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章先验的答案难以服人
在1955年来看，西方文明还能延续多久呢？考虑到“大自然的慷慨”(prodigality of Nature)，历史学家的第一个念头多半是不大看好西方文明的前景。说到底，西方文明不过是21个同类文明中的一个。倘若我们期望这第21个文明不再重蹈其他各个衰败文明的覆辙，是不是有点不够理智呢？在地球生命的进化史上，每一次来之不易的成功背后都经历过一连串的失败。有鉴于此，文明仍处于早期历史阶段，第三代文明的任何一个代表未必能够开辟一条崭新的生存和成长之路，也不大可能发生突变，孕育出一种新型的社会。然而，上述推论并非基于人类的经验，而是来自人类诞生之前的“生物”经验。当大自然界启动低等生物的进化时，可能会制造出数以百万计的物种，以期能够侥幸培育出新颖出众的品种。对于慷慨的大自然来说，花鸟虫鱼等生物的进化不可能以少得可怜的20个物种为基础。然而，若是以为一个与动植物全然不同的“物种”，文明进程中的人类社会，也必定遵循动植物进化的必然法则，那就大错特错了。事实上，所谓“大自然的慷慨”在此根本不成其为理由。我们之所以提及这个论点，只是为了加以驳斥。
在进一步分析文明本身的证据之前，我们应当先来看一看对于西方文明前途问题的另外两个感情用事的先验答案。这两种情绪化的回答截然对立，而生于1889年的本书作者亲身经历了西方开始从一种情绪转到另一种情绪。
对19世纪末英国中产阶级流行观点的最佳表述，莫过于两位教员的一部戏作《1066年以及其他》中的一句话，他们套用一个学生在试卷上表达的历史观：
如今历史已经终结；因此这是最后一部历史。
这种“世纪末”的英国中产阶级观点，在现代西方最近一次战争交战方德国人和美国人的后代当中也很流行。与当时的英国人一样，从1792—1815年大战中获益的人，并未想到西方现代史的终结不过是意味着现代晚期诸多灾难的开端。他们认为，在突如其来地开始的永恒“现在”，明智、安全、满意的现代生活方式奇迹般地扎下根来。例如，历时60年的维多利亚时代弥漫着一种永恒感，但是，只要稍加留意纪念维多利亚女王登基60周年的影片《女王御宇60年》，我们就能发现，从技术到服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层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迁。
在那时，英国中产阶级保守党人认为盛世已经来临，英国中产阶级自由党人认为盛世即将到来。他们当然清楚，英国工人阶级从中产阶级的繁荣中获得的好处少得可怜，绝大多数英国殖民地和属地的英国臣民连自治权也没有，这种权利是英国本土和极少数英王领地臣民的特权。这些不平等现象被漠视，自由党人认为它们是可以克服的，保守党人认为它们是在所难免的。在同一时期，美国北方的公民也很清楚，南方的公民并未分享北方的经济繁荣。同样，德意志帝国的臣民深知，他们从法国攫取的“帝国领土”(Reichsland)的居民事实上仍是法国人，法兰西民族必定不甘心领土被侵占。法国人始终念念不忘“复仇”，像石勒苏益格、波兰、马其顿和爱尔兰的被征服人民一样，阿尔萨斯—洛林的被征服人民渴望获得最终的彻底解放。这些民族不会赞同“历史终结”的信念。他们坚信滚滚向前的时代潮流迟早会摧毁他们不堪忍受的种种既定体制，然而，当时蒸蒸日上的列强的代表头脑迟钝，对此没有清醒的认识。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在1897年，即便是最乐观的民族主义或社会主义革命的预言家也想象不到，短短25年之内，民族自决的浪潮就加速了哈布斯堡王朝、霍亨索伦王朝、罗曼诺夫王朝以及大不列颠与爱尔兰联合王国的崩溃，社会民主的浪潮从西方世界少数几个先进工业化地区的城市工人阶级传播到墨西哥和中国的农民。甘地(生于1869年)和列宁(生于1870年)当时还籍籍无名。“共产主义”只不过意味着可怕、短暂而且显然落后于时代的插曲，被看成是“历史”死火山的最后一次喷发。1871年巴黎下层社会爆发出来的野性并未被当作一个预兆，而是被视为一场惊人军事惨败带来的滞后反应，没有人担忧25年前被中产阶级第三共和国扑灭的大火有死灰复燃的可能。
这种自鸣得意的中产阶级乐观主义，在维多利亚女王登基50周年大庆时就已经不是什么新事物。早在一百年以前，吉本所说的美好时代和1750年杜尔哥(Turgot)在索邦发表的第二篇演说《基督教为人类带来的福祉》，就反映出这种乐观情绪。再上溯一百年，佩皮斯(Pepys)不经意间的评论依然流露出这种乐观论调。这位敏锐的日记作者注意到政治经济晴雨表的温度在上升：假如有人撰写一部“1649年以及其他”，那么其中提及的圣巴托罗缪大屠杀和西班牙宗教裁判所都已成为过去。实际上，佩皮斯的时代恰好是我们划定的现代晚期(1675—1875年)的开端，这个时代正是一个伟大的“信仰时代”，信仰进步，相信人类能够不断臻于完善。从佩皮斯上溯两代，我们可以看到这种信仰的更铿锵有力的预言者弗兰西斯·培根。
一种延续300年的信仰不会在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1914年显然给这种信仰以致命的打击，10年之后，一位杰出的前辈历史学家和政府官员詹姆斯·黑德勒姆莫利爵士(James HeadlamMorley，1863—1929年)在一次演说中再次表达了这种信念：
我们在分析这种［西方］文化时，首先注意到一个重大事实，虽然整个西欧无疑有着共同的历史和文明，人民却没有任何正式的政治联合，国家也从未接受过一个共同政府的管辖。查理曼似乎一度有望对整个地区行使权威。正如我们所知，这种希望破灭了。他创立一个新帝国的企图归于失败，日后的所有类似企图也全都落空了。日后的帝国，西班牙和法国的统治者，不断试图把整个西欧统一成一个大国或帝国。我们总是看到同样的一幕：人们在本土爱国主义和个人自由的感召下奋起抵抗，使所有征服者的努力付诸东流。因此，欧洲始终有着一个不变的特征，评论家称之为无政府状态。缺乏共同的统治即意味着竞争、斗争和战争，意味着［彼此针锋相对］争夺领土和霸权的各个敌对政府陷入长期的混乱。
许多人对这种状况极为反感。它无疑意味着消耗大量的精力，毁灭大量的财富，往往还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因此，许多人乐于看到逐步建立起某种共同的政府，他们把欧洲历史与罗马帝国或当今美国的历史加以对比，看到了欧洲的缺陷。自但丁时代以来，许多人渴望建立作为“神的旨意”的真实反映和工具的有序政府。我们常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说法：既然英国人、意大利人、波兰人、鲁塞尼亚人、德国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能够在美洲的土地上和平共处，为什么不能在自己的故乡也如此呢？
我今天不打算讨论未来的理想。我们关注的是过去，我们所要做的只是关注这样一个事实：这种无政府状态、这种冲突、这种对抗恰恰出现于欧洲大陆活力最为旺盛的时期。我们还应看到，地中海世界的活力，生命力、艺术精神、天才思想，逐渐地、稳步地走向衰退，而且一个共同政府建立之日，就是这种衰退开始之时。是否可以这么说：倾轧和混乱不仅消耗活力，实际上也是活力之源呢？[1]
在回响着可怕的末日号角声的英国，依然能够听到这种让人安心的吉本式论调，不禁让人有些奇怪。然而，到1924年，一种全然相反的情绪在受伤的西方世界成为主流，这种情绪的表现是从不同角度诠释希腊文明衰亡的意义。
在詹姆斯·黑德勒姆莫利发表上述演说之前5年，保尔·瓦莱里 (Paul Valéry)就语调激昂地宣称，所有文明终将死亡。斯宾格勒在同一时期也表述过相同的观点。我们如今知道，“进步学说”乃是基于许多错误的前提。承认这一点，难道就意味着我们必须接受一种“末日学说”吗？这样的推断未免过于简单化。人们还会争辩说，不切实际的人一旦陷入绝境，就再无可能逃出生天。瓦莱里的悲观主义和吉本的乐观主义其实都是把自己在有生之年碰巧能够肤浅地印证的情绪加以合理化。
注释：［1］ J.W. HeadlamMorley, “The Cultural Unity of West Europe”, in The New Past and Other Essays on the Development of Civilization, edited by E. H. Carter (Oxford 1925, Blackwell), pp.88—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