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一章文明史的证据
第一节有非西方先例的西方经验
我们在本书前面几个部分分析了相关历史事实，希望借此认识文明衰落的原因和文明解体的过程。我们在研究时发现，每一个文明的衰落都起因于自身的失败。一个衰落的社会被自身制造的偶像所禁锢，丧失了宝贵的选择自由。20世纪中叶，西方社会显然沉湎于诸多偶像崇拜之中，其中最显著的是对地区性国家的崇拜。当代西方生活的这一特征成为一个可怕的预兆，这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虽然并未公开承认，这种盲目崇拜实际上是西方化世界绝大多数人的真正宗教。其次，这种伪宗教曾经导致有史可稽的21个文明中的至少14个、甚至16个文明灭亡。
在所有的三代文明中，日益升级的自相残杀的战争成为导致文明灭亡的最根本原因。在第一代文明中，它肯定造成了苏美尔文明和安第斯文明的覆灭，米诺斯文明大概也是毁于战火。在第二代文明中，它毁灭了巴比伦文明、印度河文明、叙利亚文明、希腊文明、中华文明、墨西哥文明和尤卡坦文明。在第三代文明中，它摧毁了东正教世界主体及其俄罗斯分支的东正教文明、远东文明的日本分支、印度文明和伊朗文明。除了西方文明外，在其余5个文明中，我们怀疑赫梯文明同样是毁于自相残杀的内战，之后又全速撞上僵化的埃及世界，最终在蛮族大迁徙的浪潮中彻底覆灭。至于玛雅文明，迄今尚没有证据表明也发生过自相残杀的战争。埃及文明和远东的中华文明似乎是毁于一种不同的偶像，即大一统政权以及日益臃肿的寄生官僚制度。最后一个是阿拉伯社会，这个社会即便没有成为所有文明中唯一被异族入侵者毁灭的，那也是毁于非游牧世界的一种寄生性游牧制度——埃及马穆鲁克的支配地位。
此外，在当代西方历史上，一股恶势力进一步放大了地区性主权国家偶像化的破坏效应。普世教会已不再有约束力。以民族主义姿态出现的民主主义带来巨大的冲击，在很多情况下还伴随着某种新奇的意识形态，使战争变得更为残酷，而工业制度和技术的发展为交战双方提供了越来越具毁灭性的武器。
我们显然可以把18世纪开始影响西方世界的工业革命，与公元前6世纪希腊世界的经济革命相提并论。通过这两场革命，原本依靠自给农业为生、多多少少彼此隔绝的社会，开始进行经济合作，意识到可以通过生产和交换专门产品来增加产量和收入。这样，他们摆脱了自给自足的状态，即便他们想继续维持自给自足状态，也无法再走回头路了。这两场革命都使社会形成了与原有政治体制格格不入的新兴经济体系。我们曾多次提及希腊社会的这种政治体制与经济体系“脱节”的致命后果。
现代西方历史上出现过一个令人沮丧的征兆：曾给其他文明造成毁灭性影响的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先是在普鲁士，之后蔓延到整个德国。这种军国主义萌芽于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和腓特烈大帝(1713—1786年)统治时期，相对于整个西方现代史而言，这个时期的战争是最正规、破坏性最小的。到西方现代史的最后阶段，纳粹德国掀起军国主义的浪潮，疯狂程度堪比提革拉帕拉萨三世(TiglathPileser Ⅲ，公元前746—前727年)掀起的亚述狂潮。纳粹战争机器造成的空前惨烈的破坏是否根除了整个西方化世界的军国主义意志，目前尚很难下结论。
除了这些不祥之兆外，也有一些有利的征兆。西方文明废除了一种其邪恶不亚于战争的古代制度。基督教理想的这一空前胜利肯定会鼓舞成功铲除奴隶制的社会致力于消灭同样古老的战争制度。自有文明社会以来，战争和奴隶制就是文明的一对毒瘤。消灭其中的一个，预示着有望战胜另一个。
此外，其他精神战场上的胜利，也激励了目前仍然饱受战争创伤的西方社会。工业制度对私有财产制度带来冲击，西方社会回应这一挑战，许多国家在毫无节制的经济个人主义与国家对经济活动的集权控制之间开辟出一条道路。西方社会还在应对民主主义给教育带来的冲击方面取得一定的成功。自文明诞生以来，知识的宝库始终被极少数人把持和利用，现代西方使之向所有人敞开大门，现代西方民主精神给人类带来新的希望，同时也带来新的危险。危险在于，随着初等教育的普及，广告商、通讯社、压力集团、政党和极权政府老练而肆无忌惮地抓住这一机会展开宣传活动。希望在于，这些剥削者不大可能完全“操纵”受过一些教育的大众，这些受害者将继续接受教育，直到不再被人利用。
但是，决定性的精神战役不会发生在军事领域，也不是社会经济领域或者思想领域，因为西方人在1955年面临的重大问题全都属于宗教问题。
犹太渊源的各种盲目自信的宗教有着不容异说的不光彩记录，这种不容异说暴露出其信仰的虚伪性，它们是否因此名声扫地了？17世纪末，觉醒的西方世界缓慢地接受了宗教宽容，这种宽容有价值吗？西方人还能容忍多久没有宗教的生活呢？既然他们曾经因为精神空虚的苦恼而向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恶魔敞开大门，晚近形成的宽容信念又能经受住多久的考验呢？在一个冷漠的时代做到宽容并不难，因为各个西方基督教教派丧失了对西方人心灵和思想的控制，失落的西方人尚未找到其他虔诚信奉的对象。既然他们追随其他的神祇，18世纪的宽容还能够抵御20世纪的狂热吗？
西方人偏离祖先的唯一真神、在精神荒野中迷失了方向，他们凭借过去的经验醒悟过来，意识到地区性国家与囿于门户之见的教会毫无二致，把地区性国家作为偶像来崇拜不可能缔造和平，只会带来战争。于是，他们可能倾向于把“共同人性”(Collective Humanity)作为替代性的偶像崇拜对象。孔德实证主义的僵化模式未能如预期的那样广泛普及，一旦马克思为这种宗教披上共产主义的外衣，整个世界为之沸腾。早期基督教为拯救人类灵魂，与罗马女神(Dea Roma)崇拜和神权恺撒(Divus Caesar)崇拜所体现的希腊共同人性崇拜进行了殊死斗争并赢得胜利。2000年之后，面对以现代方式出现的利维坦崇拜，是否仍需再开展一场生死攸关的斗争呢？希腊的先例提出了问题，却没有给出答案。
从西方世界衰落的征兆转到解体的征兆，不妨回顾一下我们对“社会分裂”所作的分析，我们有确凿的证据表明现代西方世界明显分化成三个阶层：少数当权者、内部无产者和外部无产者。
我们无须过多讨论西方世界的外部无产者，因为蛮族一直在减少，他们倒不是被消灭，而是被纳入到占当今人口绝大部分的西方内部无产者行列之中。实际上，这些被强行驯化的蛮族是20世纪西方社会庞大的内部无产者行列中最小的一个分支。内部无产者中人数更多的是身陷全球性西方文明罗网的非西方文明的后代。第三个部分是最为不幸、因而也是最为活跃的异议分子，他们是西方和非西方社会不同民族的背井离乡者，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压迫。他们当中有被强行运到大西洋彼岸的非洲黑奴的后裔，也有像非洲奴隶一样往往并非自愿移居海外的印度和中国契约劳工的后裔，其他一些人虽然没有移居海外，却已无家可归。无产者化最显著的例子是美国“旧南方”居民和南非联邦的“穷白人”，他们的社会地位一落千丈，与那些成功的殖民者输入或土生土长的非洲奴隶相差无几。除这些特别不幸的群体之外，不论乡村还是城市，只要哪里有大批民众意识到西方社会制度没有给他们带来他们本应享有的权利，哪里就会形成内部无产者。我们在本书中始终是从心理层面来界定“无产者”，我们一直用它来指那些自认不再在精神上“属于”所处社会的人们。
从中世纪的农民战争到法国革命中的雅各宾主义，不论哪个时代和哪个地方，无产者都用暴力反抗少数当权者。在20世纪中叶，这种反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有力，其表现方式有两种。若无产者的苦难主要是经济上的，反抗途径就是共产主义，若无产者的苦难是政治或种族上的，反抗方式就是以民族主义对抗殖民主义。
在1955年，俄国—中国共产党集团显然对西方文明构成了直接的威胁。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许多有利的因素，这些因素不那么引人注目，但未必不重要。
面临威胁的西方文明的第一个有利因素是，普世性共产主义用一种使徒保罗般的热诚宣称超越了让人反感的犹太人与希腊人之分，保罗在《加拉太书》第3章宣扬，凡信仰基督教者，无分犹太人与希腊人。——译者注 本身却掺杂了俄国民族主义的成分。这种伪善成为共产主义道德铠甲的一个漏洞。当西方的利益在东亚陷入严重的困境之际，倘若西方通灵术者能够洞悉沉默的克里姆林宫政治家的内心，大概会看到他们正以一种复杂的心态注视着他们的中国盟友取得的惊人成就。对于中国和俄国来说，中国东北、蒙古和中国新疆的前途毕竟要比印度支那、中国香港和台湾的前途重要得多。不难想象，马林科夫或他的继任者赫鲁晓夫乃至目前尚不明了的赫鲁晓夫的继任者，有可能会成为又一个铁托。此外，在德国和日本被西方重新武装，苏联把中国重新武装之后，惊恐不已的西方或许会把惊恐不已的俄国视为“白人的希望”。早已声名狼藉的德皇威廉二世曾提醒世人提防“黄祸”，结果被认为是杞人忧天。有论者依然坚持认为威廉二世的看法不仅是善意的，而且是十分明智的。颇具深意的是，就连希特勒也赞同这位皇帝在这个问题上的见解。
这一预言初看起来难以令人信服，却有着坚实的基础，即两个不可否认的事实。首先，俄国是白人世袭领地中唯一在20世纪依然保持19世纪西欧和北美的人口增长率的主要地区；其次，俄国也是白人世袭领地中唯一与中国和印度接壤的。中国和印度两个次大陆分别安置了全球将近四分之一的人口，如果它们中的一个乃至全都成功推行了技术和制度的西方化，中国或印度单凭丰富的人力资源就足以在世界军事和政治格局中享有相应的地位，我们可以预料，这样充满活力的“力士参孙”势必会坚决要求彻底改变此前极为不公的领土和自然资源分配格局。在这种情况下，俄国为极力维持自身的生存，会在无意间保护西方世界的安全，无条件地扮演缓冲国的角色，这就如同东正教世界主体一度为同一个西方世界充当缓冲带，只是当时的热点地区不是印度或中国，而是强有力的原始阿拉伯穆斯林主宰下的西南亚。
上述关于目前尚不明朗的未来的见解在很大程度上是推测性的。不过，下面这个事实或许为我们的预测提供了较为坚实的基础：西方国家轻率地在朝鲜与中国发生冲突，难以自拔地深陷印度支那的泥淖之后，已经与刚刚挣脱日本统治的印度尼西亚人达成妥协，并且自愿放弃对菲律宾人、锡兰人、缅甸人、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的主权。在现代晚期西方帝国主义的历史戏剧中，之前臣服于英国统治的各个社群所代表的亚洲与英国所代表的西方社会达成和解，从而展现出一种前景：在世界范围内的西方内部无产者行列中，正在摆脱西方少数当权者统治的庞大的亚洲无产者队伍中至少有一部分可能将改变方针，努力实现与过去的西方主人建立平等合作关系的目标。
伊斯兰世界的亚洲和北非地区，以及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大部分地区，也有望出现类似的情形。那些气候宜人的地区要面对更为棘手的问题，因为西欧人不仅在那里建立起统治，而且想使之成为自己的栖息地。
那些输入非白人人口来承担白人不愿做的各种低贱杂务的地区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只是没有那么危险。从白人的角度来看，危险程度的高低取决于当地人口的种族构成。凡是非白种人口是土生土长的地方，如南非，他们的人数往往远远超过白人统治者。凡是非白人人口属于强行输入的地方，如美国，人数比例正好相反。
本书写作之际，美国国内对有色人种的歧视有进一步强化成印度种姓差异的趋势，这遭到基督教精神的抵制。目前尚无法断定基督教的反击究竟是希望渺茫，还是代表着“未来的浪潮”，但毕竟是一个好兆头，表明美国与印度一样，少数当权者和无产者双方都在展开精神救赎。过去，占统治地位的白人凭借内心的基督教良知坚决要求废除黑人奴隶制度，如今他们逐步认识到仅仅从法律上解放黑奴还不够。另一方面，有迹象表明少数有色人种无产者也以相同的态度做出回应。
我们在本书前面部分看到，内部无产者的离心离德乃是文明解体最显著的征兆。我们不妨以此为标准，看看是否有证据表明20世纪中叶的西方社会出现了内部无产者与少数当权者离心离德或者和解的迹象。到目前为止，我们考察的无产者本身并非西方人，而是被西方的全球扩张纳入到西方社会之中的。不用说，尚有一部分内部无产者与少数当权者属于同一个种族。这部分无产者就是人数众多的普通西方民众，19世纪西方少数享有特权的“大人物”以各式各样的方式来称呼这些无产者，诸如“工人阶级”、“下层社会”、“下层民众”、“群众”，甚至是(以轻蔑的嘲讽口吻称之为)“群氓”(great unwashed)。这个问题涉及面太广，足以令人裹足不前。我们在此只需指出一点：实际上，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在所有的西方国家，尤其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程度最高的西方国家，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在实现社会正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印度摆脱英国统治的政治革命并不见得比英国的社会革命更为引人注目。正是通过这场社会革命，一个西方国家——人们依然记忆犹新的是，这个国家的一小撮可耻地过分享有特权的少数人始终牢牢地把持着权力、财富和机会——在没有引起社会普遍反感的情况下发生脱胎换骨的转变，以牺牲极少的个人自由为代价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社会正义。
至此，我们从正反两个方面分析了内部无产者的分裂导致西方文明走向末路的可能性，我们可以得到两个暂时性的结论。首先，西方文明的和解力量似乎超过相应历史阶段的希腊社会。其次，这种有利于西方世界的差异似乎主要起因于基督教精神的持久作用，基督教并未丧失对西方人心灵的控制，即便西方人在思想上拒绝用转瞬即逝的异教希腊哲学来表达基督教永恒真理的信条。
高级宗教具备这种持久的活力，为西方社会提供了宗教蝶蛹，这正是希腊社会明显缺乏的一个因素。我们不妨推测，这种显然是无敌的基督教精神实质，与目前在西方化世界随处可见的一批新宗教的贫乏和幼稚之间有着某种联系。
至此，我们可以下结论：非西方的先例并未提供关于西方文明前途的确凿证据。
第二节史无前例的西方经验
到目前为止，我们分析了当代西方境遇中类似于其他文明历史的因素，但是，西方文明也有一些其他文明历史上所不具备的因素。首先映入我们脑海的是西方文明的两个独一无二的特征。一是西方人广泛征服了自然界，二是这种征服带来的不断加速的社会变革。
当人类实现从旧石器时代早期到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技术进步，就成为地球上的“万物之灵”，也就是说，从那时起，不论是无生命的自然界，还是人类之外的任何生物，都不可能导致人类的灭绝，甚至无法阻挠人类的进步。从那以后，除一个例外，地球上再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阻碍人类的发展或是毁灭人类。但是，那个例外却是一个可怕的例外，即人类自身。正如我们看到的，在14到15个文明中，人类因为自身的胡作非为而大吃苦头。最终，1945年原子弹的爆炸表明，人类对自然界的控制达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至于人类再也无从回避两种罪恶带来的挑战，这两种罪恶伴随着文明进程中的人类建立新型社会的努力。这一对孪生的罪恶是战争这一罪恶的两种不同表现形式，为区别起见，我们分别冠以不同的名称，即一般意义上的战争与阶级间的冲突，换言之，前者是横向的战争，后者是纵向的战争。人类对于这样一种处境严重准备不足。我们展望人类前景时，不妨简化一下我们的任务，从“技术、战争与政府”、“技术、阶级斗争与就业”的角度分别加以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