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场业主上京了
石场业主上京，杨宏军被治安拘留，让挨过了新年的石场风波再掀高潮。
2月中旬一个周四的上午，我向未理明打听石场关闭事件的最新进展，他告诉我，昨天已经正式封矿，区里和镇里去了很多人，然而，业主们仍然坚持他们的要求，没有放弃，当天下午，他们就结伙赴京上访。
业主们刚一离开，镇里就得到了消息，并决定马上组织拦截，“武镇长已经带着人进京去了，一定要把人找回来，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业主的消息”。
我连忙给老罗打手机，想知道一些更为详细的情况。手机通了，却没有人接听，一连几次都是这样。我去了小镇酒家，也没有人，只听服务员说他昨晚回家很晚，现在不知道上何处去了。我又去陈志华家，陈书记不在，但他家里的人告诉我，老罗上北京了，接人去了，早晨走的。我马上联想到了石场业主进京一事。
钱跃进向我证实了老罗上京的消息。他告诉我：“因为区里始终不答复业主的赔偿要求，并且正式封矿，业主们最终决定进京上访。政府这边知道后，也去了10个人，要尽可能把人接回来，以免造成不好的影响。老罗与业主关系熟，为了工作的方便，也随武镇长去了。”
“业主上京的事是土地所王所长给林书记打的电话。王本人也有一个场子，他不敢去，但他老婆去了，实际上他是等业主走了以后才打的电话，这样，他两头都兼顾到了。”
“哦？”如此复杂的问题却被王所长处置得如此简单！
“杨宏军被扣一事是因为私藏炸药的事情。”
让人吃惊的消息都赶到一块儿来了，看来，石场的事情真的闹大了。
“他哥哥也被拘留了。按管理规定，炸药从库里领出来后用不完必须回收，不能私自留下来，私藏炸药是违法的，如果引起严重后果还要严处。宏军也是活该有事，封矿后，治安科的人上山检查，在宏军家的门口发现包炸药的纸，就进屋检查，结果收了10公斤出来。当时杨宏军不在，就问他哥，他哥说是他放的，结果他哥被拘留了。宏军知道后，打电话问老罗怎么办。老罗劝他主动到区公安局自首，这样，在我、老罗，还有派出所所长的陪同下，杨主动去了区公安局，现在被关在看守所里。宏军这一次恐怕会有事，像这种事情要说重就很重，前年有一个老板就是私自弄炸药开采，结果人被抓，最后被罚了五六万元才了结。”（附录1：181）
正说着，民调主任周达民给钱跃进打来电话，商议大家一起去看杨宏军。不一会儿，秦村的几个年轻干部都来了。钱跃进说，没有熟人可能进不去的。周达民便给镇贤酒楼的男主人罗八打电话，说他有熟人，让他想办法电话那头，罗八一口答应。于是，我们租了一辆面的到镇贤酒楼接罗八，又一路往大江区公安局驶去。
进了公安局的大门，找到看守所的探视室，罗八给他的朋友打电话，说想请他帮一个忙。不一会儿，杨宏军兄弟俩便出现在探视室的里端。探视室分为两部分，里端与号房相通，外端供探视人员使用，中间以三道铁栅栏相隔，其间的间距在五六米，外端的铁栅栏上还装有一层细密的铁丝网，这样，里外相互能够看见，也可以说话，却无法接触，更无法传递物品。
看上去，杨宏军兄弟俩的神色还不错，比我想象的镇静，看来已经度过了最初的惊恐，只是说里面太无聊，什么事也做不了，如果没有书报看就只能干坐着，而进来时随身物品都被搜走保管起来了。“早知道就多带些报纸进来，好混时间。伙食很差，又贵。”杨宏军淡淡地谈起他的感受。
周达民问他怎么这么不小心。周是在责备他没有把炸药藏好。
“太忙了，没顾得过来。”
宏军哥：“我本来是想顶替他的，想让他在外面活动，没想到都进来了。”
“这种事还顶得了？”
我说：“看来你这辈子还得遭受牢狱之灾。”
杨宏军苦笑。
钱跃进：“石场的人都上北京去了，政府这边也去了不少人，这一下政府要花些钱了。”
“那是，一点儿不赔怎么说得过去。”杨宏军仍然惦记着石场的事情。
我们正谈着，一个人从探视室里端的门洞里冒了出来：“你们怎么不花些钱，好让他们早点儿出去？”
杨宏军未说话，大家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此人又消失在探视室里端。
“这人是看守所的吗？”
杨宏军没有回答，只是摆了摆手，表示不是。
于是，我们明白了，这兴许就是人们常说的“号霸”。
我们又问杨宏军兄弟俩需要什么东西，他们说：“不要，可能的话，带点咸菜进来。”
探视时间很快结束，杨宏军兄弟俩消失在探视室里端的门洞里面。
我们一行人在路经看守所登记处时，一位身着警服的中年人要我们替宏军兄弟俩把伙食费交了，又要我们为他俩买点东西进去，“这么多人来看，不买点东西，看么事看？”罗八知道，这里的东西很贵，又打电话给他的朋友。电话那头，罗的朋友要身着警服的中年人听电话，中年人边听边点头。这样，周达民才赶紧上街买了两条烟，又在登记处的货架上买了几袋咸菜，一起交给中年人，让他转交给杨家兄弟。最后，周达民又补交了300元伙食费，这场探视才算结束。（参见附录1：182）
当天晚上，在政府干部的学习会上，林书记通报了石场老板集体上访一事。林书记说：“昨天下午，石场业主集体进京上访，情况突然。我与武镇长商量，决定兵分两路，我在家镇守，武镇长带人赶往火车站劝阻，从6点多一直守到10点多最后一班进京的列车，都未拦到他们，可能他们下午就走了。这一次，业主一共去了17个人，涉及我们镇的是12人。经商议决定，镇里和区里组织了10个人的工作专班于今天早晨赶赴北京，但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与业主取得联系。
“出现这起事情，说明我们的思想工作还是没有做到位，责任也没有尽到，尽管我和武镇长事先都上了对象户的门，也有思想准备，但事到临头还是让他们走了。而且，我们的反应也比较迟缓，人都走了才知道消息，这件事应该好好总结。下午，我已经向区里做了汇报，区里指示我们下一步要尽快把人找到，劝说他们回来，最好是不要上访，尽量减小影响。
“人员返回后要做好思想工作，但是，处理整个事情的原则不能变，这就是：第一，补偿没有，因为这是你业主去年自己主动提出来的，双方也签了字画了押，不能说变就变，节外生枝；第二，业主们提出要整体搬迁，这一点很难，但允许他们在区里可开采的地方重新选址，选定之后，在办证方面政府给予照顾和优惠；第三，业主们提出来要退还电改增容费，区里认为可以酌情考虑，正在协商。”
林书记又说：“上访不可怕，有区里给我们挑担子，这么大的行动没有一点儿震动也不可能。所以，事情发生了，我也不责怪大家，因为站在业主的立场上，这也关系到他们自己的利益，工作是不那么好做。但是，人接回来以后，工作一定要继续做，他们在北京得不到结果，可能回来以后还会闹，大家要有准备。”
那天晚上，林书记的办公室很晚都还亮着灯，而具体负责此事的未理明副书记也一直保持着与区里和北京的联系，他要不断地把区里的部署转达给身在北京的武镇长，又要设法与业主们取得联系。看得出来，对于整整过去了一天还没有与业主取得联系的现状，未理明十分焦急。夜深了，他还在布置企业办的干部上老虎尾去观察动静。未理明告诉我：“这些人肯定已经从家属那里知道政府的人跟去了，就与我们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戏，不接我们的手机。我们的人已经去了国家信访局，发现业主还没有到那里去，可能他们是先去玩，有意在躲避我们。”当然，话又说回来，就是在信访局门前撞上了，也只能做工作，不敢强行阻拦的，这一点未理明也很清楚。而他现在最为着急的，就是不知道这些人的行踪，不知道行踪，工作就无法开展，也说明工作没有效果。未理明没有心思休息，不停地拨打电话，想通过业主的亲戚、朋友与他们联系。看得出来，业主进京给小镇政府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对于这种压力以及它可能产生的一些无法预料的后果和影响，并不是林书记一句“上访不可怕，有区里给我们挑担子”的话就化解得了的，也许更不是一句不赔偿就能够挺得住的。作为基层领导，区里给你挑担子，你又如何给领导分担压力？尤其是在涉及社会稳定这样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上，一旦触雷，就是任何事情都可能会发生的。
第二天一早，未理明告诉我终于与业主联系上了。“我们通过许多关系给他们打电话，希望他们能与上京接人的政府干部见面，不要把事情闹僵，不要进信访局的大门。业主们答应见面了，约好今天上午在天安门广场左侧的国家博物馆前与武镇长见面，不过，为了防止万一，我们也分了一部分人去信访局门口堵人。”
听未副书记这样一说，我也感觉到了一些刺激和紧张，这还真有几分电影上的味道！
“这件事情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我问未理明。
“按说一点儿不赔也说不过去。去年上半年决定关闭时本来也是准备赔一些的，区里准备仿照云龙乡关闭石场的先例，一家赔个三五万。但去年6月业主们又主动提出延期半年关闭、不再索赔的建议，我们当时觉得可取，就向区里汇报了，毕竟这样能减少一些损失。区里经过研究，认为这个方案如能成功，代价最小，就同意了。为了防止业主反悔，就签了协议，搞了公证。现在，业主抓住公证时他们不在场这一点，不承认公证的结果，又提出要退还电改增容费。这些问题，现在扯起来都是麻烦，可以说各人都有各人的道理，我们也不一定就有胜算。”
“准备怎么应对呢？”
“首先是争取他们不上访，把业主接回来谈，不到信访局挂号，内部消化是上策。挂了号等于就把政府前段时间做的工作都否定了，但就是挂了号也还是得按区里的布置操作，镇里说到底是一个执行的问题。”
未理明说得对，在石场关闭一事上，实际上从一开始，镇里所扮演的就是一个执行者的角色。作为行政机器上的一个环节，镇里必须执行区里的决定，然而，作为一个有别于区里的利益主体，镇里在这件事情上还真是有些吃力不讨好。不赔吧，像现在这样出了事情得由他们去处理；赔吧，到头来可能还是区里开口子，镇里来买单，让渡的还是镇里的利益。所以，镇里其实很矛盾，一方面他们并不想有意为难业主，但另一方面为了镇里的利益，他们又不太愿意区里面改变不赔偿的决定。但是他们也知道，石场业主每一家的投资都在几十万，说关就关，没有一个合理的解决办法是很难让他们服气的，这也是他们在延期关闭不提赔偿一事上“言而无信”“出尔反尔”的原因，就像现在区镇方面抓住与业主签有协议而不提赔偿一样，都是基于利益的考虑而采取的一种东方式的智力游戏。所以，“要想风平浪静地很快了结这件事情，恐怕没有那么容易，可能最后政府还是得拿一点儿钱出来”。未理明此时将自己假设为一个中立者，这样分析事件的走向与结局。（参见附录1：183）
不过，眼下的一切倒来得比未理明所想的更为顺利，业主们很快就被接回来了，而且居然没有去上访！这是周六一早从政府传出来的消息。
从业主周三赴京，周五双方接触，到武镇长周六早晨将人接回来，政府这几天的辛勤工作终于没有白费。业主们也表示他们更愿意在谈判桌上解决问题，上访只是一种被迫无奈的选择。看来，武镇长和业主们在北京似乎找到了对话的基础，事件有了转机。于是，我马上去找老罗，了解他们的北京之行。
老罗向我讲述了他们的北京拦访：
“周三下午4点半，林书记打来电话，说土管所王所长来电话，采石场老板集体上京了，他老婆也去了。实际上，王是等人走了以后才打的电话，他说他也是才知道的。林书记问我是否知道，我说不清楚。不一会儿，武镇长就开车来找我，要我一起上老虎尾了解情况。我马上给郭德银打电话，问他在哪里，郭支支吾吾，说在区医院招呼他爹，他爹病了。我们就开车去区医院，到了楼下，我打电话要他下来，可他又说到他哥那里去了。我说，这前后才五分钟，你就走了？你肯定不在家。但他不承认。我们由此判定他们的确进京了，估计他们应该坐晚上的车，武镇长就马上组织人到火车站去拦阻，没有拦到，我们又去了西站，一直候到晚上11点钟再也没有进京的列车为止，还是没见到人。我们就跟林书记汇报，林的意思是要不惜代价上京拦截。于是，我们当天晚上就买了第二天早晨8点40分的飞机票，一共去了10个人，有区信访办马主任、政府干部、企业办主任、派出所干警和我，由武镇长带队。9点40分到的北京，一下飞机我们就直奔国家信访办。这地方不太好找，在崇文区的一条小巷内，一个大院子，门口挂着三块牌子，分别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人民来访接待站、国务院办公厅人民来访接待站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人民来访接待站。(5)到那里去的人很多，一条巷子都是人，有上访的，也有像我们这样去拦访的。
“区信访办的马主任常来这个地方，与里面的人熟。他与工作人员联系，问是否有我们那里来的17个人上访，如果有请立即通知我们，如果能不予登记最好，因为登了记信访办就会通知省里，省里就要点名。结果，发现业主们并没有到，后来一问才知道周四下午是政治学习时间，不接待。这一下我们放心些了，毕竟比业主先到一步，兴许事情还有转机。这样，我们才安顿下来，住进了朝阳区的一家宾馆。下午，我们又分作两路，分别到国家矿产资源部和天安门去找人，还是怕出什么事情，但都没有找到，一直到6点过了才回到酒店。这之间，我们也不断与业主通手机，问他们在哪里，但他们都不说实话，说他们在××地方、在××地方，说是在买机械。其实，他们也知道我们在北京，但胡洪国承认他在北京，说是来走亲戚的。武镇长对他说，你就不要再扯谎了，你们全都上京了，我们也来了，你们住在哪里？有什么事情可以坐下来谈。胡洪国没有退路，不好再编故事，但他也不讲他们住在哪里，说这是秘密。武镇长又问今晚能不能谈，胡说不行，明天给你们答复。然后，他们全部都关掉了手机。
“我们又商量下一步怎么办，最后决定第二天还是兵分两路，一部分人由武镇长负责，继续与业主联系；另一路人到信访办门口去守株待兔。第二天一早，我们去了信访办。早饭之后，武镇长打来电话，说与胡洪国联系上了，他们答应在天安门广场见面，武镇长赶了过去，见胡洪国等人正在排队等候参观毛主席纪念堂。没有办法，只有一道排队进去，等瞻仰了毛主席遗容后，武镇长才用的士把他们接回我们住的宾馆。
“我们这边一直守到上午10点半也没见人来，我给郭德银打电话，劝他不要把事情做绝了，遇事留一线，回去好见面，有什么要求可以坐下来谈。郭没有回答，我又说，我们已经等在去信访办必经的路上，你们来了也进不去，最好还是考虑一下我的建议。有那么十几分钟，他把手机关掉，不接电话，但很快又打开了，说明他们也很矛盾。我问他在什么地方，他说他看到我们了，有几个人，穿的什么衣服，都说了出来。这说明他们就在附近，我们就派人到四周寻找，结果在一个公厕门口把刘玉林碰到了。我们对刘说，又冷又饿，还捉么事迷藏？找个位置谈谈，又问郭德银呢，刘说他早就跑了。你看，这都跟小伢一样，好玩得很。我们将刘先带回了宾馆。
“这一边武镇长与胡洪国倒是谈得蛮好，我们回去时，见他们有说有笑的。胡把他们住的地方告诉了我们，在天安门附近的一家小客栈内。姚学明就找了一辆交通车去接，结果，人全都在那里，我们就把人拖回了酒店。
“在酒店，武镇长又给业主做工作，说，区里高度重视这件事情，上访并不能解决问题，大家应该坐下来谈，并承诺绝对不会要大家卷铺盖走路，一分钱不给，但要按你们的想法赔也不可能，给多给少，总要回去谈。业主那边，其实也不是非要来告状的，他们也知道上访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主要还是造声势，逼政府响应，因为在上访之前，政府不谈钱，但一上访，区里终于松口了，所以，他们卖了两个关子，也坐下来谈了。这样看来，他们也还是留有余地，没有公开把脸撕破，材料也没有递上去。
“我们决定坐当晚的火车回来，业主提出来要玩，我们说这么多人，安全出了问题政府负不起责，只同意在附近找个地方玩半天，就去了恭王府，晚上就坐上了回来的火车。”
老罗讲得很精彩，像一篇短篇小说，他有这个口才。我又问他作为一个中间人到底如何看待两边的立场，他说：“政府开始关这个场子，想不谈赔偿，的确把问题想得很简单。别人都是合法经营户，你不能一会儿说开，一会儿说关，搞得人心惶惶的。可政府也的确有他们的难处，真的要赔，数额还不小，区里舍不得出这个钱，镇里更不愿意出，像云龙乡那样，区、镇两级就出了100多万元。本来关场子对镇里就是有损失的，但他们又没有决定权，只能执行。作为业主那边，后面肯定也有人指点，听说他们咨询过律师，所以，每一步都走得恰到好处：你不解决，我就上访；你有响应，我就跟你谈。没有把事情闹到国家信访办去，这说明他们也清楚只有谈才能解决问题。但我估计政府就是要赔，也不会赔多少，主动权还是在政府一边。
“我自己在这件事情中的作用就是以一个真实的人的身份出现，事情归事情，人情归人情，政府要我做工作，我得做，但我个人跟老板们的关系还是不错的，跟他们之间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地方，他们要传什么话，表达什么意思，我都尽可能去做。
“不过，按我的真实想法，我还是情愿在北京能晚两天找到业主，这样也可以多玩几天。”（参见附录1：184）
后来，我又从其他当事者那里印证了老罗的讲述。
郭德银说：“这次上京，我们每个人都带了三五千块钱，做好了在北京待上一周的准备。但我们也没有想把事情做绝，我们也都知道，就是要解决问题也还是要回来谈。这次去本来就包含有试探政府态度的意思，因为事先几次与政府对话，他们都闭口不谈赔偿，所以，我们此行就是要看看政府的反应如何。如果派人来找，说明他们也不愿意把事情闹大，那我们就回来谈；如果他们不为所动，我们就只有把事情做到底，把材料交上去。我们一离开家，就知道政府的人跟来了，我们决定先回避一下，后来看到武镇长一个劲地找我们，并表示愿意谈，区信访办马主任也跟来了，说明区里也有了反应，我们就决定跟他们见面。我们做了两手准备，这边在博物馆前和武镇长见面，那边分一路人马去信访局，看谈的结果再决定那边如何动。结果两边都碰上了。政府答应回来谈，并为我们买好了当晚回来的车票，这样我们也就都回来了。我们也没有准备把脸撕破。不过，大家现在有些怪我们几个代表，说跟政府联系早了，害得大家没有玩好，可我说大家不是去玩的，还是要以大局为重。”（附录1：185）
姚学明：“双方都在斗智，都把对方的牌算得很清楚。业主的目的也主要是向区里施压，以促使他们重视和解决。应该说，他们的这个目的也基本上达到了。所以，在北京见面之后，武镇长也主要讲了三点意思：1．你们上访的目的已经达到，你们上访就是要引起区里的重视，你们前脚走，我们后脚就跟来了，说明区里很重视；2．区里已经有一个方案，准备酌情给予一定的补偿，但具体的方案只能回去谈，不可能在这里签什么协议；3．你们要来北京玩，也玩了，这个目的也达到了，也应该回去了。
“当时胡洪国还跟我开玩笑，说早知道这么快就回去，还不如晚几天再与你们联系。我当时问他，你们是来玩的还是上访的。胡说当然以上访为先。我说，那你们就应该以解决问题为重，不要想怎么玩，你们耗不过我们，你们在北京吃、住都是花自己的钱，我们是出差，在经济上你们就拖不起。你们有时间，但我们可以长期派几个人盯在这里，这是我们的工作。这样一说，他们才不开腔了。其实，他们也还是想跟我们谈，还是比较配合。”（附录1：186）
武镇长：“总的说来，这些老板也还是给了我们面子。他们当初写信表示延期关闭，不提补偿，后来又不认账，也不是不可以理解，毕竟关系到他们的切身利益。听他们说如果解决不好，还要上京，这一次可不能让他们再走了，否则这工作又白做了。
“现在关键的问题是赔多少钱和由谁来出这笔钱。站在区里的角度，当然是希望由各个部门分别消化；站在镇里的立场上，就不愿意出钱——又不是我们要关的。如果像上一次区里解决云龙乡那样，区里和镇上就共出了160多万元，这可是一笔大数字啊！”（附录1：187）
如果将石场业主和区、镇方面这场基于经济利益而展开的博弈置于中国乡村政治的具体场景，而非某种抽象的国家—社会二元关系的理论格局中来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官民双方在这场博弈中所采取的实际上都是一种既向对方施压，同时又给彼此留下调整关系余地的行为逻辑。这表现在石场业主方面就是，即使是基于十分尖锐的利益对立，决心以上访这一从总体上看为体制所容纳，从局部范围看却意味着对地方政府告状的形式来捍卫自身权利的他们，在不到万不得已之时也仍然在小心谨慎地给自己与区、镇方面的关系留下可以回旋的空间，并不想将自己置于与政府完全对立的地位。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事情要得到解决，依靠遥不可及的高层权力垂询并不可靠，事情到了最后也还得依靠近在身边、须臾不可回避的具体可感的地方权力的关照，也就是回到林书记所说的“石头飞上天也要落下地”的逻辑上来。退一步说，即使出现高层权力直接过问这样的奇迹，赔偿政策的具体操作也还得依靠本地政府，因此，业主们在维权时也总会考虑不要将彼此的脸面撕破。更何况地方场域中官民的互动并非就仅仅是围绕着某一特定的事件—过程而发生，它更为广泛地还体现在有形与无形并长期绵延的一种渗透于乡村生活方方面面的日常化领域，在这些方面，业主们是无法不依赖于区、镇政府的。所以，石场业主在维权之时也不能只想着维权本身，他们还必须顾及在日后更为广泛的经济社会活动中与地方权力系统无法割断的种种联系。[4]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注意到业主在此阶段对政府所采取行动的一个特点，即此时上访的目的，与其说是业主们力图越过地方，直接向高层权力进行“诉怨”和“告状”，不如说是他们要通过上访的姿态来对地方政府进行施压性试探，而所借压力就是前文所分析过的政治与社会稳定这个敏感问题。业主们知道，在我们这个行政体系的内部考量中，政治与社会的稳定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而有无群体性上访和闹事从来就被视为这一目标是否达成的一个重要标志，所以，上访的姿态就可能会给基层和地方政府带来某种压力，让他们感受到有可能因此而被置于高层“权力的眼睛”监视与评判之下，并面临被质疑的风险。业主们期望地方政府会因此做出相应的让步。
应该说，业主的算计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任何地方政府基于维护自身工作业绩与政治形象的考虑，都不希望在本地区内出现群体性上访事件，这也就是前段时间区、镇方面既要关闭石场，又要防止业主上访的原因。由此，上访与拦阻上访的互动所要博弈的筹码，实际上就是地方政府的荣誉和面子。如果业主不使用这一筹码即能达成目标，可谓全胜，但事实上这几乎没有可能，业主只能以上访的行动或姿态去试探政府的反应，并由此去挤压政府的选择空间，即以触动政府荣誉和面子的手段去换取对方在利益上做出某种让步。可以说，这几乎是业主所能使用的唯一筹码，所以，即使是为了不上访就解决问题，也必须做好上访的准备。而在政府一边，如果业主真能够如他们所曾“答应”（不管这种“答应”是基于主动还是一种被动情景下由弱者施展的权力反抗谋略）的那样不索赔就自动关闭采石场，也可谓全胜，但区、镇方面也知道事情关系到对方的重大利益，恐怕不会如此顺利。于是，他们要求业主在关闭协议上签字后，又单方面对协议做了公证，目的就在于借助于法律使自己在未来可能出现的矛盾中居于主动。从事情的整个发展过程来看，区、镇方面实际上也采取了一个边走边看的方针，如果业主顺从，事情就此作罢；如果业主反应强烈，实施上访，为免使事情闹大可能给地方形象带来的负面影响，政府方面也准备退而求其次，由不谈补偿到给予一定的补偿。在这里，地方的荣誉与面子无疑是政府是否让步的一个核心考虑。事实证明，业主们很好地利用了政府的这一心理，充分运用了博弈的筹码，通过上访的姿态使让步的可能变成了让步的事实。
“业主的目的基本达到了”（武镇长语），当面临不赔偿与有限补偿可能给地方带来完全不同的政治影响的选择时，政府适时地调整立场，选择给予有限补偿，而业主方面也适时地终止上访，让政府保全面子与尊严。于是，政府也顺势鼓励业主的行为，认为他们顾全了地方的大局和政治荣誉，并把这解释为愿意继续与石场业主协商解决纠纷的原因，由此也给自己找到一个转变立场的台阶。
在上访的业主返回小镇之后不久，杨宏军兄弟也获得释放，这一是因为他们的行为没有造成严重后果，二是因为杨宏军能够自动投案，加之老罗等人从中斡旋，他在为自己的违规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以后，没有被进一步追究。石场纠纷中的这一插曲就这样结束了。
就在业主们返回小镇后的星期一下午，在政府会议室内，区、镇相关部门的负责人与石场业主选出来的5名代表进行了回镇之后的第一次对话。对话会上，林书记和区信访办马主任再次强调了政府方面解决问题的诚意，并要代表们把他们的想法都讲出来。林书记强调：区、镇方面一直都很重视石场问题，当时之所以同意延期至2003年年底关闭，也是考虑到了业主的意见，区、镇还为此专门开过协调会，形成了会议纪要。年初的关闭也都是按照事先的部署进行的，这一点业主们事先应该清楚，后来有反复，并为此上访，政府也表示理解，但关键是要坐下来谈，有什么具体要求可以提出来，再研究。郭德银则代表石场业主具体提出四个方面的赔偿或补偿要求：一是电力设施的投资损失，即开办石场时为进行电力增容缴纳的电力增容费和购置扩容设备的折旧费；二是办理证照的手续费和因证照未到期所导致的各种生产损失费；三是各种生产资料投资未收回的损失费；四是石场设施拆迁补偿费。这四个方面的赔偿、补偿要求加起来，平均每个场子为30万元。业主代表还具体就每一个方面的赔偿、补偿依据提出了细目，并整理成文字资料上交政府。
对于业主们提出来的要求，区、镇部门负责人要求进一步细化，详细说明理由，并提供相关原始凭据，又对不应退赔的事项提出了他们的看法。例如证照费用，如果已经到期，就不存在退赔费用的问题。(6)再如安全生产培训费，如果已经参加过培训，发过教材之类的资料，也不存在退赔。电改费用则要提供相关原始票据，如果票据已经丢失，可以到电力部门查询。拆迁费用则要进一步准确，不能过于笼统。对于业主因扩大再生产增加的生产资料投资的赔偿，政府方面表达了与业主不同的意见，认为投多少资是由业主实际的生产规模和生产能力决定的，而且石场在2002年本来就决定要关闭的，后来是在业主的一再要求下又才决定恢复生产，所以，业主对于自己的生产性决策理应承担一定责任。而且，生产资料在转场后还可以继续使用，政府也将在转场方面提供政策优惠，所以，业主不应对赔偿抱有太高期望。经过一下午的对话，电改费及拆迁补偿成为政府在原则上同意可以进一步协商的事项，其他费用政府没有让步。
这样，通过上访，业主们推翻了半年前经由自己签字“认可”的石场于2003年年底关闭、不提赔偿要求的方案，逼迫区里回到给予一定补偿的最初思路上来。而围绕着赔偿的内容和数量，双方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较量。（参见附录1：188）
(1) “兴”在这里仍然是种的意思，见前文的“兴鸟藠”。
(2) 拐子，当地方言，兄弟的意思。
(3) 后来的事态发展说明，农民的这种考虑有一定的道理，果然在第二年，中央政府就宣布5年内在全国取消农业税，而H市也随即宣布从当年起在全省率先取消农业税。
(4) 这也是我给自己定下的一条规矩，为了不影响事情本身的变化逻辑，我应该尽可能地做一个置身事外的冷静、客观的调查者，尽量不以各种方式卷入所调查的事情之中。
(5) 原话如此。
(6) 例如，矿山安全生产许可证本来就是一年一审，一审一交钱，而采矿许可证上规定的生产期限是2002年6月20日至2004年6月20日，尚差半年到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