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三章技术、阶级斗争与就业
第一节问题的实质
如果我们把“就业”一词的涵义加以引申，使之不仅指工作和闲暇的总量和分配，而且涵盖工作的实质和闲暇的功能，我们就有理由认为，对于一个仍在形成生活水准悬殊的不同阶级的全球性西方化社会而言，在空前强大的西方技术的冲击下，西方文明的继承者势必会面临就业问题，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不亚于我们上一章中讨论的政府问题。
如同政府问题一样，就业问题本身并非新事物。如果说其他文明衰落和解体的首要原因是未能及时主动地把政府的范围从地区性扩大为大一统，从而未能消除战争，那么次要原因就是未能及时主动地调整工作的压力和产物以及闲暇的乐趣和功用，从而未能消弭阶级冲突。在这个问题上，如同政府问题一样，现代西方人与前人在控制非人类自然界方面的差异不仅是量的差别，而是质的不同。现代技术空前有力地推动经济生产，人们习以为常的社会不公看起来是可以补救的，因而越发显得难以容忍。当机械化工业这一新奇的“丰饶之角”为那些播下工业革命的种子并且收获颇丰的西方企业家创造出巨额财富，为什么少数特权阶层依然独占财富和闲暇？为什么新创造的财富不应由西方资本家与西方产业工人分享，西方产业工人与被悉数纳入西方社会内部无产者行列的亚洲、非洲和美洲印第安农民分享呢？
这种全人类分享财富的新梦想驱使人们空前迫切而焦急地要求获得“免于匮乏的自由”。这种普遍的要求引发了这样一个问题：机械化工业的丰饶角是否真的如人们想象的那样取之不竭、用之不尽。这个问题只能从综合的角度加以解答，其中至少有三个未知数。
第一个未知数是，技术潜力究竟能在何种程度上满足人口不断增长、开始要求享受闲暇的全人类日益增长的需求。地球上的矿产资源等不可再生资源的储量有多少，水力、农作物、牲畜、人力和人类技能等可再生资源的储量又有多少？迄今已开发的资源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增加产量，发掘至今尚未开发的资源又能够在多大程度弥补人类每日浪费掉的资源？
当前，西方科学的发现似乎表明，技术能够发挥出极为惊人的力量。与此同时，人性的种种反应则表明，从理论上的技术潜力来说，生产力几乎可以无限提高，但从人的角度看，生产力的发展实际上是有限度的。一种产品即使技术上可行，也必须由人来使之成为现实。为了大幅提升驾驭自然界的能力，势必要相应强化对工人的严密管制。工人必然抵制对自身个人自由的侵犯，进而阻碍技术上可行的生产。
为了把人人都要求获得更大份额的蛋糕做大，工人准备在多大程度上牺牲个人自由呢？城市产业工人在多大程度上甘愿接受“科学管理”呢？占人类大多数的原始农民又会在多大程度上采纳西方科学耕作方法，节制神圣不可侵犯的传统生育权利和义务呢？目前看来，我们最多只能说，技术的增产潜力是在与产业工人和农民的执拗天性赛跑。全世界的农民使世界人口数量与生活资料同步增长，看来有可能抵消技术进步带来的益处。与此同时，产业工人也有可能抵消技术进步的好处，生产潜力每提高一步，工会随即便会推出限制生产的措施。
第二节机械化与自由企业
机械化工业的严密管制与人类不愿服从兵营式管制的顽固天性之间此消彼长的关系乃是社会经济领域的一个显著特征。问题的关键在于一个不幸的事实，机械化与管制密不可分。观察者站在不同的角度，自然会得出绝然不同的论断。从技术人员的角度看，产业工人桀骜不驯的姿态显得幼稚而荒唐。难道工人们真的不知道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吗？难道他们以为不接受满足他们的需求所必备的前提条件，也能获得“免于匮乏的自由”吗？历史学家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他会追溯到工业革命的源头，在18世纪的英国，只有少数人享有不受管制的宝贵自由，机械化生产制度正是由这少数人创立的。这种前工业化时期的企业自由是工业制度的先驱者从先前的社会体制继承而来，也成为他们主动建立的新兴体制的灵感和活力源泉。
此外，工业企业家的前工业化时代的自由精神不仅是工业革命的主要推动力，继而成为下一个历史阶段的动力。工商业巨头虽然暂时躲过了被自己释放出来的势不可挡的无情力量压垮的命运，这种结局却是新兴城市产业工人阶级与生俱来的宿命，他们从一开始就感受到驾驭自然界的技术成就对人类生活的决定性影响。我们在前文中看到，技术使人类超越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昼夜交替和四季循环。然而，人类在挣脱这些古老的奴役同时，又陷入新的困境。
工会组织不仅是新兴的产业工人阶级对新社会结构的一个独特贡献，其实也是孕育出工商业巨头的前工业化时代自由企业经济乐园留传下来的遗产。考虑到工人把工会组织作为一种与雇主斗争的手段，事实上工会与资本家同属于一种社会体制的产物。下面这个事实证明工会与资本家有着共同的特质：共产主义俄国消灭了私人雇主，随之而来的是工会的严密管制，纳粹德国取缔工会，取而代之的是私人雇主的严密管制。另一方面，在英国，自1945年大选以后，工党政府的政策是在不干涉个人自由的情况下把工业企业从私有转为国营，然而，国有化企业的工人从未想过解散工会，依然采取过去用来对付现已被剥夺所有权的私人“奸商”的种种手段来增进自身作为工会会员的权益。宣布这种做法于理不合，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工会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抵制严格的管制，不论实施管制的是私人资本家还是政府部门。
不幸的是，工人抵制雇主的严密管制，到头来却陷入自我管制之中。他们反抗沦为工厂机器的命运，到头来作茧自缚，沦为工会的机器，而且他们似乎注定难逃这种命运。他们从前的老对手私人企业家如今也受到严密管制，变得机械呆板，这个事实无法给他们带来任何慰藉。工人的对手不再是一个他们可以指着鼻子咒骂或砸破窗户来发泄愤怒的人类暴君。工人的最大对手不再是任何一个可恶的、因而也是实实在在的人，而是一种更强大、更难以捉摸的不具人格的共同权力。
如果说产业工人的这种强制性的自我管制预示着悲观的前景，那么，眼见西方中产阶级开始步西方产业工人阶级之后尘，同样令人不寒而栗。1914年之前的一个世纪是西方中产阶级的黄金时代。进入新世纪之后，中产阶级也陷入工业革命给产业工人带来的困境。苏维埃俄国彻底铲除了中产阶级，无疑是一个骇人听闻的预兆。不过，英国和其他未曾发生政治革命的英语国家的当代社会史更准确地反映出未来的方向。
从工业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这段时期，西方中产阶级有别于其他阶层的特有心理在于对工作的热衷，这种态度与蓝领和白领“工人”阶级形成鲜明的对比。这种心态上的差异可以用号称资本主义大本营的纽约曼哈顿在1949年时的一个微不足道但意义重大的事例来说明。当时，华尔街的金融机构开出特别优厚的加班费，想诱使速记员重新考虑周六上午不上班的集体决议，结果没有成功。雇主们不愿因为缩短工作时间而减少利润，热切希望周六上午也上班，没有速记员从旁协助，他们无法开展工作，但他们无法劝说这些不可或缺的合作者相信值得周六加班工作。速记员认为额外的一天乃至半天闲暇比任何金钱的诱惑更有价值。如果为多赚一些钱而放弃额外的闲暇，又没有时间去花钱，多赚的这些钱毫无意义。他们宁愿不要额外的钱，在金钱与生活之中选择了生活，雇主也未能劝说他们回心转意。到1956年，非但速记员没有因为金钱的诱惑接受华尔街金融家的观点，这些金融家本身也最终因为经济不景气，转而接受了速记员的看法。因为这个时候，使一度自信的英国金融界瑟瑟发抖的寒风吹到了华尔街。
20世纪，西方中产阶级相继在各个西方资本主义活动中心逐渐丧失了从事有利可图的实业的机会。这种经济上的逆境抑制了中产阶级的习性。自由企业的活动空间日益缩小，逐渐抑制了中产阶级传统的工作热情。通货膨胀和高额税收使得这个阶层拼命挣钱、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变得毫无意义。由于生活费用上涨，生活水准提高，中产阶级家庭的规模日渐缩小。对于中产阶级来说，失去个人家政服务意味着工作效率降低；不再有闲暇就会损害他们的文化。此外，中产阶级妇女受到的冲击更甚于中产阶级男子，正如许多传记表明的，她们是维系中产阶级高标准的主要支柱。
中产阶级不断退出自由企业经济，进入公共事业部门或是从心理上说属于同一性质的大型国有企业，对于西方社会来说可谓得失参半。最大的好处是，自我中心的谋利动机服从于公共事业部门的利他主义动机。看一看其他文明历史上相应转变带来的影响，当可看出这一转变的社会价值。举例来说，在希腊、中国和印度文明历史上，以大一统国家建立而开始的社会复原过程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以往掠夺成性的阶级转而把才干投入到公共事业上。奥古斯都及其后继者把贪婪成性的罗马商人改造成优秀的文官，汉刘邦及其后继者把巧取豪夺的封建贵族改造成优秀的文官，康沃里斯及其后继者也把大肆搜刮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商业代理人改造成优秀的文官。然而，在上述事例中，结局虽然各不相同，都暴露出文官制度特殊的缺陷，官僚制精神的两面性解释了它们为什么会最终归于失败：缺乏热情、不思进取、不愿承担风险等陋习抵消了“廉正”的最高美德。如今，20世纪西方中产阶级公职人员普遍表现出这些特征，对于他们未来能否成功完成他们迟早要承担的组织和维持一个世界政府的艰巨任务而言，这种情形并不是什么好兆头。
来看一看这种官僚制精神形成的原因，我们发现，这种精神是对机器带来的挑战的回应，虽然人类心灵并非由金属物质构成，机器却同样对人类心灵造成压力。如同操作工厂企业有着科学规程的机器一样，管理一个组织严密的国家和照料千百万人民的任务也是消磨意志的。文牍主义其实比钢铁更具伸缩性。文牍主义已深入文职人员的心中，在负荷过重的民选立法机构，纪律日趋严格的政党制度正在取代负担过重的文职部门的种种正式手续和例行公事。
我们不难看出这些趋势对于现行“资本主义”制度前景的意义。西方中产阶级蕴藏的前工业化时代的精神能量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一旦这种能量逐渐衰竭，而且从自由企业转到公共事业部门，这个过程就意味着资本主义的末日。
资本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经济变革过程……没有创新，就没有企业家；没有企业家的成就，就没有资本主义的收益和资本主义的推动力。工业革命的氛围，即“进步”的氛围，乃是资本主义得以延续的唯一氛围……“稳定的资本主义”无疑是一个矛盾命题。[1]
工业技术带来严密管制，似乎将扼杀前工业化时代的自由企业精神。这种前景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在自由企业的社会制度消亡之后，机械化工业的技术体制还能继续延续下去吗？如果答案是不能，那么，由于人口在“机器时代”已增长到远非任何非工业经济能够负担的程度，本身仰仗于机械化工业的西方文明还能在机械化工业消亡之后继续延续下去吗？
无可置疑，只有在创造性精神能量的推动下，工业体制才能发挥作用，而中产阶级至今仍是这种推动力的源头。因此，首要问题在于，如果中产阶级的精神能量日渐衰竭或是转向，西方化世界是否能够从其他活力源泉汲取力量来追求相同的经济目标。倘若能够找到其他的活力源泉，人类社会不妨平静地坐视资本主义制度的消亡。倘若没有退路，人类的前景就颇为堪忧了。如果说机械化意味着严密管制，而且这种严密管制已相继扼杀了产业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的精神能量，人类还有可能泰然地操纵万能的机器吗？
第三节实现社会和谐的不同途径
不同的国家从不同的途径寻求解决人类面临的社会问题。北美采取一种途径，苏联是另一种，西欧则是第三种。
北美的途径起因于在“新大陆”创造一个人间天堂的理想，这个人间天堂将是建立在自由企业制度之上的。北美人(包括说英语的加拿大人以及美国人)认为，不论这种自由企业制度在其他地方的命运如何，只要把工薪阶级的社会经济状况提升到中产阶级的水准，从而消除我们在前一节描述的工业机械化带来的自然心理影响，就能够使自由企业制度持续健康地运行。这种信念令人鼓舞，但未免失之简单，而且是建立在一些错觉之上，这些错觉最终都可以归结到“孤立主义”这一根本性的错觉。“新大陆”并没有赞美者想象的那样“新”。人类本性，包含“原罪”在内，已随着最早的移民及其后继者越过大西洋而来。早在19世纪，孤立主义似乎在政治上行得通的时候，这个人间天堂就已经出现许多罪恶之蛇。进入20世纪之后，世界局势日趋晦暗，新旧大陆的二分法显然越来越脱离现实。当今人类可谓是“风雨同舟”，任何一种人生哲学如果不适用于全人类，最终也不会适用于某一部分人。
像美国一样，俄国解决阶级冲突的途径也是源于建立人间天堂的理想，而且同样是以消除阶级分化的政策来消弭阶级冲突。双方的类似仅止于此。美国人正试图使产业工人阶级同化于中产阶级，而俄国人消灭了中产阶级，完全取缔了自由企业经济的自由，不仅资本家丧失了自由，工会也再无任何自由可言。
苏联的西方对手不能低估共产主义俄国的政策的若干长处。首先、也是最重大的优点在于共产主义精神本身。从长远看，这种意识形态不足以取代宗教，但在短时期内，它能够充分满足所有心灵空虚的人最强烈的宗教需求，为他们提供一种超越渺小个人目标的远大理想。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的使命，要比为争取权益或罢工权利而维护世界安全的使命更能鼓舞人。“神圣的俄国”的口号比“快乐的美国”的口号更能激励人。
俄国途径还有另外一个长处，由于俄国所处的地理位置，俄国人不会抱有孤立主义的幻想。俄国没有任何“天然疆界”。此外，克里姆林宫宣扬的马克思主义对于从中国到秘鲁、从墨西哥到热带非洲的全世界农民阶级具有强大的号召力。与美国相比，俄国的社会经济状况更接近这两个大国竞相争取的占人类四分之三的被压迫人民。俄国可以用一种徒有其表的诚实态度宣称努力实现了自救，而且将以自身为榜样来拯救全世界无产阶级。这些无产阶级当中有一部分居住在美国，一些反共的美国人流露出对于马克思主义号召力的忧虑，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表现为明显的歇斯底里。
与美国和俄国方式不同，西欧消弭阶级冲突的途径比较务实，典型代表就是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这些国家在权势和财富上正日益让位于西方世界边缘新崛起的大国，而本国的产业工人则要求推行“新政”。西欧中产阶级显然不可能追随北美中产阶级的榜样，把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准和实现个人抱负的充分机遇这两个好处双手奉送给工人阶级。当然，要西欧工人阶级接受极权统治的紧身衣更是绝无可能。因此，当今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尝试走一条中间道路，将自由企业与政府管制结合起来，以实现社会正义。这种政策通常被视为“社会主义”，英国的赞美者和美国的批评者对这个名词褒贬不一。至于英国的“福利国家”制度，则是由各个政党以立法方式渐进、务实地建立起来的。
第四节社会正义的潜在代价
没有一定程度的个人自由和社会正义，人类的社会生活就无从谈起。个人自由是任何人类成就——姑且不论这种成就是善是恶——的必备条件，社会正义则是人类交往的最高准则。放纵个人自由势必将导致弱肉强食，若要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正义，就必须限制作为人性创造力源泉的自由。所有已知的社会体制都是以调和这两个极端为根基的。例如，苏联和美国的现行宪法在不同程度上将个人自由与社会正义结合起来。在20世纪中叶的西方化世界，不论这种个人自由以何种方式与社会正义结合，总是被冠以“民主”之名，从希腊政治词汇中发掘出来的这个名词在古代常常带有贬义，如今成为自尊的政治炼金术士的口头禅。
于是，“民主”完全成为一个障眼法，掩盖了自由与平等这两种理想之间的真正冲突。惟有借助居间的“博爱”理想，方能真正调和这两种相互冲突的理想。如果人类的社会救赎取决于能否把更高的“博爱”理想变成现实，人们就会发现，足智多谋的政治家无法带领他们前进多远，倘若人类除自身力量之外再不相信任何东西，就不可能达致“博爱”的境界。先有“上帝如慈父”，才会有“人人如手足”。
个人自由和社会正义的天平起伏不定，技术的砝码却放在自由意志论的对立面。若想说明并支持我们的这一结论，不妨看一看虽然尚有一段距离、但已进入我们视线的未来社会进程。为便于论证，我们姑且假定万能的技术已经完成了下一个阶段的重大任务。人类既然已经掌握了原子弹，势必不得不致力于废止战争。与此同时，不分阶级和种族，人人得以公平地分享预防医学的好处，人类的死亡率下降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我们再假定文化的变革跟不上物质生活条件改善的巨大步伐，实际上有可能确实如此。上述假定使我们注意到，占人类四分之三的农民并未改变多生多育的习惯。这个新假定又使我们不得不认为，建立一种“世界秩序”带来的和平、治安、卫生以及用科学方法生产粮食等诸般好处给农民带来的增量生活资料，依然会被他们悉数用来增加人口的数量。
这些预言并非危言耸听，完全是根据长期存在的趋势对未来的预测。来看看中国的例子。不断增长的人口吞噬了16世纪从美洲引入的新粮食作物，以及17世纪清朝盛世增加的生活资料。1550年前后，中国移植了玉米，1590年前后移植了甘薯，数年后又移植了花生，而中国的户籍人口从1578年的63599541人，增加到1661年的108300000人左右。之后，中国人口持续增长，1741年增至143411559人，19世纪中叶达到3亿人，20世纪中叶更增至6亿人。这些数字表明，中国人口不仅持续增长，更是以几何级数加速增长，尽管有周期性的瘟疫、流行病、饥荒、战争、谋杀和猝死。同时代的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其他地区也呈现出相同的人口发展趋势。
往事已不可追，未来又将如何呢？虽然科学的“丰饶之角”带来富足，足以证明马尔萨斯的悲观论调是错误的，地球表面土地面积有限，人类粮食供应的增长势必有一个无法逾越的上限。在农民尚未改变生育观念之前，粮食供应很有可能就已经达到上限。
如此预测马尔萨斯的观点将成为现实，我们也必须预见到，一旦发生“大饥荒”，某个世界性权威会担负起满足全球人口基本物质需求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生育不再是夫妻间的私事，而是成为一个普遍、客观、有约束力的权力当局的公共事务。迄今为止，政府干预这种隐秘的私人生活最直接的措施是对人口众多的大家庭施行奖惩，如果当局急需增加“劳动力”或“炮灰”的话。但是，各国政府并未梦想过强迫国民多生育，也没有想过不许他们节制生育。实际上，直到1941年，生育权仍被视为一种理所当然的自由权利，罗斯福总统并未想到把不言自明的人类自由从4种增加到5种，在《大西洋宪章》中明确载入父母拥有决定是否生育的神圣权利。现在看来，未来将会证明罗斯福在这个问题上朴实地保持沉默，无意之中蕴含一个正确的推论：到迫不得已之际，人类必须抛弃习已为常的“生育自由”，不然的话，新的“免于匮乏的自由”就无从谈起。在这个问题上何去何从，又引发了一些非常棘手的问题。
倘若有朝一日生儿育女真的受到一个外在权威的控制，面对这种个人自由的削减，占人类大多数的农民将作何反应，那些借助工业技术移风易俗，摆脱了农民阶级的束缚的少数人又将作何反应？这两部分人可能会发生激烈的争执，因为他们彼此怀恨在心。产业工人每每想到自己负有道义责任为无限增长的农业人口提供生计，不免心生怨恨。另一方面，农民阶级也因为有可能丧失传宗接代的传统自由而心怀不满，他们作出这种牺牲，只不过是因为不如此便会挨饿，他们过着一贫如洗的生活，与西方或西方化国家产业工人的巨大差距扩大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如果我们的预测是正确的，那么生活水准上的巨大差距必然还会进一步扩大。当全球粮食生产行将达到最高限度时，农民阶级不断增长的人口仍会消耗掉额外增加的大部分产品，而产业工人大多用来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准。在这种情况下，农民阶级很难理解，为什么号召他们放弃最神圣的人权，而不是号召富裕的少数人放弃大部分奢侈品。这种呼声被世故的西方精英阶层斥之为荒谬无理。西方或西方化精英阶层用智慧和见识争得幸福，凭什么要他们为农民阶级的目光短浅和不知节制付出代价呢？牺牲西方的生活水准并不能彻底驱除世界性饥荒的幽灵，充其量只能在一个很短的时期内阻止饥荒的蔓延，代价是最先进的民族沦落到落伍者的水平，如此看来，农民阶级的这种呼声就越发显得不切实际。
如此激烈的反应无助于问题的解决。事实上，我们可以预言，一旦我们预测的粮食危机成为现实，西方主流社会不会如此冷酷无情。开明的利己主义，冷静的深思熟虑，扶危济困的恻隐之心，以及责无旁贷的道义观念——这是基督教被武断地抛弃之后幸存下来的精神遗产，这些动机促使国际社会多次努力提升亚非国家的生活水平，还将促使西方人宁愿扮演善良的撒马利亚人，而不是祭司或利未人的角色。
这种争执一旦真的爆发，很可能会从经济和政治领域转入到宗教领域。这有几层原因。首先，农民阶级执意在粮食供应的极限内多生多育，乃是宗教因素导致的社会后果，要改变这种执迷不悟的生育观，就必须改变农民阶级的宗教态度和观念。这种宗教观使农民不合情理地一味坚持多生多育的习惯，究其起源却有合理性，因为它是社会的原始状态残存下来的观念，当时，家庭是农业生产最适宜的社会和经济单位。如今，在机械化技术大行其道的社会经济环境下，家庭生殖崇拜已经丧失了经济和社会意义。这种已经没有任何意义的崇拜依然顽固地挥之不去，原因在于潜意识心理发展较慢，跟不上理智和意志的脚步。
不难想象，要解决人类社会的人口问题，农民阶级必须经历一场心灵的宗教革命。人类如果想安然度过迫在眉睫的灾难，需要改变信仰的并非只有农民阶级。“人不是仅仅靠面包生活”，《申命记》第8章第3节。——译者注 富足而自鸣得意的西方少数人不妨从不谙世故的农民阶级习性中学一些东西。
西方人专注于增进物质福利，也确实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却面临丧失灵魂的危险。他们若要获得拯救，唯一的途径在于让物质上不丰裕的大多数人分享自己的物质成就。实行节育、信奉不可知论的工程师与不知节制、满脑子迷信的农民彼此可以从对方身上学到很多东西。人类社会历史上的高级宗教将如何启迪这两类人，使之相互理解，这个问题至今尚无答案。
第五节从此永远过上幸福的生活？
如果我们能够构想一个“全球社会”(World Society)，人类首先消弭了战争和阶级冲突，进而解决人口问题，我们预计人类将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在一个机械化社会，闲暇将在社会生活中扮演何种角色。
在历史上，闲暇早已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说需要是文明之母，闲暇就是文明的养育者。文明的一个突出特征在于这种新的生活方式发掘自身潜力的速度，这种动力的源头乃是少数人中的少数人，即有权享受闲暇的特权阶层中有抱负的少数人。人类一切伟大的艺术和科学成就都是这些富于创造力的少数人善于利用闲暇的成果。但是，工业革命以各种不同的方式颠覆了闲暇与生活的关系。
在这些变化中，最重要的是心理上的转变。机械化使得产业工人感受到工作与闲暇的冲突，在前工业化时代，不论是多数的农民阶级还是少数特权阶层都不曾有过这种感受。在农业社会，农夫根据时令变化安排农事，少数有闲阶级也根据季节更迭来安排入宫朝觐、外出作战或是参加议会、狩猎钓鱼的时间。农民阶级和统治者都把工作与闲暇的交替视为理所当然，如同昼夜和四季的周而复始、阴阳交替。工作与闲暇一张一弛，相辅相成。当劳动的性质转变成照看整日整年运转的机器，就打破了前工业化时代工作与闲暇的相互依存和平衡。为了不被机器和雇主榨干，工人被迫进行长期的劳资斗争，这种斗争使工人发自内心地抵触他们的农民祖先视为理所当然的辛劳生活。这种新的工作观孕育出新的闲暇观，倘若工作从本质上说是一种不幸，闲暇就具有了绝对的价值。
到20世纪中叶，人们内心深处对工厂和办公室的日常工作产生极大的抵触情绪，宁愿摆脱过分的工作压力，也不愿全力以赴地工作换取报酬。与此同时，势如破竹的技术进步给人类带来讽刺性的恶作剧，要么是过度工作的威胁，要么就是“失业”的威胁。因此，工会的种种限制性举措原本是为了以一种有组织的低效率来抵制令人精疲力竭的机器，进而勉强维持显然正在被机器夺去的残余就业机会。[2]我们有理由期待一个失而复得的人间天堂，一种“充分就业”体制分配的工作量仅占用很小一部分个人时间，个人的闲暇甚至几乎与遭到先辈谴责、早已消亡的“有闲阶级”(idle rich)特权阶层的闲暇一样多。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利用闲暇显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
人类将如何利用未来的普遍闲暇呢？1932年8月31日，阿尔弗雷德·尤因(Alfred Ewing)爵士在英国科学促进会(British Association)的就职演说中提出了这个令人困惑的问题。
某些人也许构想了一个遥远的乌托邦，在这个乌托邦，劳动和劳动成果得到完美的调节，就业、工资以及机器生产的产品也都得到合理安排。即便如此，问题依然存在。在所有的负担几乎全都交给不知疲倦的机器仆人之后，人类又将如何利用由此而来的闲暇呢？他们会希望提升自身的精神境界，以便妥善利用闲暇吗？但愿他们能够为之努力，实现目标。只有追求，才有希望。我认为，只要发挥归根结底属于上帝赋予的天赋——工程师的创造才能，人类就注定不会退化和灭亡。
“罗马和平”给人类生活带来的闲适远远比不上我们现在展望的未来，即便如此，作于罗马帝国的鼎盛时期、具体年代不详的《风格的崇高美》一文的作者认为，伴随着希腊大一统国家的建立，人们的压力得到缓解，从而导致人类品质的堕落。
当前这一代人精神生活的一个毒瘤是，除我们当中的少数卓越人士之外，每一个人都没有多少精神压力。不论工作还是娱乐，我们唯一的目标是名望和享受。我们根本不关心如何获得真正的精神财富，只有全身心投入本职工作，赢得真正值得拥有的褒奖，才能获得这种精神财富。
这位希腊批评家的观点得到西方现代史初期一位现代科学精神先驱的赞同。下面的这段话出自1605年弗兰西斯·培根出版的《学术的进步》。
众所周知，在美德成长的时代，艺术是尚武的；美德昌盛的时代，艺术是开明的；美德衰落的时代，艺术是骄奢淫逸的。所以，我怀疑当今的世界有点走下坡路了。我把嬉戏逗趣的活动与骄奢淫逸的艺术相提并论，因为蒙蔽感官正是我们感官的乐趣之一。
在无线电和电视时代，人们的闲暇大多花在“嬉戏逗趣的活动”上。工人阶级的物质生活提高到中产阶级的水准，显然伴随着大多数中产阶级的精神生活出现无产阶级化。
喀耳刻宴会上的客人很快就发现自己被关进女巫的猪圈；问题是他们是否将永远待在那里？难道人类甘愿接受这种命运吗？在一个“美丽新世界”，唯一的变化是千篇一律、单调乏味的闲暇转变为一成不变、呆板机械的工作，人类真的甘愿“从此永远过上幸福的生活”？当然，这种预测没有把富于创造性的少数人考虑在内，这些人在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是中坚力量。《风格的崇高美》的作者在希腊文明晚期得出悲观的结论，忽略了那个时代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基督教殉道者。
从展望技术进步造成的失业到期待另一次圣灵降临节，似乎有点风马牛不相及，事实也确实如此。读者或许倾向于提出一个怀疑论者的问题：“未来事态将如何发展呢？”在20世纪中叶的今天，我们尚无法断定未来的走向。不过，已有一些迹象表明这样一种期望并非仅仅是“痴心妄想”。
生物体有一个保持活力的“绝招”，那就是取长补短，损有余补不足。我们可以预期，在经济和政治领域缺乏自由、管制过多的社会环境里，这种自然规律将在宗教领域促进自由，放松专横的管制。罗马帝国时代事态的发展进程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一点。
这段希腊文明插曲给我们一个教训，生物体蕴藏着最低限度的精神能量，这种能量势必将通过这种或那种途径释放出来。同样，生物体所能支配的精神能量有一个上限。倘若某项机能需要消耗更大的能量，所需的额外能量只能是来自于其他机能节约下来的能量。生物体节约能量的方法是机械化。例如，心脏和肺自行跳动和呼吸，解放了人类的思维和意志，使之无需一刻不停地维持肉体生命。如果每一次呼吸和心跳都必须用有意识的思维和意志活动来启动，人类就只能维持生命，根本不会有富余的理智和意志力来从事其他的事情，更确切地说，任何类人生物永远不会进化成人。与人类生命机体节约能量的情形相似，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一旦经济(工业革命以来的西方)和政治(复兴一个被奉若神明的希腊国家以来的西方)抢先占据人类的思维和意志，宗教就有匮乏之虞。反之，西方社会在经济和政治生活上受到管制，也许可以解放西方人的心灵，重新崇拜上帝、愉悦上帝，进而实现人类真正的目标。
无论如何，这种比较乐观的精神前景是可能的，这给沮丧的西方人带来一丝令人怦然心动的温暖光芒。
注释：
［1］Schumpeter, J. A., Business Cycles(New York 1939, McGrawHill, 2vols. ), vol.ii， p.1033.
［2］塞缪尔·巴特勒在1870年出版的《乌有乡》阐释了一种观点，有朝一日机器会“长大成熟”，不再需要人类的协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