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以上各章的延续 [1]
我认为，与其他国家相比，身份平等的国家会更容易建立极端专制的政府；而只要这样的政府建立起来，那么它不仅会压迫人民，还会使人民丧失一些人类的主要属性。
由此，我认为，在民主时代，再没有什么比专制更可怕了。
我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是热爱自由的，特别是在当今这个时代，我简直想要崇拜它。
此外，我还坚信在我们即将进入的这个时代里，所有想以特权和贵族制为基础树立权威的人都必定不会成功。在我们这个时代，没有一个主权可以通过重新建立起臣民之间的永久差别的方式来建立专制，因为他们远没有那么强大；也没有哪个议员能在不以平等为第一原则的条件下，维护好以自由为基础的制度，因为他还没有那么高明。所以，对于所有的当代人来说，如果想让自己的同类得到独立和尊严，就必须表明自己是平等之友，而平等地对待所有人则是唯一一个能证明自己是平等之友的方法。这一点是决定他们的这项神圣事业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能否重建贵族社会其实并不重要，从上帝所创造的民主社会的内部挖掘自由才是重中之重。
在我眼中，这两条重要的真理不仅简单明了，而且往往是卓有成效的。在它们的敦促下，我会自然而然地去寻找究竟哪种自由政府会建立起身份平等的国家这一问题的答案。
与其他国家相比，民主国家的最高主权要更为集中、强大、统一、彻底，这既是为了满足民主国家制度本身的性质的需要，也是为了满足国家的需要。它使得社会变得活跃和强盛，而个人则变得软弱和顺从。换句话说，就是社会做的事情越来越多，而个人做的事情越来越少。这是一种必然现象。
所以，千万不要指望民主国家中个人的独立自由会比得上贵族制国家中的，而且人们也并不希望这样，因为在贵族制国家里，为了某个个人，社会常常要牺牲自己的利益，而为了某一些人生活得富足，大部分人常常要牺牲自己的财产。
为了防止中央政权变得软弱和懒惰，同时也要防止它滥用智慧与权力，必须让领导民主国家的中央政权日益积极和强大起来，同时，这也是人们希望看到的。
贵族时代之所以要保障个人独立，其最大原因就在于君主无须全权治理公民。他将这项任务分散地交给贵族成员，因此贵族时代的中央政权总是采取分权而治的形式，从来不整齐划一地管理每个公民。
君主不仅不独揽大权，就连大多数给他做代理的官员也不必总是听命于君主，因为他们的权力源自于自己的家庭出身而不是源自于君主。无论在什么时候，君主都不能随心所欲地设置或废除这些官职，也无法强迫他们听从自己的支配。这在部分程度上保障了个人独立。
我明白，这个方法不适合如今这个时代，所以我想出了一些能够替代它的民主措施。
不要将那些从各种自治团体或贵族手中收回的管理权全都交到主权者手中，而是要将其分散地交给那些由普通公民临时组成的次一级团体。如此一来，个人的自由就得到了进一步保证，他们享有的平等也不会面临被削弱的危险。
在遣词造句上，美国人不如我们法国人这样考究，对州以下的最大行政单位，他们仍然呼之为县（county），但实际上，它的一部分职权已经交由州议会代为行使了。
我承认，在一个平等时代还设立世袭官员有失公正，但只在一定范围内用选举的方式来任用官员还是可以考虑的。选举是一种民主方式，它能保证选出的官员像贵族国家的世袭官员那样独立于中央政权，而且其独立性甚至可能超过那些世袭官员。
贵族制国家中有钱有势的人很多，他们生活富足宽裕，只要受到压迫就会奋起反抗。这些人的存在能使政府的态度变得温和谨慎。
当然，民主国家中不会自然出现这样的人，但却能够人为地创造出与之类似的人物。
我确信，世界上不会再有新的贵族制度出现；但我也相信，如果那些普通公民联合在一起，也能建立起富强而有影响力的强大社团，或者说得简单一些，就是建立起拥有贵族性质的法人。
如此一来，他们就能不冒贵族制可能带来不公正的危险而直接获得许多具有贵族性质的重大政治好处。无论是那些政治上的、工业上的、商业上的还是科学和文艺类的社团，都好比是一个不能随意加以限制迫害的公民，它们知识丰富，力量强大，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会对政府的无理要求坚决反对，与此同时，也就保护了全体公民的自由。
贵族时代的所有人都与身边的一部分人联系紧密，而这些人会在他们受到攻击时为他们提供帮助。可是在民主时代，所有人天生就是孤苦无依的。他们没有所谓的世交好友会雪中送炭，也没有会对他们表示同情的阶级，很容易就会被毫无来由地忽视。所以，在当今这个时代，公民唯一一个能确保自己免遭伤害的方法就是呼吁全国人民来帮助自己，如果自己的同胞没有反应，那就去向全人类呼吁。他们唯一一种用来呼吁的手段就是报刊。所以，与其他国家相比，民主国家中的出版自由显得尤为珍贵，它是唯一一种能救治平等所带来的大部分弊端的途径。平等会让人变得软弱无力，但报刊却能通过人们的阅读而变成他们的强大武器；平等会让人变得孤立无援，但报刊却能让他到国民乃至全人类那里寻求帮助。印刷术加速了平等的发展，同时它又是一种缓和平等的最佳方法。
在我看来，活在贵族时代的人民完全可以不要出版自由，但生活在民主时代的人们却必须拥有它。我绝不会把保障民主国家人民人身自由的希望寄托在大规模的政治集会、议会特权，还有人民主权宣言上。
它们充其量只是能在一定程度上充当奴役的权宜之计，可出版自由却能使奴役无法恣意妄为。报刊是最好的维护自由的民主手段。
我接下来谈一谈司法权起到的某些与之相类似的作用。
不管是处理私人利益纠纷并对所处理的任何一件小事都进行细致的研究，还是只主动援助受压迫者中地位最卑下的人，都出自于司法权的本质。虽然这些人懦弱无能，也永远不能 让法官听取自己的控诉并给予答复，但这都是司法权制度本身的需要。
在民主时代，统治者经常会对那些最不值一提的行为进行干预，而个人又因软弱无力而无法自我保护，同时也不能指望得到那些与自己同样孤立软弱之人的帮助。在这种情况下，司法权尤其适用于自由的需要。无论在哪个时代，法院都能在最大程度上保障个人独立，在民主时代就更是如此。如若民主时代中的司法权不能因身份的日益平等而得到加强，那个人利益就岌岌可危了。
平等让人们产生了一些非常不利于平等的古怪嗜好，这是立法者必须注意的。现在，我只就其中的几个主要偏好加以讨论。
在民主时代生活的人，很难了解规章或程序的作用，他们总是本能地轻视规章制度。至于原因，我已经在本书的其他地方作过论述了。规章不只引起他们的反感，甚至还常常引起他们的憎恨。因为他们只对眼前那些容易到手的享乐有兴趣，经常会迫不及待地一头冲向那些他们所追求的享乐对象，在这个过程中哪怕是受到一点点挫折都会让他们感到失望。当他们将这种性格带进政治生活后，自然就会憎恨那些阻碍他们或使他们不能马上实现自己某些计划的规章制度。
不过，规章制度对民主时代的人造成的不便恰恰就是它能帮助自由的地方，因为规章制度的最主要的作用就是在强者和弱者之间、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树立一道屏障，以阻止强者或统治者恣意妄为，同时也让使弱者或被统治者能有充足的时间去思考对策。统治者越是强大，个人意志越是消沉软弱，就越有必要制定规章制度。所以，与其他国家的人民相比，民主国家的人民更需要规章制度，可他们偏偏又生来就不怎么尊重这些规章制度。这个问题应该引起注意。
大部分当代人对规章制度都很轻视，这简直就是当代最可悲的事情，因为就是现在，就连一些最不起眼的规章制度问题也都前所未有地重要。人类有很多重大的利益都和规章制度联系紧密。
在我看来，虽然贵族时代的政治家有时可以蔑视规章制度，而且经常不受其约束，但是今天的各国领导人却绝对不能这样，他们必须尊重规章制度，甚至连其细枝末节之处也是一样，只有在极特殊情况下，才可以稍微疏忽一下。贵族时代曾出现过迷信规章制度的现象，我们则应当审慎而理智地去崇拜它。
民主国家中的另一个自然而又危险的本能，就是让人们轻视和无视个人权利。
一般情况下，如果人们热爱并尊重一种权利，要么是因为这项权利非常重要，要么就是因为他们要长期享用这项权利。而民主国家中的个人权利往往都不怎么重要，而且大都面孔较新且极不稳定。所以，它常常会被人们主动放弃，在自己受到侵犯的时候也不会想要伺机报复。
然而，在这个人们天生就轻视个人权利的时代，社会权力却有不断扩大的倾向。换句话说就是，人们在最需要维护仅剩的个人权利时，反而越来越不重视它了。
所以，特别是在现在这个民主时代，那些热爱自由和光荣的人们，应当前仆后继地涌现出来，想办法阻止国家集权为推行某项计划而任意牺牲个人权利。在这样一个时代，每一个普通公民都有可能遭到极大的压迫，所有渺小到不值一提的个人权利都可能被专横的政府掠走。其原因很简单：在个人的特殊权利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时代，这种权利遭到侵害只会对那个被侵犯者造成危害；而在今天，个人权利遭到侵害则会严重败坏国家的民情，对整个 社会造成危害，并且会导致这些权利观念在我们脑中逐渐变质，直至消失。
不论革命的性质如何，目的是什么，在哪里开展，革命自身所固有的一些观念、习惯、弊病等，必然会在一场旷日持久的革命中暴露出来，并推广至全国。
不论是哪个国家，如果它在较短的时间内频繁更换元首，不断改变舆论和法制，那么这个国家的人民早晚会喜欢上变动，对以暴力推进的一切变动都无动于衷。由此，他们就会对那些朝令夕改的规章制度自然而然地产生轻视，只是迫于无奈才去遵守这些失去权威性的规章制度。
正因为关于正义和道德的通行观念不能为不断涌现出来的由革命所创造的新鲜事物提供解释并加以论证，人们才会去追求有关社会效益的原则，创造有关政治必要性的理论，并且问心无愧地将牺牲个人特殊权利和践踏个人的利益当成一种习惯，以便能用最快的速度完成他们所设想的一般目的。
我将这些思想和习惯称为革命的思想习惯，原因是它们会出现在所有的革命中。无论是在贵族制国家中还是在民主国家中都能见到它们的身影，不过，由于贵族制国家原有的思想习惯和弊端会为它们设下重重障碍，所以它们在那里常常发挥不了多大作用，而且持续的时间也很短暂，只要革命结束，它们就会自动消失，而国家原有的政治态势也因此再度复活。不过，民主国家的情况却不总是这样，在那里，人们惧怕革命的本能虽然会受到节制，却不会消失，它会以另一种面目深入到政府的统治作风和行政习惯中去。我想不出除了民主国家之外，其他哪个国家的革命会这样危险，因为民主国家的革命所带来的灾难不只是偶然和短暂的，还往往是长期的甚至是永久性的。
在我看来，今后一定会出现正义的抵抗和正当的造反。因此，我无法毫不犹豫地得出结论说，民主时代的人们永远不会革命；不过，在我看来，与其他时代的人相比，他们更有理由在事前进行反复思考，他们会觉得这种救治手段太过危险，还是忍受眼前的诸多不便比较好。
最后，我用一个一般观点来作一下总结。这个一般观点除了包括本章所述的个别观点外，还包括本书想要论述的大部分个别观点。
在贵族时代，个人权力异常强大，而社会的权威则相对薄弱，不仅如此，就连社会的形象也不清晰，常常会有统治公民的各种权力来取代它。因此，贵族时代人们应该在增强和扩大社会权力及其特权上多下工夫；另外，还要尽量缩小个人独立的适用范围，让个别利益对一般利益表示服从。
现在，有另一种危险和顾虑正在威胁着我们。
在大多数现代国家里，不论统治者是何种出身，身体健康与否，名字是什么，他们手中差不多都掌握着所有大权；而与之相反的是，个人却逐渐变成了最软弱和最有依赖性的存在。
在以往的社会中，情况则完全不同。当时，无论在哪儿，你都看不到任何整齐划一的现象。而现代社会的一切都在逼迫着我们，使我们变得互相类似，所以，你再也见不到个性化的形象，你能看到的是千人一面，人们彼此之间不存在任何差别。我们的祖先总喜欢将应当尊重个人权利的观点拿来乱用，而我们却自然而然地将个人利益应当服从多数人利益的观点加以夸大。
政治世界总是在不断地发生变化，所以未来必定会出现新的弊端，而为了救治它，我们 就要去寻找新的方法。
我认为，在我们即将进入的这个时代，立法者的主要目标应该是：给社会权力划出一个固定不变的、广泛而明确的界限，赋予个人一定的权利并保证他行使起来能畅通无阻，为个人保留一定程度的独立性、影响力以及独创精神，将个人和社会置于同一位置上，在面对社会时要对个人予以明确支持。
现代的那些统治者们仿佛只将注意力投注到领导人民去做大事上，但我对他们的期望是，能多花些时间和精力去造就伟大的人，重视从事工作的人胜过重视工作本身。我希望他们牢记，如果一个国家的居民全都软弱不堪，那这个国家就不可能永远地强大下去，它也绝找不出一种社会形式或政治组织，能使得由一群怯懦的公民组成的国家变成生机勃勃的强盛国家。
我发现，现代人的头脑中普遍存在着两种观念，这两种观念互相对立且彼此有害。
一种观念是，有些人看到了平等所产生的无政府主义倾向，于是对自己身上所具有的自由意志心生恐惧，也就是说，他害怕他自己。
而持另一种观点的人都是有丰富学识的人，不过人数较少。他们发现，原来在从平等出发走向无政府状态的大路旁还有一条让人们不可避免地走向被奴役的小路。他们很早就让自己的灵魂屈从于这种必然的奴役，并因为他们一直不相信能继续保持自由，而早早地就开始发自内心地崇拜那个即将登场的主人。
前一种人认为自由是危险的，所以放弃了自由；而后一种人则坚信自由根本就不可能实现，所以放弃了自由。
如果我与后者持同一观点，那读者们应该就看不到这本书面世了，而我能做的，就只剩下在心里默默地为人类的命运叹气了。
我坚持要将平等所造成的危险大白于天下的原因在于，我确信它是未来隐患中最可怕的，也是最难预测的，但却是可以克服的。
那些即将进入民主时代的人，天生就喜欢独立。他们自然也要默默地忍受各种限制，并且会因自己选定的社会情况总是保持不变而心生厌烦。他们热爱权力，却往往会轻视甚至憎恨那些行使权力的人，并会因其自身的渺小和很强的流动性而能够轻易地摆脱权力的控制。
因为这些现象来源于一个长久保持不变的社会状况，所以就会一再地出现。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它们不会让任何一种专制建立起来，并且自愿为那些爱好自由的时代新人提供合适的武器。
所以，对于未来，我们应该保持那种能够提高警惕和方便进行战斗的有益担心，不要因为恐惧而丧失信心和毅力。
[1] 在本章中，托克维尔简要介绍了以身份平等为基础而建立，同时又尊重个人自由的民主社会。——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