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复兴叙事
1300年—1600年
蒙古人虽然摧毁了大量城市，屠戮了大量人口，却没能抹去那些被征服民族的主体叙事而取而代之。相反，在蒙古帝国巅峰时代之后不过五十年，蒙古民族就淡出了历史舞台，不再是世界上一个强势的文化要素。在蒙古人征服过的土地上，人们开始重寻被中断的历史。蒙古人的控制稍一减弱，蒙古入侵以前的诸多主体叙事不仅重新出现，还变得更加强大和丰富了。
蒙古人允许被征服民族按其本身的意愿和方式信仰和崇拜，史学界往往对蒙古人的这种宗教宽容赞赏有加。历史上，蒙古统治者甚至还召集各宗教中德高望重的领袖到朝廷上阐述本教信仰，意图拥立其中一种。
但是，“宗教宽容”的说法也许并不准确。我认为，蒙古人之所以积极了解其他民族的宗教，可能也是因为在大举扩张以后，自己本来的宗教已经不再适合统治辽阔的疆土。在对外征伐以前，蒙古人信仰泛灵论宗教，这在亚洲北部的草原游牧文明中非常普遍。这类信仰认为自然界的万物都寄寓着精神灵魂，整个自然界在某种意义上都是有生命的，其宗教习俗更注重健康，而不关注道义。泛灵论宗教认为霉运是人与周遭世界的关系出了问题而招致的，通过某些精神仪式能帮助人们重建与自然世界的和谐联系。在北美的狩猎采集部落中应该也有过相似的信仰，这种认识世界的方式在游牧民族的社会星群中应该很受欢迎，因为这很符合他们日常与自然打交道的经验。相比之下，城市居民日常接触的主要是其他居民，因此其信仰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人口稠密地区的人际互动和摩擦。
不管蒙古人曾经的信仰如何，这套信仰体系没能流传开来。当蒙古人不再单是草原游牧民族，而成为庞大城市文明体系的主宰后，原有的信仰体系不再有被广泛认可的意义。随着蒙古帝国由盛转衰，各地各民族相对于侵略者加强了内部团结，更巩固了自我身份认同。
罗斯的重生
征服了罗斯的蒙古人自称“金帐汗”，但被当地人叫作“鞑靼”。鞑靼人对当地人采取怀柔共处的政策，只要能按时纳贡便相安无事。并且，鞑靼人不亲自去征租收贡，而是把这项任务交给罗斯当地的买办，自己对被统治的臣民既无作为，也没有作为的意愿。因此，蒙古的文化元素没有渗透到罗斯的文化中，反而是早期从拜占庭那里借鉴来的叙事逐渐得到了传播。
蒙古人初到罗斯时，这个社会星群正逐渐担当起斯拉夫人领头羊的角色，将希腊东正教认作本民族宗教。当时，他们仍自认是辉煌的拜占庭帝国流落在乡野的小兄弟。在鞑靼人的统治下，斯拉夫人与东正教的联系更加紧密。蒙古人视罗斯的政治领袖为威胁并加以打击钳制，但对东正教会则很温和，认为教会有益无害，有助于麻痹被征服的民众，不知不觉间助推了东正教在罗斯的发展。由此，当地民众在未形成一国国民的概念之前，先形成了东正教徒的身份认同。
同时，替蒙古人收租的罗斯买办开始中饱私囊，开始是一点点蚕食，后来甚至悉数鲸吞。蒙古朝廷要求陈述原委时，他们推三阻四，于是两者爆发了斗争。但14世纪的鞑靼人已不再是13世纪勇猛的蒙古大军，因此罗斯公国的民众成功摆脱了他们的统治。此时，公国贵族们已经积蓄了雄厚的财力，建起了繁荣的城市。莫斯科成为日渐强大的俄罗斯帝国的国都，宗教热情为民族主义推波助澜，使俄罗斯帝国不断壮大。
俄罗斯帝国民众把国都莫斯科称为“第三罗马”。第一罗马是意大利的罗马，第二罗马是希腊东正教的中心君士坦丁堡，现在莫斯科成了第三罗马。公元1453年穆斯林攻陷君士坦丁堡标志着第二罗马的灭亡，因此俄罗斯帝国民众认为，他们的都城是世界上最伟大、硕果仅存的罗马，他们的国家是唯一的基督教帝国。到此时，民众的新老身份认同聚合在一起，俄罗斯帝国开始了马不停蹄的扩张，疆土从欧陆之侧一直扩张到了太平洋之滨。
中国：前程原在历史中
在东方的中国，蒙古人来犯之前已经有了完善的主体叙事，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已经发展成熟了两千多年。现在，在这个庞大的文明中，复兴成了核心要务。这里虽然曾遭蒙古的征服，中国人却没有蒙古化。恰恰相反，是蒙古人在努力适应中国历史的传统格局。他们将国号定为了汉名——元，也宣称自己承受天命。所以，反倒是蒙古人在努力自我汉化。
但这番努力的效果却不理想。蒙古人的政策必然偏重游牧，这与中国这个深度农耕文明的社会星群格格不入。蒙古人虽恢复了科举制度，借以选拔官员充实中国的传统治理体系，但心底却不信任被征服的民族，通过操纵科举让蒙古人和外族的谋士尽可能及第，而让中原汉人多数落榜。再比如，源于草原的蒙古文化不提倡洗澡，不难想象高度文明、很讲卫生的中原人对此多么难以忍受。蒙古人还恢复了原来的税收制度，但收税的人大多穿蒙古袍、说蒙古话，所以缴税并不会让人觉得有利于维护社会秩序，反而不时刺激着人们的神经，唏嘘于中华竟沦落在蛮族手中。
不消一代人的时间，对蒙古人星火燎原般的仇恨就动摇了元朝的统治根基。诸多起义队伍中最厉害的一支叫“红巾军”。这是一个秘密帮会，领袖朱元璋本是一个大字不识的放牛郎，出身农民家庭，自幼父母双亡，贫苦流离，住在收留他的寺庙后院。
朱元璋执掌红巾军后，邀来儒家学者帮衬，占领了南京城。以南京为大本营，朱元璋率军攻打元大都。公元1368年，红巾军起义赶走了中原最后的蒙古人，给元朝统治画上了句号。中国又回到了汉人手中，汉人皇帝朱元璋重新君临天下，定国号为明，开启了又一个真正的中华帝国时代。
中国的皇帝登基后，一般都会再定一个年号，后世对皇帝的记述也以年号指代。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自封年号“洪武”，意为武功洪大、军威彰显。
洪武皇帝执政后，决意复兴儒家中华，形成集权的官僚统治，重建礼教有序的农耕社会。重视家庭的理念得到提倡，乡村重现和谐民风，社会各方面再次融合成了一个庞大的统一体。天下的秩序终于得以恢复，即世界的中心重回中国，皇帝稳坐中国的中心，皇帝是皇天之子 [1] 。
但洪武皇帝毕竟是农民出身的草民，这难免引出了一个问题：他真的是皇天之子、百姓之父吗？他的礼制真能带来天下安定的治世吗？中国历史上，从社会底层走上九五之尊的先例只有一个，即同是农民出身的汉朝开国皇帝刘邦。新皇帝要立稳身份，就不能出丝毫差错，必须把所有礼制悉数做对。如此一来，没什么文化的洪武皇帝就需要学士来辅佐，于是这些学士在朝中掌握了前所未有的大权。学士的权威来自对经典的掌握和对经验的运用，而不是对未知的探索。这些人权倾朝野，让经典之学成了谋求复兴的中国社会中的重要元素。
洪武皇帝虽然毕生依赖学士的辅佐，却非常憎恶有学识的精英，时常怀疑学士们在背后嘲笑他，所以明里擢升他们的官职，暗地里却削弱他们的权力。在此形势下，如果朝中有哪个官员非常得势，同僚都会嘱咐他小心前途，写好遗嘱。朱皇帝对自己身边的亲信也是如此，当年跟他一起打天下、扶他进金銮殿的都是些同样出身的底层人，他当皇帝后却时不时地判当年的穷兄弟杀头之罪。最初跟朱元璋共同起事的六十多人，到他驾崩时只有八人还在朝为官。
洪武皇帝也有好的一面。出身贫微的他同情农民，大幅减税，不过这也造成了后来国帑亏空。那么，国家管理和治安的成本以及更重要的军饷开支要怎么负担呢？既然年号“洪武”，总不能只养一支贫弱的军队吧？
朝中的文官帮他出了一招。他们遍览典籍得出结论，完美的儒家社会是不需要常备军的，出现危机时全民皆兵，危机解除后解甲归田，皇上授田于军丁，让其屯田自足。军丁也不用亲自耕田，雇佣佃农劳作即可。这些人平日屯田，战时参军，而不用全职当兵为业。这样一来，洪武皇帝就有了一支百万大军。这支军队受的却是农民的统领。这样的制度下产生了世袭“军户”，在欧洲语言中称作“mandarins” [2] 。中国人就是这样求诸历史，从过往中撷取星辰让当下的星群更加完满。
不过除佃农和军户以外，明朝还需要其他职业，比如开凿河渠的劳工。这些人的劳动所得怎么给付呢？学士们又想出了对策，他们认为百姓应该服务于朝廷，以利国为己任而不图个人回报，这才符合儒家的主张。因此，皇帝从百姓当中广征徭役，给他们大谈儒家的忠孝仁义，让他们以此为荣。整个明朝的社会星群就这样越来越自洽了。
洪武皇帝还通过组织里甲自治，节缩了不少行政治理成本。根据儒家思想，里甲制度下的良民有责任互相监督，遇有行为不端者要向朝廷举报。但是百姓为啥要心甘情愿地为皇帝做这些呢？别忘了，洪武皇帝非常残暴，在提出道德规约的同时还会以恐惧手段让人就范。用今天的话来说，他应该是个偏执狂，处处心怀猜忌，不惜一切代价去掐灭想象中的阴谋。有一次，他觉得作为百官之首的丞相要谋反，不但下旨将其赐死，还要株连灭族。仅此一案，不仅丞相一人被参谋反，前后还株连近四万人。这样的惨案在洪武年间还有多起。所以想象一下，这么一位皇帝要求百姓检举坏人，谁敢不战战兢兢地照做呢？
中国社会历史上有多种势力，但到了这时，中央集权再也不容撼动。洪武皇帝没有把洪大的武功用于对外扩张，而是用在了巩固内部秩序上。一旦有民间起义作乱，朝廷力量会立刻将其扑灭。明朝中国就此成为一个律法森严的专制社会。
其实，明朝的做法也是在重寻古代中国的社会追求，因此不难得到民众的支持。明朝接过曾遭重创的天下，亟须稳定社会。洪武皇帝誓要重建昔日中华，很多人愿意追随他，希望看到国家稳定有序，未来可期。但是洪武皇帝为实现这一目的不惜使用残暴手段，想着让百姓吃饱饭却反而让社会更加贫困了。后来的皇帝变本加厉地注重王朝的稳定统一，以此巩固社会秩序的根本。受过创伤的中华社会需要回到正轨，而“回到正轨”正是“回到过去的秩序”。因此，“复兴”这一叙事产生了重大的意义和号召力。
朱元璋死后，社会出现了短暂的动荡，但不久他的一个儿子登上皇位。新皇帝并不是太子，这违背了儒家社会的规矩，但他号称以大义为重即位掌权，年号“永乐”，意为永世安乐。明王朝渡过了第一次危机，重回发展轨道，复兴大业也继续推进。
永乐皇帝坐上父亲打下的江山君临天下，但还是总有“篡位”之嫌。要主宰复兴大业，必须向天下证明他的正统性，证明他同历代帝王一样承继了天命。于是，永乐皇帝首先下旨迁都，将前朝蒙古人的国都立为新都，定名北京。在北京城的正中心，他建起了当时世界上最精美的宫殿群——紫禁城。紫禁城占地七十二公顷，宫殿群为高墙所围合，内中布置着各种有象征意义和神话色彩的兽像，其中遍布面朝北方的青铜狮子，那是蒙古敌军可能来犯的方向，在重要的位置上还有龙的雕塑，象征帝王之气。普通老百姓是禁止进入紫禁城的，偶有外国显要人物受邀进入，得双膝双手伏地叩见皇帝。如此礼数营造的氛围让人觉得皇帝是泱泱中华大国里近乎神的存在。
15世纪初，永乐皇帝为彰显中华复兴之势，组建了一支巨大的船队。他下令建造六十二艘当时最大的木船，辅以两百艘左右的小船，其中大船长百英尺有余，差不多相当于美国一个小街区的长度。船队搭载两万八千人，几乎形成了一座海上城市，统帅郑和身材魁梧，是穆斯林出身的宦官。公元1405年至1433年，永乐皇帝令这支船队七下西洋，经东南亚诸半岛和群岛，到达南亚港口，再往更远处航行。船队到访过波斯湾的霍尔木兹，停靠过也门，也曾派信使远赴麦加，甚至远航到非洲东海岸的肯尼亚。每到一处，郑和就拿出明朝的物产给当地统治者，并换回给明朝皇帝的异域珍奇，有长颈鹿、孔雀羽毛、麝香、犀牛角等等。从中国的视角看，外邦统治者接受了明朝皇帝的馈赠，就是认可成为大明的藩属。显然，其他国家对这种礼物交换不会如此理解。但是，自诩天朝上国的明王朝并不关心外人怎么想。
郑和率领的船队没有开展正式的贸易、征服和陆上探险。船队所到之处其实中国人早有了解，而下西洋的任务就是扬中华国威，让外夷叹服 [3] 。这个目的确实也达到了。亲眼见过这支壮观船队的人无不慨叹蒙古人统治中华的时代像昨夜旧梦一样一去不复返了，真正的中华帝国重登历史舞台。
到第七次航行归来之时，永乐皇帝已经去世，新皇帝不仅叫停了航船远征，还下旨拆毁船队。显然，既然四方藩邦都知道了中华居中，自己在侧，就没必要再下西洋。明朝从此开始把更多的财力物力用于浩大的内政工程。
除了兴建紫禁城，最大的工程都是修缮复建。毕竟，“复兴”是当时统领一切的主题。明朝新建的工程不多，但重建的却不少。秦始皇时代建造的夯土长城被坚固的砖石长城替代，后来有传言说这是唯一在太空中可见的人工建筑。今天人们所游览的长城，也多是明长城。
明朝还疏浚了年久失修的京杭大运河，增建了先进的船闸和其他技术设施。今天的京杭大运河仍然承担着中国南北水运的部分功能，但这条运河已经不是隋朝的老样子，而是明朝重修的水道。
自明初以来，历任皇帝都决意由朝廷统筹搞好经济。他们派遣官员到各地统收盛产之物，再按朝廷安排转销到需要的地方。这样复杂的经济流通机制需要严密有序的治国体制做支撑，而中国历朝历代均擅长此道。过去一千五百多年虽有朝代更迭，但官僚治国体制一直在发展，只是不同朝代运转的好坏、作用的大小不尽相同罢了。明朝的任务是让这套官僚治国体制再次运转良好，那就需要选拔最优秀的人来担任官员。
为此，朝廷兴办了千余所官学以培养未来的官员，每个府、州、县中至少一所。要想取得官位，必须通过朝廷组织的科举考试。自汉朝以降的每个朝代，甚至包括蒙古人统治的元朝，都采取科举考试的办法分辨良莠，擢拔人才。但是在元朝，科举成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考生的政治关系和民族出身。明朝终结了这一乱象，推行所教即所考，各处官学教授的统一课程由文官设计、制订，并由皇帝钦批。
明朝的官学课程脱胎自成熟于宋朝又在元朝一度中断的理学。理学的核心是儒家的四书五经，包括孔孟著述和《易经》等，也包括两千年来后人的阐释解读，这套庞大的思想体系被后世称作“宋明理学”。宋明理学主张人性本善，但要靠教化培养道德，就好像有音乐天赋的人也需要后天训练才能成为音乐家。因此，教化良善之风在中国社会蔚然兴起。
后来很多思想家进一步充实了理学学说，巩固了一系列礼法规矩 [4] 。在理学兴盛的明朝，父亲责打儿子致死可能仅仅罚些银两，但儿子若敢在父亲脸上打一拳，恐怕罪可致死。
要想在科举考试中出人头地，必须熟习四书五经并对后人评注烂熟于心。科举考试不鼓励自己的创见，而通过严苛的评判标准来确保答卷内容的正确。离经叛道者会遭到鞭笞，情节严重者甚至会被处死。科举之难让很多心向往之的童生数十年寒窗，直到中年才参加考试。最终考取功名者也不会被委任在家乡或者有裙带关系的地方做官，这样规定的目的是在治理制度中规避亲信关系和乡党情谊。
通过这样的科举制度选拔的官员本领雷同、眼界相似，都追求同样的和谐社会，其中的人们各在其位，各司其职，而宋明理学正好为社会中每个角色都规定好了框架，官僚体制的井然有序与民间社会的和谐稳定就这样统一在了一起。
在明朝不断巩固统治的同时，一个稳定的、以理学为根基的社会终于形成，不同的社会阶层有不同的地位。其中最受轻视的就是商人，因为理学认为商人不事生产只靠倒卖获利；而受尊重的是手艺匠人，他们的手艺即使再微不足道，也创造了有用的产品；更受尊重的是农民，不过这是指有田产的军户，民以食为天，又有谁能大得过种粮食的农民呢？其实还真有，比粮食和农民更受尊崇的是饱学的官员们，他们享受最高的社会地位，因为他们是连接百姓生活与国运天命的纽带。
朝廷及其统治力量代表了天命，而朝廷的最高权威无疑掌控在皇帝及其家族手中。实际的统治力量分为两拨：信奉理学的文官集团和为数众多的宦官群体 [5] 。宦官是负责照管皇帝及其庞大后宫的官员，只有他们能近距离接触后宫妃嫔和皇帝的私人生活，所以宦官得到的信任是朝中文官难以企及的。宦官们不但贴身服侍皇帝和朝廷最核心的要员，还承担收税、监理大型工程甚至指挥军队等重任，世界上还没有哪个成规模的文明社会有类似明朝宦官的专权势力。
到16世纪中后期，“复兴”叙事在中国初现成效。农业连年丰收，百姓丰衣足食，人口总量增长了近两倍半。来自四面八方的商人云集中原，争相采购中国的茶叶和其他精美绝伦的中国商品，包括精美的漆器、玉器、丝绸服装、铜器、铁器等等。到这个时候，中国的陶瓷工艺已经相当发达。瓷器是一类轻薄又结实的陶器，匠人们在其外层施以青花釉彩，做得如珠宝般光彩照人。新的行业不断产生，新的城市纷纷涌现，旧城市也蓬勃发展。令人叹为观止的长城和大运河、庞大的文官体系、日益扩张的茶园和陶瓷作坊……这一派派景象构建起了人们想象中的中华帝国。
但是，诸般繁华的背后也有灰暗的一面。明朝的宫廷政治暴虐，统治者常采取残酷的手段，上层阶级生活在处处是隐忧的恐惧不安中。军户人家都希望尽快摆脱政治，回归田产，从此吟诗作画，挥毫泼墨，再续盛唐遗风。
明朝人高超的手工技艺让外国人钦羡不已，但明朝几百年却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科技发明。不过人们没觉得这是什么问题，毕竟这毫不影响当时社会的繁荣。从朝廷到民间，人们更关心如何守成，而不关心创新。这样看来，《永乐大典》的编纂就不是一种偶然。这部宏大的书典共有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你没有看错，是一万多册，不是一万多页。
在这样的环境里，创新得不到重视。既然是闻所未闻的事情就干脆别让它发生，稳定的社会才是理想的社会。因循守旧备受欢迎，扰动现状惨遭唾弃，人们的最高追求就是社会和谐。社会只要达到了和谐，就不用再求变，这就是最大的成功——谁不愿意壮年永驻呢？重回过去的巅峰成了当下最大的任务，于是中国社会不仅自成一统地向内看，而且在往回看。
中部世界：宿命的接续
到这个时期，中部世界的历史叙事还剩下最后一次冲出亚洲草原的故事未讲。游牧民族这最后一次威力爆发，就是帖木儿（Timur）率领的西征。帖木儿是突厥族裔，自称母亲一支是成吉思汗的后代。跟当年的蒙古人一样，帖木儿也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建立起庞大的帝国。他甚至更胜一筹，击败了蒙古人从未打败过的马穆鲁克人，踏破了蒙古人未曾到达过的德里。帖木儿效仿古时阿富汗和中亚河中地区的突厥祖先，以劫掠南亚所获的财富珠宝美化帝国的城市，让传奇般辉煌的撒马尔罕和布哈拉更加熠熠生辉。他还曾计划进军明朝，但还没等到跨上马背挥军向东的那天就溘然长逝。同蒙古西进时的欧洲一样，明朝躲过了一劫。
但与成吉思汗不同的是，帖木儿的民族在他出生之前就皈依了伊斯兰教，所以帖木儿是穆斯林。他每征战一处，必先杀得敌人尸骨成堆，再跟当地的穆斯林学者和诗人坐而论道，探讨人生奥义。有一次他遇到了杰出的突尼斯历史学家、社会学奠基人之一——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被其雄辩打动，故没有继续进攻埃及便班师回朝。此时的世界，已经在发生某种莫可名状的基础性变化。
帖木儿去世后帝国很快解体，他的几代后人仍然统治了其中一部分疆土，地跨今天的伊朗和阿富汗。解体后产生的诸多帖木儿王国又由穆斯林国王统治，而且治理得不错。他们尊崇穆斯林学者、文人和艺术家，所以这一时期涌现了不少伟大的波斯语诗人，书籍装帧艺术也逐渐发展成熟。这一时期的君主没有洗劫、屠城等野蛮行为，成吉思汗和帖木儿时代草原征服者那种抑制不住的破坏冲动已经成为过去，达鲁伊斯兰正在回归，昔日文明重新兴起。
到这个时候，伊斯兰世界的自信更强了，虽然在军事上屡有败绩，穆斯林却没有改信伊斯兰教出现之前蒙古草原人信奉的天神腾格里。相反，征服了伊斯兰腹地的伊儿汗皈依了伊斯兰教，并被穆斯林文明的主体叙事同化，甚至还成了伊斯兰教神秘主义——苏非派的信徒。现在，蒙古时代显然已经终结，穆斯林终于可以重振七百多年前穆罕默德在麦地那开启的崇高事业了。
自此，与中国明朝一样，“复兴”也成了伊斯兰文明的首要追求，伊斯兰社会星群也开始了重建自我认同之路。位居印度和地中海之间的这片土地，在蒙古人撤退后于残垣断壁上崛起了三个幅员辽阔的帝国，被后世历史学家称为“三大火药帝国”。这是因为这三个帝国把火药用在了冷兵器战争中——敌人用刀剑战斧，他们直接上火枪大炮。
其中最先成立的是奥斯曼帝国，它后来入侵了欧洲。奥斯曼帝国由草原游牧突厥民族建立，当年为避蒙古战乱一路迁徙，最终到达相对安全的小亚细亚半岛。他们在那里安定下来，重操祖业靠游牧和掠夺为生，游牧以供温饱，掠夺以助享乐。这些人一路抢掠到拜占庭帝国的地盘，直奔国都君士坦丁堡，一边攻城略地，一边扎下根来。到了14世纪中期，他们发展成了一个新的、强大的穆斯林苏丹国。凭借宗教勇士团的强大力量，奥斯曼帝国开始西扩。这些勇士相当于当年欧洲的十字军，他们分属不同的宗教集体，以旧时苏非派中的兄弟会为组织基础。到此时，兄弟会已经不仅是军队的组织方式，行会、商会、关系网乃至国家的组织都以兄弟会为蓝本。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复兴催生了新的事物，但其根源仍然在于对过去的虔诚坚守。
公元1453年，奥斯曼人夺下了君士坦丁堡，从此走上了世界舞台中央，几乎成了世界历史的主角。奥斯曼人将君士坦丁堡易名为伊斯坦布尔，以此为国都统治着强大的帝国，向西扩张至欧洲，向南经黎凡特地区远达北非，几乎吞并了沿途阿拉伯人的所有疆土。
不过，奥斯曼的东扩之路被萨非帝国阻隔了。萨非帝国起源自阿塞拜疆地区的一个苏非派兄弟会，15世纪时，这个兄弟会从宗教团体转型为军队，其领袖成立了一支叫作“红帽军”的精锐部队。领袖死后，他十二岁的儿子伊斯玛仪（Ismail）率领红帽军打了一系列战役。到1502年，伊斯玛仪占领并重建了古波斯王朝的核心疆域，包括今天的伊朗全境和部分周边地带，他在这里建立了伊斯兰的波斯王朝，一个什叶派的社会星群。什叶派此前之所以没建立过帝国，仅仅是因为自主建国的尝试均未告成功，现在萨非帝国终于建成，也复兴了他们的建国梦想。
萨非帝国东边与莫卧儿帝国接壤，在那里也出现了一个神勇的少年——巴布尔（Babur）。他出生在阿富汗以北的地区，祖上可以追溯到帖木儿和成吉思汗（不过他是成吉思汗后代的说法有攀附之嫌）。巴布尔十二岁就成了草原王，却在十四岁时丢掉了王权，之后率一小拨忠臣南下于1503年征服了喀布尔城，并从这里进军印度。德里苏丹派出浩荡的军队，以象兵为先锋迎战，巴布尔以火药对阵猛兽，用枪炮轻取象阵。从此，印度更迭为辉煌的莫卧儿王朝。这又为一段已经开始的历史接上了续篇：占少数的穆斯林统治者又一次统治了居多数的印度教臣民。
约在蒙古人占领罗斯的同时，非洲的加纳王国衰落，更加庞大富庶的马里帝国兴起。马里帝国的开国君主松迪亚塔·凯塔（Sundiata Keita）身材魁梧，成就堪比亚历山大大帝，被称为“曼丁之狮”。松迪亚塔的孙子曼萨·穆萨（Mansa Musa）也是个传奇帝王，他可能是亚马逊集团CEO杰夫·贝索斯（Jeff Bezos）之前最富有的人。有一次他带了大量黄金去麦加朝圣，经过埃及时竟然导致当地黄金大幅贬值。然而，到了奥斯曼人在小亚细亚建起自己国家的时代，马里帝国辉煌不再，更为庞大也更为繁荣的桑海帝国崛起了。到15世纪，桑海帝国的廷巴克图成了伊斯兰世界重要的知识中心，城中有很多图书馆，学者、医生、哲学家等皆云集于此。
总之，从毛里塔尼亚到伊斯坦布尔，再到印度河流域乃至更遥远的地方，一个新的主体叙事已然形成。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个主体叙事毫不求新，而是坚定地回归伊斯兰创教之初的主张。其核心思想为历史上最完美的时代已经过去，世界正在渡劫，最终会面临末日审判。先知穆罕默德弘扬教法标志着历史的大转折，公元7世纪的麦地那是全人类社会的楷模。先知去世后，后人的任务就是薪火相传，维护完美社会。只可惜穆斯林守成失败，所以当前文明的要务是复兴过去。虽然人们可能对具体如何复兴意见不同，但复兴是头等大事，是生活意义之所在，这是广泛的共识。穆斯林必须回到公元7世纪麦地那的社会发展轨道，才能重塑社群的健康。
穆罕默德在麦地那开创了多文化城市治理模式，奥斯曼人也借鉴此模式来管理自己复杂多元的帝国。在麦地那，穆罕默德规定每个宗教社群要有自己的领袖以及自己的生活和信仰方式，而穆斯林社群的领袖高于其他领袖，负责调解各社群之间的争议，裁决本社群层面无法解决的事宜。所有穆斯林都有义务做“课功”捐赠，所有非穆斯林都要交特别税。一旦外敌来犯，所有市民不论信仰，都必须团结抗敌。
奥斯曼帝国也据此培育了很多宗教社群，它们犹如半自治的小国家，被称为“米利特”。但是，公共生活领域的所有规则都必须彰显伊斯兰经典所规定、伊斯兰学者所解释的生活方式。伊斯兰教法作为穆斯林生活的基本框架，是整个穆斯林社群的活的灵魂（相当于教廷在欧洲封建天主教时期的社会地位）。
伊斯兰教教法中的“沙里亚”（sharia）一词意为“道路”，这很贴切。对穆斯林来说，教法的规定就像探路人在树干上刻下的记号，只有跟着这些记号才能平安走出荒野。具体来说，他们的“荒野”就是物质世界。教法对现实生活中的一切情形都给出了指导，包括宗教规矩、生活习惯、穿着打扮、罪行责罚等。要走正道，人们还必须遵从真主关于经济活动、婚姻关系、遗产继承等各方面的教导，这些都是社会和谐的基础。而人们只要走的是正道，就可以从心所欲地生活。
理论上，教法能够解决一切争端，但现实中总会不断出现与之前所有情形都不同的新现象，需要新的裁断。一个有权威的穆斯林学者对眼前的问题做出裁决时，须与此前所有教法裁决相一致，所以首先要参考最重要的经典《古兰经》，再了解穆罕默德有没有在实际生活中遇到过类似情况，然后看他最亲近的信从的言行中是否涉及，最后看后来的权威学者有没有裁断。如果这一切都无果，那么学者可以行使“伊智提哈德”（ijtihad），即自由推理，但前提必须是所有其他循证都未有结果。而且，只有熟谙教法的学者才能胜任这项工作，因为必须熟谙教法才能确定过去有没有相应的裁决。这样看来，伊斯兰社会中的宗教学者的自我管理机构颇有些类似明朝中国培养官员的官学了。
现实世界是变动不居的，所以伊斯兰教法永远不是完善的，需要新裁决的新情况总是不断出现。教法的思路是搭建律法的外部骨架，让人们可以毫无过失地生活在其中。但是这种由针对具体情况的具体规定累加起来的体系，只对一成不变的社会奏效。在这样的社会中，所有问题最终都可以被消灭和解决，从此再无新问题。伊斯兰学者力图制定巨细靡遗的教法，其实质就是追求曾经的社会并使之永恒，也即要恢复穆罕默德指引下公元7世纪的麦地那社会。正是因为完美社会还未达成，所以当下的变化还在不断发生。
奥斯曼、非洲、莫卧儿等社会中的逊尼派学者阐发了一套教法，而萨非的什叶派学者则发展了另外一套。两者虽然在细节上有差别，但有着相似的精神、架构和范畴。两派教法都保守求稳，规定新裁决不能颠覆旧裁决，只能与之相适应。在两派当中，有权威解释教法的学者都与军事政治精英站在一处。教法学者佐证统治者的合法性，统治者则为教法学者提供保护，犹如左手和右手协力相护。奥斯曼社会有一个“苏丹”（伊斯兰教法的本地执行者），也自称“哈里发”（伊斯兰社会的首领），苏丹再任命一个“伊斯兰长老”（伊斯兰有大德的长者），相当于帝国的首席大学士。萨非则出现了一个由德高望重的什叶派学者组成的机构“阿亚图拉”，与被称作“沙阿”的政治领袖形成制衡 [6] 。
虽然各地的教义有所不同，但伊斯兰教治下的中部世界及其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旁支以其自视为普世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构建起来，成为一个特征鲜明的社会整体。在这个社会整体中，生产制造由无数手工匠人在数以万计的私人作坊中完成。其中大部分匠人（特别是在奥斯曼帝国）都隶属行业公会，而公会又与苏非派兄弟会或其他宗教组织有着密切的联系。行业公会管控物价，保障会员的工资和工作稳定性，防止过度竞争，从而为会员营造稳定、可预期的行业环境——“稳定”和“可预期”在这里非常重要。
不论是苏非派还是正统派，逊尼派还是什叶派，宗教组织都建立清真寺，经营资金雄厚的慈善基金，管理信徒纷至沓来的朝圣地，同时还运行类似今天社会公共服务与保障的机制。同时，商人们把手工产品带到各地，东达印度腹地，西到欧洲边缘，让商品能够广泛流通。
伊斯兰教法为社会和谐奠定了基础，但它在伊斯兰世界中的角色不同于宋明理学在中国的地位。它的宗旨并非为统一集权国家的科层治国体制绘就蓝图，而是以过去的部族时代为鉴，为塑造一个自由流动的社会奠定基础。
不过“部族”这个词可能有点误导性。伊斯兰世界确实是从部族时代中走来，可其他社会也都经历过这个阶段。伊斯兰的部族时代虽然持续到相对晚近的时期，但其实也已经相当久远了。达鲁伊斯兰几百年来都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城市文明，只不过从部族社会到达鲁伊斯兰的演化遵循伊斯兰自己的方式。在纯粹的部族社会中，对亲人的忠孝是高于一切的美德。不论在什么情况下，个人都要与家庭站在一起，有义务在家庭需要时伸出援手，否则就会遭到耻笑。推而广之，对家庭的义务也适用于宗族、部族，只是关系越远，程度越轻。
这种义务还可能超出部族的范畴。在伊斯兰世界，靠互相提携、照顾而建立了关系的人们会发展出人情关系网，这有点类似于美国人说的“老哥们儿关系网”（old boy network），但是丝毫不含贬义。在这样的关系中，不存在靠等量报偿别人的恩惠就能还清的人情，就像没有谁能把父母的恩情都还清然后断绝亲子关系一样。有权势有地位的人可以接受别人的投靠依附，而来投靠的人不一定是亲戚，还可能是某些有过共同经历的人，譬如共同成长（即便一方是家仆）、共同作战（即便一方是上级）、共同经商（即便一方是雇员）、共同经历挫折创伤（即便一方的损失更惨重）等，都能形成家庭成员般的情感联系。跟“老哥们儿关系网”有所不同的是，人情关系网不是封闭的，受助者可能会施恩于另外一些更弱势的人 [7] 。施恩者依靠受助者的支持，受助者仰赖施恩者的提携，双方不立契据，没有任何书面的规约。只有蠢人莽夫才会计较我为你做了什么，以及你为我做过的是否与之相称。社会联系可不是简单的投桃报李式的交换，而是广泛意义上的大家庭，在此之中，人们的荣辱感构成了社会平稳有序交往的基础。
说到这里，哪些算是有荣誉感的行为呢？伊斯兰教法中并没有规定这个，但只要你生活在一个社群中，总会心里有数。这可以归结为家庭日常生活中耳濡目染的约定俗成，基本是在童年时期成形，因此很大程度上受女性的影响。例如参加葬礼要说什么话，如何体面地送礼物，在聚会场合什么时候发言，有客人不请自来如何招待，在复杂的社会关系网中怎么正确地称呼某个人，等等。能得体自如地把握好这些约定俗成的规矩的人会受到敬重，从而得到权力，而因为吃不透规矩而出错的人则会越来越不受待见。
基于人情形成的关系网组织起了城市社会，或者反过来说，城市社会的实质就是在很多层面上不断发展的人情关系网的集合。在一个人情关系网中处在中心的人，可能在另一个权势更大的人情关系网中只是边缘。一个人要进步，就要从一个关系网进步到另一个，从认识一些人发展到认识更多人，阿拉伯人称之为“瓦希塔”（wasita），意为关系门路。一个人的权力越大地位越高，依附于他的受助者群体也就越大，可能有亲戚朋友、旧时同事，甚至从前不熟但以后用得上的门客。对所有这些人来说，“荣誉”就是不仅要遵从教法中的明文规定，还要通晓约定俗成、靠人自己去揣摩的得体礼仪。
过去，在这种价值观源头的部族社会中，获得领袖地位既要靠出身，也要靠成就。在城市文明的人情关系网中也是如此，声望重于一切。德高望重之人的后代可以继承父辈的地位，但要保住地位必须靠自身实力，比如立下战功，或者有杰出的决断。此外，出身还可以通过联姻得到改变。因为伊斯兰社会的男女两性几乎是完全分隔的两个群体，通过联姻改善出身遂成了女性谋求政治影响力的途径。
男性主宰了公共事务，女性几乎被完全拒之门外，伊斯兰社会的这种男女分化比任何其他社会都悬殊。而在公共事务领域，男人之间会形成施恩与受助的关系并建立起人情关系网，也是在这里，他们需要向社会证明自己的价值。要是做得不好，不仅有损自己的地位，还会连累家族名声；而如果表现出色，就会获得更多社会关系，既有利于提高自己的地位，也会光耀门楣。
在这样的规则和机制下，伊斯兰世界就像很多咬合在一起的零件组成的一个精密装置，形成了一个文明尺度上的社会星群，活力充沛。同明朝中国一样，伊斯兰世界也在追寻传说中辉煌完美的过去，将此作为终有一日能够抵达的最高愿景。如果每个人都能做好自己，满足约定俗成的社会希冀，那么伊斯兰世界就能抵达理想的终极，从此再也不会发生颠覆剧变。
在蒙古人撤退后，中部世界的穆斯林应该能感到自己在经历文明的伟大重生。达鲁伊斯兰生生不息，重回应有的高度，奥斯曼、萨非、莫卧儿三大帝国的财富和实力比之曾经的倭马亚、阿拔斯、法蒂玛等哈里发王朝毫不逊色。在当时的世界，没有哪个别的国家能与这三大帝国抗衡，伊斯兰教已经整体重回蓬勃发展之路，大有将全人类感召进同一社会星群之势。
三大帝国的文明成果不仅仅是火药枪炮，艺术、建筑、文学、思想等领域都繁荣发展，产生了不少杰作。伊斯兰的能工巧匠兴建了令人叹为观止的伟大建筑，如土耳其的塞利米耶清真寺和印度的泰姬陵等。而这一时期伊朗的伊斯法罕全城都堪称一座艺术殿堂。在萨非帝国，织毯从一门技术发展成了艺术，此后伊斯兰世界处处都出产精美绝伦的织毯。艺术家们还制作出装帧精美的书籍，其中展示着波斯语和阿拉伯语的曼妙书法以及宝石般璀璨的微缩画。从各种迹象上看，伊斯兰世界都进入了一轮文化复兴，重现了旧时的灿烂文明。
然而表面的迹象可能是有迷惑性的，萨非和莫卧儿帝国的艺术家们确实制作了精美的书籍，但其表现出的美学追求却是旧的。书中不乏波斯文学经典，可这些都是早已写成的。各类新作品只是以旧有的方式模仿过去的成就。波斯诗人菲尔多西（Ferdowsi）为伽色尼的马哈茂德（Mahmud the Ghaznavid）而作的《列王纪》虽是几百年前的经典，但放在后蒙古帝国时代仍不显得过时。苏非派的伟大诗人鲁米（Rumi）出生在成吉思汗西征的时代，但他的作品在奥斯曼时代的读者读来也不觉得古怪拗口。
此时达鲁伊斯兰的人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自己的世界就是整个世界，毕竟自己的世界如此自洽。在伊斯兰这个星系中不同社会星群之间时常会有矛盾，但他们使用同一套话语体系论争，对人生的一些基本问题虽各有答案，但提出的问题是相同的。例如，在奥斯曼帝国和萨非帝国的统治者看来，当时最重大的问题是要逊尼派还是什叶派？两者不可兼得。而在相邻的莫卧儿帝国看来，相应的问题是要伊斯兰教还是印度教？两者不可兼得。人们并非一团和气，而是确有争论，但大家都很清楚争论的议题是什么。
伊斯兰中部世界的学者很少关心西欧的情况，因为在他们看来，那遥远而原始的土地上发生的事情对眼下的时代课题鲜有影响。他们的这种态度与当时中国、印度、突厥和东南亚列岛上学者的态度是一样的。毋庸置疑，在地中海以东的诸多世界中，每个社会的复兴叙事都不会只把自己当成众多世界模式中的一种，而会觉得自己就是世界本身。不可否认，这种以过去为楷模，向历史中寻找未来的思路产生了强大富庶的帝国。但是，同一时期的西方却发生着重大变革，文明尺度上的另一种社会发展思路在那里成为主流。
注释：
[1] 此时的中国人向历史中寻找理想社会，并不是说历史上真的存在过理想社会，而是在蒙古人留下的残局中，不难构造出一个想象中的理想社会，并把复兴作为文明的第一要务。“复兴”这种叙事在不同社会中有不同的表现，因为每个社会要复兴的过往不同，但是其基本动机是如出一辙的。
[2] 在现代英语中，这个词意为汉语普通话。——译者注
[3] 永乐皇帝还曾派部六次远征北海和中亚地区，每次遣船二十五艘，派千人，统帅是宦官亦失哈。远征船队沿阿姆河北上，到达中亚里海附近，其目的应该也是彰扬国威。
[4] 例如，声望几乎可以望孔子项背的哲学家王阳明就主张知行合一，为善就是要有善行。他认为人性本善，但会因为花太多精力学习什么是善，反而在善行上变得迟钝。行善要在日常中锻炼，就像肌肉，不勤加锻炼就会萎缩。
[5] 宦官即太监，是不平等性别关系的产物。在古代中国和伊斯兰世界，掌握权势的人以拥有众多妻妾来显示地位。妻妾成群的本意并不在于有很多交欢对象，作为皇帝或苏丹，不愁找不到性伴侣。大量的妻妾其实像雄孔雀尾屏上的羽毛一样是一种象征。即便后宫妃嫔成百上千皇帝不能逐一临幸，也决不允许其他男人染指。这些女子只属于皇帝一人，这才是后宫的根本意义。不过，后宫妃嫔仍然得跟社会打交道，这就需要大量伺候她们的人，这个角色由丧失了性能力的太监承担。相比之下，伊斯兰世界中的太监没有形成古代中国太监那样的宦官势力。
[6] 什叶派认为有一个生活在现世中的“隐遁伊玛目”，无时无刻不在悄悄地将真主的仁慈传到人间。这个“隐遁伊玛目”到底是谁无人知晓，但正因为他的存在才有了“阿亚图拉”，他们中的每个人都可能是能与“隐遁伊玛目”联络的人。
[7] 例如，我的父亲和他的同学一道被政府公派到美国读大学，从此他们一直保持联系。他们共同在政府里供职、晋升，同学不管被委任什么职位，都会请笔者的父亲做副职。而笔者的父亲在贫民区有个朋友是自学成才的治疗师，对医药颇有一些研究。即使他不是正式的医生，但作为朋友，不管笔者家里谁病了都会把他请来看诊。当有一个药房出现了空缺职位时，笔者的父亲毫不犹豫地动用自己的影响给这位加尼“医生”谋下了这份差事。类似的关系从加尼往下延伸到其他人，也从笔者父亲的同学向上延伸到其他有权有势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