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最高的、自然的善
根本不掺杂厌恶的最大感官享受，在健康状态中就是劳动之余的休息。——在健康状态中没有先行劳动就休息的倾向则是懒惰。——毕竟，为了积聚力量而较长时间拒绝重新去干工作和甜美的farniente［无所事事］，还并不因此就是懒惰，因为人们（哪怕是在赌博）可以适意地，毕竟同时有益地忙碌，而且，就连根据各种劳动的特殊性状而交替进行，也同时是如此多样化的精力恢复；与此相反，重新去干一件繁重的、未完成就放弃了的工作，需要相当的毅力。
在懒惰、怯懦和虚伪这三种恶习中，看来第一种是最可鄙的。不过在这种评价中，人们常常可能对一个人不公正。因为大自然也睿智地把对无休止的劳动的憎恶置入了某些人的本能中，这种本能是对己对人都有益的。因为他也许忍受不了长时间的或者无穷尽地经常重复的精力消耗，而是需要一定的休息来恢复精力。所以，德米特里[1]，据说为他建有300或者更多的纪念像。参见科恩·内波斯：《名人传略》，6；普鲁塔克：《修善正道》，27，13；以及A.瓦克斯穆特：《古代的雅典城》，第Ⅰ卷，611页，1874。也请参见《康德全集》，第ⅩⅤ卷，632页。——科学院版编者注）并非毫无理由地总是还能为这个恶魔（懒惰）规定一个祭坛；因为如果不是懒惰介入其间，那不知疲倦的恶就会在世界上造成比现有的多得多的灾祸；如果不是怯懦怜悯人，那战争的嗜血成性马上就会歼灭人们；而如果不是虚伪因为在大批（例如一个团）联合起来搞密谋的许多恶棍中间，总要有一个人出卖它的，鉴于人类本性的天生的恶，整个国家马上就会被颠覆。
那些最强烈的自然冲动，取代了冥冥中通过一种更高的、普遍地照料着自然的世界福利的（世界统治者的）理性[2]来驾驭人类的力量，而人类理性却不可以谋求这一点。它们就是对生命的爱和对性的爱；前者是为了保存个体，后者则是为了保存物种，因为我们这个赋有理性的类就是通过两性在整体中的混合而得以继续保存的，尽管这个类在有意地（通过战争）致力于自己毁灭自己。然而，即便是在战争中，这种毁灭也挡不住在文化上一直成长着的理性造物，在前景中去为未来世纪的人类清晰地设想一种不再倒退的幸福状态。
原文见《实用人类学》，收入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7卷，作于1798年。
注释
[1]也许指的是法莱雷奥斯的德米特里（DemetriusvonPhaleron
[2]此处由《哥达学报》的“驾驭的力量”来补充：399页，1799。——科学院版编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