洲头的突破
2003年“五一”节前的一天上午，在镇贤酒楼底层的一间包房内，洲头村书记汪达海、副书记汪达江和副主任叶铭烈正在对四组村民于祖文展开一场艰苦的劝说，要他按照政府定下来的条件出让土地，配合开发，签字领款。当时我也在现场。需要说明的是，自从上一次在汪书记家里开过干部动员会之后，洲头村的全体干部就下到四组，对15户村民展开了“人包人”和“户背户”的工作，在这种强力的“劝降”攻势之下，15户村民中已经有约一半的农户经不起反复的缠磨，私下签字领款了。不过，谁签了字，谁还没有签，并没有在村民当中公开，据说只有汪书记一个人掌握着名单。而眼下正在进行的是又一轮的说服动员，在这种工作中，镇贤酒楼的包房这些天来似乎成了干群之间进行谈判和讨价还价的“战场”，那杯光酒影与烟雾缭绕之中同时隐伏着激烈的利益搏杀。
汪书记开门见山，将这些天来天天都得讲的话又对于祖文讲了一遍：“今年开春以来，我们就一直在做工作，但因为地价不高，老百姓不配合。这也难怪，老百姓不了解情况，老跟东西两边的园区比。但政府也做了承诺，今后价格起来了还要追加补偿，所以，现在无非是先给大家一部分，这一点，请大家相信。洲头又不是只有这一家开发，现在谈了6家，你们组是第一家开工的，大家有什么不放心的可以跟后面的比，政府和村里又跑不了，还能赖账？”
这一番开场白之后，汪书记便针对于祖文的具体情况“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了：“今天，我们在这里做你的工作，是于公于私的事情。于公，开发是大势所趋，不是说你们有几户思想不通就可以不搞的，工作到了位，实在不通也照样要搞；于私，我们之间是这个关系（指沾亲），你又是党员，现在已经有好几户签了字，如果你签字太晚，落到10户以后，就没得么意思了（指面子上不好看）。”汪书记十分懂得人的心理，他针对于祖文的情况，着意制造一种情景和气氛，让其不好意思不就范。
于祖文是一位中年男子，他长得敦厚朴实。面对汪书记的情景逼迫，他首先采取的应对之策是只听不应，等把情况摸清楚之后再做表态。
见于祖文没有反应，汪书记继续独白：“我们的运作是单线联系，只有我汪达海知道谁签了字，谁没有签，你要想知道，等签了字之后自然会告诉你。如果十几户都签了，你还没有签，那我们可以摊牌，到那个时候你就被动了。你是个明白人，不要搞得那么被动。”汪书记攻人攻心，他想要拨动的是于祖文心中那根猜疑、要面子和自我保护的弦。
“我老汪50多岁的人了，干不了多久了，可你祖文才40岁，村里还需要接班人，你是党员，应该明白这层道理。当然，我也知道大家相互之间比着，谁带了头都要挨通，所以，我这一次就不要你带头，但你也不能拖后。这是个么意思呢？我跟你媳妇讲过，要求你不能拖到10名以后去，这样，以后村里有什么提名，别人才不会说闲话。”汪又暗示祖文要配合村里的工作，争取得到在政治上发展的机会。
“我不是拿这个来拉拢你，但你有这个心，还得有这个名，今后能不能做到，就看你努不努这个力了。现在15户中，我们已经弄了7户，你应该争取成为第8户，再拖可就被动了。”
汪书记的策略很清楚，于祖文是党员，正当壮年，于是，这“上进心”三个字就成为汪书记打开于祖文“心锁”的一把钥匙。
祖文还是没有回应。
汪书记显得有些尴尬，见我坐在一旁，就转而对我说乡下的工作就是这样，要针对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办法，该谈心的要谈心，该打麻将的要打麻将，该吃饭的就要吃饭。为免使汪难堪，我接连表示理解。而这也确实是我的真实想法，毕竟我并不是第一次做深度调研，也从来没有把真实的干群关系看得如一些理论（如果也可以被看作理论的话）所昭示的那么简单。
汪达江副书记接上了话，问祖文有什么具体困难和要求。说只要合情合理，村里又有这个能力，就一定会想办法解决，“但是，土地征用的大政策已定，工作还是要配合的”。
闷了半天的于祖文开口了：“是不是方案一点儿都不动，还是4500元，土地也不丈量？一点儿让步也没有？我一家5口人，你说怎么维持生活？”
见于祖文终于说话，汪书记很是高兴：“这就看你怎么看了，有人把5万、10万看成是终身的，但我不这样看。我给你交个心，洲头搞成了，5000人要富，现在村里只有千把人，能做事的又只有几百人，只要你想做事，会有做不完的事。我帮你算一笔账，你现在种田，一家一年收入四五千，已经了不得了，可等开发了，你一人一天搞20元，一年干10个月，也是6000块钱，一年就是7200，你家两口子就是1万多。所以，只要你肯做，你的收入就永远大于现在。补偿再多，也不可能把钱存起来不做事，还是得做，种田是做，干其他事情也是做，但肯定比种田强，你不做，给你100万又么样？”
汪的意思是劝祖文不要仅仅只盯着补偿这几个钱，而是要着眼于开发所带来的长远利益。
但祖文有自己的想法：“你说的道理我懂，现在我种田，还打豆腐，以后田地占用了，照样打，但眼下这地价也确实太低，一个是价格比别人低，第二土地还不丈量，我们的面积被压了好大一块。”于所要求的是一个公正问题。
“我只能说这个价是暂时的，很多事情都要发展地看，不是一成不变的。”
“可等我把字一签，就具有法律效力了，这以后的事谁又说得清楚？”
“这个你放心，要相信政府和村里。村里有一个总的盘子，洲头就只有千把人，等村里的公司运作起来了，(1)我们的奋斗目标，5年以后，一个人一年坐在家里就要分3000块钱。再说，以后土地征用完了，农民还是不是农民？如果变成了居民，国家还有低保。总之，这是一个机遇，要发展地看，观念要变，不发展地看，就是1亩给你1万元又怎么样？你想，镇上的人没有种田，做点小生意，也过得不比我洲头人差。不是我瞧不起洲头人，干一辈子还是土瓦房，连红砖房都盖不起。所以，观念要变。”老支书倒是有资格说这样的话，因为他自己早就在镇街上盖房安家了。
看来，“观念要变”是汪书记今天要做足的第二篇文章，尤其是在于祖文提到地价低、土地又不丈量时，他就劝祖文要发展地看，不要老纠缠于眼前的利益。
于祖文也渐渐悟出汪书记这一避实就虚的劝说技巧，于是他一次次地把汪书记的话头拉回到地价和土地丈量上来。
“可是这土地并没有荒着，为何就不丈量呢？这不明摆着让我们吃亏？”
“你还是转不过弯来，要把务农变为经商，只能将补偿的钱拿来做本钱，这样就想通了。”汪书记再一次回避祖文的问题。话又说回来，他不回避又有什么办法呢？补偿价早就已经确定下来，作为村支书，他的责任就是配合政府做好农民的工作。
可倔强的于祖文还是把话题往回拉：“道理我都懂，但目前给的这几个钱又能够做什么？再说了，经商也是有赚有亏，不是说赚就能赚的。”
叶副主任插话：“可你也不能老盯着4500块钱吧？关键还是要把握机会。”
汪书记仍然一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的套路：“你才40岁，还年轻，开发后，干10年，如果找不到30万，我只能说你没用。”
于祖文针锋相对：“如果丈量土地，我现在就可以搞30万。”
叶副主任：“可那是不可能的呀！”
汪书记：“山花村50块钱1亩，(2)那土地就不是土地了？别人不还是要面对？价格这东西，一个地方一个价，有起步有高潮，不好比。”
祖文：“既然有起步有高潮，为何不地划到哪里钱补到哪里？而要一次性补偿？”
“你么事这苕，土地面积是摆在那里的，今后价格上来了，先占用的还不是要补？”
“我的想法不同，我还唯愿就一个价，都是4500，要亏一起亏。你说10年后如何，地价涨起来后又如何，那不过都是工作手段。”于祖文还是不相信汪书记的话。
汪书记有些恼：“好了，该说的都说了，你的意思我也知道，现在的情况是15户已经做通了7户，你签不签字自己看，我也不再劝了。”
见双方有些僵，叶副主任又搭上腔：“祖文你听我说，你这人蛮精，村里对你的印象也较好，你是党员，村里也在考虑你，所以，许多事情还是要看远一点儿，你自己要努力。”
汪书记也感到刚才有些急，于是又缓和道：“我常说舍得两个字，舍得舍得，不舍哪来的得？”
叶副主任：“规规矩矩已经有7户签字，今天这个事，不论成不成，也只有我们知道，我们也不出去说。如果你要知道有哪几户签了，签了字就可以告诉你。”
祖文：“等我签了，你又把我签的字给别人看，去媒别人。”
这话说得有些过于直了。
但汪达海是多年的书记，乡下人的棒棒话听得多，他一副大人不计小人过的样子：“上一次落实面积时，你带头签字，我们工作上有疏忽，让××给看见了，这一次我们领你这个情，不要你带头。”
祖文：“当时是落实面积，又不涉及拿钱，当然可以签。”
此时，汪达江和叶铭烈有事，退出了包房。趁着无人，汪书记对于祖文讲：“你尽管放心，我也不对别人讲。”一边说，一边往祖文身边凑，声音也压低了，他向祖文讲些什么我听不太明白，只听得他说：“现在签了字也不落日期，以免别人核实谁先签谁后签。”这样一边说，还一边从上衣口袋中掏出一份名单朝着祖文眼前晃。接下来，汪书记终于回应了祖文一再提起的问题。
“你说你有多少亩，国家是要看凭证的，农民的凭证就是本子（指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没有凭证，国家不把你，你也没有办法，这个亏吃也就吃了。其实，当初你们有那么多土地不上本子，不是也少缴了公粮？村里不是也偏袒了你们？”汪书记点出了“黑土地”这回事儿，并没有忌讳我这个外人的在场。
祖文这回没有吭声。
汪书记又接着说：“别人都签了，你还蒙在鼓里，当苕……”
这一下祖文坐不住了：“说句笑话，您呀也不要见气，不是我攻击组织，你们这个，完全是在做笼子。”
“我这是正常的，我又没有逼你，签不签还是你自愿的，么事做笼子？”
于祖文看不到村里让步的希望，他有些动摇了：“价格就不谈了，问题是这个面积实在太吃亏，连三分之一都不到。”
汪书记：“说到土地，××村的土地8000元一亩，但荒山荒田就与老百姓无关了，鱼塘也只算一半的面积。我们就不同了，价格是低了些，但荒山荒田是谁的？最后还不是摊到老百姓的头上？”
这话总算让祖文有些受用，他脸上渐渐地展露出一丝笑容。
这时，一直坐在一旁静观的我终于忍不住向祖文提了一个问题：“我是一个旁观者，也绝对不站在你们哪一边，我只想听你说句实话，你们到底担什么心？”
祖文答道：“其实，村民真正的想法还不是价钱，政府一时拿不出钱，我们也理解，只要能打个条子，几年之后给也行。主要是要求土地丈量，周边地区是8000元一亩，还丈量。”
祖文一边说，一边承认村里也还是向着村民的，就是过去的土地不上合同，也是这个原因，问题是耕作面积和补偿面积相差太远，这个亏吃得太大。
汪书记知道祖文说得在理，也不再多劝：“现在说这些话也不解决问题，人总要面对现实。”
“我这人苕，别人都躲了，只有我在家里顶着。”
“你的思路要变，这亏吃也就吃了，不要老抠着这事儿。”
站在汪书记的角度，他并没有讲假话，在以后的交往中，他就多次对我提到过农民是真穷，政府给得又少，所以，农民过去想少缴、现在想多要的心态很正常，换了他也一样。但作为村干部，总还是要帮政府做工作，不能一味地跟着同情心走，所以，也就只能启发他们朝前看了。而于祖文这边虽然也承认汪书记的话有一定的道理，观念肯定要变，问题是就他们而言，连眼前的利益都保不住，又何谈未来的机遇？说到“黑土地”，那也是种田人太穷才想出来的无奈法子，就算不对，镇里也总不能让农民承受所有的损失吧。所以，我这个观察者算是有些看懂了，村干部有村干部的难处，村民又有村民的行事逻辑，双方各自的道理和逻辑多半并非可以单纯从是非对错等道义层面上去识别，它更为重要的是由各自不同的地位和立场所决定的。汪书记是农民中的强者，他站在一个强者的角度替于祖文做规划，这种规划自然是充满信心和乐观情绪的。而于祖文只是一个普通农民，他就是再睿智，承认开发能够带来机遇，但人生的经历也告诉他，这个机遇未必就一定属于他。所以，在考虑、抉择时，他仍然首先是从生存而非经济理性的角度去做更多的思考，更何况这种基于生存的考虑本身就已经蕴含着理性计算的因素，这倒是印证了斯科特（James C．Scott）对东南亚农民生存境遇与行动逻辑的分析（参见斯科特，2001）。[1]
“么样？”
“签字？”
我的思绪又被这种“叫价声”拉回到现实中来，只听汪书记说：“不签字肯定不给你看其他人的名字。”
于祖文终于感觉到，如果政府真的不让步，自己也只能面对这个现实，他又选择了沉默。
我突然间有了一种想法，即农户与镇、村之间表面上你来我往的谈判与讨价还价，在很大程度上是以镇、村方面所划定的一定界限和保持的一份耐心才得以展开和维持的，而一旦逾越这一界限或者镇、村方面的耐心不再，这场博弈也许就到了它结束的时候，此时，作为弱势的一方只能认命，并且抓住什么就是什么，并没有掌握自身命运的能力。我不知道我的想法是不是对。
“那我大哥的问题呢？”祖文开始退却了。
“你大哥家一个要签，一个不签，你要我么样的？我说你俩要协商好，签字就领钱，他想只领钱不签字，那么样行？”
祖文又开始打听其他人的情况。此时，他真的动摇了，继续犟吧，政府这边也不会让步，到头来只怕是别人都签了，他一个人硬扛着，还不真就成了“苕”？集体行动的困境在这里显现出来（参见奥尔森，1995）。[2]
汪书记突然转身对我说：“今天我们就先谈到这里。”
我顿时明白，汪书记要进行最后的摊牌了，此时我的在场对于他们双方可能都不那么方便，于是，我就是再不情愿也只能起身告辞。不过，汪书记又加上一句：“等会儿过来吃午饭。”我说：“不用客气，政府食堂蛮方便的。”汪说：“大家都是朋友，还客么子气？”祖文也说：“也不是专门为你准备的。”我想也是，就恭敬不如从命，而要想继续做观察，也更不可能顾及那么多礼节，于是，我答应等会儿再来，便转身退出了包房。
11点40分，我如约再一次去镇贤酒楼，走进包房，只见祖文不在，只有汪书记一人在房内，我便问谈得怎么样了。汪说：“有希望，祖文说要跟他老婆商量，我让他老婆一块儿来吃饭。”
不一会儿，祖文和他妻子到了，那女人一进屋就朝汪书记喊“姑爹”，汪则回称她为“侄媳妇”，双方皆以亲戚相待，这便是乡镇社会关系网络中仍然得以保留的拟亲缘化特征。[3]
入席以后，无论是于祖文还是汪书记都未再提及上午的那场谈判，汪一个劲儿地给祖文两口子夹菜，要他们吃好喝好，汪达江和叶铭烈则在一旁作陪，大家都夸祖文媳妇会持家、为人好、明事理，又夸祖文勤劳本分。祖文媳妇则回应：“他（指祖文）什么都听姑爹的，姑爹说什么就是什么。”又说：“姑爹，我们的关系一直很好，祖文就是有什么做得不是的地方，也请姑爹多多谅解。”看得出来，尽管双方此时都只字未提签字一事，却又都趁着吃饭的工夫，借着拟亲缘关系和酒桌上的友善气氛在话里话外继续发力，可以说，这仍然是另外一种方式的较量。
饭毕，大家起身，汪书记问：“商量得么样了？”
祖文媳妇：“再等我们考虑一下吧。”
汪书记终于有些按捺不住：“还考虑个么事？都考虑这么久了，该说的也都说了，上午也跟祖文单独交换过意见，事情明摆在那里，早晚都得做。再说，你签不签我都没意见，现在祖文排在八九位，我看他是党员，才给这个名分，若是平头百姓，我也不给。”
祖文又提出要看看谁已经签字，汪书记说：“签了就看，莫非姑爹还哄你不成？现在是大势所趋，就看你怎么把握这个形势了。”
祖文再未吭声，祖文媳妇连忙打圆场：“祖文从来都只听姑爹的。”
“莫非姑爹还故意把亏给你们吃？”汪书记顺势反问，将两口子逼到了死角。
两口子都再未吱声，看得出来，他们正处在左右为难之中。签吧，怕被人知道后被认为是出卖大伙儿利益的“叛徒”；继续顶着吧，政府让步的可能性又没有，如果别人先签了，自己被蒙在鼓里，那还不真的就成了“苕”？
就这样僵持着，双方又都用眼睛的余光瞄着我，我知道，又是该我回避的时候了，这个当口如果我在场，祖文两口子最后要对村里提出什么个人要求就有些不好开口，而汪书记“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诱降”技术也同样不好尽兴施展。此时，我意识到自己不仅成为一个多余的人，而且很有可能还是一个碍事的人。
我连忙说我还有些事情需要回去处理，便起身离去，我的确应该为他们留下一个私密的空间。（参见附录1：73）
在观察过镇贤酒楼的这场“斗法”之后，因为预防“非典”的原因，我离开小镇大约两周的时间，等我在5月中旬重返小镇时，得到的消息是，在洲头四组的15户村民当中，包括于祖文在内，已经有13户同意出让土地，并签字领款，剩下来的2户也在犹豫之中。更重要的是，5月11日，项目已经开工剪彩。这样，矛盾也就由每家农户签字认可土地的补偿价格转移到抽水机站和塘堰等公共物品的补偿和善后问题上来，而矛盾的波及面也相应地由四组转移到其他相关各组。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随招商办的老洪和政府处理开发矛盾专班的干部陈其然再次下到洲头村，参加一个处理因拆除四组抽水机站而引起的9个小组的灌溉善后问题，会议由汪达海主持，与会者除了镇、村干部之外，还包括9个小组的组长。
汪书记简单地说明了根据施工要求必须拆除机站的意见，并传达镇里的善后处理决定，为妥善处理因拆除机站而造成的灌溉问题，镇里决定，在9个小组中，6个主要依靠该机站灌溉的小组农业税全免，同时建议农民将水田改作旱地，其余3个小组未提及减免问题，但也希望听听大家的建议。至于今后是否再建机站，视园区开发情况而定。
老洪是会议的主角，他不仅讲到机站的问题，更主要的是利用这个场合再次就开发中所存在的矛盾与组长们进行沟通。根据我的笔记，老洪在讲话中主要强调了五点：
第一，洲头的开发很有潜力，但潜力并不等于一定能转变为现实能力。园区之间有差别，周边君山和龙岛开发区的条件洲头不能比，别人是客户进园区之前基础设施已经具备，而洲头是原始地貌，只有把客户请进来帮助开发。这就决定了地价差别。所以，不能认为河东是共产党领导，河西也是共产党领导，地价就一定要一样，如果是那样，开发就搞不成。希望组长们理解这一点，配合镇、村做好群众工作。
第二，园区开发如果不能乘势而上，也有被取消的可能。目前国家在审批土地开发的指标上从严掌握，洲头上报了许多项目，批下来的只有一个，如果就是这么一个项目也不顺利，大家像现在这样设置障碍，要守住防线不后退，到头来守住的恐怕就只能是原始地貌和开发区被取消。机不可失，时不我待，宁愿现在吃一点儿亏，也要把开发搞起来。
第三，各位当组长的一定要积极配合镇、村的工作，不能仅仅只是去反映群众的利益，当群众的尾巴。如果一味地支持群众抵制，或者像开工剪彩那天一样找领导扯皮，(3)还有谁敢再来？所以，大家要克服对立情绪，要看重长远利益，与镇、村保持一致，以开发的大局为重。
第四，拆除四组的抽水机站，镇里和村里反复做过研究，是没有办法的办法。目前的问题是，不建新机站，群众的利益无法保障；建新机站，如果有新的工程开工，投入的钱又打水漂了。所以，目前这样免掉农业税和水田改旱地的做法也是无奈之举，而且各队也并不就只是完全指望这个机站灌溉。要顾全大局，保大利舍小利。
第五，对于目前镇、村组织在四组所做的工作要多讲正面效应，少讲负面影响。现在开工在即，矛盾仍在，但矛盾阻碍不了大势，请大家一定要多支持、多配合，不要设置障碍，不要想在第一道防线被突破以后（指四组农户的签名）又去设置第二道防线，组织新的集体抵制。如果有这个想法，诸位就会成为洲头的千古罪人。而且，就是抵制也没有用，组织上要想办的事情又有哪一件办不成？
老洪的讲话显得既全面又入理，让组长们不好再就开发本身讲什么。然而，不讲开发却不等于他们不维护本组的利益，尤其是未能获得减免的几个小组的组长就表明了他们的态度。
“别的队减免公粮，我们三个队为何不减？我们队完全依靠抽水，队里的机站也是自己凑钱搞起来的，免别的队不免我们，群众的心理不平衡，你就是免一部分心里也舒坦一些。况且，就是我们这三个队也还是有一部分土地依靠大机站（指要拆除的机站）灌溉，机站推了对我们也有影响。所以，不减我们的，群众有意见。就是不免，能不能由大队和政府帮助我们把现有的机站维修一下？”
“机站是大家一起做的，后来由于抽水远，队里又自己做了一个，每年的维修资金都是向群众收，免别的队不免我们，大家有想法，我们提出来，看看村里是个么态度？”
四组组长于祖安也有自己的想法：“我们队全部依靠这个机站抽水，机台要推掉，能不能要求政府和大队让我们在生活上有保障？另外，机站由我个人承包，所有的维修和损耗村里能不能有个态度？”
大家杂七杂八地提了一些意见，无非是全免农业税的小组要求镇、村确保村民收入不降低，没有被减免的小组要求减免或部分减免。对于这些意见，汪书记有的做了解释，有的则感到恼火，说：“如果能全免或者确保收入不降低，还开个么会？给大家说么好话？”“让你把田改旱地种你不听，不是无理取闹故意抬杠是什么？”不过，汪书记还是答应把组长们的意见带给镇领导，看看他们有什么考虑和办法，毕竟这些意见不是村里面所能答复的。（参见附录1：74）
会议之后，镇、村、组三级干部聚集在村部吃午饭，饭是由干部自己烧的，他们把从镇上买来的肉和菜烧熟，分装在几个大盆里，又打开几瓶啤酒，围坐在一起来一个酒足饭饱，这种情景倒是让我这个城里人体验了一次吃“集体”的感觉。
午后，汪书记说要带我到二组一户姓唐的农家去。这次施工占压的300亩土地除去四组这15户人家的之外，还有个别二组农户的，其中就包括这户姓唐的。前些天，他托人带话，要汪书记亲自去他家解决问题，说是其他干部说话也算不了数。汪书记说，无非又是要提出许多要求来要他答应。
下午2点，我们到达唐家，见到唐家夫妻，彼此一阵寒暄后，男主人就开门见山地直入主题。
“表哥，这一次我请你来，我的话，好听也听，不好听你也听，我这个人蛮理智，不是那种爱闹事的人，我也是支持你工作的，但有的事情我想找你单独谈。”约莫40岁的老唐称汪书记为表哥。事后汪书记告诉我，自己的奶奶姓唐，是洲头唐坳人，而此人也是从唐坳出来的，所以也算是扯得上一点儿关系。
“表弟”在切入正题之前绕了好一大圈儿，不过，被称作“表哥”的汪书记知道，接下来就该提要求了。
“我说话很简单，请你来是想说明，我当初在林场时，地是租赁的，后来林场被转包，已经10多年了，现在我还是没有地，……我并不是想增加村里面的工作难度，但是，这次开发，至少也要保我一个温饱，你说是吧？”
还是为了土地。唐说他曾经在林场干过多年，后来林场的地转租给美籍华人叶桦，唐就没有地了，而在小组这边是否有地，汪书记一时还想不起来。
“你叫我来，我马上就来了，不过，我还是没有完全听懂，你慢慢说来看。”
唐没有接着刚才的话说，又转而提起自家承包地面积的事儿：“我合同本子上登的是8.7亩，但实际上不止。”
“多少？”
“实际上有近20亩。”
“分给你的？”
“不是。”
“开荒的？”
“也不是，当时村里有的人不种，几亩作一亩，就给了我。”
“这次占压的有几块？”
“三块，都是田。”
“多少？”
“不知道，要搞清楚，尺子一拉不就知道了？”唐兜起了圈子。
汪书记有些忍不住：“你说个实话，你总共有几块田地，这次占压的又有几多？”
“我父亲给我的三块田是4亩，其他的我也没有量过。”
汪书记好像有数了，对方不想说出实际面积，是想要村里多补一些。
“你的意思是说，占压我的地，就要给我生活出路？”
“这是一个方面，但我也不是那种胡搅蛮缠的人。”
看来，唐姓农户不说出实际想法是希望汪书记首先有个态度，这有些像做生意时的摸底和探价。
汪书记清楚了他的意思，他顺水推舟：“今天我来有两个意思，一是我们家庭与家庭的交往，二是从工作上谈。从私情上讲，你称我表哥，我就喊你表弟，你承包林场那阵子，我们也闹过，但那是为公事红脸，我们从来没有为私事红过脸，对吧？你今天喊我来，说是找我谈心，我马上就来了。当着朋友（指我）的面我表个态，只要帮得到的地方我都会帮，但是，如果涉及千家万户的事，就不一定好说。”
汪书记以更加纯熟的方式运用起拟亲缘化关系来，却又将公私界限划分清楚，让姓唐的既舒服又无隙可乘。
“你生活上的困难我清楚，你家里的两个和尚（指儿子）也需要钱，只要有这个能力，把个20、30的也是个心意，有困难你给我讲，但在占压问题上你要支持我。”
“好，那我就从头说起。当年承包林场，别人要5年，我只1年就把地开垦出来，当时的承包协议是10年，但讲明白只要国家用地我们就拿出来，你村里只给了我开荒费，其他的没给我也不为难你。后来只搞了3年，协议上还有7年的时间，地就被拿走了，你还是应该有一些补偿才是。我去林场时，一片荒地，我做了许多，塘也推出来了，现在又要搞开发，我的投入都没有收回来，所以，多少也要考虑一下才是。当然，我也不是一个瞎喊乱要的人，这次搞开发，我不拖你的后腿，但是这个补偿费，他得六，我得三可以吧？”唐未在先前提到的承包地面积上纠缠，转而提起承包林场时的损失。
“可这个园区是镇里的，不是村里的，我汪达海也不过是一个工作人员罢了。说到补偿，许多人都说要补多少，没得那回事儿，只会按规定来。”汪对唐分析起土地占压补偿款的具体分项。
“可我当时签字，也说得很清楚，我种的树、种的苗，做的房子，总不能一分钱不补吧？”
“你认为你吃亏，别人还说我得了好处嘞，这主要还是一个心理摆平的问题。我今天找你谈，地价是没得谈的，你就提一个具体要求吧，只要我办得到，你就提出来，钱又不是我拿。”汪达海知道唐的想法不是没有道理，但他想把问题简单化，看从其他方面能否给唐弥补一些损失。
对方继续绕圈子，唐妻说：“当时他不想签字，我还动员他要支持你的工作。”
“这我感谢了，但签了字就不好改。如果没有签，法院就是判我们出10万，村里再没有，也只能慢慢给，可签了字……”
唐妻：“当时汪达江副书记说村里还会有些补助，我们给你反映了才签的，我们在林场那边的贡献也就算了，这次开发，能在承包面积上摆平，心里也平衡。”
还是唐妻结束了这种声东击西的游戏，直点主题。
“绕了半天，你们这样讲还是有些道理，你在那边守林场，湾子这边的地又没搞上，现在想在湾子这边补一些，这样讲还是有道理。”汪书记也感觉在理。
唐连忙迎合：“还是书记想得周全，就是这个意思了。”
“可道理归道理，这个板我在这里拍不了，我把这个意思带回去，只要有道理，总是可以考虑的。”
“是的是的，我也不紧说了，就是林场那边亏了，这边多少给我搞个心理平衡。”
“只是说话要在理，态度要摆正。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没弄清楚，当时分地时，你家有几个人参加分？”
“没有分，因为当时我们在林场，这边就没有分。现在这个土地是老头子留下来的，他已经不在了，也没有对证。”
“事实总归是事实，可以查清的。”
话谈到这里，唐的想法搞清楚了，汪书记还是有心要帮唐家解决承包地的面积问题。接下来，汪书记又像开导于祖文一样，要唐家不要过于计较补偿款的多少，而是要转换观念。唐见汪书记有了态度，也就不再纠缠。于是，我们便告辞而去。一路上，汪书记向我解释，村里将林场租给叶桦以后，当时对唐有过一个承诺，答应在二组内划一些土地给他，现在应该兑现承诺，所以，唐这一次的要求会部分地得到满足，适当增加计税面积。当然，也不可能按他实际耕种的土地去计算。汪说，像这一类事情村里自己就可以做主，不用通过政府。（附录1：75）
果然，几天以后，在汪书记家，我就见汪书记向汪达江副书记交代，要他给唐家在承包面积上多计两亩，并叮嘱他不要声张，以免攀比。
也是在这次商议中，汪书记又要汪达江给自己的哥哥带话，要他赶紧盖一间简易房起来，说如果没有钱，就直接找他。初听此话，我未解何意，事后联系到四组农户正在占压土地上大兴土木，纷纷“种房”，以求增加对土地附着物、建筑物等的赔偿，这才反应过来，汪书记实际上是在暗示自己的哥哥也“种房”，这一下倒是让我更加深刻地体味到村干部的双重立场。（附录1：76）
按下汪书记这种双重立场不表，单说通过观察汪书记做于祖文和唐姓农户的工作，以及旁听老洪在洲头村组长会议上的讲话，我渐渐地对乡村干部们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产生了一种特别的体会，这句话就是乡村工作“对上靠吹，对下靠媒”。初听此话时，我只是感觉到它对于反映乡村基层的工作非常贴切和到位，但究竟是怎样的一个贴切和到位，却未做进一步的深想。对于“吹”，比较好理解和体会，这大抵也是一切官僚科层体制中的一个特点，但对于这个“媒”字却觉得有些玄妙，而这些天来汪书记和老洪等乡村干部则以其运用精熟的“绵谈”技术向我展示出一幅活生生的“媒”的画面，使我心有所悟。一次，我专门向汪书记和老洪讨教“媒”字的讲法。我说，根据我的观察和体验，这个“媒”字首先在字义上就十分丰富，从你们的实际运用来看，似乎既有磨、耗、拖的含义，又有哄、诓及讨好与央求的成分，正是由于内涵复杂，究竟用哪一个字来表达这些意思就首先是一个问题。他们说是的，这是一个方言，平时随口说惯了并未去深究，真的要让写出来，用哪一个字还真拿不准。汪书记说，就用“媚”吧。老洪说，做农民工作虽然有媚的一面，但好像又不仅于此，例如，讨好、央求与“媚”的意思比较接近，但哄、诓、磨、施、压等又做何解释呢？最后，大家还是觉得“媒人”的媒、“说媒”的媒字意思比较接近。乡村干部处在国家和农民之间，上传下达，上承下接，两者有关联又有矛盾，却又必须将他们彼此相互黏合与勾连在一起，这样的角色特点，不是“媒人”又是什么？媒婆说媒，靠的就是上面两片嘴皮翻飞，下面两脚四处游走，所谓“两脚忙忙走，为的是活口”(4)，把男女双方说得天花乱坠，使人心向往之。而乡村干部为了贯彻政府的意志，与农民软磨硬泡，极尽“绵谈”功夫，既要维护政府和村庄的权威与形象，又要牵着、引着、诓着农民走，这与媒妁之言不是正好呈异曲同工之妙？汪书记还认为，这个“媒”字还有和颜悦色与和风细雨的意思，也就是与农民慢慢磨、慢慢泡，一直到把他们引上路为止，而这条路自然是上面和村里要他们走的路。而我则以为，这和颜悦色与和风细雨之中是不是也少不得一些巧言巧语的作料？两人听着也笑，并未反驳。老洪还说，即使那媒婆的“媒”字也很难将这个“慢慢地与农民媒”的“媒”字的含义道尽。可以说，媒婆的巧言，商人的经济，戏子的伶俐，掮客的算计，似乎都可以在一句“慢慢地与农民媒”中找到它们各自的位置，确定各自的谱系。可以说，小镇的乡村干部利用方言，以一个“媒”字来概括当下乡村干部对农民工作的特色，也实在是一种充满机智、幽默、自嘲甚至解构意味的地方性创造。
不过，仅仅是“慢慢地与农民媒”似乎仍然无法穷尽乡村干部的工作特色，或者说，它所概括的主要还是这一工作的过程化特点，而未能标示出该项工作的目标与路向特征。只有将其与另一句同样经常挂在乡村干部嘴边的话联系起来解读，才能真正全面地把握乡村干部在当下国家与农民互动关系网络中所起的实际作用，这句话就是：“政府要干的事你还能拦得住？”
“政府要干的事你还能拦得住”这句话，时常出自乡村干部在与农民们推心置腹的谈心之中，也出自他们在从心里接纳我这个“异域闯入者”之后的访谈之中。当他们说这句话时，“政府”这两个字似乎既与他们自己有关，又与他们无关，它更像是一个既不属于农民也不属于每一个具体的乡村干部个体的第三种力量。当他们在这个意义上用这个词来指涉公权的力量时，“政府”俨然就成了凛然不可侵犯和无坚不摧之物，它既具有崇高的权威，更具有坚强的决心和强大的权力能量。所以，干部们认为，只要是“政府”想要干的事就没有干不成的，相对而言，自己（乡村干部）就只不过是政府履行某个具体职责和公务时的一种工具化体现。所以，你就是有何不理解也怪不得我，更不用冲着我来，我不过是站在这个位置上履行某种职务，具体来承办这件事情罢了。所以，这句话就产生了既劝说农民放弃不合作，又不至于将矛盾引向干部自身的双重效应。其次，也是更为重要的，这句话凝结了乡村干部从自己的生活与工作经验出发而体悟出的关于官民互动模式的理解。在这种理解中，农民的工作就是再困难，农民就是再不配合，上面的任务也一定会完成。因为无数事实已经证明而且还会继续证明下去，只要是政府想要做的事都一定能够做成。所以，这句话又表明了乡村干部对自身权力能量背后的制度性支撑的信仰与信心，有了这种信仰与信心，“慢慢地与农民媒”就只不过是某一工作过程中的具体方法和态度，是一种上对下的理解、包容、忍让、怀柔与安抚。在这个意义上来言及农村工作的难，也就是一种强者面对弱者的难、长者面对稚者的难和组织性权威面对散状的马铃薯社会的难。所以，作为一种工作方法，“媒”并不是一种被动和无奈的选择，更不是基层干部从村庄社会的溃退，而是一种值得提倡和发扬的工作精神，是“治理艺术”（福柯，1998）从制度到实践在现实乡村政治场景中的落实。而在这些权力技术背后所隐含着的，仍然是早已经为霍布斯所论说过的强大、孔武和有力的“利维坦”国家形象。（参见霍布斯，1985）所以，当我们在听到乡村干部说如果实在“媒”不下来就要采取行政措施时，这“行政措施”所体现的恐怕就是“媒”这种权力技术背后的另外一副面孔。
由是，“慢慢地与农民媒”与“政府要干的事你还能拦得住”，便成为小镇的乡村干部用来形容农村工作特点的两句极富表现力的话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