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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在欧洲各国里，法国怎样变成这样的国家，其首都已获得压倒外省的重要位置，并汲取了全帝国的精粹
首都对帝国其他部分拥有政治优势，究其原因，既不是由于它的地理位置，也不在于其宏伟，更不是因其富裕，而是政府的性质使然。
伦敦居民的数量之多，与一个王国无异，但它迄今也未曾主导过大不列颠的命运。
在美国公民中，没有人会设想过纽约人民会对美联邦的命运起到决定作用，甚至在纽约州里，也没有人会设想纽约市凭其单独意志即可独自指挥种种事务，虽然时下纽约的居民数量跟法国大革命爆发时巴黎的居民数量一样。
就算是处于宗教战争 [1] 期间的巴黎，与当时王国其他部分相比，唯有它的人口跟1789年的巴黎人口不相上下，但它却决定不了任何事情。投石党运动 [2] 期间，巴黎还仅是法国最大的城市而已。但到了1789年，巴黎就成了法国的象征。
早在1740年，孟德斯鸠就写信给他的一位朋友说：在法国，只有巴黎和偏远的外省，因为巴黎还没有来得及吞噬掉它们。1750年，那位爱幻想但又时有定见的米拉波侯爵隐晦地提及巴黎，他说：“首都是必要的，不过假如头脑变得过于膨大，身体就会中风而全面崩溃。如果把外省放在一种直接依附的地位，视其居民为可以说是二等臣民，又不为他们留下任何博取功名利禄的职业与路径，而将全部人才一律吸引到那个首都的话，那么后果又将怎样？！”米拉波将这种情况称为一种潜行的革命，它从外省将显贵、商人和所谓的才智之士都抽走了。
关于该现象的原因，细读过前几章内容的读者已经明了，此处如果再重复便会令读者有厌烦之感。
这场革命没能逃过政府的注意，然而它只是以城市扩张这一最为具体的形式撼动了政府。政府目睹巴黎日益壮大，恐惧难于治理一个如此庞大的城市。特别是在17、18世纪， 国王们颁布了很多敕令，旨在对城市的扩展造成妨碍。这些君主越来越将整个法国公共生活集中于巴黎城内或巴黎郊区，而他们却企图让巴黎维持小规模。对于建筑新房屋，他们是严厉禁止的，如若建筑，就必须用最昂贵的方式，在事先已指定的、对人们缺乏吸引力的位置建筑。这些敕令里每一道都在证明，虽然有前一道敕令，巴黎依旧在不断发展壮大。路易十四在全盛时期曾六次尝试着对巴黎的发展加以阻碍，但结果均告失败：巴黎冲破道道敕令，持续强壮起来。然而巴黎的重要地位比其城墙增长得更快，让巴黎享有这种重要地位的，不是出现在巴黎城内的事件，而是源自外部的事件。
与此同时，地方的自由权利处处都在不断隐没。各地停止出现独立生活的特征；不同省份的面目特征渐渐模糊起来，旧的公共生活的最后痕迹正在被擦拭。然而国家并没有走向没落；相反，到处都在运动，只不过最初的助推力集中于巴黎。在不胜枚举的例证中，我在此仅举一例。在就出版状况致大臣的诸多报告里，我发现，16世纪和17世纪初，外省城市曾有一些大规模的印刷厂，但如今并不存在印刷工人了，或者印刷工人已无事可做。毋庸置疑，18世纪末比起16世纪来，出版的各类书籍数量翻了很多倍，然而思想动力仅仅源自于中央——巴黎已经将外省吞没了。
1789年7月14日，攻占巴士底狱
巴士底狱是巴黎的一座中世纪城堡和监狱，被认为是法国封建统治的象征。攻占巴士底狱被认为是法国大革命爆发的象征，发生于1789年7月14日，因此7月14日也被定为法国国庆，尽管当时监狱里只有七名囚犯（四名伪造犯，两名因道德罪被收押的贵族，以及一名杀人疑犯）。
在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当口，这第一场革命已然全部完成。
在三级会议召开后没多长时间，攻克巴士底狱前的几天，著名旅行家阿瑟·扬离开巴黎，他在巴黎刚刚看到的景象与他在外省的见闻形成对照，令他惊讶。在巴黎，一切都在沸腾，时时刻刻都有一本政治小册子上市发行：每周甚至发行92册。他说道：“就算在伦敦，我也从没有见过与之类似的出版发行运动。”但在巴黎之外，他觉得一片沉寂：人们鲜少印行小册子，根本没有报纸。然而外省的人们情绪激烈，仿佛箭在弦上，一触即发，只是还没 有采取行动；公民们就算有时集会，也是为了听一听巴黎传来的消息。在每座城市，阿瑟·扬都询问居民们计划做什么。回答处处如出一辙，他们说：“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外省城市，必须目睹一下巴黎是如何做的。”阿瑟·扬进一步指出：“他们甚至什么主见也不敢有，除非他们已经洞悉巴黎的民众头脑中有什么想法。”
制宪议会居然能一举将法国全部旧省份废除，着实让人震惊，这些旧省份有很多比君主制还要历史悠久，制宪议会将王国井井有条地分割成83块不同部分，就如同在新世界划分处女地一般。没有什么事情比这更让整个欧洲惊讶甚至恐惧了，这是由于欧洲对此一点准备也没有。伯克指出：“看到人们将自己的国家用如此蛮横的方式加以切割，这还是首次。”确实，人们好像在将活生生的躯体撕裂，事实上只是在瓜分残骸而已。
巴黎便如此这般终于从外部获得了巅峰般的权力，与此同时，在巴黎内部也完成了另一个转变，这一转变同样值得历史注意。巴黎不再仅仅是交换、贸易、消费和娱乐之城，还已经成为工场和制造业之城，这第二个事实赋予第一个事实一种全新的、更令人敬畏的特征。
事情从发生到现在已经过了很长时间了。自中世纪开始，巴黎好像已经是王国内规模最大、手艺最精湛的城市。这一点到了近代更加显著。随着行政事务一律向巴黎汇集，工业也集中于此。巴黎越来越成为时尚的样板与仲裁者，成为权力和艺术的仅有中心，成为全国活动的主要发源地，法国的工业生活愈发收缩而向巴黎聚集。
虽然旧制度的统计文献通常不足为信，然而我却以为，人们能够有把握地说，巴黎工人在法国革命前60年里的增长数量已经翻了两倍；与此同时，巴黎总人口只有三分之一的增长。
工人被从法国各个角落吸引到巴黎来，并渐渐聚集在某几个区里——这些区最终成为工人区，除上文所说的普遍原因外，还有一些非常特殊的原因。巴黎当时对工业设置的财政立法障碍要少于法国其他地方；任意一个地方也没有巴黎那样在逃脱行会师傅约束方面那样轻而易举。一些郊区，比如圣安托万区和唐普尔区，在这方面享有非常大的特权。路易十六将圣安托万区的这些特权进一步扩大，费劲九牛二虎之力在该区汇集大批工人。“要对圣安托万区工人给予实行保障的新标志，让其逃离那些损害他们利益也损害贸易自由的各种阻碍。”这位缺乏幸运度的国王在一份敕令里如是说。
在法国大革命前夕，巴黎的工厂、制造业、高炉大幅增长，终于让政府开始警觉。政府在看到工业的发展时，充满了些许臆想的惊恐。在文件中，我们发现了1782年御前会议的判决，这份判决说：“由于制造业的飞速发展消耗了木材，对其城市供应造成损害，国王禁止今后在城市方圆15里以内建造此类工厂。”而对于这种人口聚集可能引发的真正危险，当时并没有人察觉到。
就这样，巴黎成为了法兰西的主宰者，并且已经聚集起一支军队，而这支军队将成为巴黎的主宰者。
看起来，现在人们已相当一致地认识到，40年来不断更迭于我们眼前的一切政府的倒台都出于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行政上的中央集权制和巴黎至高无上的权力。而对于旧君主制忽然间被激烈地摧毁，我无须费力就将让大家看到，其相当大的一部分原因就在于此，同时它也是生发所有其他革命的首场革命爆发的一个主要原因。
[1] 1562—1598年法国天主教与新教之间的战争，又名胡格诺战争。该事件的背景是：16世纪40年代，加尔文教开始在法国传播，称为胡格诺教。法国南部的大封建贵族信奉加尔文教，企图利用宗教改革运动来达到夺取教会地产的目的。他们与北方有分裂倾向的信奉天主教的大封建贵族有着深刻的利害冲突，并最终演变成长期内战。连续八次的天主教和新教的激烈对抗，对16世纪的法国造成了破坏。——译者注
[2] 1643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登基时只有5岁，由太后安娜任摄政女王。她的宠臣红衣教主马萨林任首相，成为法国的实际统治者。当时，三十年战争即将结束。马萨林为了应付战争的需要，而向金融家预支款项，并以允许他们征收捐税和收取国家的收入作为交换条件。这些包税商从中获得巨利，引起了贵族的嫉妒和人民的愤怒，后来爆发了巴黎高等法院反对王国政府的政治运动。——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