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走出北方
公元850年—1200年
公元800年前后的几个世纪中，欧洲在基督教封建领主制度的些微温暖中泰然自若。人人都认识自己的邻居，很少有陌生人闯入。生活无奇可书又无比稳定，十年过去，一代人过去，一切还是照旧。但这一时期却是地中海以东诸多世界的光明时代，那里熙熙攘攘，欣欣向荣。在东方，几百年来思想、发明、成就、技术都在不断积累发展。
然而，转折在这个时候出现了。
就像沙盘突然倾向西边，思想、发明、灵感、技术以及商品货物都开始从东向西涌动，从中国、印度和伊斯兰世界流向西欧。这是怎么回事？是什么撬动了世界这个大沙盘？
回答这个问题可不简单，历史从来不是由简单的问答写成的。不过如果像下面这样看历史，倒是值得玩味。假如站在中国人的视角看世界，你会发现此时正是动荡年代，历代中国人举全国之力防御的北方游牧民族到底还是南下侵入中原。换到印度人的视角，不难注意到就在这一时期，伊斯兰军队越过阿富汗进入南亚，拉开了两大历史叙事激烈斗争的序幕，这场斗争直到今天也没有完结。再换个视角，把欧洲放到世界历史的中央，你会看到在这个时期，欧洲的基督教军队与占据黎凡特海滨的突厥穆斯林爆发了冲突，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乍看上去，这些好像是互不关联的历史进程，虽然刚好在同一时间发生，但彼此隔得太远，联系不上。中国、印度、小亚细亚、巴勒斯坦、法国……相距不可谓不遥远。
但我们不妨把视野放宽些。它们并不是在不同的世界里上演的不同故事，形成这样的印象恐怕是因为我们把历史片面地理解成了城市文明的发展进程。不过，只要没忘记草原游牧民族也是人类历史整体的一部分，就会发现所有这些故事其实都发生在世界同一个地区，即欧亚大陆中部的大草原周边，每一个故事中都有草原游牧民族的身影。显然，这片草原上必然发生过什么。这里发生的故事是什么呢？
虽然听起来有点天方夜谭，不过整个故事的缘起要追溯到北欧，信仰多神教的斯堪的纳维亚人生活的地方。斯堪的纳维亚人和已经渗透到罗马各地的日耳曼人有遥远的亲缘，因为日耳曼人最后一批到达欧洲，所以住在了苦寒的北方。既然晚到，只能得到最难耕种的土地，因此斯堪的纳维亚人只好尽己所能，狩猎、捕鱼、耕种无不尝试。
正当基督王国在南方逐渐成形之时，欧洲的气候出现了小小的波动，气温有一两摄氏度的升降。这种微小的波动在南方几乎察觉不到，但住在北方的人们本就在极限上生存，温度的一点变化都会造成巨大的影响，要突破人的极限了。气温下降后庄稼收成减少，鉴于老一代人已经把稍好点的田地占完了，刚长大的年轻人只好结成匪帮，建造船只，到更广阔的天地靠劫掠陌生人过活，抢得多的人甚至还在家乡受到厚待。气温稍稍上升也会造成问题，冰雪消融淹没田地，因此年轻人又会想着出去劫掠。公元8到11世纪，北欧的气候像拉风箱一样上下波动，时而利于人口增长，时而扼制人口规模，于是一船又一船的人选择出海去打家劫舍，反正总比待在老家好过活。几百年间，大约二十万人闯出这片土地，大部分是几十人一伙出海，有些去了西欧，有些向南前往黑海，每有所获就返回北欧。
劫掠西欧的北欧海盗被称作“维京人”，这个词是古斯堪的纳维亚语中“峡湾”的意思，意指这些人来自北方有很多峡湾的地方。他们登陆英国和法国，溯河而上，攻入城堡，洗劫修道院。英格兰人称他们为“丹麦人”，法兰克人称他们为“诺曼人”（意为北方的人）。后来，诺曼人在法国沿海地区定居下来，这个地方就是大名鼎鼎的诺曼底。有些丹麦人在不列颠群岛上扎下根来，跟住在那里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混居。1066年，诺曼人又入侵英国，成为统治盎格鲁—撒克逊的贵族。时间久了，两个民族不断融合，形成了今天的英国。另一支维京人与法兰克人融合，形成了后来的法国。还有部分维京人一路向南进入地中海地区，在意大利南部和北非沿岸建起王国。
这些维京人逐渐皈依了基督教，他们的价值观、传说故事、思想认识等都与当地受日耳曼文化影响、以基督为信仰的罗马—希腊文化融合在一起。这个过程中，维京文化中的一些内容自然也经历了改造。例如，北方来的民族有崇拜某些树木的传统，在隆冬时节将其打扮起来，象征生命的顽强生长。基督教吸收了这个传统，于是有了圣诞树的习俗。斯堪的纳维亚人还相信人形邪恶精灵的存在，但在基督教的改造之下，精灵变得小巧可爱，也不再那么邪恶了。北欧文化中，精灵的头领为了警告冒犯他们的人会遭到残酷惩罚，有时会把煤炭放进长袜里，挂到炉火边。这个精灵头领后来演变成了一个胖乎乎、憨态可掬的老头，虽然偶尔也会恶搞一下，在长袜里放一块炭，但绝大多数时候是在圣诞日给好人（好孩子）发礼物的存在。欧洲人一直相信这些传统都来自最北方，直到今天，圣诞老人也还是住在北极（应该是跟超人在北极的孤独堡垒相隔不远啦）。
这时的欧洲，在经历日耳曼文化和基督教的希腊—罗马文明的基础上又揉入了维京元素，成为后来我们所说的“西方”最早的“酵母”。
罗斯人与突厥人
与此同时，这个故事的另一半在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另一端展开了。前面说的海盗是从北欧向西，而下面说的这一股势力则往东来了。东进的北欧人一般自称“罗斯人”，他们来到第聂伯河、伏尔加河等大河的源头，顺流南下前往黑海。遇到急流和瀑布时，他们会背起划艇徒步到下一段能航行的河道再继续前进。沿途，这些勇猛的斗士要经过斯拉夫部族居住的森林。斯拉夫人住在规模很小的自治村庄里，靠小农耕种维持生计。罗斯人到来后洗劫了村庄，把能看到的食品货物一扫而空，然后继续前进。这个路数跟劫掠西欧的维京人如出一辙。
跟别的强匪一样，罗斯人总结出了一条心得：光靠抢东西来满足具体所需是很低效的。洗劫一座城堡只能得到这个城堡里有的东西，如果就等着牙刷用，很难恰好抢到一支牙刷。所以正确的策略应是把所有能卖钱的东西都先抢到手，然后用卖得的钱到其他市场上买自己想要的东西。如此，海盗和强匪逐渐变成了商人。
金银是最好的战利品，因为金银本身就是货币。去往西欧的维京人在修道院和教堂中找到了大量的金银——这里很多圣物和宗教用品都可以熔掉变回贵金属。但是东边的斯拉夫村民可没有这些贵金属，这些农户有的只是自家的庄稼和手工做的物件。于是，罗斯人便抓捕农民，把他们贩卖到南方做奴隶，用人换钱。其实英文中的“奴隶”（slave）一词，就来自“斯拉夫”民族的名称“Slav”，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公元9世纪以后这种勾当的规模有多大。有些奴隶被卖到拜占庭，但大部分还是被卖给了来自伊斯兰世界的商人，斯拉夫奴隶在他们手上大多沦为家中的奴仆和性工具。
从东欧的大河顺流而下的这支罗斯人基本都是男人，所以不难推测，他们也会把一些抓来的斯拉夫女人留给自己。这样就有不少罗斯小孩是斯拉夫妇女所生，成长过程中会跟妈妈的文化产生亲近，说斯拉夫语。几代以后，罗斯人就变成了在异乡说斯拉夫语的贵族群体，而跟北欧的远亲没什么联系了。这些说斯拉夫语的贵族形成了现代俄罗斯的主体民族“俄罗斯人”，他们不再是小农户，而成了装备精良的战斗民族。
俄罗斯人心心念念要征服君士坦丁堡，但这听起来有点像蚍蜉撼大树。君士坦丁堡是当时世界上防卫最森严的城市，周边有护城河和城墙，充足的金银财富又能买到各种武器，就连一些俄罗斯人也开始给拜占庭人充当精英部队，即“瓦兰吉卫队”。正是有了这层联系，很多俄罗斯精英逐渐皈依基督教，加入希腊的东正教，他们的随从不知出于强迫还是自愿，也跟着入教。一个名叫西里尔（Cyril）的拜占庭牧师为俄罗斯人发明了文字，让这些原本的异教徒以《圣经》为入门读物，开始识文断字。这跟当年哥特人在欧洲的做法颇为相像。
俄罗斯人后来成了活跃的商人民族，喜欢用现金交易。当时最常见的现金是白银，而白银流通量最大的地方是达鲁伊斯兰。俄罗斯人的疆土沿着黑海和里海与伊斯兰贸易区相接，白银就从伊斯兰世界流进了俄罗斯贸易网，进而到达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再从那里流进欧洲大陆北部的经济循环。这种流通意义重大，我们后文再说。
同时，俄罗斯人还向黑海北岸的大草原挺进，在这里他们遭遇了可萨人并将他们一举消灭。可萨是个突厥部族，其精英信奉犹太教。他们曾经掌控着北方森林中大量的货物贸易，这些现在都落到了俄罗斯人手上。俄罗斯人继续东进，不久又与中亚草原上的其他游牧民族冲突起来，这回他们没能轻松取胜。俄罗斯人确实骁勇，但这里的游牧民族一样彪悍。两者交手时僵持不下，俄罗斯人的大举挺进变成了缓慢推进，不过终究还是在向前。同时俄罗斯人也在后方巩固着统治，治下的封地发展成了正式的大公国，最终形成了统一、强大、富庶的罗斯公国，以基辅为都城。
在这之前的几百年，一波又一波的游牧部落从中亚向西进发，通过乌拉尔山和黑海之间的关隘进入欧洲。阿瓦尔人、马扎尔人、塞西亚人、匈人都是这样过来的，先于所有这些部族的印欧人（虽然我们说不清具体是何民族）也曾这样西进。但现在，罗斯公国堵上了这个通道，不仅使草原民族不再能向西迁徙，还把关口一路向东推移，驱逐着中亚的草原游牧民族。游牧民族自然要抵抗，不过他们发现再往其他方向去抢掠他族似乎比抵抗更容易，也便将计就计地去了。罗斯的崛起挤压了中亚草原的地域空间，由此激起的涟漪一直传出了数千英里之远。
到10世纪，中亚地区的缠斗导致一个名为契丹的游牧部族开始进犯中国的边境，并在边境上建立了自己的王国。这让宋朝朝廷大为紧张，此时内部统治尚需巩固，却还要调动军力拱卫东北边境。随后，情况变得更加复杂，起源于西伯利亚内陆的女真也在契丹王国的旁侧建立了自己的王国，并开始侵扰中原。女真把势力扩张到了黄河流域，甚至还宣称已承天命，继承中华大统，成了汉唐中国的合法后继。宋朝朝廷对此坚决不予承认，试图御敌却告失利，几番妥协退让，直到最后失去了整个北方，退居长江流域重新立国，另立新都，改国号为南宋。南宋虽然继续繁荣了一段时间，但是失掉了中华文明发祥的祖地，离开了黄河流域这个文明根脉，虽然当时并不觉知，但祸患已经埋下。
毗邻欧亚草原的达鲁伊斯兰此时已经分裂成了若干独立的伊斯兰国家，只是对一个有名无实的“统一的”哈里发国效忠。这些国家的统治者要不断应对越过边境劫掠村庄的突厥游牧部落，在战斗中俘虏突厥男孩，把他们抓回国做奴隶。与对待卑贱的斯拉夫奴隶不同，他们让这些俘虏习武，长大后给精英做保镖或者到前线去对战游牧侵略者。奴隶的主人不知哪里来的底气，认为这些男孩会如孝敬父亲一样对他们忠心耿耿。可是事与愿违，突厥奴隶兵同罗马禁卫军一样，只想颠覆主人夺权。
颠覆成功后，他们面临跟之前的主人一样的困境。越来越多的游牧侵略者从草原来犯，虽然和侵略者同属突厥人，但作为统治者，他们必须抵御外敌，否则就会自身难保。有意思的是，他们竟然也采用了老办法，在战争中俘虏男孩，把他们训练成英勇的奴隶兵。这样下去的结果不难猜到：奴隶兵又一次推翻主人而掌握了权力。久而久之，突厥人逐渐从内外两侧打入了穆斯林内部。
突厥人进入伊斯兰世界后也改信伊斯兰教，这跟日耳曼人在西方皈依罗马天主教异曲同工。然而，新入教的突厥穆斯林偏爱金戈铁马的伊斯兰教，面对那些有如希腊哲学的精深教义，他们不禁困盹连连。这些人习于征战，伊斯兰教对他们来说就是书本上的金科玉律，由一众学究阐释，再由一位将帅执行。
公元1000年左右，突厥人已成为伊斯兰世界中军事政治方面的佼佼者；阿拉伯人仍然掌握着伊斯兰世界的教条、神学、律法和教育；波斯文化还滋养着大部分哲人、学者、作家以及科学家和治国之才。突厥人、阿拉伯人、波斯人三股力量交错在一起，形成了不同于此前阿拉伯哈里发国的伊斯兰世界新格局。历史的更迭中，曾经让穆斯林知识分子走上科学前沿的那种探究世界的好奇心逐渐退却，兴起的是神学、玄学、诗歌，还有战争。
这一时期走上台前的突厥统治者中有一位是阿富汗的苏丹马哈茂德（Mahmud），他曾率军十七次攻入印度，洗劫庙宇，抢掠财宝运回自己的国都加兹尼。马哈茂德扬言要到印度抢来战利品供奉真主，声称他的所作所为是仿效穆罕默德先知及其信众，是在毁灭异教的偶像。自马哈茂德东征印度之后，突厥统治者们同其阿富汗部落的盟友一起把劫掠印度当成了常规动作。后来，有些侵略者在德里和恒河沿岸建立了政治中心，继而在印度建立了由苏丹统治的国家。它时而扩张，时而萎缩，治下疆域最大时甚至比今天的德国、法国和英格兰加在一起还大。但在这里，突厥人终究只是靠征战取胜的少数穆斯林，而他们要统治的却是数量庞大得多的本地印度教徒。从那时起，这片土地上就产生了两种叙事。也许是因为核心教义彼此排斥，这两种叙事虽然同在一个地理空间，却全然没有融合。
之后，欧亚草原上冲出了一批新的侵略者：塞尔柱突厥。这个同样好战的民族没有选择东进，而是向西征服了今天的伊朗全境，又横扫了小亚细亚半岛。在1071年的曼齐刻尔特战役中，塞尔柱人大胜拜占庭军队，又从那里继续往南，征讨基督教信仰中的圣地，即地中海东岸那一条狭长的丰饶地带。这次征讨引发了历史上著名的十字军东征。
中国的宋朝由盛转衰，伊斯兰世界被突厥化，阿富汗向印度北部扩张，欧洲十字军东征——这些分别是中国、伊斯兰、印度、欧洲各自世界历史叙事中的重要事件。而从全景视角看，这一切又像是交织在一起的一出大戏，始于欧洲北部，传到亚洲的大草原，在草原周边各地区影响了诸多城市文明，最终推动了世界沙盘的倾斜，文化重心就此从欧亚大陆的东部转向了西部。随后的五百年里，在这片辽阔的大地上，历史顺此宏大趋势铺展开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