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工前的反复
5月底的一天，洲头村汪书记家，未理明、老洪和陈其然等镇干部聚在一起商议洲头村的事宜。原来，5月中旬那次一至九组小组长会议所讨论的拆除抽水机泵站的善后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而四组的集体抗争也并未停息。组长们为推掉机台之后的土地补偿问题还在与镇、村角力，因此，省人防基地开工剪彩已经20多天，施工方仍然无法动工。不得已，才由林靖南亲自与组长们对话，最后答应如因拆除机台而在大旱之年影响相关村民小组的收入，出现缺粮现象，由政府救济，并出台了专门的政府文件，才将事情基本上摆平。
附件8
关于拆除洲头村杨家嘴泵站善后事宜的处理意见的通知
小镇洲头村民委员会：
为了确保洲头园区能够平稳、顺利、有序地发展，使落户客商有个安定的投资环境，经政府研究决定，特做出如下处理意见，现通知如下：
（1）涉及全部杨家嘴泵站抗旱灌溉的洲头村二组、三组、四组、五组、六组、八组的旱地、水田农业税全免。
（2）涉及部分由杨家嘴泵站抗旱灌溉的洲头村一、七、九组面积的农业税减免另行通知。
（3）涉及由杨家嘴泵站抗旱灌溉的小组农民，在水系未恢复前如在大旱之年出现缺粮现象，政府将给予粮食救济。
（4）洲头岛开发征用了以上小组的土地或镇政府恢复了水系，本通知将自行失效。
大江区小镇人民政府（公章）
2003年5月27日
（附录2：29）
然而，四组的村民，包括已经签字的13家农户却翻盘了。他们旧话重提，要求落实面积，并提出土地占压到哪里补偿到哪里，不同意一次性了断。还有关于拆除机台之后的水利问题，四组也提出他们的情况特殊，要求政府进一步落实解决措施。这些天来，他们就堵在湾子里，阻止施工，未理明等赶下去做工作，也仍然未见效果。
这一回搞恼了已经在洲头村连续奋战好几个月的镇处理开发纠纷专班的干部。在汪书记的家里，未理明抱怨，如果不是因为头上顶着这个帽子，他早想动手了。汪书记也很恼火，一反其温文尔雅的个性，说“中国人就是奴性，这件事看来只能强行动手，反正绝大多数农户签了字”。未理明也暗示政府不好表态，要汪书记找施工方商量，尽快拿出一个应对方案。
未理明走后，汪书记立即打电话要负责项目土方工程的金老板来他家。金老板来了之后，也感到十分棘手，说总不能动手打人吧，现在可抓得正紧呢！
“作为书记，我当然不好对你多说什么，但作为长期交往的哥们儿兄弟，我只能说政府和村里在目前这种状况下不好出面，只有看你的态度了。你们与村里签了施工协议，工期有规定，如果农户有意见，应该找我们和政府，不应该拦着你们。”
汪书记的话很明显，是在说现在只有施工方适宜采取行动。
金老板问：“这件事派出所能够出面吗？”
“没有冲突，派出所不好介入，只有发生了冲突才有可能。”
汪书记要金老板自己拿主意，并说：“农民就是奴性，你越让，他越硬；你一硬，他就软。”
不过，话虽然说得有些过，但汪书记其实是既不愿意出事也更怕出事的，他口出此言，实在是因为这些天来心里的火窝得太久，加之上面又压得紧，没有丝毫的松动余地，实在让他不好做人。所以，他又对金老板补充道：“你可不能说这是我的意思，那样的话就掉得大了。”金老板允诺。
但是，金老板究竟是否愿意强行开工，从他的脸上看不出来，汪和他耳语了好一阵儿，他便辞别而去了。
金老板走后，屋内只剩下我和汪书记两人，我问：“金老板敢冒险吗？”
“那就要看他是不是真想做成这笔生意了。”
我大致能猜出汪书记的意思，政府要汪书记解决问题，汪书记万般无奈之下，就只有拿生意来压金老板。看来，一向斯文的汪书记面对四组农民的一再抵制，也有些失去耐性。不过，他又补充道：“无论如何，我们都是有理的，施工方与政府和村里有协议，我们与农民也有协议。”
一会儿，汪书记又缓过情绪来，他告诉我，就在今天下午，四组有6个群众代表要与林书记对话，林已经答应了。看来，事情还没有发展到真像汪书记所忧虑的那样，一切也都还在可控范围之内。（参见附录1：114）
下午2点半，镇政府接待室。洲头村四组的6个代表已经到齐，其中包括组长于祖安、一位姓王的女代表和一个讲四川话的马姓老人。此时，林靖南尚在休息，未理明、汪达海等人就先与代表们聊了起来。从这种对话之前的聊天来看，四组的要求还是主要集中在土地面积的丈量和拆除机台之后的灌溉善后问题。与此前有所不同的是，现在四组提出土地开发到哪里补偿到哪里，不搞一次性了断，看来还是担心政府所做的日后地价涨了追加补偿的承诺不能兑现。
3点20分，林靖南步入接待室，聊天停止。落座后，林用眼光扫了一下与会代表，请他们谈谈自己的想法。于祖安代表大伙儿将事先商定好的想法向林书记和盘端出：（1）对四组的版图面积给出一个准确的数字；（2）这一次没有占压的土地不同意拿出来；（3）水利设施，四组与其他组的情况不同，要求特别对待，特殊解决。
马代表又补充了土地附着物的补偿问题。
听完了代表们的反映，林靖南开始系统陈述自己的意见，此后，对话的内容和节奏就按照林的讲话展开。
“今天，洲头四组村民的代表就省人防训练基地的建设问题与我们对话。其实，围绕这个问题的对话已经开展了很久，从2月份以来，我们就300亩地中的100多亩土地做工作，到目前已经有3个月，为的就是能够妥善地处理好你们四组和二组的土地。说句实话，如果不开发，大家恐怕也不会有想法，安贫乐道，几十年如一日，都相安无事，群众与群众之间也没有大的矛盾。现在开发来了，矛盾也来了，这也是正常的。但是，为了这一百把亩的面积搞了这么久，反复地解释，到现在还有许多问题不明白，这就不好理解了。说到底，矛盾集中到一点还是利益问题，即钱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看普遍来说是嫌少了，还没有哪个人嫌钱多的。”
众人笑。
“归纳起来，就是哪一方面都不满意，政府方面有难处，村里有难处，小组长有难处，村民有意见；政府贴了钱，村里未见到钱，小组长两面为难，群众嫌钱少。”
众人再笑。
“有开发就会有矛盾，矛盾还很激烈，发展到最近一段时间农民拦着推土机不准施工。结果，省人防办方面天天给我打电话，问我为何没有把群众调平。部分群众到市里上访，签了字的农户也反悔了，又提出新的想法，结果，搞得我们天天接待上级下来调查的人。当然，这也是正常的，是你们的权利，我们也如实地把我们的情况和安排一五一十向上面做了汇报。上级听了汇报后，认为我们的处置没有什么不妥当之处，还留下来几条意见：（1）肯定我们的态度是积极的，工作是扎实的（镇里派了8名干部，组成调处矛盾的专班）。（2）给农民4500元／亩的补偿也是站得住脚的，而且，我们还有一个承诺，今后土地价涨，还可以补。上面的意见是也可以不留这个尾巴，因为根据相关政策，补偿价按开发前3年亩产值的3—6倍计算，4500元也够了，但本着理解和关心农民的想法，我们还是决定要留这个尾巴。（3）要求我们给农民再做一次工作。当然，上面也会给你们一个答复，我想，你们也肯定收到了答复。”
林靖南一上来就指出目前存在矛盾的症结所在，并且指出，尽管矛盾尖锐，但是政府方面是站得住脚的，这不仅已经为上级政府所肯定，而且即使农民如此不配合政府的工作，加剧矛盾，政府也仍然在为农民着想。林书记的这一开场白，自然是要在这场对话中首先为政府方面奠定一个能够站得住脚的基本立场。
林靖南进一步对代表们施以情感上的感化：“矛盾已经发展到这一步，对此，我有一种感受，甚至有一种很是伤心的感受。我1982年就在这里工作了，对洲头的情况相当了解，1986年我就去过，当时的情况相当糟糕，几十年来，洲头有什么发展？如果不搞开发，我昨天给队长们讲过一句话，连媳妇都娶不到。不开发，总是穷，面貌依旧。”说到这里，林书记的嗓子也有些哽咽。
抒发完情绪之后，林书记进入正题：“针对洲头的区位优势，我们决定进行开发，为此，我们专门把区领导请来看，区里同意我们设立园区，但是，要我们自己搞，以园养园，区里没有资助。开发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必须从大江区专门开一条路通往洲头。当时我很犹豫，因为没有钱，区领导想办法帮我们筹了100多万元，其他的钱要靠我们自己解决。我们做了匡算，要修好这条路，还有跨湖的桥，要1500万元，钱从哪里来？只有从其他项目里面挤，从占压补偿款里挤。我们也是没有办法，为了把洲头搞活，带动小镇的开发，我们也只能这样。但是万万没有想到，村民提出了许多问题和要求，每一个问题和要求干部们都对我讲了。关于土地处理，我讲了一个意见，不丈量，以二轮承包面积为准，这也是按政策规定来的，但就是这个事情，双方搞了三个回合，还搞不下来，我们这才提出对你们经营权证上的面积一次性补偿，并且开发前还可以耕种，你们同意了，但现在又提出只补占压的，这实际上是在出难题。你们到市经管局去反映，市经管局对我们的工作给予充分的肯定，按计税面积补偿是合理的。你这么多年一直以这个面积给国家完税，国家也只能承认你这么多。”
在林书记讲话的过程中，农民代表一直在听，没有人插话，毕竟，站在镇政府的立场上，林书记的话表述得在情在理，让农民代表一时无从找到缝隙以表达他们自己的意见。
“剩余的面积怎么办？我们也在考虑。我们认为，这种面积本来就属于机动面积，应该全部给到村里，但我们考虑到农民的利益，每亩给1000元，村里得小头（30％），小队得大头（70％）。到小队这一块怎么办？我还没有完全想好，但还是考虑再分给农民，一是按人头，二是按面积。本来我是想在村队之间五五分，因为像现在这样对村里不公平，但我跟汪书记交换意见的时候，老汪十分顾全大局，没有多说一句话，就说还是分给农民算了，可见，村里也是为大家着想的。”
林书记讲得非常动感情，在这样一种情境之中，农民代表还能再讲些什么呢？就算是他们想到这1000元的标准太低，想到土地的集体所有本来也就应该意味着村民所有，但面对林书记所讲到的镇、村在开发中的困难，面对村级组织从来就有权处置集体土地的这样一种制度（更为重要还在于现实的）“惯习”（布迪厄语），在此情此境之中再去斤斤计较或质疑否定，不是显得太过于自私和不顾大局了吗？就这样，林书记以自己在理在情的讲述进一步强化了政府关怀农民立场的情境，你只要走不出这样一种情景，就会遇到质疑的心理障碍，进而也就无法质疑。在这个方面，农民的代表是完全没有办法去抗衡乡村干部们所具有的知识与智慧优势以及支撑这一优势的话语言说体系的，就算是他们想得到前提的不合理将埋葬过程的合理，但长期以来上层社会对底层社会思想和话语的支配性影响，也使他们没有办法走出强者为弱者所铺设好的思维管道。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治者的言说是如何被转换成被治者的思想，治者的意识形态又是如何被输入被治者的身体并被内化为习以为常的行为方式的，也看到了权力是如何成为一种生产性实践的。镇政府以公共利益名义所确立的土地补偿政策，农民就是觉得不合理，也没有办法去系统地质疑与反对。他们所能选择的，大概也就是“胡搅蛮缠”地闹腾或祈求于“仁政”这样一种非此即彼的行动技术了。
“处理土地善后的第三条意见，”林书记继续施展他的安抚，“计税面积按4500元一亩计算，水塘按5000元一亩计算，土地附着物、青苗补偿，国家有文件的，都按标准来，有的树被扯了，干部都留有底子，你们也不要担心。
“此外，我们还给大家一个承诺，今后的地价高了，水涨船高，我们会把钱补起来。按市经管局的说法，也可以不留这根尾巴的，但我还是坚持要为农民的利益着想，给大家留下这根尾巴，今后，你们可以凭这个来找政府。”
林书记又提到泵站的问题：“这个机台，有6个组完全靠它受益，另外3个组是部分涉及。6个组的农业税全免了，这就又产生了那3个组的攀比，但你们还要求特殊解决，这就有些让政府为难。我们也查了近3年机站使用的情况，也有可能会出现天旱。我昨天就对队长们说了，说一千道一万，你把水田当旱地种行不行？有人说，田的收成高一些，就算你说得对，我们把农业税免了，又行不行？市经管局也认为我们这样处理是站得住脚的。”
林书记几乎是在恳求这些农民代表的配合，代表们似乎也听入了迷，他们已于无形之中被林书记的道理和感情所征服。在这种气氛之下，林书记审时度势，转换语气，从一种恳求、谈心转向了表态，口气也逐渐转硬。
“综合上面的情况，我有几点想法，希望代表理解。（1）党和政府开发洲头园区，是为洲头人民着想，不是为政府着想，是想通过洲头的开发来带动和辐射整个小镇，希望四组的父老乡亲能够识大体，顾大局，不要只看眼前，要放眼长期，不开发，洲头就没有前途，不减少农民，就富裕不了农民。（2）洲头的开发和建设势不可当，哪怕现在做一些违心的事，也要开发，不是说你永远想不通，我就永远不开发。非开发不可。你们到市里找人，你们该反映就反映，但我该讲的话还要讲。可以说，在小镇，我讲话就封了顶，如果上面认为我讲得不对，我改正；如果对，我还要坚持。比如，你们提出占压多少就补偿多少，实际上的想法还是要重新丈量土地，我在这里明确地说不可能，这是最后的方案，再提就叫无理取闹。这个项目一开始就不顺，省人防的问我是不是工作不到位，我说，该做的都做了，只不过我不愿意像别的地方那样将公安派出去，我不愿那样做，因为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所以，方案是不能改的，除非你们指出我哪一条错了，如果指不出来，就应该由我来说服你们。又如，关于水系，我再说一遍，田当地种，如果出现灾荒，由政府负责补偿，如果四组出现这种情况，我可以重点倾斜，但你们也不要再想其他，以为不种地我们也会给补助。
“现在我听说有的人还去搞赌博，有的人发了几个钱还去押宝，我说这是忘记了农民的本色。我再说一句实话，如果不搞开发，有几家会存有两三万块钱？现在搞开发，反倒还搞出了麻烦！”林书记有些声色俱厉了。
看代表们听得专心，林书记又把口气和缓下来，并且开始结束他的长篇发言。
“我今天讲了这些话以后，对大家有几点希望：（1）希望大家明事理，不要行蛮耍赖；（2）你们个人的思想要通，只有你们通了，才能做通大家的工作，做通周围人的工作；（3）绝不能再影响施工，通过这个项目，是一花引来万花开，如果老扯皮，就把老板们吓跑了。关于开发，我曾经说过三句话，‘老板赚钱，政府收税，农民得实惠’，但是别人不来，地价就起不来，你就永远只有4500元。”
林书记这番持续一个多小时、一气呵成的讲话，看来已经从道理和感情上征服了四组的农民代表，使他们已经于无形之中忘却了他们这次来与小镇最高领导对话的本意，并且也已经于无形之中放弃了他们的想法而折服于林书记情真意切地表达出来的道理。在这种心态下，在此情此景中，代表们所要做的，早已不再是坚持土地的重新丈量和水利设施拆除后的特殊补偿，而只是想当着林书记这位小镇最高领导的面把他们所不放心的一些具体事情敲定下来。
操一口四川话的马姓老人就代表四组的6位代表表达了他们的这种共同心愿：
“林书记，你也很忙，今天，我们几个代表得到了你的接见，你讲的一切，大家都很信任，这些话，未书记、洪书记也都讲过，但他们拍不了这个板。你今天讲了，我们心里就亮堂了，就放心了。但非耕种面积也还没有落实，你看？……”
代表们态度的转变使林书记的心情变爽：“我马上发文件，马上落实，不要影响工期。”
马代表：“是的，社员之所以不信任，主要还是他们拍不了板。今天你说了，我们就有了底，我们就好给群众汇报。主要是以前一系列的问题没有落实，所以，社员不信任。”
从老马的回应来看，代表们的使命已经从与林书记这个乡镇最高领导的对话和谈判，变成了要亲耳听到来自全镇第一把手的承诺，难怪马姓老人在这样说的时候，未理明等人在一旁耳语，“还是要第一把手说了话才上算”。
林书记顺水推舟：“那说明我们的工作还是有不到位的地方，我们一定取信于民。”此时，林又显得是那样的豪气。
老马又提到：“没有签字的两户今天也来了。”
林书记便循循善诱：“希望你们还是把字签了，别人么样，你们么样，标准都是一样的。说实话，到了这个份儿上，你两户签不签都已经无所谓，但做人要讲道理，你不领钱，我就把钱给你们存在那里。”
组长于祖安反过来帮林书记做两人的工作了：“林书记已经把话讲得很清楚了，还是签吧。”
两人动摇了，他们其实也都已经放弃了继续坚持的想法。但坚持了那么久，总不能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转弯就转弯吧？他们需要一个合适的时间和地点。
于是，大家又就一些具体的技术问题进行询问，林书记十分耐心而周全地回答起代表们的问题来。
6点15分，林书记提前告退，他说晚上7点钟区里还有一个会。临走前，他拱手对代表们说：“辛苦大家了，感谢大家了。”
对话会结束了。（参见附录1：115）
其实，从我的角度来理解，这很难说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对话会，毋宁说它更类似于一场地方最高领导对民众代表的召见会和群众代表要最高领导拍板表态的放心会。但是，不管怎么说，经历了这样一次会议，洲头四组从开年以来就一直在持续和坚持的群体性抵制就算正式结束了，接下来的矛盾转移到对具体补偿物的补偿评估方面。
按照约定，第二天一早，我随未书记、老洪和陈其然等人下到洲头四组去落实土地附着物的统计、登记和估价工作，村干部们随行。尚未下车，便见不远处的坡地上停放着许多台推土机，地面上，少数地块已被推过一遍，露出黄色的新土，但大部分施工地段尚是原生状态，或种有农作物，或长满荒草。下车走过去一看，见坡地上坐着几个村民，横挡在推土机面前，而推土机司机则远远地蹲在一旁吸烟，双方没有冲突，但一看便知是由于村民的阻拦，施工仍然无法进行。未书记走过去要村民让出地盘，不要妨碍施工，一个瘦瘦的村民（后来得知叫于祖成）起身回应：“附着物的补偿如何解决？”未理明说：“昨天与你们的代表谈好了，今天就是专门来解决此事的。我们一边落实，他们一边施工，两不相碍。”听得此话，于祖成等人才起身让出道儿来。蹲在远处的司机们见状，也慢慢地站起身，走过来钻进推土机驾驶室，打燃发动机，开始作业。“轰——轰——轰”，推土机作业的声音顿时响彻整个坡地。
这一边，干部们则开始一顺溜挨地块落实农民在土地上的附着物面积、产量及数量，村民们都围拢到地里，看干部们做事。此时，我又见到了昨天在对话会上的几位代表。经过林书记的一番开导，他们显然已经消除了与政府的对立情绪，或者说已经开始设法在新的现实格局内去修复前段时间因利益对峙而造成的干群裂痕。那位女代表甚至主动对老洪说：“昨天实在是不好意思，有的话也并非本意，既然代表了群众，就不得不那样讲。”老洪连声回应：“可以理解，可以理解。”老马则一个劲儿地邀请老洪和我到他家里做客。他显然已经得知我的身份，便告诉我他是从四川移民过来的，算是半个老乡了。异地闻乡音，格外亲切，我们的距离拉近了。而他的女儿则是于祖文的媳妇，在镇贤酒楼一起吃过饭的，这一下，大家就更是熟络了。
从老马这些农民意见领袖态度的转变之中，我再次得以感受到农民政治文化中那种强烈的“青天—贪官”（或“明主—昏官”）的二维政治认知模式。在他们的眼里，林书记无疑是小镇的“青天大老爷”，或者他们至少愿意将他归入“青天大老爷”的类型，而其他干部，要么是说话不能够算数的主，要么可能就被归入说不清、道不明的“贪官”或“昏官”类型。所以，在长达数月的较量之中，尽管未书记和老洪等人曾经多次就有关的补偿政策与他们沟通，但他们并不领情，而昨天林书记的一席话尽管没有增加任何新的内容，却仍然有如拨云见日，让他们吃了一颗定心丸。于是，他们彻底转变态度，由不合作一变而为合作。正是由于这些农民意见领袖的态度变化影响了村民的行为，施工才得以进行。
干部们在地里忙着统计各种作物、林木的数据，相关地块的主人（大多是主妇）则尾随其后。可以说，在这个时候，以小组为单位的利益共同体基本解体，农户开始更加关注起各自家庭的利益损益来。而大的矛盾了结之后，干部们在具体的补偿评估中也愿意通过多估产量、多计面积来做好人，给农民增加一些额外小利。农民们当然乐得占这些小便宜，虽然双方都知道这点好处值不了几个钱，但农民通过此种途径找寻到了些许心理上的平衡与安慰，而干部们则力图以此无须自掏腰包的小惠来改善与村民个人的关系。于是，在干群这一抽象的结构性对立因为种种宏观和中观社会性因素的存在而无法全然冰释的同时，作为具体个体而存在于乡村日常生活中的干群关系却完全有可能大为改善，甚至友好相处。这倒是提醒我们，在具体分析农村干群关系时不要轻易混淆了两种结构（公—私）和两种场域（公域—私域）的复杂交叠，不要任意地用任何结构或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去取代对于村落日常生活场景的考量。
临近中午，我们返镇。路上，老洪问我此行有何感受，我笑了笑，没有作答。可我心里在想，如果上午不来，那么，我对于政府—农民及干群互动的认知就一定还停留在那种彼此针尖对麦芒的结构化模型上，但今天我又看到这一模式的另外一个层面，当群众不管因何原因而接受了政府的条件之后，那种随着利益对立而建构起来的“敌对”关系也随之消散，十分融洽的官民关系似乎又重新呈现到现实的乡村日常生活中来了。这至少说明了一个道理：官与民、干与群的对立是一种“角色”对立而非“人际”对立，两者有时候会重叠，有时候却可以分开，尤其是在中国人行为处事的互动格式之中，人们往往都是尽可能将其分割开来，尽可能不要将制度—结构和公域层面的矛盾与对立扯带到生活和私域中来。干部如此，农民也同样如此。或者说，一个乡土社会中人之所以成为一个内部人（社会人）而非外部人（制度人），也正是因为能够较好地处理和区隔这两种不同的关系。[5]于是，我重又看到了干部的与人为善和农民的质朴亲热。老邓说：“从此以后，农民会敲锣打鼓欢迎开发。”
闻此言，我感到欣慰，几个月来的艰苦工作总算是有了一个了结。
“不，起码还有一个回合。”车上，经验丰富的老洪回应道。他说：“等发钱的时候还会有争执。那个时候你再来看，人们又会为了利益的争执而红脸。附着物的具体单位补偿价还未确定，这又会成为引发新矛盾的焦点。”“农村工作就是这样，没有利害，大家你好我好；有了利害，就成了仇人。”于是，饭后，干部们就开始商议每一种附着物的具体补偿价格，准备进行新一轮的磨合。（参见附录1：1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