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进步叙事
1500年—1900年
公元1500年，复兴的想法在欧洲没什么市场。在14世纪的乱局以前，大部分欧洲人是赤贫的农民，对改善自己的生活乃至子孙的生活都不抱什么希望。历史往前追溯越久，民生状况越糟糕，这样的过去没什么值得留恋的。而经历了十字军和蒙古人的欧洲，有关异域国度的传说到处流传，说那里的穷人也能用胡椒做调料，开小店的人也穿得起棉布衣服。所以对当时的欧洲而言，向未来前进显然更具有诱惑力。既然今天总是比昨天好，那为什么要惧怕明天呢？在这样的环境中，新发现值得荣耀，突破意味着探索，创新受到人们尊重——而在东方，求新是不受欢迎的。在此背景下，正当明朝中国沐浴着盛世繁荣、伊斯兰世界重回辉煌气象之时，一个宏大的新叙事在欧洲渐渐展开了。
在十字军东渐以前，欧洲曾被禁锢在停滞的社会秩序中，人们不敢质疑这种社会秩序，否则会遭到社会的贬斥。生活太贫弱、太不堪一击了，谁要是搅起什么波澜就会威胁到每一个人。然而，黑死病大流行让禁锢了社会七百年的这套主体叙事发生了松动。怎么会不松动呢？在瘟疫最严重的时期，教廷显得非常无能。人们听从教廷的一切要求，却仍然有人不断死去。即便人们到教堂去忏悔，请神父免除罪愆，还是逃不过死神。瘟疫不会区分谁是高尚的信徒，谁是罪恶的坏人。上帝在到处施行惩罚，但这惩罚到底是因何而来的呢？
乱象并没有让基督教本身遭到质疑，起初人们仅仅是对罗马教廷心生疑窦，后来世人纷纷重提那些在几百年前教廷就给出了权威回答的大问题：世界的本质到底是什么？人们应该如何生活？世界现在是怎么了？当下的一切未来会走向何方？人们凭什么相信？
14世纪的大瘟疫结束时，欧洲成了一个动荡不安的社会。在这样的环境下，人们终于可以解放思想。所以黑死病刚一过去，社会上就兴起了将《圣经》翻译为现行通用语言的浪潮。很多人都想亲自读读《圣经》中到底说了些什么，因为貌似……可能……不排除一种情况，一种之前想都不敢想的情况：教廷或许搞错了。
新教思想萌芽
在十字军东渐之风慢慢回落的时期，造纸、印刷、出版等新技术的应用让欧洲越来越多的人能识字读书。越多人读书，就有越多人想找更多的书来读，这正好呼应了将《圣经》翻译为通行语言的行动。教廷对此很是不满。让普通百姓也能看懂《圣经》？这岂不是要威胁到整个世界的秩序？于是宗教裁判所开始罗织罪名大肆抓捕异端，像当年烧死女巫一样把异端烧死灭口。
现在回过头看，不难理解宗教裁判所的急切。封建时期教廷掌握权力的原因全在于其把控着谁能进入天堂，谁要下地狱。如果人们靠自己就能得到来世的幸福，就不再需要天主教会，也不必相信其叙事主张了。如果这个叙事不再是必需的，教廷就会变成尸位素餐的空壳。所以一旦它的意义（而不是它的对错）遭受了质疑，教廷生存的根基就被动摇了。
不过我倒是认为，此时让教廷人员忧心忡忡的应该不只是自身既得利益不保的问题。千百年来，天主教叙事不但维系了世界的正常运转，也让整个世界“可以被理解”。在这套体系下，即使赤贫之人也能感到生命是有意义的，与之相抵触的思想会威胁整个社会星群的自洽性和凝聚力。而如果社会星群丧失了自洽性和凝聚力，其中的每个人都会迷失自我。身份的迷失对生物意义上的人并无大碍，但对社会意义上的人却是致命的。由叙事组织起来并赋予意义的各类社会组织——也就是本书中一直讲的“社会星群”，也会因此被动摇根基。
如此背景下，教廷有理由因为谁试图翻译《圣经》就烧死他，虔诚的信徒不但不会因此失去对教廷的崇敬，反而会为此叫好，松下一口气来——终于不用提心吊胆了，教廷自会处理，“我们”都能挺过去。
到了1517年，一位名为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的教士撰写了一份抨击罗马教廷的《九十五条论纲》张贴在他所在的德意志维滕贝格教堂的大门上，还把《论纲》附在一封信中，寄给了美因茨地区的大主教。很快就有人刊印了《论纲》的副本，在整个德语地区流传。马丁·路德的批评本身并没有政治色彩，作为一个神学家，他只是在基督王国既有的话语体系中阐述自己有关教廷的教义和行为的观点。
路德最为反对的一项行为是教廷出售赎罪券。赎罪券是给未在教堂修行之人的一种精神福利，据称可以缩短人在炼狱中接受灵魂荡涤的时间，让灵魂早升天堂。每个人都得过炼狱这一关，因为没有谁能在死前一点罪过都不犯，但是谁都希望自己在炼狱中待的时间尽量短。因此教廷就以帮助人们缩短在炼狱中受煎熬的时间为名，出售赎罪券来换取“有用的价值”。
具体是什么“有用的价值”呢？赎罪券作为十字军东渐的产物，最早由教廷颁发给甘为基督王国的事业冒生命危险的人，例如圣殿骑士。后来随着十字军征战数量的减少，赎罪券几乎演变成了纯粹的商品，只要向本地教会捐银若干，就能减少死后在炼狱中受折磨的时间。
正是这种做法触怒了马丁·路德。教廷一直宣扬仅靠信仰基督无法实现救赎，必须积累功德才能进入天堂，这里的“功德”不是指行善做好事，而是按教廷的规定进行崇拜活动，包括捐资。路德非常反感地提出，通过“功德”压根儿不能得到救赎，只有信仰可以实现救赎。“功德”是可见的，谁都能看到某个人做不做祈祷，做的方式对还是错。而信仰才是跟上帝的直接交流，一个人是不是虔诚，外人是看不出的，只有自己知、上帝知。
我们要把路德的反叛精神放在他所处的时代中认识。14世纪的浩劫让罗马教廷自顾不暇，一面亟须修复教众的信任，一面又要应对出现世俗领袖越权任命神职人员的新情况，而且不是任命村庄牧师这样的低层神职，而是任命教会的核心领袖——主教。事实上，作为世俗领袖的法兰西国王甚至还自己任命了一位教皇，造成某段时间内基督王国中有两位教皇，更有甚者还短暂有过三位教皇并存的情况。教廷当然不想看到这样的局面。国王任命主教？简直无法无天！正是在这个争斗愈演愈烈之时，路德出现了。
路德考虑的不是国王是否可以任命主教的问题，他也没必要操这份心。他的主张是，在人们进入天堂这个问题上，神职人员既无法帮助也不能阻止。倘若信仰确实比功德更重要，教会甚至无从知晓谁能进入天堂，那么，如果神父不是传扬上帝恩典的媒介，仅仅是管理教堂的人，那他们与教堂的守门杂工或给神父做袍子的裁缝相比又有什么特别的呢？单是管事人员的话，为什么不能由国王任命？
与此同时，宗教反叛者们加快了翻译《圣经》的步伐，希望以通俗语言呈现《圣经》，让所有基督徒都有机会体悟《圣经》的含义，而不再只是不明就里地听诵、跟着发音。但在天主教廷长期以来构建的体系中，发音有着核心重要性，弥撒必须以拉丁语或希腊语进行，只有这些发音才有让奇迹发生的力量。另外，要是百姓都可以读懂《圣经》，岂不就都能自主决定如何进行宗教崇拜？这简直是天方夜谭！如果说基督教社会是耶稣基督在人间的化身，那就不能让每个细胞自作主张。统一的整体无法承受其组成部分各行其是，因而必然会抵抗这种致命威胁。
然而到了这个时候，不管是谁，只要有点钱就可以廉价地刊印《圣经》，识字的人只要愿意买都能买到。倒不是说贫困的农民也都买得起《圣经》印本了，但此时很多人已经不再是贫农，欧洲社会中还有手艺人、商人、各行会的成员等各类有闲钱的城市居民。技术进步与社会趋势相叠加，《圣经》再也不是被教廷束之高阁的阳春白雪，而终究会走入寻常百姓家。随着大量宗教知识从不同渠道涌进基督教社会，人们再也无法接受过去停滞的主体叙事。就像托勒密的星图遇到太多的例外情形之后就不能继续成立一样，欧洲社会的新变化也在动摇着长期以来统领欧洲社会星群的宗教叙事。
马丁·路德的《九十五条论纲》一发表，就像干柴抛入了烈火，天主教保守派和希望脱离罗马教廷建立宗教自治社群的基督徒之间爆发了内战。这次斗争不像是罗马教廷与君士坦丁堡分庭抗礼的那次“大分裂”，它不是哪两个教廷之间的争执，而是从根本上辩论到底要统一的集体教廷还是每个人自己做自己的教廷。这场新教运动产生了很多新的基督教派别，它们必然地与世俗世界中出现的众多君主国交织呼应。宗教内战持续了近二百年，最终双方于1648年签署《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和约中创新地规定，由各地的世俗统治者来决定其辖区中推行哪种基督教。欧洲的宗教内战最终为一种新的社会形态播下了种子，这种形态将在后续的几百年间发展成熟，形成“民族国家”。
科学的兴起
随着旧叙事体系的分崩离析，另一个新生事物——科学呱呱坠地了。推动这个新生事物产生的杰出人物并不是科学家，那时也根本没有“科学家”这一说。科学的拓荒者无一例外都是教会人士，例如15世纪的天文学家哥白尼（Copernicus），他以大胆创新的理论解决了托勒密星图越来越不能自圆其说的问题，提出太阳是恒定不动的，其他星球包括地球都围绕太阳转。提出这一石破天惊的新宇宙观的哥白尼，一生都生活在教会的荫庇中，他是当时著名的学者、教会法博士。他把“日心说”理论写成书后，慕名而来的读者甚至包括教皇。
哥白尼有个学生开普勒（Kepler），也是地球科学领域的大师。开普勒同样全心全意拥护教廷，他不懈追求老师哥白尼未竟的事业。这是因为作为教士，他认为上帝造物必然是完美的，但在老师的“日心说”理论中还是有几处不完美。新经院派学者们一直力图在数学和自然之间建立联系，而开普勒真正实现了这一点。他论证出要让哥白尼的“日心说”完美成立，只需要一个优美的假设，即围绕太阳运动的行星轨道并非正圆，而都是椭圆。既然椭圆的周长可以通过数学公式计算，那么围绕太阳运动的行星在任何时间的具体位置都可以通过数学准确地计算出来。
像这样的新成果引出了一种不可言说的重大可能性——有没有可能，整个世界都是可以解释清楚的？有没有可能，未知的一切都能变成已知？自然哲学家们（后来才被称作“科学家”）开始在物质世界中探索数学规律：气体的膨胀、石头的滚落、物体的冷却、物质之间合成新的物质等等，他们还开始定量地研究力对物体的作用、物体的运动规律、生物生长衰亡的原因等。科学从此成为社会的一大追求。到18世纪，牛顿的一系列成就将科学发展推向了高潮。他提出了光的微粒说，阐明了万有引力，还将各种运动归结为简明的“三大运动定律”。
旧时封建天主教的叙事不再能赋予科学进展以意义，科学所解释的也不是那套腐朽的体系。在欧洲特别是西欧，一个新的主体叙事正在形成，与东方的复兴叙事遥相对应。不过，决定西方文明在接下来几百年间根本面貌的这个新叙事还不是唯物主义。的确，人们比以往更加关注物质现象了，但大部分人仍然虔诚地信仰宗教，而在欧洲几乎每个信仰宗教的人都属于基督教的某个派别。
随着基督教的分化，新教没能成为提纲挈领的新叙事。一方面因为并不存在明确、唯一的一个“新教”。新教徒群体在不断分化，他们的共同之处并不在信仰本身，而是不断接近对真理的渴求和对新事物的探索。另一方面，传统的教廷也没有消失，天主教教廷的拥趸仍然达几千万之众。
这个新叙事也不是世俗化的。新的叙事确实尊重世俗的想法和观念，但社会上大部分人仍然定期去教堂礼拜，自认属于某个宗教社群，在家中也按宗教规矩行事。
那么科学呢？只能说是新主体叙事的动力和结果之一，还不是它的全部。
所有这些社会潮流和文化动向都体现为一种趋势，即以进步或倒退来认识世界。在这个叙事中，时间是线性延伸、没有终点的，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偶尔也会暂时倒退。出现倒退时，人类必须阻止堕落，纠正方向，重回前进正轨。至于何为“堕落”、何为“前进”，不同的具体认识可以讨论，但人类努力的终极方向无疑是“进步”，这个方向是没有终点的——明天总可以比今天更好。在西欧，新的信仰开始形成一个崭新的文明，这个信仰的核心就是进步。当然，如果去问问当时的人们，还会有很多人虔诚地相信终有末日审判的一天。但是其中还有多少人会在日常生活中对此心心念念呢？越来越少了。而进步呢？人人都在终日追求进步，也会在发现社会倒退时奋力阻止。
进步叙事中，人们坚信总是可以变得更好，这推动了人们对科学规律的探索以便更好地解释世界。最终人们认识到，对事物进行科学解释就是解释事物的本质。随着时间的推移，进步叙事推动着人类孜孜不倦地对工具进行改良，很多年后还引发了人类与工具之间关系的革命。
不过在15世纪，上述这些还都没有发生。而孕育了科学、推动了宗教改革的进步力量激发了人们的地理探索欲。基督王国仍然能嗅到当年十字军的气息，这个气息里交杂着政治野心、商业狂热与宗教理想。十字军东渐让欧洲人大开眼界，见识了东亚富足的物产，尤其领略了那些能满足人类欢愉享乐、奢侈迷醉之需要的产品。简而言之，欧洲人开始沉迷“香料”，探险家们甘愿冒着艰难险阻前去寻找这些神妙之物。就这样，欧洲人对香料的渴求引出了世界历史上的一个分水岭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