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时占地中的生意经
在小镇正在进行的开发和建设过程中，镇村有镇村的打算，农民有农民的理性，而生活告诉农民，不是他们谋利就是他们被谋利，因此，他们不能不打起精神来应对种种事关自身利益得失的事件。
天然气的西气东输是一项国家重大工程，天然气管道铺设经过小镇，要对沿线土地开膛破肚，又形成新的临时性工程占地和随之而来的经济补偿，这些经济补偿涉及诸如临时占压面积、青苗、房屋搬迁、鱼塘损坏和修复等方面，自然就又形成了诸多农民与镇村之间的利益争夺点，农民往往会以不配合施工的方式来提出或捍卫自己的要求。于是，镇村如何在这类临时性土地占压中摆平和理顺这些要求，又成为透视乡域政治的一个切口。
11月12日，我随宋正良副镇长和镇干部宋德益到小岳村三组岳家湾去处理围绕土地临时占压补偿款而形成的矛盾。矛盾的起因很简单，区里下拨的土地临时占压补偿款是每亩1000元，到了镇里，政府和村里每亩各留下300元和200元，到农民手里时每亩只有500元。上面拨了多少，农民未必知道，他们只是认为500元太少了，有意见，不领款。于是，专门负责协调和处理西气东输工程各种矛盾的宋正良和宋德益便赶到岳家湾，找小组长做工作。小组长姓岳，他站在农户一边，提出钱太少，宋正良向他解释说全镇一个价，而且耕地只是临时占压一年，工程完了以后负责还耕。岳和宋二人争执间，湾子里的一些村民闻讯赶来，无形中形成了一个群众会议的场面，宋正良便借机向农户解释政府的立场。
“这是国家重点工程，钱都是上面拨下来的，大家有一些想法，我们也理解，我们也有想法，也认为钱少了，但没有办法改变。”宋举例说，“其他地方是永久性占地，也只补到3000元，而且，土地占了就没有了。我们这里只是临时占压，就是吃了亏，也要配合国家开发。”宋正良强调要服从大局，支援国家建设。
姓岳的组长却强调：“虽然只是临时占压，但施工把土质破坏了，对农业的影响不止一年，这样的价格不足以弥补农民的损失。”
有旁听的老农插话，说某邻近乡镇同样是西气东输占压，每亩就补偿1500元。
宋德益解释：“那肯定是别人镇里和村里贴了钱，我们这里没有贴的，你说怎么办？”
老农回答：“那你们就把线路弯一下，不从我们的地里经过。”
“老人家，这是国家规划，不能弯的。”
众人笑。
“那就把价格再提高一点儿。”
看着这样你来我往也不是办法，宋正良改守为攻。
“你们说低，我也承认，在区里的会议上，我就提出至少要给3000元，为什么？一是破坏了土质，二是要连续影响两年收成，三是破坏了水利。我也在呼吁，但我说了没用，还是要请大家原谅一下，支持一下，以后永久性征地时有什么要求，你们可以反映，还有些灵活性，这个临时性占地钱都定死了，全镇一个价。”
“可我们这里离区里近，地价本来就该高一些。”组长坚持。
“话是这样说，但你说该怎样操作？别的湾子也有别的理由，这样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我们的工作还做不做？”宋正良要组长和农户们换位思考。
见没有提价的希望，另一农户又说：“我不想要你这个钱，你只要保证我们复耕后能关得住水。”
“我的天，我哪里就能百分之百保证？所以，还是希望大家要配合。说一千道一万，想法归想法，但国家工程是阻挡不了的，还是希望大家要明理。”
宋正良本是村干部出身，后来才招干进入政府的，他懂得农民的心理，所以，他做工作往往是站在农民的角度，以农民利益支持者和同情者的身份说话，然后又说事情是上面定下来的，即便自己想为大家考虑，也说不上话。这样，遇到一般明白事理的群众，就不好再说什么了。果然，姓岳的组长自己也说：“谁都知道国家工程是阻挡不住的，我们现在主要是要把话说到，有了事情，你们要负责解决。”
“那好办，在施工和还耕过程中，你们有哪些具体问题需要解决，我们随叫随到，保证负责协调。”
就这样，岳家湾的农民算是摆平了，他们同意施工。（参见附录1：86）
但是，小镇的农民也不都像岳家湾的农户那样好说话，仅凭宋正良的三寸不烂之舌就可以摆平，如果遇到如宋正良等人所说的那种“刁民湾子”，那任凭你怎么解释说服也没有用，这个时候，就得下一番特殊的功夫了。
大陈村塘边李湾就是干部们公认的这样一个“刁民湾子”，素来不太配合工作，而且，不知是谁又走漏了镇村截留补偿款的消息，这一下引起湾子群众的强烈反弹，他们拒绝领钱，阻止开工。于是，我们离开岳家湾后，又赶往大陈塘边李湾，与村干部会合，在组长家门前的院坝里与群众代表谈判。这里的气氛果真要比岳家湾激烈得多。
一个中年男人首先发言：“煤气管道这事说得很早，现在从我们湾子经过，听说上面一亩地拨的是1000块，但政府要留300，村里也要留200，到农户手里只有500，这是不是在吃我们？土地是承包给我们的，一定30年不变，但现在我不知道这个地到底是我们的还是政府的？如果是政府的，你们就全部拿去好了。”话一出口就有些刺人。
另一个发言者：“上面拨1000，就应该给群众1000，如果你们还要从中拿，那公粮我们是不是也要减？”
组长：“中央才在讲‘三个代表’，其中第一条就要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国家的工程我们拦不住，但你们从中抽取，是不是代表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发言一个比一个厉害，而且都既说事实，又讲道理，还扯上了政治。看来，在镇村干部眼里的“刁民湾子”其实是很懂政治，并且很会讲政治的，只不过他们是站在自己的立场和逻辑上讲政治，并且运用政治。
宋正良着实没有料到这个湾子的农户已经知道镇村组织的内部运作，略微显得有些被动，但他毕竟久经战阵，早已经历过无数次这样的扯皮拉筋，他知道，这些人其实都是在讲对自己有用的政治，而服从大局的政治为何不讲？一想到这里，他便重新气定神闲，讲起他所需要的政治来。
“大家也清楚，西气东输是重点工程，对农户的补偿规定是一年500元，上面按两年补下来，但我们实际上只耽误一年，全镇都是这样，剩下的钱留在镇村，主要用来解决遗留问题，如遇有特殊补偿或开支，没有其他渠道出钱，就要从这里面出，所以，这不能算是截留。如果标准不是500，我们截留了，大家还可以争一下，但我们是按照规定的标准下发的，这个补偿标准是定死了的，我们并没有扣大家的钱。大家再想想，我们成天来回跑，做工程的协调工作，也要用钱，国家又没有从其他地方拨钱过来，只能从这里面开销，相信大家也能理解。”
干部在给农民算经济账时，也总是讲得头头是道，入情入理，叫你无以反驳，除非你能证明上一级政府或施工方还从其他渠道给政府划拨了处理特殊问题的专款或协调工作经费，否则你就很难找出其中的漏洞（如果有的话）。但是，一般群众又何以可能与政府共享同等的信息？又凭什么去证明施工方与镇里还有其他的经济交往？于是，一个显见的事实就是，哪怕是如大陈塘边李湾这样的“刁民湾子”，也很难不按照镇、村组织给他们所展示出来的逻辑去思考和行动，在这个时候，这种思考和行动要么变得十分消极和被动，要么就只有“明火执仗”地“行蛮”“斗狠”。
一群众：“一个200，一个300，有没有文件？”
宋正良：“这是政府的规定。”
“如果明年还耽误呢？”
“那就继续按今年的标准补。”
“你把文件拿给我们看看，是否写明是500。”
“政府随时可以制定红头文件。”
“可是也提得太多了，就不能少一些？”
“前面开工的村子都是这样。”
“别的村是别的村，我们是我们，500块钱是青苗补偿，土地损失呢？”
“国家只承认青苗补助费，土地是国家和集体的，负责复耕，谈不上补偿。”
“那就等我们把青苗割了再说。”
小组长：“说穿了，前面湾子的农民要纯朴一些，我们这里的农民要懂一些，不太好说话。不是要讲政治吗？我们这里的人就是更懂政治。”
与小岳村岳家湾一样，塘边李湾的组长也站在农户一边。
一直在旁听的村支书钱秉贵忍不住了：“不要钻牛角尖，土地为什么又不丈量呢？如果要丈量又如何？”
小组长：“我们各谈各的，现在谈的是煤气管道。说实话，我们也承认可以提，但你们也提得太多了，一锄头挖得太深。”小组长不想扯钱秉贵所提的丈量土地问题。扯皮就要扯站得住理的，站不住理的谁会去扯？这就叫作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各有各的路数，我不会上你的道。他又提高嗓门：“政府干部、村干部都在这里，我们今天只是把意见反映一下。说句丑话，你们也做不了主，如果要强行搞，是么样搞法？打死人还是打死伢？”
宋正良被这一系列纠缠搞得有些恼火，他不想老这样扯下去，便忍住火气说：“你们的想法我会反映，但工程非搞不可，至于你们的想法是否会被采纳，就不一定了。说句实话，任何工程政府都是要留头钱的。”
小组长：“留头钱我不反对，但不能太多。”
宋正良：“那今天就扯到这里，先把土地丈量了，不忙施工，谈妥了再施工，行不？”
群众同意。
小组长缓和了语气：“宋镇长，你们也讲群众利益，群众有意见，也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说白了，就是你们提得太多，我们有想法，不解决，强行开工是不行的，肯定要出麻烦。”
宋正良也畅快了些：“我明白你们的想法，但我在这里也不能表态，这件事情涉及管道沿线的6个村，不是你们一个湾子。”说完这话，便起身告辞。
上了面包车，我问宋正良：“像这种态度强硬的湾子，政府有没有可能让步？”宋说不可能：“因为已经搞了6个村，都是这样办的，如果这个湾子是另一个标准，那其他搞过的村都要推倒重来，而接下去还要涉及9个村，大家相互比着，如果谁狠就向谁让步，工程就没办法搞了。”
回答完我的提问，宋正良又转身问宋德益：“这个3、2、5的标准是谁泄露出去的？”不该让农民知道的农民却知道了，工作的难题就加大了。
钱秉贵和村主任也上了车，启程后，宋正良叮嘱他们：“遇到这种情况，不要硬碰硬，下来之后再从侧面做工作，例如组长，就是陈文庆（村会计）媳妇的哥，还有……私下里再找人去说，如果的确有困难，再商量，或者以后再想办法解决，但这一次已经这样搞了，就不太好改动。”
我又问村主任这个湾子的情况，他说这个湾子有名的难缠，有百十号人，326亩土地，却只上报了170亩。
车东行，钱书记仍然沉浸在刚才的激动之中：“你丈量他的土地吧，他说上面的精神是让农民自报，不允许丈量；你让他自己报吧，他就多种少报，荒一升报一斗：典型的刁民。这次补偿到了村里，不能先发，要先把他们该缴的公粮扣出来，否则又收不上来。”
宋正良也插话：“这些人也是吃硬不吃软，你真的把推土机开上去，强行开工，你看他敢不敢动，你看他要不要钱，他要都要不及。”
钱书记：“就是这个队长，在我那个湾子办了两个鸭场，占了村里的土地，已经有两年的承包费没交。他要办什么手续，对不起，一五一十地先给我把所有的东西结清再说。”
听了钱书记这话，我笑了起来。看来，我在双村看到的村干部与“大社员”的拉锯战在这里也一样存在。在目前的情况下，这似乎也是村里对付“刁民”唯一有效的办法，不怕你狠，就怕你不求我，等你求村里的时候，你就得听村里的摆布了，到时候，欠多少就得把多少，结清了账再谈要办的事。正式权力的制度化运作就这样转化为非制度化的运作，官—民之间的规范游戏转化成了民—民之间的非规范游戏。[11]（参见附录1：87）
大陈纠纷的第二天，我们又驱车前往小岳村的另一个组查看天然气换气站的占地问题。路上，宋正良告诉我，关于昨天大陈村的纠纷，林靖南的意思是先放一放，先通过侧面做做工作再看。我问有无可能采取个别安抚的办法解决，宋正良一听笑了起来，说我对基层工作已经入门，但又说这一次不可能，涉及的村组太多，消息一旦泄露就不好办，只有通过其他途径做工作，也可以答应以后在其他事情上给予补偿。
到达占压地点，村里的李书记和小组长正等在那里，我们便一起前往建换气站将要占压的两亩地里查看。
这块地分别由三户农家承包，其中承包面积最大的农户刘代昭夫妻此时正好也在，见宋镇长来了，忙上前打招呼。换气站的界桩已打下地，夫妻俩就问地价是多少，宋答道“3000”，刘说：“太少了，谈都不要谈。”宋问他要多少，“起码6000。”宋正良闻言笑了笑，未与他理论。刘又说：“我把话说在前面了，你当镇长的还是要反映一下，到时候不要说我们不好说话，不给面子。”
刘代昭又指着界桩外沿一块边角地：“这块边角地与别人的地埂离得近，这边一占压，余下的一角牛不能去，又派不上其他用场，实际上也就报废了。”
宋正良看了看：“这好办，一起征用，不会让你吃这个亏。”
于是，双方别过。
我问宋德益：“这3000元还有没有回旋的余地？”
“有一些，区里拨下来不止这个数。”
“多少？”
“按每亩1.2万元下拨。”
闻言，我暗暗吃惊，这么说，大头都让政府拿去了？但碍于李书记等人在场，我不好追问，一直到中午我们在镇上一家路边店里吃饭时，我才重又接上关于地价的话题。
宋正良告诉我，这一个工程的土地征用，业主补偿给区里是每亩7.5万元，这大概已经是按新补偿标准给的了，区里拿到这笔钱后，还要按每亩20000元左右的标准上缴到市里，接下来拨到镇里就是每亩1.2万了。宋正良说：“现在就是大官卡着小官玩，没治了，我们私下里也认为不合理。按说，土地是集体所有制，村、组截留还有一定的道理，其他就不好说了，但现在全国都这样，所以，我们的土地实际上还是国有的。”（附录1：88）
在川东双村调查时，我对于土地集体所有的性质与农民的关系曾经有过这样的看法，即认为站在农民的角度，也许并不会怀疑集体所有制的真实与完整性，尤其是大集体时期，当农民在生产队里劳动，同时又在生产队里分配口粮和现金时，他们更是会真真切切地认为自己是土地的主人，至于土地能否出租和转让，倒不是他们所关心的问题，因为土地始终摆在那里，他们从一生下来就看到它们，一辈子与土地打交道，土地是不会移动的，国家也自然无法把土地“拿走”。而从大集体转入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站在农民的角度，也许他们仍旧可以不去细究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差异，很大程度上，农民仍然是从对土地的使用和土地收获物的占有这一经验化的角度去判断土地属性的。正因为如此，农民普遍地将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视为分田到户，并对承包土地产生“私”的体认。“至于在集体所有制下社员要缴公粮，在承包制下村民要完纳各种税费，这无非是亘古不变的国家与农民之间的游戏规则，是农民作为国家的臣民或公民所应该履行的义务。”因此，“在很多情况下，中国农民关于国家的公的观念和关于个人的私的观念是能够协调的”。（吴毅，2002：120）我的这种认识，对于反映土地农用性质不变状态下的农民关于土地的日常权利意识也许是不错的，但是我发现，当土地的使用性质改变，即面临被租用或征用的状态时，就可能是有问题的了。当土地处于非农化的流动状态中时，我发现不要说农民关于集体土地公私观念的惯常协调状态可能被打破，甚至土地集体属性不完善的面貌也会充分地展现出来。在土地非农化转移过程中，面对政府的强势，不要说农民，就是作为集体载体的村组也已经无法有效地维护自身的权益。如前所述，在征地收益的分配格局中，相对于各级政府，村民和村庄都只能得到小利。在这个意义上，村民与其说是集体社区共同体的构成者或集体土地的承包者，不如说是国有土地的租种者；而村级组织与其说是村集体权力与行政的载体，不如说是国有土地的代管者。[12]因此，这就进一步提醒人们，评价一个制度及其效应，不能单看它如何书写，更重要的是看它如何运作，以及这种运作可能产生什么效果。
在既往关于土地属性的学术讨论中，私有化导致土地兼并，再导致社会矛盾激化，最后导致政治不稳定，可以说是一个在历史学和现实学术领域几乎被公认的经典命题，并且成为人们反对私有化的最为重要的现实理由。假设我们仍然承认这一命题在当代中国这个人口超大国家中的有效性，那么，我们是否也应该注意到，在中国历史和现实场景中其实还存在另外一种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但却往往被忽略的命题——以官本位为核心的资源运作方式和强国家—弱社会的力量对比态势，往往是农地被以另一种形式“兼并”的重要原因。相对于这种兼并，私有化对于农地的兼并，其过程可能更为缓慢，成本更为高昂，个体农民也相对更有能力抵御。熟知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对农民土地的大规模掠夺，与其说主要是地主以经济名义所展开的市场性行为，不如说是国家以公共名义所发动的政治和行政性行为。往往正是通过公共的名义，国家可以在一个很短时间内迅速征集到大片土地。相对于古代社会，现代中国的国家政权与土地属性均已发生质的变化，但是，在许多场合中，官民关系以及由此形成的博弈能力并未改变。结果，反映在一个具体的农地征用过程中，农民对土地就既无定价的权力（在集体的名义下，这一点甚至不如古代的私有），也几乎没有讨价还价的能力。农民所能做的，最多就是在承认政府定价乃至于截留特权的前提下，以种种方式想方设法地让政府再提高一些补偿价格，或者在左右攀比之后，得到某种程度的公正感受就知足了。至于说到要与政府就地价问题展开谈判，那他们连想都不会去想。由此，我们得以完整地理解在不同场域之中农民的可怜与“可嫌”这一两极状态的转换关系，既然并不存在从体制内捍卫自身利益的能力，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在特定状态下以某种体制外的手段和方式博利，便也是一种不可避免的选择。
其实，不仅仅村民在与政府博利，一些村干部也在千方百计地利用开发之机与政府博利。11月19日上午，我与宋正良、宋德益和镇城管所所长孙福临一起再次下到小岳村岳家湾。因为农户仍然未领青苗补偿费，这就意味着他们仍然不同意按500元一亩的标准进行补偿，于是，两宋便又得再次去协调。我们直接驱车去村部。
村部原是村办小学，后来因为村校撤并，(7)改作村部，现在又正在筹建小镇豆豆制品加工有限公司。上了二楼的总经理办公室，村里的李书记正在等我们（他现在也是豆制品加工有限公司的李总经理了）。他告诉我们，并不是像传言中说的三组的工作都没有做通，真实的情况其实是村治保主任私下串联与他关系紧密的几家农户故意不领钱，借此压施工单位将途经岳家湾一段长2.8公里的土方工程交给他们施工。土方工程是挖一道宽10米、深2米的沟，用于埋设天然气管道，工程施工价格为每公里5000元，2.8公里工程量的毛收入就有近1.5万元，如果承接下来，对湾子里的人来说也是一笔不错的收入。宋正良听到这里，明白了问题的根由，他没有多说什么，依照惯例，只要有可能，他都会满足村干部的这一类要求。因为你要村干部配合政府的工作，就必须给他们一些甜头，而村组干部利用职务之便承接辖区内的公共工程，也早已成为基层社会比较普遍的事实。如果干部本人不好出面，就往往通过一些村民，甚至让社会上一些不三不四者制造麻烦，阻挠施工，一旦镇干部明白问题所在，满足了他们的要求，一切矛盾也就自然消解。干部承包了工程，出头制造麻烦者利益均沾，这其实也是如今城乡接合部地区在工商业开发中普遍存在的秘密，难怪一些政府干部会使用一些过激词语来描述这种现象——“没有黑道背景，你就根本不可能接到工程。”其实，在承接工程的背后是否真有黑道的影子，如何定位黑道，可能都不是一句简单的话就可以解释的，但一些村庄干部与地方社会各种权势力量结成关系网络，以尽可能地捞取利益却是事实。
从李书记的办公室出来，我们碰到了作为麻烦制造者的治保主任。宋正良亲热地与他打招呼，故作不知地要他去做几户思想不通者的工作，至于他本人的要求，宋没有当场承诺，只是说会尽力去与施工方协调。治保主任边听边点头，并对我说出一句耐人寻味的话：“如果工作都做通了，就没得酒喝了。”宋笑了笑，没有反驳。看来，治保主任以这种方式强包工程也不是第一次了。（参见附录1：89）
村干部为自己博利，如果有可能，他们也为村民博利，这正是如今乡村干群关系的复杂所在。不久之后，宋正良等人再次为天然气换气站占地一事找小岳村的刘代昭等农户商谈。刘还是那句话：“国家占压我们配合，但土地是农民的衣食父母，如果还是3000元，那谈都不谈，至少也要跟洲头村一个价。”
说不服刘代昭，宋就转而与小岳村的李书记沟通，李书记却说：“我的态度也是4500元一亩好，难道我们村就是小媳妇生的伢？”于是，接着刚才的话题，镇村干部之间展开了一轮讨价还价，这一次，村干部明显是站在村庄的利益上讲话。
面对李书记，宋正良讲了实话：“其实我的意思也是给4500，因为相互比着，工作做不平，但林书记的意思是参照小城镇建设征地的价，3000元一亩。这里靠近镇街，前些时候与其他村谈地，也是3000，林书记怕一旦给4500，其他村不服，更不好做工作。我和武镇长的意思还是给4500，其他村迟早要补上去的。但林书记既然定了调，我也就只有这样来回磨，你说好磨不好磨？这哪里是做工作，简直就是在谈生意。”
李书记仍然坚持他的立场：“还是应补4500，你开发区是这么高，我们这边又只给3000，这叫我们怎么做工作？再说了，我们也该为农民讲点话了，4500元不多，吃不了一辈子，他们的地快占光了。我的意思还是前面的乌龟爬出路，后面的乌龟跟着爬，别人多少，我们多少。”
“当然啦，我们向农民做工作的时候，还是咬死3000，实在不行，再涨一点儿，3500、4000，但4500也就到头了，全镇的最高价也就是这样了，也不能由着他们要，真要依他们，一两万也不满足。”李书记在明确表达了自己的农民立场之后，又换了一副口气，站到了政府这边。
“对农民也要软硬兼施，到了4500再不干，我们就强行搞，一搞就耶啰(8)，你真要来硬的，不怕事的也少。龙岛开发区那边，开始还不是闹，最后强行开工，还不是耶啰？”
看得出来，李书记不仅是要在农民和政府之间来回磨合，更为重要的是要争一个村庄之间的公平待遇。李在刚才的谈话中就提到，小岳村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不比洲头差，为何就要矮人三分？看到李书记这样的态度，宋正良不好再坚持，他答应晚上向林书记汇报，看他究竟是个什么想法，然后再做决定。（附录1：90）
(1) 村里与一投资商合作办了一家公司，名为洲头产业，由投资商出钱，洲头村以土地入股，准备合作做房地产开发，但因土地无法报批，公司尚未进入实质性运作。
(2) 指租地的价格。
(3) 据说，在开工剪彩大会那天，有一些村民想冲击会场，找上级领导反映意见，被强力劝阻。
(4) 川东双村农民对媒婆的形容。（参见吴毅，2002）
(5) 绕定远曾经担任镇党委副书记，现任镇人大主席，但人们在习惯上仍以绕书记相称，这也反映出书记一职较之于镇人大主席在乡村中具有更大的影响力。
(6) 开采石场属于安全要求很高的特殊生产行业，政府对炸药发放实施严格的管控制度。
(7) 至少自人民公社时期以来，在大力发展农村教育的背景下，农村小学按行政村（生产大队）来设置，村村有小学已是一种普遍性的现象，但自上个世纪下半叶大力推进计划生育国策以来，随着人口出生率的降低，自然村和行政村内的学龄儿童逐渐减少，以至于按行政村设立小学已经极不经济，在我观察过的一些农村地区（特别是交通比较方便的地区），现在的状况多是两三个行政村共设一个小学，这样，原先的一些村办小学校舍闲置，多改做村部，或用于兴办企业。
(8) 耶啰是当地方言，有行了、不用再说了、搞定了等多种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