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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政治自由的摧毁与各阶级的分离怎样催生了几乎全部令旧制度消亡的弊病
我刚才对在一切腐蚀旧制度机体、逼迫旧制度消亡的弊病中最要命的弊病进行了描述，现在我要再探讨一下这么危险、这么匪夷所思的疾病的源头，并阐明还有多少种其他弊病与之同在。
倘若从中世纪开始，英国人就如同我们一样彻底丧失了政治自由及由其派生出来的地方独立，那么就像发生于法国及不同程度上发生于欧洲各地的那样，构成英国贵族的各个不同阶级互相分离的可能性就会很大，并且一切阶级都有与人民分离的可能。不过，自由迫使他们自始至终都彼此往来，以便在必要的时候达成一致。
有意思的是，基于野心的驱动，英国贵族居然可以在必要时融人到下属当中去，假装视其为同侪。在现存的涉及旧法国的最有教益的著作中，就有前面所援引的阿瑟·扬的书。阿瑟·扬提到，有一天在农村，他到了利昂古尔公爵家，表示有意向周边几位最能干、最富庶的庄稼人了解一些情况。于是，利昂古尔公爵便吩咐管家将他们找来。对此，这位英国人议论道：“在英国，领主家会请三四个庄稼人跟全家人一起用餐，并让其在上流社会的贵妇人中间就座。这种事我在英国见过不下百次，但在法国，从加来到巴约纳都难觅其踪。”
的确，从天性而言，英国贵族的傲慢要比法国贵族更甚，英国贵族也不善于与全部地位卑微者融人一处；然而贵族的境遇逼迫他们有所收敛。为了维持统治，他们什么都做得来。在英国，数百年以来，除了有利于穷苦阶级而接二连三推行的纳税不平等之外，其他捐税不平等已经消失。请思忖一下，不同的政治原则能将这样相近的两个民族引向何方？在18世纪，英国穷人享有捐税特权；而在法国，则是富人享有捐税特权。在英国，最沉重的公共负担由贵族承担，以便被批准进行统治；而在法国，贵族直到消亡之际依旧维持着免税权，作为对统治权丧失的补偿。
14世纪，有句格言在法国和在英国貌似同样牢固地被确定下来，那就是：“不经纳税人同意不得进行征税。”人们时常谈及这句话：违反它就无异于施行暴政，恪守它则相当于遵守法律。在当时，正如我提到过的，法国的政治机构和英国的政治机构存在大量相似之处，不过后来随着岁月的流转，两个民族的命运互相分离，距离日渐拉大。它们就好比是两条线，由邻近点出发，但顺着稍微不同的倾斜度延伸，结果两条线越延伸，距离就相隔得越远。
讽刺第一、第二等级欺压第三等级的漫画
我敢断言，自国王约翰 [1] 被抓捕、查理六世 [2] 变疯而导致长时间混乱、国民疲惫不堪之日起，国王就可以不经国民合作而确定普遍税则，而贵族只要自己拥有免税权，就卑鄙地听任国王对第三等级征税，从那一天起就将差不多所有弊病与灾祸的幼苗种植下了，它们折磨着旧制度在后期的生命并令其猝然而亡。我对科米内 [3] 这句具有远见卓识的话很是赞赏：“查理七世最终做到了无须各等级允许就能够随意征派军役税，这件事成为他和他的后继者心上沉重的负担，并在王国身上割开一道伤口，将长时间流淌鲜血。”
请思忖一下，这道伤口怎样随着岁月的流转而在实际上增大，请一步一步观察事情的后果。
在造诣颇深的《法国财政研究》一书中，福尔勃奈 [4] 所言甚好，中世纪的国王通常都依赖领地的收入生存。他又指出：“既然特殊需求是经由特殊捐税来维持的，所以就由教士、贵族和人民一起担负。”
对于上述这一特点，14世纪经三个等级投票表决的普遍捐税大部分都具有。这时期制定的差不多全部捐税均为间接税，换句话说，一切消费者一视同仁都需要完纳。有时捐税是直接税。这时，捐税的依据是收入，而并非财产。贵族、教士和资产者需要在一年之内，向国王上交，比如说，他们所有收入的十分之一。我所指出的经三级会议投票表决的捐税，也应包括在同一时期由各省三级会议所制定的本地区的捐税。
确实，从那个时期到现在，从未曾向贵族征派过被称为军役税的直接税。无偿服兵役的义务让贵族免交军役税，然而在当时，作为普遍捐税的军役税的范围有限，大部分用于领地，并非用于王国。
当国王初次依靠着自己的权威而对捐税进行征收的时候，他明白首先必须选择一项看上去不会对贵族利益造成直接损害的捐税。由于贵族在当时是跟王权相对的危险阶级，他们万万不会容忍国王对他们的利益有所损害的革新，因此国王选择征收一项贵族免交的捐税，那 就是军役税。
就这样，在业已存在的个别的不平等里，又多了一项更为普遍的不平等，进而加剧并维持全部其他的不平等。以此为开端，国库的需求便随中央政权权限的增大而增长，军役税也随之增加并多样化，没过多长时间就增加至十倍，而且一切新捐税都变为军役税。如此一来，捐税的不平等每年都让各阶级分离，令人们互相孤立，其深刻程度超过了往昔任何时代。最有能力纳税的人被免税，最没有能力交税的人却必须交税，以此为宗旨的捐税势必引发一个可怖的结果——富庶者免税，贫穷者交税。有人指出，马萨林 [5] 由于缺钱，曾计划制定一项捐税，征收对象是巴黎首屈一指的那些豪门，然而一遭到当事人的抗议，他就败下阵来，只在普通百姓缴纳的军役税上，增加了他所需要的500万里佛。马萨林原本设想对最富裕的公民征收捐税，结果捐税却降临到最贫穷的公民头上——国库一分钱也没有少收。
摊派这么不均的捐税收益是有限的，但君王们的需求则是无止境的。即便如此，他们既不愿召开三级会议以谋取补贴，也不愿向贵族征税从而唆使贵族要求召开该类会议。
从这里产生了一种理财本领，这种理财本领是不可思议的，而且有着无尽的害处。在君主制最后的300年里，国家金钱管理具有这一奇怪的特性。
唯有对旧制度的行政和财政史进行详细的研究，方可弄懂一个温和的却没有公开性并失去操控的政府，其权力一旦被认可，并令其摆脱对革命这人民的最后一层保障的恐惧，那种对金钱的需求会促使其采取哪些暴戾而可耻的手段。
在这些历史记录里，随处均能目睹到王家财产被兜售后立刻收回，视为不可出售；契约已经被破坏，没有人认可已经获取的权利。一旦遭遇危机，国家债权人就会沦为牺牲品，国家在人民面前不断失信。
终身赐予的种种特权随时均可收回。倘若有一个人能怜悯那些因愚笨的虚荣心而导致的痛楚，那么他就会对这些不幸的受封贵族的命运予以同情。在整个17世纪和18世纪里，他们被迫屡次花钱购买空洞的荣誉或不公正的特权，虽然他们为此已经一次又一次地掏钱。路易十四便是如此将92年以来人们获取的所有贵族头衔予以取消的，其中大部分还是他亲自授予的。对于那些贵族来说，要想将头衔留住，就得再次掏腰包。因为，敕令指出，所有这些贵族头衔均是出人意料地弄到手中的。80年后，路易十五所运用的手腕如出一辙。
自卫队士兵不可以找替代者，据说是担心将国家用于征兵的代价提升。
城市、社区、收容院被迫违背诺言，以便能够将钱借给国王。教区不能兴办有益的工程，因为担心这会分散资财，进而导致在缴纳军役税时不能照额缴纳。
据传，总监奥里和桥梁公路工程局局长特律代纳两位先生曾有过一个方案，让各区居民提供一笔钱用于该区维修道路之用，以代替公路徭役。但是后来，这两位精明的行政官却将这个设想放弃了，其原因令人深省：据说他们是担心资金积聚起来之后，人们就没有办法防止国库将其挪用，这样人们很快就必须同时承担新捐税与徭役。我敢断言，在处理个人财产方面，任何个人假如像全盛时期的伟大国王 [6] 支配国家财产那样，他就难逃司法的判决。
倘若你遇见某种与时代精神截然相反的中世纪旧机构，它依赖加剧其弊端而得以维持，或碰到某种有害的新机构，那就想办法挖出那病患之源：你将看到，某项财政措施原本只是权宜之计，后来却演变为制度。你会发现，为了偿付一天的债务，居然确立了维持数百年的新权力机构。
在非常久远的时代，一旦平民拥有了贵族的财产，将不得不缴纳一种特别捐税，即所谓的封地获取税 [7] 。封地获取税不仅造成土地之间的分裂，也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分裂，而且两者不断彼此助长。我不清楚，相比于其他捐税，封地获取税在促进平民与贵族的分离上是否发挥着更大的作用，因为它妨碍了平民与贵族凝聚——拥有地产是让人与人同化得最快、最好的事情。就这样，在贵族所有者与其邻人平民所有者之间，就时时刻刻重新出现了一道鸿沟。与此相反，英国从17世纪就将世袭领地与平民占有土地之间的差异废除了，从而前所未有地推动了这两个阶级的融合。
14世纪，获得领地所缴纳的封建税相当轻，并且很长时间才征收一次。然而18世纪，在封建制度即将灭亡之际，这项捐税每20年就催征一次，数额几乎是平民一整年的收入。父亲去世了，儿子继续缴纳。1761年，图尔农业协会指出：“这项捐税极大危害着农业技术的进步。毫无疑问，在国王向臣民征收的一切捐税里，没有哪一项在农村像这项捐税如此令人愤怒和难以忍受。”另一同时代的人指出：“这笔钱刚开始一辈子才征收一次，但后来却逐渐变成为一种颇为苛刻的捐税。”这项捐税妨碍平民购买贵族土地，所以连贵族本身也对此有废除之心，不过国库的各种需求令其保留了下来，而且有增无减。
有人将工业行会所导致的全部弊端均错误地归罪于中世纪。所有的事情表明，行会师傅和行会管事会最开始只是为了联系同行业成员，并在行业内部建立一个微小的自由管理机构，肩负着救助和抑制工人的双重任务。圣路易 [8] 似乎也没有比这更高的奢求。
直到在文艺复兴盛期的16世纪初，人们才开创性地想出，将劳动权视为国王可以出售的一种特权。只有此时，每个等级团体才转变为封闭性的小贵族，终于建立起对技术进步颇为有害的垄断权，对此我们的先辈曾恨之入骨。亨利三世尽管不是这一弊端的始作俑者，却令其畅通无阻，直到路易十六才将弊端予以根除。从亨利三世到路易十六，可以说，行会管事会制度的流弊时时刻刻在蔓延增长，在这段时期里，社会的进步令人们对这些流弊更加难以容忍，公众舆论对其披露无遗，年年均有一些新行业失去自由，旧行业的特权又有所增加。对弊端煽风点火最甚的要属人们俗称的路易十四统治的黄金时代了，因为这时对金钱的需要史无前例地大，而不求助于国民的决心史无前例地坚定。
勒特罗纳 [9] 在1775年说的话很好：“国家创造工业集团的目的仅为寻找财源，或靠出卖特许证挣钱，或靠设置种种新官职挣钱，国家强迫各集团对新官职予以购买。1673年的敕令引出了亨利三世种种原则的恶果，勒令一切集团掏腰包购买批准证书，强令一切还没有融入集团的手工业者参与进来。这事情尽管卑鄙，却将30万里佛收入囊中。”
我们已目睹到城市整个体制如何被人们弄乱，不是出于政治目的，而是试图为国库捞钱。
正是由于这种对金钱的需要，加上又不想跟三级会议索取，就这样卖官鬻爵的制度应运 而生，这种现象前所未见。由于这种基于理财思想的捐官制，第三等级的虚荣心便在300年里得以保持不衰，他们唯一的念想就是取得官职，于是国民的内心深处被灌输进这种对职位的普遍欲望，这种欲望日后成为革命与奴役的同一源泉。
财政愈是拮据，就愈有新职位涌现出来，而免税或特权是一切新职位的报酬。因为是基于国库的需要而并非行政的需要，所以这样设置的官职简直多得让人不敢相信，它们有的无用，有的不仅无用，还反倒有害。从1664年开始，科尔贝尔 [10] 进行了调查，并发现在捐官这项非正当业务上，人们竟然投入了约5亿里佛的资本。据说黎世留曾废除10万个官职，然而这些官职立刻又以其他名目再次出现。为了搜刮点金钱，人们将对自己官员的领导、控制和强制弃之不顾。一个这么庞大复杂、运转困难，而又不发挥作用的行政机器就这样组建而成。结果，不得不一边使这台机器以某种方式空转，一边又另设一个更为简练、更驾轻就熟的政府工具，以此切实办一些一切官员假装在做而事实上并没有做的事情。
倘若令人对这些厌恶的机构予以讨论，可以断言，这些机构里没有哪一个可以维持20年。倘若人们当初正好再召集三级会议对它的意见或怨言予以听取，那么这些机构估计根本不会组建或增设。数百年来，对于这些机构，为数甚少的几次三级会议始终采取持续反对的态度。这些会议曾一次又一次地指出，国王窃取权力随意征收捐税乃是全部流弊的根源，如果援引15世纪那种强有力的语言的原话，那就是，国王窃取了“没有经过三个等级许可与商议而以人民的血汗自肥的权利”。三级会议不仅对自身的权利予以关注，还强烈要求人们对各省与城市的权利予以尊重，而且时常达到目的。在每次会议上均能够听到发自肺腑的反对负担不平等的呼声。三级会议一次又一次要求将行会管事会制度加以废弃，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地对不断增长的卖官鬻爵制进行猛烈地攻击。它们指出：“谁兜售官爵，谁就是在将正义出卖，这种举止是非常可耻的。”当捐官制确立以后，对于滥设官职，三级会议继续申斥着。它们反对层层无益的职位、危险的特权，但总是徒劳无功，这套机构恰恰是为反对三级会议而组建的；它的产生绝不是要召开三级会议，而是要在法国人的视野内，将捐税打扮乔装，而不敢对他们展露本来的真实相貌。
请留意，最卓越的国王也跟最差劲的国王一样会应用这套伎俩。最后将捐官制加以确立的是路易十二 [11] ，兜售官职世袭权的是亨利四世：这套制度的罪恶远远大于这套制度的推行者的美德！
因试图逃避三级会议的监督，多数政治职能转入最高法院之手，从而在政府中引发了司法权混乱，也很大地危害到了良好的秩序，但又不得不装模作样地提供若干新的保障来替代被剥夺的保障。只要专制政权不暴虐，法国人是有耐心予以容忍的，但他们从不愿意与其直面相对，因此，在专制政权前面设置某种虚有其表的障碍，尽管不能阻挡专制，但最少能够遮掩一下，如此行事当然很明智。
最后，恰是这种阻拦国民索还自由而只向国民索取钱财的企图，持续推动了各阶级的互相分离，令它们在一致的反抗中最后既不能互相靠近，也不能获得一致，以至于政府在每个 时期要对付的只不过是孤军奋战的区区数人。在这段悠长的历史中，卓越的君主不断出现，有些以思想著名，若干则才华绝伦，差不多所有的人都勇气可嘉，却并无一个君王致力于令各阶级互相靠近与联合，而不令其处于相同的依附地位。我说错了：有一位国王曾经这样设想，并且也的确曾为之竭尽全力；而这位国王——谁能揣测上帝的判断是怎样的呢？——正好是路易十六。
阶级分离是旧王国的罪恶，并且后来成了旧王国的托辞，究其原因在于，当国民中富庶及有教养者在政府里再也难以和平共处、彼此帮助的时候，国家的自我管理就好像不再现实，就得需要一位主宰介入其中。
在呈交国王的一份秘报中，杜尔阁伤感地写道：“社会是由不能紧密联系的不同等级的国民组成的，是由互相间很少联络、各自为政的人民组成的，其中根本见不到存有什么共同利益。各村庄、各城市彼此间的联系很少，与它们所归属的各行政区一般。甚至在完成公共工程上它们也难以达成一致，而公共工程对它们来说是非常必要的。在这场种种奢望与企图的无止境的斗争中，陛下必须亲自决定或委托他人决定一切事务。人们在期待您的特别谕旨，以便维护公共利益，以便尊重他人权利，有时也是为了使自身权利得以行使。”
数百年间，同胞们就像陌路人或仇敌一般，要想让其彼此靠近并教育其共同处理自身事务，这件事可是不容小觑的——让他们互相分裂远比让他们重归于好更困难。我们已将刻骨铭心的例证提供给了世人：在60年前，当令旧法国分裂的不同阶级在被层层阻障长时间隔绝后再次互相接触的时候，他们最先接触到的是彼此的痛楚，他们再次相遇仅是为了彼此厮杀罢了。甚至到了现在，尽管他们已不存于世，但其妒忌和愤恨仍遗存人间。
[1] 英法百年战争时期，英国名将爱德华亲王在普瓦提埃将法军击败，俘虏了法王约翰二世。——译者注
[2] 查理六世（1368—1422），又称可爱的查理，瓦卢瓦王朝第四位国王（1380—1422年在位）。因其患有精神病，遂致法兰西陷入一片混乱。贵族之间矛盾重重，奥尔良派（以查理五世之子奥尔良公爵路易一世为首）和勃艮第派（以约翰二世之孙勃艮第公爵无畏的约翰为首）为争夺查理六世的摄政权混战不休。城市居民和农民由于恶劣的生存环境多次举行暴动。1382年，鲁昂和巴黎均发生反抗重税的市民暴动（铅锤党运动）。英格兰国王亨利五世趁法国虚弱之机于1415年重启百年战争，并取得阿赞古尔战役的胜利，法国被迫签订屈辱的特鲁瓦条约。根据该条约，查理六世之子夏尔（后来的查理七世）被剥夺继承权，让位于亨利五世。——译者注
[3] 科米内（约1447—1511），历史学家，著有《回忆录》（八卷），记叙了路易十一和查理八世朝代的历史，并在政界、外交界担当过重要职位。——译者注
[4] 福尔勃奈（1722—1800），在法国旧制度下担任货币总稽核，著有《1595—1721年法国财政研究和评论》，参与《百科全书》撰写，持重商主义观点。大革命初期参加过制宪会议财政委员会。——译者注
[5] 马萨林（1602—1661），又译马扎然，法国外交家、政治家，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时期的宰相（1643—1661年在位）及枢机主教。他让法国在对外战争中屡屡获胜，不过财政危机迫使他进行改革。他的统治奠定了路易十四的基业。——译者注
[6] 指路易十四（1638—1715），自号“太阳王”，是波旁王朝的法国国王和纳瓦拉国王。他于1643—1715年在位，长达72年3月18天，是世界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之一。——译者注
[7] 平民获取贵族财产需要缴纳的一种税，用来补偿世袭领地的减小，对此第三等级十分不满。——译者注
[8] 即路易九世（1226—1270年在位），曾参加过十字军东征，在内政上发愤图强，励精图治。——译者注
[9] 勒特罗纳（1728—1780），法官，著有大量论述经济财政的著作，包括《商业与捐税分析》。——译者注
[10] 科尔贝尔（1619—1683），法国政治家、国务活动家。他长期担任财政大臣和海军国务大臣，是路易十四时代法国最著名的人物之一。1669年，科尔贝尔被路易十四任命为海军国务大臣。在他的领导下建立了运河和道路系统，加固了海港防御工事，法国舰队的威力亦得到加强。——译者注
[11] 路易十二（1498—1516年在位），是奥尔良公爵查理一世和克莱沃的玛丽的儿子，生于布卢瓦。他的爷爷是法国国王查理六世的弟弟路易一世，也是法国最伟大的宫廷诗人之一。1465年，路易继承了奥尔良公爵的封号。他统治期间对外战争频繁，给法国造成了严重的灾难。——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