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九章这种探究的必要性
本书作者在撰写当前这一部分时，颇有点厌烦目前的任务，这种感觉并不单纯是自然而然地想回避推测性课题的风险。很显然，1950年作出的预测，可能早在手稿付梓出版之前就已经被事实推翻。不过，倘若本书作者首先想的是如何避免成为他人的笑柄，也就根本不会动笔了。本书作者已将本书11个部分交由命运发落，在着手撰写第十二部时，又因为这样一种看法而振作起来：目前来看，西方文明的前景至少要好于本书作者初次为这一部做笔记的1929年头几个月。当时，即将来袭的大萧条及其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内的种种后果，早在1950年之前就把1929年流行的幻觉一扫而空，这种幻觉认为当时的形势大体上与1914年之前相差无几。
如果说本书作者不喜欢当前的课题完全是因为不愿冒险作出预测，那么，1929年之后颇具启发性的20年历史足以在相当程度上打消他的这种念头。然而，他不愿预测西方文明的前途，基本上不是因为这项任务十分棘手，而是不愿抛弃本书的一项基本指导原则。他担心作出这种预测就意味着不再坚持一种非西方立场，在他看来，只有从这种立场出发才能真正看清 “文明社会”的历史全貌，而西方文明只不过是这类社会的一个代表。他认为这种非西方立场是正确的，照他的判断，他在过去20年间尝试从非西方视角审视历史画卷的结果证实了这种观点的正确性。
本书作者从事这项研究，一个动因就在于反感现代晚期西方把西方社会的历史等同于整个人类历史的流俗。在他看来，这种流俗源于一种歪曲事实和自我中心的错觉，这种错觉不仅蒙蔽了西方文明的后代，也蒙蔽了其他所有已知文明和原始社会的后代。[1]要摆脱这种自我中心的假说，最好首先接受一个相反的假说，即任何一种社会类型的所有代表在哲学上是等价的。本书作者就秉持这样一种观点，而本书前六部似乎证明这种信念是完全有理有据的。在第七部中，本书作者以文明的衰落和解体在宗教史上的作用为尺度，证明不同文明的价值有高下之分。考察的结果并未重新提升西方文明的地位。相反，他的结论是：若把历史的主线看成是不断为尘世的人类灵魂开辟更多的精神出路，那么，从这种观察角度来看，叙利亚文明、印度文明、希腊文明和中华文明等第二代文明才是影响最为深远和重要的文明。
本书作者秉持上述立场，进一步坚定了自己原先的想法，不愿把西方文明单列出来专门论述。然而，本书作者在1950年依然采用最初于1927—1929年草拟的大纲，乃是承认当时的三个事实至今仍有说服力。
第一个事实是，在20世纪第二个25年，西方文明是现存文明社会中唯一没有明确显露出解体征兆的。其他7种文明中，有5种文明已经度过大一统国家阶段，即东正教世界主体及其俄罗斯分支，远东文明主体及其朝鲜和日本分支，印度文明。伊朗和阿拉伯穆斯林文明历史上，也能找到有力证据证明这两个社会业已土崩瓦解。只有西方社会可能依然处于成长阶段。
第二个事实是，西方社会的扩张和西方文化的传播，已经把所有其他现存文明和原始社会卷入到波及全球的西方化浪潮之中。
第三个事实凸显出这种探究的必要性，这个惊人的事实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形：人类的生死存亡系于一线。
山海阻隔，人类疯狂不致蔓延，
这样的时代一去不返：
尼禄百无聊赖地抚琴，
智慧却依然平静地统治着北京；
加尔文在日内瓦颂扬神的慈悲，
上帝愉悦的笑容却展露在佛陀的脸上。
我们彼此相连的世界如今变得很小，
一个希特勒足令所有人陷入疯狂。
无边的忧虑传遍整个世界，
怡保害怕的战争，也是伊普斯顿 怡保(Ipoh)是马来西亚西部城市，伊普斯顿(Ipsden)是英国牛津郡城市。——译者注害怕的战争。[2]
一旦爆发使用核武器和细菌武器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死神恐怕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有人烟的偏僻角落。直到不久以前，这些偏僻的角落还是山高路险，鲜有人迹，或是两者兼而有之，使得那些贫穷、孱弱和落后的居民有可能幸运地逃过“文明的”军国主义者的觊觎。就在美国出台支持希腊和土耳其抵御俄国压力的杜鲁门主义(1947年3月12日)的三个星期前，本书作者曾在普林斯顿的一次演讲中提出这样的设想：如果西方化世界听任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就将在现实生活中再现柏拉图的一个神话。这位雅典哲学家设想，山地牧人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离开山寨，在毁于最近一次周期性灾难的旧文明遗址上建立新的文明。在集体无意识心理的想象中，牧人象征着原始人尚未耗尽和变质的创造潜力。上帝仍然保留着这些创造潜力，而大多数久经世故的人沉迷于诱惑之中不能自拔，这种诱惑曾经导致农夫该隐、他的儿子建城者以诺，以及他们的后代、铁匠土巴该隐(TubalCain)堕落。每当文明进程中的人类在尝试最新的、或许是最危险的事业时遭遇挫折，总是指望发掘仍处于原始状态的同胞保留下来的潜力，将他们逐出地球上的富饶地区，任由他们“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在旷野山岭漂流无定”。 《希伯来书》第11章第37—38节。——译者注 在过去，亚伯的这些相对清白的子孙对该隐的后代以德报怨，在该隐派罪恶被揭发出来之际，营救了这些凶手。一位来自赫利孔山(Helicon)山麓阿斯克拉(Ascra)的牧人，揭开了希腊历史悲剧的序幕，而来自阿拉伯沙漠边缘的内盖夫(Negeb)的牧人，守护着基督教的发源地伯利恒。1947年，本书作者曾用柏拉图式的诙谐语言谈到，如果西方文明给“文明世界”带来重大灾难，那么，至今安然处于高原保护之下的西藏人，或者是至今舒适地安居在酷寒而无害的冰盖——那里的环境远没有“人对人是狼”(Homo homini lupus)的人类环境险恶——的爱斯基摩人，就会着手重建过去五六千年的文化事业。此时离那次演讲已有三年半时间，本书作者正在同一个大学城的和平环境中写作，历史事件的进程使得这些尝试性的设想未能成为现实。本书作者在1950年12月写下这些文字之际，有报道说……从前幸运地除大自然之外既无敌人、也无朋友的爱斯基摩人，意识到自己不仅处于伏尔加河盆地和密西西比河盆地之间跨越北极的轰炸航线上，还处在从俄国亚洲部分的东北角穿越白令海峡大浮冰入侵阿拉斯加的侵略路线上，前者一度是原始居民偏僻的栖息地，后者只是被一个类似于波兰走廊的加拿大与美国本土隔开。
这样，如今已无远弗届的西方社会掌握着全人类的命运，西方自身的命运又系于两个人的指尖，一个在莫斯科，一个在华盛顿，他们只要按一下电钮，就可以发射原子弹。
正是基于这些事实，本书作者在1950年仍不得不勉强认可1929年时不情愿地得出的结论：展望西方文明的前景乃是20世纪历史研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注释：
［1］1935年，节录本编者在乞力马扎罗山下小住期间，曾听乞力马扎罗山南麓的查加人(Chagga)讲过他们所理解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因。1889年，德国人汉斯·迈耶博士成为第一个登上乞力马扎罗山的人。当他登上顶峰时，遇到了山神。这种前所未有的殷勤使得山神十分高兴，便把整个查加族的土地交给这位可敬的登山家及其同胞。但是，山神定下一个条件，即登山者的同胞必须每年(或是每隔5年)登山朝觐山神。开头一切都很顺利。德国人占领了德属东非。勤勉的德国登山队每隔一定时间便登山一次。1914年，德国人极为不幸地未能前去朝觐。山神极为愤怒，便收回了他的礼物，转交给德国人的敌人，后者对德国人宣战，并把他们赶出了这一地区。像其他战争一样，世界的东非心脏地带发生的这场英德战争，在相对次要的偏远地区带来了某些次要的战事。查加人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解释，与其他多种解释一样令人耳目一新，实际上它比某些解释更为合理，因为它认识到宗教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
［2］Skinner, Martyn： Letters to Malaya，Ⅰ and Ⅱ(London 1941， Putnam)， pp. 34—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