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民主国家恐惧什么类型的专制
我在对美国进行短暂造访时发现，类似美国这样的民主社会极有利于建立专制；回到欧洲后，我又看到，大部分欧洲的君主都使利用诞生于这种社会状况中的思想、感情和诉求来扩张他自己的权力范围变成了现实。
这让我觉得，就像古代一些国家曾遇到过压力一样，恐怕到了最后，就连基督教国家也要承受与之相似的压力。
我对这个问题进行了长达5年的细致研究和反复思考，但这些并没能使我的担心有所减轻，而是改变了我所担心的对象。
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君主：他的专制能强大到不用借助于次级政权就能独自管理一个庞大帝国的全部领土；他想让全体臣民统一遵守制度的所有细节；他想走到臣民之间对他们言传身教。可以说，对这种情况，人们从来连想都没想过，就算有人萌生了这个想法，知识和治理方法上存在的缺陷以及由身份不平等所造成的障碍，也会在最短时间内阻止他们继续实施这一庞大的计划。
即使在罗马皇帝的权势达到巅峰状态之时，那些居住在罗马帝国的不同民族仍然可以保持本民族所特有的风俗习惯；大部分地区虽然都归一个君主统一管辖，但仍能实行自治，而且都拥有大批享有实权且有繁盛的自治城市；尽管皇帝大权独揽，在必要之时可以自己决定一切，但他并不会控制社会和个人生活的所有细枝末节。
罗马皇帝的权力大得惊人，而且没有什么东西能约束这种权力，他可以照自己的心意恣意妄为，甚至可以动用全国的力量来满足自己一时的任性。这种现状使他经常会滥用权力，置公民的生命、财产于不顾。对于一部分人来说，他的暴政是一种沉重的压迫，但这种压迫并没有扩展到大多数人身上。它的对象只是那几个重要人物，不涉及他人。也就是说，暴政虽然残酷却自有其范围。
由此看来，假如现在的民主国家出现了专制，它就会呈现出另一种面貌：它的范围极大，方式却很温和；它只会让人们的精神变得消沉，却不会直接折磨人们的肉体。
我相信，与以往任何时代相比，在我们今天这个文明而平等的时代里，统治者们能够轻易地独揽所有公共权力，让它自然地深入到私人利益领域的方方面面。然而，导致专制出现的平等，又能缓和专制的残酷性。我之前说过，伴随人们的日渐相似与平等而来的，是民情越来越人性化，越来越温和；只要没有一个公民具备巨大的权利和财富，专制就几乎没有机会出现，也缺乏活动的场所。假如所有人的生活都处于中等水平，那人们就自然会节制自己的激情，不进行不切实际的幻想，享受那些简朴的快乐。这种普遍的克制习惯也同样没有放 过统治者本人，给他那毫无节制的欲求划定了一个界限。
这些原因都出自于社会情况本身的性质，除此之外，我还能举出很多不在本书讨论范围之内的原因。不过，我还是不要超出自己所规定的范围吧。
当群情激愤或是出现重大危机时，民主政府可能会变得残暴不仁，不过这种现象并不多见而且持续不了多长时间。
现代人没有那种强烈的激情，他们有着温顺的性格、广博的知识、虔诚的宗教信仰、良好的道德、勤奋而得体的习惯、明辨善恶的是非观，所以我在为他们会遭受暴君的残酷统治感到担心，但我真正为他们感到担心的是怕他们的监护人会变成他们的领导者。（H）
所以，在我看来，威胁到民主国家的那种压迫不同于以往世界上出现过的任何一种压迫，当代人的记忆中也没有关于这种压迫的任何印象。我曾试着寻找一个能精确表达我有关这种压迫所有观念的词语，但最终只是白费力气。诸如专制或暴政这类古老的词汇通通都不适合。因为这个事物是崭新的，所以在无法为其命名之前，需要对其特点详加说明。 [1]
我想要描述的是：这种专制会以何种新特点重现于这个世界上。在我看来，那时必然会有大批既相似又平等的人为了追逐他们所痴迷的庸俗享乐而每日辛苦奔波。他们所有人之间互无往来，根本就不关心别人的命运。他们的子女和亲友就是他们心目中的所有人类。而其他同胞就算正站在他们身旁，他们也根本不会看上一眼。他们虽然还要接触这些人，却当他们不存在。所有人都是为了自己而独立生活的，他们也许会有家庭意识，但绝不会有祖国意识。
在这群人之上，矗立着一个负责他们享乐还要照顾他们一生的具有极大权力的监护性质的国家机器。这个国家机器享有绝对的权威，能面面俱到，富有远见，做事认真而且非常和善。有人说它像一种父权，教导人们如何成长，然而它并非如此，它的目的是永远把人看作孩子。它喜欢看到公民们醉心于享乐，而且认为只需想方设法享乐就能解决任何问题。它不介意为公民造福，但前提是它要代理和仲裁公民所有幸福。它还要保障公民的安全，满足公民的日常需要，为公民娱乐提供便利，为公民的主要活动提供指挥，对公民的工商业进行调度，为公民规定好遗产继承方式……这就等于根本不让公民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并为生计奔忙。
如此一来，公民们每天只能游手好闲，基本不会运用自己的自由意志，并且只在小范围内进行意志活动，长此以往，公民们就渐渐失去了自行活动的能力。平等让人们习惯于坦然接受这一切，换个角度说，就是迫使人们必须忍受这一切，甚至还要将这一切当成是一种恩惠。
统治者就像这样将所有人都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并且以自己的想法为模具将他们塑造成特定的样子，做完这些之后，就把目标对准了整个社会。他以详细的、全面而又统一的规则为丝线织成了一张精密的大网，并把社会牢牢地困在这个网中，无论你多有独创精神，意志多么坚强，都无法冲破这张大网脱颖而出。他没有践踏人们的意志，只是对其进行指挥，使其变得驯服、软化。他从不强迫人们去做某事，只是在人们做某事时不断加以阻拦。他没有破坏任何东西，只是不让新事物诞生。他不推行暴政，只是对人进行限制和压制，让人变得们颓废、消沉和冷漠迟钝。到最后，全体人民都沦为一群胆小懦弱胆怯只会干活的牲畜， 而充当他们主人的正是政府。
一直以来，我都坚持认为，上述这种严明而温和的奴役方式，可能会比某些人能想到的看起来更自由，它甚至有可能打着人民主权的大旗建立起来。
有两种彼此对立的激情常常驱使着现代人，一方面让他们觉得需要有人对自己加以指导；另一方面又渴望保持自由。他无法放弃这其中的任何一个，总是想得到两方面的满足。他们琢磨出一种具有全能的监护性质的单一权力结构，但这种机构必须要由公民选举产生。通过这种方式，他们将中央集权和人民主权结合了起来，这使得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缓解和安慰。他们觉得既然监护人是自己选出来的，就要心甘情愿地被监护。所有人都能忍受牢牢捆住他们的这条链子，因为在他们看来，在另一端握着链子的既不是一个人，也不是一个阶级，而是人民自己。
在这个制度之下，公民才刚刚脱离从属地位，就又为自己指定了一个主人，于是他们又回到了原来的位置。
现在，大部分人都能够轻易接受这种行政专制与人民主权之间的妥协，在他们看来，如果将个人自由托付给全国政权，就能使它得到充分的保障。可我认为，这种保障并不充分，因为在这里，事实上的服从绝对比主人的意志要更为重要。
但我承认，这种政体绝对好过那种让一个不尽职的人或团体来管理那些集中权力的政体，而后一种政体无疑是民主的专制能采取的各种形式中最糟糕的一种。
有些时候，如果国家元首是由选举产生或要受到由选举产生的立法机构的监督，他就会带给个人很大的压迫，不过这种压迫基本不会让人觉得难堪，因为这里的每个人在受到压迫之后，都认为自己服从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他之所以肯主动作出牺牲，正是他自己意志的一种表现。
而对下述情况，我同样表示理解：当国家元首代表整个国家和依靠全体人民时，削减公民的个人力量和权利不仅对国家元首有利，对国家本身同样有利，更何况个人还会得到一些补偿以弥补他为国家所作出的牺牲。
所以，在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里建立起人民代表制度，可能会使中央集权所造成的弊端有所减轻，但却无法达到彻底根除的效果。
我完全明白，这种方法可以为个人参与国家大事提供保障，却很难作用于那些小事和个人。人们忘记了防微杜渐，没想到这些小事很可能导致他们受到奴役。而对我来说，既然知道两者只能取其一，那就只能认为小事比大事更需要自由。
小事上的服从是我们每天都能看到的，也是所有公民都感同身受的。公民不会因这种服从而感到屈辱，但这种服从会从头到尾限制公民的行动，什么时候公民再不会运用自己的独立意志了，这种限制才会停止。在它的作用下，公民的思想火花逐渐暗淡并最终熄灭；那些必须服从的条例虽然非常严格，但毕竟极为稀少，而且与奴役不同，它作用的对象只是某些特定的人。先是使公民们紧紧依附于中央政权，之后又让他们为这个政权选举代表，这种做法只会徒劳无功。让公民们以极其少见的形式如此隆重而仓促地行使自己的自由意志，不但无法改变他们逐渐失去独立思考和自主行动能力的状况，还会让他们的水平向人类的一般水平线之下看齐。
我还想说的是：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不能再继续行使他们这个唯一幸存下来的重大特权了。在民主国家把自由引进政治领域，同时又使行政领域的专制程度得到进一步加强之后， 它就会做出一些奇怪的事来：明明是只需要具备常识就能处理的小事，它却以公民没有处理的能力为由包揽到自己身上；而遇到那些关系国家政务的大事时，它又将无限的特权交到公民手中。它有时将主权当成玩具，有时又变成了主权的主人；国家元首的权力有时大过国王，有时还比不上一个普通百姓。它在各种选举制度中挑挑拣拣，可始终没发现符合心意的，这让它感到很惊讶，可它还是会继续找，仿佛选举制度才是造成它看到的弊端的来源，而与政治制度毫无关系。
很难想象那些完全失去了自治习惯的人，能够通过开会的形式选出最适合治理他们的人；也很难想象未来某一天，那些处于奴隶状态的人民会选出一个精明干练而又充满自由的政府。
无论什么时候，我都认为上层为共和制而其余部分为君主独裁制的政体是个怪物，而且还注定短命。终有一天，统治者的腐败以及被统治者的无能一定会打倒这个怪物。而那些对自己和自己的代表都感到不厌其烦的人民，要么创造出更为自由的制度，要么在不久后再次拜倒在一个暴君民贼的脚下。（I）
[1] 托克维尔从社会学角度出发虚拟了一些民主社会的特点。——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