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关怀与策略的自白
本书所展现的是一个有关乡域政治实态的故事，故事由若干组相对独立却又互相联系的事件交织而成，这些事件虽然复杂，各有脉络，却又有如一棵大树的巨大树冠，内部始终存在着可以清晰辨理、回向根系的枝蔓结构，而生成这一结构的，则仍旧是在当下有关乡村治理研究中居于核心位置的基层政权、村级组织和农民的生存与互动逻辑。所以，如果将本书的叙事文体置换成为学术分析的话语，便可以清晰地看出，笔者所欲探讨的，仍旧是国家—社会理论视角下一个有关基层政权、村级组织和农民在复杂的互动结构中博弈共生的主题。笔者欲通过对这一主题的探讨，在乡域社会的日常生活世界中展示一种流动的政治事实和实践的政治关系，以探求和发现蕴藏在这些事实与关系背后的乡村底层治理之谜的谜底。（借用孙立平评应星著作语，转见应星，2001：封底）
就我个人的学术理路而言，这是一项承接“双村的表达”的研究，（参见吴毅，2002）是又一次以“叙事”方式，甚至是更为彻底和典型的“叙事”方式切入当下乡村治理研究的尝试。相对于前者那种长时段、历时态的村庄记述，本项研究更加注重对当下时刻（时段）乡域政治运作过程的多层面展示与剖析，以求在多重复线展开的“叙事”之中去求得对研究对象更为立体的体察和理解，而相对于“双村”研究中那仍旧明显的结构化布局谋略和分析性语体表述，本项研究又是一次通过“过程—事件”分析的研究策略和故事化（甚至“准小说化”）表述形式去洞察与解释底层政治、切入当下乡村政治研究的实践。在这个意义上，我把本书看作“双村的表达”的延续和推进，同时也是笔者在完成了自己对20世纪中国村庄政治变迁的纵向分析之后，向当下乡域政治研究领域的拓展和抬升。
自从完成“双村”一书之后，我就有一个愿望，希望自己在粗针大线地勾勒出20世纪中国村庄政治变迁的个案图谱之后，能够有机会以更加细腻的笔触和更为场景化的叙事去展现当下中国乡村政治的某种类型化和地方性的动态画卷。这样做，从我个人的角度讲，是为了弥补因为长时段的历时性再现研究所容易造成的对复杂多变、纵横捭阖的乡村政治关系的条块切割和线性化处理，确立自己对现代化转型期乡村政治实践的更为复合和立体的理解；从参与学术对话、推进学术发展的角度讲，则是力图通过更加细致的个案研究去反思既有研究的局限，在“叙事”之中表达理解的立场和研究的信仰。因此，本书是在自觉地归依《金翼》（林耀华，1989）、《叫魂》（孔飞力，1999）、《王氏之死》（史景迁，2005）等“叙事”性作品的学术传统，以“讲故事”的策略去承接与更为宏大的学术关怀的关系。
在既有的关于当代中国政治的研究中，底层微观政治当属一个比较薄弱的环节，即使是由于上个世纪90年代以降因为村民自治实践而激发出对农村“草根政治”的研究热潮，在方法论引领的意义上，它也仍然不占据学术高端的位置。既有的乡村政治研究在方法特征上向人们所展现出来的基本上是宏观政治研究特征的微缩景象，并且也多是以宏观政治研究中所惯常依循的理路去处理微观政治的材料（通俗地讲即所谓“从上往下看”），因此，学界对于宏观政治研究特征的若干评论，在一定程度上也适用于对乡村底层政治研究方法状况的评价：注重正式制度与组织结构的铺陈；围绕政府与准政府组织的职能分区去“构制”基层政治与行政过程的内容；重视以既有政治学或行政学概念去切割和填充微观政治的经验。这些特征莫不反映出某种宏大关怀下的结构—功能主义方法论的底蕴，而由此展开的乡村政治研究在有助于条分缕析纷繁复杂的乡村日常政治的同时，也易于使这一政治的若干非体制、非结构和非正式的特征被遮蔽和忽略。尽管因为易于接近的原因，较之于高层政治，人们更容易观察到底层政治过程与日常生活的关系，因而也更加重视对其经验性的展示，更加重视对政治的社会基础的研究，（贺雪峰，2003）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结构分析所导致的对经验材料的“移情性”处理，但是，科学主义结构化文体表述方式本身所具有的种种“再制”经验的功能特性却是无法彻底消解的。
人类学民族志叙事文本和作为研究立场而凸显的“地方性知识”视角的引入，无疑有助于化解结构—功能主义在处理理论与田野经验关系时所遭遇到的矛盾，故而，持此研究立场的乡村政治研究无疑更加关注乡土政治中种种非正式、非制度和非结构化的面貌，并且也注意将作为文明社会的大历史和复杂的国家情态作为影响变量引入微观的乡村政治研究之中，注意处理宏大而悠远的政治文明模式与微观乡土情景的互涵与际遇关系，（参见王铭铭，1997）而格尔兹所倡导的“深描”方法也确已成为他们分析和揭示这种关系的利器。但是，以科学主义为圭臬的结构化文体表述本身，却仍然使人们在展示和还原经验的复杂性、流动性与自洽性时遭遇到方法论上的局促。的确，只要我们还在有意无意地讲述“规范的故事”，（Van Maanen，1983、1988）[1]以某种去情景化和去过程化的化约主义方式来对待和处理经验材料，即使我们有意识地由结构分析转向故事叙述，经验展示的非“地方化”和“可旅行性”就仍然是难以避免的。这种非“地方化”和“可旅行性”的经验对于构建各种“科学化”的“形式理论”无疑非常有用，（参见陈向明，2000）并且也是一切政策科学得以成立的基础，然而对于经验之意义的“解释性理解”（interpretive understanding）却可能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这种对于经验意义的“解释性理解”要求研究者将经验置于特定的发生场域中，尽可能彰显经验作为生活本身的完整性、复杂性和自洽性，在对作为研究对象的特定过程—事件的观察和体验中去确立相应的分析和意义建构。由此，我们才看到了近些年在国内逐渐流行起来的诸如《林村的故事》（黄树民，2002）和《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应星，2001）这类作品的文体方式在进行“解释性理解”时所具有的独特优势。对于这种独特优势，孙立平在方法的意义上总结为在由静态研究转入动态的“过程—事件”分析中去呈现复杂社会关系的实践形态。在孙立平那里，过程本身已经成了一种独立的解释变项或解释源泉，也成了对社会事实本身的一种新的假设，即在对作为社会事实而存在的动态的过程—事件中去寻找那些在静态结构中无法显现的因素与出人意料的变化，去探求过程本身对影响事件走向和结果的不可预知和把握的作用。由此，即要求将研究对象的呈现由一种结构化表述转化为一种故事文本的叙事，在对这一故事文本的描述性建构中去建立起理解和分析，在动态的、历时性的情景呈现中去把握研究对象之复杂的、随机的和充满偶然的因果序列。（参见孙立平，2000）受此启发，讲故事作为一种研究策略于我而言，更成为在双村的研究之后继续进行关于乡村微观政治的研究时所自觉选择的方法归依。
讲故事作为一种学术表述的方式自有其历史的脉络与路径，它以特定的话语形式来表达关于这个世界及其结构和进程的体验和思考模式，（参见海登·怀特，2003）以叙事来展示意义的自我解释。（参见陈新，2005）但因为本书不是一篇务求格式完备的学位论文，而只是想通过故事建构来寻求关于当下乡域政治的意义理解，也就不准备细致梳理与展示作为故事“叙事”的学术历史，我们只需要明白，学术的探幽入微之路从来起自多元而非一元，即可明了此中之智慧。我相信，随着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愈益拓展，尤其是在历史学和社会学近年所表现出的力图以“叙事（述）”来克服科学的历史编撰学信仰所导致的“非人格的”结构—功能化分析的若干弊端之后，（参见卢晖临《迈向叙述的社会学》，2004）我在这里讲述一个处于改革和开发之中的内陆小镇的故事，并借此介入当下中国的乡村治理研究，大概是不会再招致质疑了。因此，我有可能比那些以故事方式去完成博士论文的学生幸运，不至于被导师们视为在浪费珍贵的材料，也不至于屡屡遭受故事是否学术及知识之真实与普适性的偏执考问，因为随着学术反思的加深，知识的真实与普适性这两个问题本身也成为需要我们进一步反思的对象。因此，本书的“叙事”所需要认真应对和回答的就主要是：通过小镇的故事去切近当代中国乡村政治关于基层政权、村级组织与农民关系的互动研究时，究竟能够因此而较传统的分析性表述多呈现出哪些新的观察视野，进而发现什么样的新知识，并且是否能够借此更加深邃地洞见乡域政治运行的复杂结构。
透过故事，我所要探讨的是乡镇政治的运作过程及其影响机制，对于这一过程与机制在乡镇基层社会的展开与铺陈，我称作“乡域政治”。乡域政治作为一个相对于村庄政治的概念的提出，肇端于我所在的一个交往紧密的学术群体，贺雪峰、仝志辉等人都曾经在非正式场合使用过这一概念，尽管他们并未对其做方法论上的阐释。而在我所使用的范围内，乡域政治中的“域”无疑是一个布迪厄意义上的具有相对自主意义的完整的时空关系网络（arena），而在此处则更是相对于已成研究规范的作为研究单元的村庄政治而言的。也就是说，“乡域政治”作为一种研究单元的提出，实则包含着我对将村庄政治提升到乡（镇）政治研究的方法论上的思考。当我从宏观研究进入微观领域的乡村研究时，我注意到我国学界既有的基层乡村研究的对象一般是村（自然村或行政村），这种明显受中国早期本土人类学研究传统影响的以村为考察单元的微观社区研究，在费孝通那里是有着明确的方法论依据的。费先生认为：“以全盘社会结构的格式作为研究对象，这对象并不能是盖然性的，必须是具体的社区，因为联系着各个社会制度的是人们的生活，人们的生活有时空的坐落，这就是社区。”（费孝通，1985）然而，这种起自于20世纪上半期的本土村庄研究，后来却遭到海外汉学界的质疑，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提出对于中国的研究不能局限于村庄，而必须综合对于文明史的考察来对中国做更为宏观的表述；（参见Freedman，1963）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提出研究以“标准集市”为单位的基层社会共同体，从而置村庄研究于一个缺乏方法论归依的尴尬境地。（参见施坚雅，1998）为了回应这一质疑，同时坚持村庄研究的方法论价值，后来的研究者围绕着村庄研究与超越村庄的社会实体及观念形态的互动展开了自己的思考，（王铭铭，2003）在这种思考中，即使是政治学的农村微观政治研究，也仍然在村庄找到了自己进行学术表达的场所。[2]
但是，上述诸多的思考多是在文化与观念形态的层面上去建构村庄研究的方法论意义的，而如若从地理空间层级的基层政治发生的角度去把握作为研究单元的村庄，则不难发现作为政治学意义的基层政治过程的确未必能为村庄所包容。考察现代民族—国家大体系背景下的乡村基层政治，我们应该承认，将研究视点放在乡（镇）比单纯放在村庄更为合适，尽管从韦伯的官僚政治理论的角度看，乡镇在相当多的时候也仍然只是这一政治过程的中间节点而非原发点。但是，相对于已经高度官僚化、科层化和部门化的县级政治而言（更不要说县以上的中高层政治），乡域政治无疑更能体现出乡村基层政治在体制与非体制、结构与非结构以及制度与文化的贯通方面所呈现出来的时空统一性和完整性。所以，我们看到，虽然不断有学者倡导以县作为研究农村政治的最合适单位，并以县作为一级独立政权所在地和地方经济文化区域的历史稳定性与延续性为佐证，但受制于某种操作上的困境——规模上的操作困境及体制与非体制、结构与非结构和制度与文化贯通方面的困境——却难以成功。所以，我们迄今所看到的为数不多的几部关于当代县级政治的研究著述，都始终难以摆脱以科层化体制描述替代对相应政治过程分析的困境，（杨雪冬，2002；周庆智，2004）反倒是完全不受这种结构和体制限制的地方事件史的研究更能让我们看到实然中的县域政治运行的若干断面。
但是，从方法论意义上看，地方政治事件史研究本来并不是作为对村庄社区研究的方法论反思而出现的，它也自然无法满足人们对乡村政治整体性透视的需要。因此，如何实现由村庄社区向乡域社区政治考察的研究单元的提升，确立对农村基层政治更合适的透视点，同时又吸取历史社会学在“时间性”的叙述中展示社会关系的独特优势，在乡域社会的时空结构中展现复杂多变的政治过程，就始终是我思考的一个问题，由此，才有了这部以故事方式去展示“乡域政治”之复杂面貌的著作。
以“乡域政治”作为研究单元来部分地解决有关县域政治研究在田野操作中的困难，并克服村庄政治研究在时空展示上的局限，可能是一个易于出新却又现实可行的方案，所以，本书所提出的作为研究单元的“乡域政治”概念，就包含了力图超越村庄社区研究的局限，在一个更大范围内更加完整和整体地理解基层政治的想法。既然是在布迪厄的“场域”（arena）意义上理解“乡域”，就意味着强调作为研究对象的乡村政治社区的时空化特征，而不是仅仅将其作为基层政权的层级结构来看待。在这个场域中，既不排斥乡（镇）、村、组层级区分的考察视野，又更加强调作为乡村政治过程本身穿插互切于各层级之间的逻辑展现，由此，“乡域政治”研究就并不等同于农村基层政治与行政体制的研究，较之于一种体制研究，它显然更加着意凸显一定时空关系网络中事件—过程本身所具有的社区整体感。本书就力图贯彻这一思路，它由乡村政府（组织）的中心工作、市场经济背景下的乡村城镇化开发、作为税费时代“农民财政”基础的农业税征收、农业结构调整和乡村组织对突发性官民纠纷的处置这几组故事的穿插互切构成。这几组故事的铺陈基本上能够涵盖和展示地处内陆、经济发展属于中等程度的小镇日常政治的基本内容与特征，即使有所遗漏，通过这些故事来透视小镇乡域政治的基本机制和内在逻辑也是足够的。而各组故事的展开、延续及其结局的呈现，基本上依循着特定过程—事件本身所存在着的时间顺序，并尽可能完整地给予呈现，以实现让故事走向的本身去预示结局和揭示逻辑的初衷。我想，由此也有助于体现场域化研究的特点。同时，在书中，我还尽可能清楚地向读者交代作为研究者的“我”与故事的遭遇关系，以便尽可能让读者与“我”一起去经历体验、理解与判断的过程。因而，本书显然不是那种要着意向读者灌输“客观”知识和可移植“不变”真理的规范化的研究，而是仍然力图在分析中彰显出场域化的特点——在这里，场域不仅是属于小镇自身的，同时也是属于作者和读者所共有的——我想，这大概才是田野个案研究的神髓。
我还要说明，本书之所以如此细致繁复地铺陈作为故事的事件—过程细节，是因为我相信，这些事件—过程绝非如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所视作的只是一些在暗夜里闪显着微光、亮了又熄了、最终为黑暗所吞噬的萤火虫或由环境所决定的海面表层的波涛那样对历史的发展不起作用，而是如葛瑞芬（Griffin）、阿明扎德（Aminzade）等人所强调的在时间性（temporality）的流程中呈现、对结局产生影响、对变迁的动因具有本体论价值的独立一环。（以上转引自卢晖临《社会学的历史转向》，2004）所以，对于将这些故事赋予文本之中心性地位的叙述性的建构，本身就埋设了作为观察和研究者的我对它们的提问、思考与解释的期待，即如“将一个行动置于一个故事的章节中，并且将此行动与该故事中以前的行动联系起来，就是一种理解什么‘引起了’此行动，因而‘解释’其发生的方式”的方法。（同前）所以，这种故事叙述的布局所反映的无疑是这样一种关切——一种相对于实证“科学主义”的历史主义关切，即相信与自然现象及自然科学相比较，社会和历史现象始终是独特的，因而对其进行观察和研究的方法也是独特和量身定做的，故事的逻辑和机理只有在故事本身的呈现之中才能够展现出来，小镇之“乡域政治”的呈现和理解也离不开对这些故事本身的叙述性思考。
当然，小镇的乡域政治是一个足够复杂、始终无法完全展现的多重面貌的故事与事件集丛，而作为一个研究者所能做的，不过是选取由他的问题意识所决定的关切角度的尽可能切近式的故事“再现”，因此，我并不打算隐讳自己的“再现”角度——本书主要是一个置身于乡镇政权组织和乡村干部“主位”立场的观察、思考、讲述和解释，而如果因此无法不忽略甚至是隐没基于其他角度的观察、思考、讲述和解释，那也只能是心存遗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