，我们决定先到一姓徐的人家去。徐50多岁，当过组长，在十五组是一个爱扯皮的人。最近，他因母亲的坟被老虎尾采石场施工压塌，提出要1000元的赔偿，而石场老板则因为石场关闭一事，不愿意赔。这样，徐便三天两头找到政府反映。我们上门征收，坟头赔偿就成了他拒缴农业税的一个理由。所以，当老罗尊称他为拐子(2)，并要他缴钱时，他便东拉西扯地说起坟头一事，并说他就是要“扯坟皮”（谐“扯横皮”的音），说此事不解决，这公粮就没得缴的，等赔偿解决了，再拿赔偿抵公粮。老罗自恃在村里也算是说话算数的老干部，不愿像杨宏军和钱跃进这般年轻人一样向对方说好话，听了徐的“扯经”便有些气恼，但碍于干部的身份，强忍着不好发作，就问：“你这样今年拖明年，那明年又如何办？”徐反问：“我怎么知道明年怎么办？兴许明年我就死了呢？”接着又发作了一大通，说现在的干部是只拿钱不干事，对老百姓的疾苦不关心。老罗的性子急，有些听不下去，又怕自己忍不住会发作出来，便闷声退出了徐家。
第二家的情况却让老罗还没开口就先打了退堂鼓。主人是一中年男子，他去年在帮人盖房子时，被垮塌的水泥板砸坏了腿，已经在家里躺了一年多，对方只赔了几千块钱，多的也赔不出来。结果，他自己反倒花去一万多块钱，这一下家里的经济算是垮了。遇到这种情况，老罗不忍开口，坐了不到一分钟，又自觉地转身退出门，那份心情却更加低落。
我们又走进一家青年农户的门，此人正在装修房子，见我们进屋收钱，爱理不理，只是说现在手头没有，让过些天再来，说完便将我们晾在一边，自顾自地做活去了。老罗的脸色愈发难看：“要是在过去，老子早就招呼干部上了。”
此行的最后一家只有女主人在，她说今年粮食减产，没有钱给，等有了钱再说。老罗看着堂屋里码放着一袋袋尚未出售的谷子，便说：“你说个时间，十天半月的都行，我们再来。”女人不搭话，径直出门去了。这一下，憋了半天的老罗终于忍不住，他对几个随行的年轻干部吼道：“种田纳粮，天经地义，这田地是国家的，又不是私人的，为何不把？老子不当这个村长了，回去就写辞职报告。”说完便起身离去。
见老罗动火，我连忙追出来劝道：“这还早，才3点多钟，要不再试几家？”
“一连几家都搞不动，你还想收？”“镇里拿我们当炮灰，上午一开会，老子下午就给他跑。”老罗越想越来气。
年轻的毕华英在一旁看着老罗一副撒手不管的样子，急得眼泪都差点儿掉下来了。杨宏军等人也都面面相觑，不知道该怎么办好。
老罗走意已决，我只得陪着他往回走。离开征收的现场，老罗的火气渐渐地小了些，但一路上情绪始终不高。也难怪，老罗自恃在小镇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他的新餐馆开张后，生意火爆，更让他心生豪气，一般村里的工作他都不亲自出马，只是动动嘴，指派年轻人跑跑。今天他是特意陪我来的，哪晓得这征收的难度甚至超出他这个老干部的预料，村民们根本就不给他面子，这自然使他的脸上有些挂不住。我与老罗交往甚熟，知道他的心理，便劝慰道：“我看了许多村，都是这个样子，这是普遍现象，不是哪一个人的能力问题，你何必如此见气？”听我这样一说，要面子的老罗心情才好了一些，也不再提辞职一事。（附录1：177）
晚上，我又给老罗打电话，想听听他下一步的打算。老罗说，此时他们几个干部正在村部商议。于是，我匆匆赶了过去。
果然，老罗、陈志华、会计、民调主任和挂村干部范维萍都在，这可算得上是秦家畈村的核心领导会议了。此时，他们已经商量好，借口这两天下雨，先从十五组撤出来，避避锋芒，改从其他几个较好收的小组开始收，然后逐渐收缩战线，再集中攻克十三、十四和十五组这几个堡垒。
回想起这几天毫无收获的经历，干部们的气又上来了。民调主任周达民说：“不动粗如何收得起来？大家一起动，怕个啰！”
“干脆就不收，看上面有什么办法？”老罗也说。
陈志华倒还明智，他说自己早就想动粗，但林书记三令五申强调政策，今天上午开会又专门强调不能出事，“我这把年纪了，为共产党干了一辈子，宁愿辞职，也不想犯这个错误被撤职”。
范维萍则安慰大家：“不是逼着大家一定要去完成任务，我好‘评先’，实在是今年不搞好，明年后年更难办，这两年垫出去的不收回来，垫光了，村里又怎么办？”
大家当然都同意范委的分析。秦家畈村的几个主要干部都是自大集体时期就在村里任职，跟了政府一辈子，在村上干了一辈子，真的要他们不听政府的话，不为村里着想，他们也做不到。而此时他们所真正恼火的，并非村民不愿意缴税，而是他们认为上面政策相互矛盾——村民从来就没有自愿缴税的，过去七八个人一上，什么事情都能摆平，但现在的政策使他们左右为难，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周达民说：“区里、乡里对农民不缴公粮没得法，但对村里说扣就扣，这是不是也有些违法？”是的，周达民的确说出了症结所在：一方面，政府一再地体恤甚至是有些“放纵”民情；而另一方面，上面的任务又始终不减，这样，就把负担从农民身上转移到了乡村基层组织身上，从行政体制外部转移到了行政体制内部，结果让基层干部处于上下为难、只做恶人的境地。想想税改之时，村干部欢欣鼓舞，以为从此终于不再与村民对抗，可以过几天舒心的日子了，哪晓得到头来压力没有减轻，手脚却反而被捆绑住。于是，干部们反倒怀念起以前允许动粗的时候，说那时候他们是如何如何地有办法：“不要说连续三家搞不动，就是有一家，也早就一呼而上了，拉人的拉人，拖谷的拖谷，只要你这样一搞，对方包管就软下来。农民就是这样，你软他就硬，你硬他就软。”
“那个时候敢搞，上面拍了胸脯，说出了问题有他们担着，计划生育也就是这样搞下来的。上面说了，‘上吊不拉绳子，喝药不夺瓶子’，不这样根本不行。但现在不行了，干了一辈子，有的事情越来越搞不懂了。”陈志华越说越上火。
范维萍也跟着发起了怨气：“说什么‘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有钱就收，无钱就走’。对方有钱不给，你又怎么办？这不是故意把难给我们为？”
“动粗我不怕，我本来就是一员鲁将，与农民斗了一辈子硬，但现在这样我没有办法。”陈志华继续沉浸于当年的豪气之中。
可是，怨气归怨气，牢骚归牢骚，气话讲完了，大家还是得回到工作上来。最后，大家商定，村干们分为两班收，等把其他队都收完了，就形成了对几个“刁队”的压力，然后再集中力量日夜突击，不信就收不起来。这样商议着，大家的信心又重新恢复起来。老罗说：“一是这样垫下去不是办法；二是当了一辈子干部，总要有个上进心，其他村能完成，我们为何就完不成？”说干就干，于是，大家决定从明天开始，重振精神，再上“战场”。（参见附录1：178）
第二天，我因要赴外地讲课，没有能够随同秦村的干部们继续“战斗”，然而，小镇农业税征收的进展以及干部们在征收中的处境却让身在外地的我时时牵挂，尤其是村干们在征收态度上所存在着的双面性——一方面怨气冲天；另一方面又始终服从于乡镇政府的调遣，甘当如他们自己所说的得罪人的“炮灰”——更是我想去进一步深究的。于是，10天之后，当我赶回小镇，听村干部说他们这些天来的进展不错，已经开始集中力量对付最难啃的几个小组时，我便缠住老罗，要他给我谈谈税收之中村干部的角色和态度，并顺带介绍征收的进展。
老罗说：“税改之后，农民都弄懂了上面的政策精神，知道现在的政策环境很宽松，缴不缴税都不是很违法，这就使农民在认识上进入了一个误区。一方面他们从道理上都懂得种田纳粮的道理；另一方面，不缴税不受惩罚，那就等于是教人不缴，谁缴谁吃亏，尤其是‘打不还手……’那句流传很广的话——那可是上了电视的，更是直接加大了今年征收的难度。
“村干部的苦恼在于，好的政策到了下面反而成了对我们的约束。区里的领导讲，征收要以财政为主体，要规范征收行为，乡村干部不得直接向农民收钱，但目标考核照样对着乡、村两级，区里还是照样找镇里结硬账，镇里又同样找村里结硬账，完不成任务，责任还是在乡村。这就等于是把乡村的权力拿走了，担子却丝毫没有减轻。结果，下面收不上来就只有垫，垫不了就借，你想，镇里敢不结账？哪个当领导的敢不完成任务？这样，他们就擂干部，擂村里。村干部实际上不想收税，但政府把我们逼得很紧，只要你要当这个干部，你就还得配合。当干部怎么也比当农民强，就像我做这个餐馆生意，看起来与当干部无关，其实很有关。你是村主任，别人就抬你的桩，政府干部就把客人往这里带。其他的干部也一样，直接的收入不高，可总有些间接收入。例如陈书记，他媳妇在镇上开小车，生意好，政府和村里有事都用她的车，还不是看他的面子。所以，嘴上说不想当干部的多，真的当上了想不干的还是少，说不干，不过是过过嘴瘾，气出了，还不是照样跟着上面转。
“更直接的因素是现在的政府领导很会做村里的工作，他们不会用行政手段来压，而是以感情投资让你不好不跟他走。他平时对你好，关键时候你不配合就好像欠了人情，这就好比是为朋友两肋插刀，不能含糊。例如，我今年5月被车撞了，政府的多数干部都来看我，还掏了腰包；我爱人生病，林书记也有所表示。再比如，上个月我的新餐馆开张，绝大多数干部也来祝贺。别人把你当朋友，你能不回报？人在社会上，讲的就是一个关系，一个感情。当然，我也知道，如果没有工作关系，别人也不会这样，但如果我们拿了国家的工资，别人也同样不会做得这样到位，因为这就成了该你干的，不像现在，好像你是在帮镇里的忙，别人也很在乎你。不仅对我是这样，他们对各个村的主要干部都很注意人情往来。在这种情况下，你就是明明知道他们这样做是为了你支持工作，可一旦有了感情，公事好像就成了私事，不好推了。
“所以，牢骚归牢骚，怨气归怨气，真正在工作中遇到困难，到了最后也只能自己去平衡。你也看到了，在征收中干部们都很受气，但怎么办呢？既然端了这碗饭，就只有受这个气。自从上一次晚上开了会以后，我们就天天集中力量下去收。干部集中起来有好处，一是人多声势大，二是所有的干部集中到一家农户，总有干部与这家人的关系好，他就好去做工作。而且，全体干部上阵，也表明了我们的决心，农户总不敢公开抗税吧。总之，理在我们一边，力量也在我们一边。一户搞不动，我们就盯着老搞，一户也不开口子，不搞下来不撤兵。这样一来，一般在观望的农户也就会缴了，他也懒得跟你磨。当然，我们也知道哪几家真的有困难，遇到这样的人家我们也会另当别论，其他农户也不好意思攀比，湾子里哪家条件么样，谁心里都有本账。
“多数不缴的农户，其实也不是诚心要与你作对，主要是现在的信息很乱，一会儿听说哪里又减税了，一会儿又听说哪里都已经不收了，又说中央明年就要取消农业税，因此，农户们也都互相比着，觉得在这个时候谁缴谁吃亏，兴许一拖就拖过去了。(3)但你真的跟他较上劲，他也懒得跟你磨，毕竟你老耗在他家里也误他的事。
“经过这段时间的突击，加上前些时间的成果，我们总共收上来6万多元，村里的任务是15万元，农户的签字率是11.7万元。我们估计，再努把力，最多还能收2万元上来，余下的就真的只能靠村里垫了。
“小毕不在的时候我们也得收，没有办法，只有让她把发票本子拿出来给我们，不这样不行，有些规定真的严格执行，就什么也不要做了，这是在农村。”（附录1：179）
听老罗介绍情况后的第二天，我们又一起下到了秦村十三组。这个组与十五组一样，在秦村也是属于村干部所说的“刁民”湾子之一。
果不其然，一上来就碰到一个“扯经”的。农户姓邓，农业税为242元，但他说他家的好田好地已经被京珠公路绿化带建设征用，剩下来的低洼地无法走水，他向干部提出来要重新调田，又要求村里帮他在低洼地里起一条沟，说是组长也答应过的，所以，现在得先解决问题，再提缴税的事。对于这种“东拉西扯”的惯用手法，干部们见怪不怪，但他不缴，你总不能动手，结果磨了半天也没有进展，无奈，村干部只得相让一步：“扣40块钱如何？”
“40块钱顶么用？”
“是一个心意嘛，你不是说不好走水吗？”
姓邓的继续做他的活计，听干部们还有什么下文。
小组长又带着老罗去查看邓家的地，回来后，老罗告诉我说没有什么大问题，不影响生产，无非是以要地为名，想少缴些钱。这里还有一个情况要说明，因为老虎尾的采石场有一部分在十三组的辖区内，所以，小组每年都有一笔山租收入，这笔收入摊到每家农户，户均可以顶100元，所以，邓家实际上只需要缴142元，但他还想少缴。
小组长又对邓说：“把几亩荒坡地给你种，3年免公粮，如何？”“没有收，有收的话，别人早就要了。”
老罗：“我说句话，以后有田地出来，先照顾你如何？”
“那我也说句话，能否再减一些？”
“你只缴100块，这40块钱就算了，行不？总对得起你吧？人心都是肉长的，就算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老罗进一步退却。
邓听了这话，有些动心，但没有马上表态，一转身又去干他的活。杨宏军无奈，只得又跟上去，因为十三组也是他挂的小组。这时，专管员小毕小声对我说，他实际上已经答应了，只是还想进一步得到确认。果然，此后老罗没有继续找他，等第二天我们再来时，老罗打了一张条子给他，他就依从了。
下一家的税是400多元，山租兑掉100元，去年的教育附加退款再兑掉100元，剩下来的，主人让干部自己去称谷，于是，干部们便将一袋袋的谷子往小组长家里扛，最后核计的结果，共称谷388公斤，开票251.2元。
再下面一家又遇到特殊情况，男主人开车出事，脚骨折，已经有一年多未外出，他说家里就只有千把斤谷子，爱拖就拖。可干部们知道这一家有两个小孩在读书，这谷子是口粮，显然是拖不得的。陈志华便说：“往年可以，今年你不点头我哪里敢？这样，你是个爽快人，你说个时候，我们下次再来。”
“下个月吧，不给你通我的人。”
“行，痛快。”这一家搞定了。
除第一家外，后面两家都比较顺利，陈志华对我说：“你知道第一家不搞动不能轻易‘跳槽’的原因了吧？大家都相互比着，一旦没有做通工作就‘跳槽’，那你一户都弄不动。”
“但对那些答应过段时间再给的人家，也不能老缠，再缠就伤感情了。例如，刚才脚断了的那一家，他本人的商品粮户口就是我帮忙转的，他既然答应了，就会算数的。”陈志华又补充道，看来，村干部对农户的心理很会揣摩。
第四家的情况更特殊，全家4口人，只有男主人一个劳动力，两个小孩读书，女主人患有精神病，成天躺在家里不理事。一走进屋，我就注意到这一家与其他农户家庭有很大的不同，屋内几乎家徒四壁，什么像样的东西都没有。他家的公粮，兑了100元山租之后，还有300元。陈志华主动说：“往年收你三分之一就行了，但今年不好办。过段时间我想办法给你从民政搞些补助来，但这农业税还得缴，这是一个桥归桥、路归路的问题。你放心，像你这种情况，我全村只答应了3家，我答应了的事是会兑现的。”
这家男人比较老实，虽然他同样不想缴，但听陈书记这样说，就不好再吱声。于是，干部们开始拖谷子。此情此景，顿时令我百感交集，我甚至有些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看了那么多户农家，凭直觉可以认定，这是一个真正一贫如洗的家庭，看着他默不作声的神态，眼瞅着（实际上是想象着）里屋躺在床上的病人，我的手不自觉地伸向了自己的上衣口袋，掏出50元钱来悄悄地塞到那男人的手里。说实在话，作为一个职业性的农村调研者，我以为长期的田野经历早已经陶铸出自己超然与置身事外的冷静心态，(4)而且，我也十分清楚，这50元钱对于他根本就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就是500元、5000元也同样不能让他脱贫。所以，我这样做与其说是为了表达同情，不如说只是想借此抚平此时自己已经无法平静的心情。
陈书记看到了这个情节，因为男主人并不想接受我的帮助，推了半天，最后才不好意思地收下。陈书记是一个忠厚之人，他认为我支持了村里的工作，便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其他干部，其他干部也很感慨，说：“现在一些老实巴交的人不会说话，讲不出道理来，上面让缴就缴了，能说会道的反而拿政策来跟你斗，就滑过去了，真是不公啊！”
晚饭时，老罗问我：“像这种人家每个小组都有一两户，你是不是都要帮助？”
我语塞。
晚饭后，大家又开始商议未来两天的工作，看来，通过这段时间的集体突击，能收的也都收上来了，收不上来的一时半会儿也肯定没有结果。于是，大家决定余下的时间再次分为几个小组，进行扫尾工作。
回家的路上，我与老罗再次谈到当下的征收困境，他说真不知道这样的日子还会持续多久，他庆幸自己终于可以不以当村干部为主业了。的确，老罗新开张的餐馆生意比较红火，一个月的利润至少也在万元，这样，村干部对他而言，与其说是主业，不如说是为生意铺路搭桥的副业。“村干部不是什么正儿八经的职业，天天看别人的脸色，天天跟人去求情、斗狠，不是‘青皮手’又是什么？造孽啊。”
与老罗一样，我也为目前这样的格局担忧，我同样无法把握这种让人人都尴尬难受的格局还会延续多久。与这种尴尬和难受相比，对于乡村干部而言，什么国家的逻辑和农民的道义都将退居到一个次要的层次，最为紧迫的是如何才能解开目前这个矛盾的结。（参见附录1：180）
好在历史不是由我们这些小人物来书写的，以后的发展证明，2003年的征收实际上成了历史大转折过程中小镇所经历的最后一次历练。年关一过，新年伊始，种种说法就传开了，说今年全市可能要取消农业税，市里正在研究取消农业税后基层政权的运转经费如何解决的问题。到了4月份，传言得到证实，H市决定在全省率先取消农业税，决策者终于肯拿钱出来解决因取消农业税而造成的基层政权运转经费短缺的问题了。又过了不久，中央正式宣布用5年时间在全国彻底取消农业税。听到这个消息，我们的乡村干部如遇大赦，他们终于得以免除那局外人所难以理解和想象的洋罪了。闻此信息，我感慨万千，遂提笔作短文《最后的征收》，（吴毅，2005）以纪念我在小镇曾有过的那段最为奇特的经历，同时也力图让局外人知道农业税征收中曾经长期存在的另外一种被遮蔽和切割的现象。[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