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二章技术、战争与政府
第一节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可能性
两次世界大战的一个后果就是，跻身列强的国家由数目不定的若干个——其中一些国家，如意大利，只是按惯例享有这种头衔而已，实际上人人都知道它们并不具备相应的实力——减少到两个：美国和苏联。苏联控制了东德以及哈布斯堡和奥斯曼帝国的大部分后继国家，这些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备遭短命的纳粹“第三帝国”的蹂躏。1956年之际，西德以及两次大战之间的奥地利共和国没有重蹈邻国的覆辙，堕入俄国的无底深渊，这完全是因为得到美国及其西欧盟国的保护。时至今日，事态越来越明显，以美国的保护取代靠不住的独立乃是防止俄国(或中国)宣称的最终主宰全世界所有国家的唯一保证。
这是美国第一次在“旧世界”担负这种任务，她在“新大陆”早已起到过这种作用。从“神圣同盟”时代直到“第三帝国”时期，门罗主义保护西班牙帝国和葡萄牙帝国在美洲的后继国家，使之免遭某些欧洲强国的控制，代价是美国的霸权取代西班牙或葡萄牙的殖民统治。保护人通常总是不受欢迎的，除非完全是出于无私的动机，否则也根本不配得到人们的爱戴。举例来说，1945年后法国人对美国的感情，与巴西人在过去一百年间对美国的感情没有多大的差别。
无论如何，1956年之际，苏联和美国彼此对峙，成为这个星球上仅有的两大强国。无论何种国际力量对比格局，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两强格局必定是危如累卵的。诚然，与20年前的德国和日本不同，苏美两强都属于经济“自足”的国家，可以在未来很长时期内通过开发本国资源来保障全国劳动力的就业。但是，过去的历史告诉我们，像经济匮乏一样，彼此间的恐惧也是引发军事侵略的重要原因。俄国人和美国人并没有做好相互理解的准备。俄国人的性情通常是逆来顺受的，美国人则任性急躁，这种性情上的差异反映在双方对待专制政府的不同态度上。俄国人服从专制统治，视之为不可避免之事，美国人从自身的历史出发，视之为人民有权予以推翻的一种邪恶制度。美国人把个人自由视为“至善”(summum bonum)，颇为奇特地把这种自由与平等混同起来。俄国共产党少数当权者却把理论上的平等视为“至善”，更为奇特地认为这种平等即意味着自由。
由于这种性情和信念上的差异，两国人民难以相互了解、相互信任，这种相互猜忌滋生恐惧。原因在于，技术进步空前迅速，极大地拉近了空间的距离，彻底改变了双方争斗的竞技场，场上的对手彼此触手可及。
在一个技术标准统一的世界，苏美两国世界霸权之争的成败似乎终将取决于人类四分之三的人口的意向，自从文明诞生以来的五六千年间，这些人在物质生活上始终处于新石器时代的水准，但已经开始意识到追求更高的生活水准。如今，这个至今贫困不堪的大多数有机会选择美国和俄国的两种生活方式，这个觉醒的大多数会选择他们认为更能满足自身全新渴望的生活方式。然而，虽然至今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大多数非西方人掌握了最终的决定权，在短期内看，苏美力量对比天平上的决定性砝码并不是世界四分之三的人口，而是仅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拥有战争潜力的西欧工业化人口。从全球角度来说，当今世界只有一个大陆，“欧亚非大陆”(Eurafrasia)，周边是两个巨大的近海岛屿：北美和南美。以这样的全球视野来看，俄国当属大陆强国，美国是岛屿强国，这就如同西方现代史时期“欧洲”地区性国家的战争中，英国属于岛屿强国，欧洲大陆上的西班牙、法国和德国相继成为英国的敌人。在当代全球竞技场上，西欧仍然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是岛屿强国在大陆上的桥头堡。过去，弗兰德是西欧的“斗兽场”，成为积重难返的地区性国家相互杀伐的战场。如今，新的世界大战一旦爆发，整个西欧注定会成为西方化世界的“斗兽场”。战略版图的这种改变或许体现出“诗意的公正”。对于1946年后生活在“欧洲斗兽场”的西欧人来说，这种“诗意的公正”并不能使他们摆脱与15世纪末以后的佛兰德人如出一辙的可悲境遇。
技术进步无法消除人类情感对人类事务的影响。所谓尚武精神，乃是一种战斗的意志，与技术无关，而是属于心理范畴。战争总是令人热血沸腾，只要它是发生在别的国家和别的民族。战争结束之际大概是最令人兴奋的；文明社会的历史学家一贯把战争作为最有趣的历史研究题材。过去的军队大多规模较小，主要是由宁愿打仗也不愿从事其他职业的人组成。但是，自1792年法国革命时期的“全民皆兵”(levée en masse)之后，现代西方的战争已成为十分危险的事情，未来的战争将更加危险。如今的战争有助于消除亲历战争者的尚武精神，而民众的意志具有强大的力量，即使是独裁政府最终也不得不向这种力量低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损失最大的那些国家中，法国实际上不愿再打第二次世界大战。希特勒成功地煽动德国人再度掀起军国主义的狂潮，但是，在1956年，恐怕不会有另一个希特勒式的人物能够再次完成同样的“壮举”，即使真有类似人物崛起的话。意味深长的是，“爱好和平”成为共产党独裁者经常挂在嘴边的一个口号。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上仍然把战争说成是一种“高尚的职业”(belle occupation)，倘若他能亲身经历核战争时代的来临，他是否会把核战争也说成是高尚的职业，是值得怀疑的。
上述看法主要适用于亲身经历过20世纪战争的先进文明的民族。另一方面，自久远年代以来，亚洲各族人民传统的恭顺在政治上表现为对专制政府的逆来顺受。除了掌握西方军事技术的初步成就之外，亚洲的西方化文化进程尚有很长一段路程要走，那些农民出身的士兵才会开始质疑乃至拒绝服从要求自己献身的战争命令——即便是对个人毫无意义的侵略战争。20世纪中叶的亚洲各国政府会在何种程度上利用人民根深蒂固的恭顺来服务于军事目的呢？在西方人看来，中国和俄国的农民士兵似乎把自己的生命交由政府随意支配。然而，历史表明，如果超过某一限度，不论中国政府还是俄国政府都必将受到惩罚。中国历朝历代，从秦朝到国民党政权，哪怕是轻率地多拧一下政治螺丝帽，无不因为这一轻微的越轨行为付出改朝换代的代价。俄国历史上也有类似的情形。
沙皇王朝明智地勉强认可了19世纪60年代的改革，使俄国人民容易忍受克里木战争带来的痛苦。它却执意不肯继续防患于未然，日后接连遭遇军事失败之际，没有在国内作出相应的让步，结果最终被推翻。俄国先后在1904—1905年的对日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吃了败仗，前者激起夭折的1905年革命，后者引发了1917年的两场革命。如此看来，俄国或任何一个小农国家的“民心”是有一个临界点的，一旦突破这个界限，必将招致民怨沸腾。不过，苏联政府似乎宁愿涉险与美国交战，也不愿对美国作出任何政治让步，因为这在俄国人看来无异于向美国的霸权低头。
如果说苏联在某些情况下能够、也愿意与一个旗鼓相当的强国交战，那么美国是否也是如此呢？在1956年的今天，答案似乎是肯定的。自从最初建立13个殖民地以来，美国人民一直是西方世界中最不像军人，同时又是最具尚武精神的民族之一。之所以说他们不像军人，是因为他们不喜欢受军纪的约束，也没有法国人那种希望看到自己国家赢得军事荣耀的雄心。之所以说他们好勇尚武，是因为直到1890年前后美国边境线最终确立以前，他们当中始终有一部分边疆居民不仅习惯携带武器，而且总是为个人原因自行决定是否使用武器，这在当时西欧的大部分地区早已成为过去。美国边疆居民的尚武精神历经十代人而不坠，见证者不仅有自从第一批白人从不列颠群岛登上美洲海岸以来的历代北美印第安人，也有18世纪英国殖民者的法国竞争对手，以及19世纪成为美国边疆居民牺牲品的墨西哥人。英裔美国边疆居民与竞争者为争夺北美控制权的冲突足以表明，不仅边疆居民，全体美国人都准备在特殊情况下暂时服从军事纪律，否则光凭边疆居民的个人气概和勇敢不可能战胜与自己文化水准相当的敌人。
1917—1918和1941—1945年的两次德、美战争，美国人向德国人展示了美利坚民族潜在的军人品质。但是，最能集中体现美国人的勇敢、纪律、韧性和军事韬略的，莫过于一场美国人对美国人的战争。1861—1865年北部联邦政府与南部邦联的战争当属西方世界自拿破仑战败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期间最漫长、最顽强、伤亡最惨重、技术革新最多的一场战争。此外，正如美国内战给美国南方带来巨大痛苦，人们至今记忆犹新的两次世界大战使德国以及受到德国侵略的俄国和西欧国家饱受蹂躏。问题是，在这两场大战中美国可说是毫发未损。一生之中遭遇两次世界大战，无疑给西欧人的信心造成重大的心理冲击，而大西洋彼岸的美国人几乎丝毫没有感觉到这种冲击。因此，在1956年之际，美国人无疑准备承受向苏联开战的危险，不愿向苏联作出任何让步，在美国人看来，对苏联让步即意味着屈从于俄国的霸权。
上述历史事实表明俄、美两国人民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不惜一战，我们也应当考虑到新出现的核战争以及核战争带来的心理影响，在20世纪中叶的环境下，这种心理影响不会太过滞后于核战争技术的发展。如果人们确信国家与爱国者、理想与献身者将在一场毁灭一切的灾难中同归于尽，为国家和理想献身也就成为无缘无故、毫无意义的英雄主义行为。
第二节走向未来的世界秩序
到1955年，消弭战争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刻不容缓的问题。关键在于,除非某个单一的政治权威能够集中控制原子能，否则不可能彻底消除战争。由于独家掌握了当代关键武器的控制权，这个权威能够、事实上也必须扮演“世界政府”的角色。从1955年的情形来看，这个政府的所在地势必不是华盛顿就是莫斯科。问题是，美国和苏联都不打算听任对方摆布。
面对这种棘手的困境，心理阻力最小的传统方法无疑是诉诸战争这一过时的权宜之计。正如我们看到的，实施“致命一击”正是衰落文明相继走出“乱世”，进入大一统国家阶段的野蛮手段。若是在当今时代实施致命一击，打倒的可能不仅是对手，还包括胜利者、裁判、拳击台和所有观众。
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前途的最大希望在于美、苏两国的政府和人民能够坚持推行所谓的“和平共处”政策。对于人类的幸福乃至继续生存威胁最大的并非核武器的发明，而是当今人类出现了一种类似于现代早期西方世界形成于1560年前后的西方宗教战争，之后又盛行了一个世纪左右的趋向。20世纪下半叶之初，资本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如同从前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一样，都认为无限期地默许社会成员分别忠于(他们自己的)真正信仰和(对手的)可憎的异端邪说既行不通也无法容忍。西方宗教战争的历史表明武力无法解决心灵问题。核武器的诞生更是向人类敲响了警钟，资本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不再有机会通过长期的摸索才知道宗教战争的徒劳无益，这种经验方法只适用于以往时代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因为当时最厉害的武器不过是刀枪剑戟或者前膛炮而已。
面对如此危机四伏、晦暗不明的形势，固执己见的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都是不可取的。当今的一代人别无选择，必须尽力达致一种认识，要认识到他们面临的问题事关自身的生死存亡，而且无法预知究竟会有何种结局。1955年之际，诺亚方舟上永恒的流浪者面临的形势，类似于1947年8月7日早晨托尔·海尔达尔(Thor Heyerdahl)和五位斯堪的纳维亚同伴在木筏“康提基”号上的处境。海尔达尔是最负盛名的挪威探险家。1947年,他仿制了一艘原始的木筏“康提基”号,航行101天,航程4300海里,从秘鲁的卡亚俄直达波利尼西亚群岛的拉罗亚, 证明早期印第安人有可能用同样方法横过太平洋。——译者注 在那个决定命运的早晨，海尔达尔等人发觉西向洋流正把他们带向拉罗亚礁(Raroia Reef)，在此之前，“康提基”号靠着洋流的推送，已经在太平洋上航行4300海里。这些离拉罗亚礁越来越近的航海家远远望去，拍岸的浪花在礁石下形成一条白线，更远处可以看到棕榈树顶端的羽毛状叶子。他们很清楚，这些棕榈树生长在风平浪静的环礁湖中田园诗般的小岛上。在他们与这个避难所之间横亘着“一眼望不到边”的礁滩，海浪激起无数泡沫，发出雷鸣般的轰响，[1]洋流和风向又使这些航海者无法避开礁石。他们身不由己地面临一场无可逃避的严酷考验，他们很清楚这种危险境地的可能后果，却无法得知这次传奇般的航程最终将以何种方式结束。
一旦木筏撞上礁石散架，船员们要么很快被淹死，要么更为痛苦地被刀锋般锐利的珊瑚礁撕成碎片。只要木筏不散，船员们死死抓住木筏不放，海浪就会把木筏冲到礁石的高处，遇难船员也许可以游过平静的环礁湖，登上某个棕榈树小岛幸存下来。如果木筏到达礁石的那一刻正好赶上涨潮，露出水面的礁石被迅速涨高的潮水淹没，“康提基”号就得以最终跨过死亡线，安然无恙地越过礁石，驶入平静的水面。结果，“康提基”被海浪冲上一个光秃秃的珊瑚堆，数天之后的一次涨潮托起破烂的木筏，冲入环礁湖。但是，在1947年8月7日的早晨，“康提基”号上没有人能够预知上述可能性中的哪一种将成为自己的命运。
这六位年轻的斯堪的纳维亚航海家在8月7日那天的经历，象征着20世纪下半叶之初人类所面临的严峻考验。文明的方舟已经在历史的海洋上航行了大约五六千年的旅程，如今正在接近一座无法绕过的礁石。前方无从回避的危险是一个过渡时期的危险，即人类社会由美国和俄国两大阵营的对峙过渡到建立一个单一的政治权威，在核武器时代，这个单一的政治权威必定迟早以某种方式取代目前分立的政权。这种过渡是和平实现还是引发灾难？如果真的导致了灾难，那么这场灾难是全面的、无法挽回的，还是局部的、留下一线生机，有望最终缓慢而痛苦地复原呢？此时此刻，没有人能够预知明显日益迫近的严酷考验将给人类社会带来什么样的结局。
不过，一位观察家无需充当事后诸葛亮，也可对未来作出有益的推测，只是在思考未来的世界秩序时应当集中考虑一种全球体制与分别以美国和苏联为核心的全球两大阵营的共同点。
既然现有技术条件能够、也确实提供了便捷的交通运输，建立世界政府业已成为一项切实可行的事业。然而，只要从技术层面上升或者下降到人性层面，我们就会发现，“使用工具的人”(Homo Faber)凭借聪明才智巧妙地建立的人间天堂，已经由于“政治人”(Homo Politicus)的堕落而蜕变为一个愚人的乐园。丁尼生倡导的“人类议会”(Parliament of Man)几乎与飞机的发明同步，如今已经成为现实，只不过是冠以“联合国”这样平淡无奇的名称。况且，事实证明联合国并不像批评者不时断言的那样低效。另一方面，联合国显然不可能成为一个世界政府的雏形。拙劣的宪章不切实际地规定了“一国一票”原则，没有反映权力分布的现实。如此一来，除非五个大国放弃那些名义上与之平等的国家所不具备的否决权，否则无法消除徒有其名的国与国平等原则与无情的现实之间的冲突。目前看来，联合国的前景充其量不过是由一个论坛发展成国家间的联盟。从独立国家的联盟到各民族的联盟，建立每一个公民个人直接效忠的中央政府，尚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众所周知，从政治制度史上的例子来看，要想消除二者之间的巨大差距，无不是通过革命性的骤变过程。
由此可见，联合国组织不大可能成为一个制度核心，进而最终孕育出必不可少的世界政府。世界政府的形成可能不是经由联合国组织的发展，而是来自美国政府和苏联政府这两个政治上更为成熟和强大的“赢利企业”中的一个。
如果当今人类可以自由选择这两个国家中的一个，任何一位西方观察家都不会怀疑，绝大多数能够对这个问题作出独立判断的人都会选择成为美国公民而不是苏联公民。在共产主义俄国的衬托下，越发显得美国具有无与伦比的突出长处。
不论当前还是今后，在美国人自己看来，美国最大的长处在于它显然十分真诚地根本不愿扮演上述角色。当今美国人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像所有美国人的移民先辈一样，渴望彻底摆脱他们愤然离开的那个大陆的事务，他们彻底脱离“旧世界”，在“新大陆”开始新的生活。他们希望退出“旧世界”事务的乐观情绪，与当今美国人迫不得已重新卷入时的满心懊悔不相上下。我们看到，这种迫不得已源于“距离感消失”(annihilation of distance)，“旧世界”与“新大陆”正在变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但是，人们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这种无奈，并未消除面对这种局面时的不情愿。
美国人的第二个突出优点是慷慨。美国和苏联都是“自足”的大国，但只有从一个宽泛的意义上说，两国的社会经济状况才具有可比性，即两国都拥有大量未开发的资源。与美国迥然有别的是，俄国刚刚开始发掘自身的潜力，况且俄国在1941年德国入侵前12年间费尽千辛万苦取得的成就大多在战争期间毁于一旦。此后，俄国人不正当地利用战胜国的优势地位来弥补遭到德国人破坏的工业，不仅从罪有应得的德国，还从俄国人宣称从纳粹手中解放的东欧和中欧各国，以及从日本人手中解放的中国东北省份查封和拆迁工厂设备。这与美国的战后重建政策形成鲜明的对比，美国实施马歇尔计划和其他措施，在美国国会批准的经济援助的扶持下，许多因战争陷入困顿的国家重新恢复了元气；这也是出于美国纳税人的善意，这些钱全都是他们掏的腰包。过去，胜利的列强总是只知索取不知付出，苏联的政策依然没有摆脱这种窠臼。马歇尔计划树立起一个史无前例的榜样。有人也许会说，这种高瞻远瞩的慷慨政策符合美国自身的利益。但是，明智的善举依然不失为善举。
然而，西欧国家的国民如今时常有这样的担忧，美国冲动地回击俄国的挑衅，结果，美国作出某项西欧无权过问的决定意外导致俄国的原子弹落到西欧人的头上。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美国的卫星国享有苏联的卫星国根本不具备的令人羡慕的行动自由，在这些生死攸关的问题上，依然像后者一样处于身不由己的窘境。
1895年，在英美两国围绕英属圭亚那与委内瑞拉边界勘定的争端中，美国国务卿理查德·奥尔尼(Richard Olney)发表了一份掷地有声、载入史册的文件：
如今，美国实际拥有这个大陆的最高权力，凡是在它管辖范围内的人民都应当把它的命令当作法律。为什么呢？这并非因为人们感受到它的纯洁友谊或善意。这也不仅仅是因为它作为一个文明国度所具备的高尚品质，或者美国的对外交往特有的明智、公正和平等。这是因为，除了所有其他理由之外，美国的无限资源以及隔绝的地理位置，使之能够掌握局势，实际上不会遭受其他列强个别或集体的侵害。
这一声明即便扩大到拉丁美洲之外的霸权，也依然是有说服力的。虽然其他国家大概只得承认美国人的鞭子毕竟比俄国人的高压手段可取，但是，用吉本的话说，“哲人”不妨“放宽眼界”，看到这样一个事实，一个超级强国事实上独自决定和实施那些与卫星国人民生命财产攸关的政策，这本身就蕴含着一个体制上的难题，这个难题只有通过某种联邦体制才能得到解决。解决一种超国家秩序带来的体制问题绝非易事，不可能一蹴而就。不过，美国的历史表明它赞成联邦制原则，这至少是一个好兆头。
注释：［1］Heyerdahl, Thor, KonTiki(Chicago 1950, Rand McNally), p.2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