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历史中的分与合
在前一章中，我们已经提出，鉴于人类已经驾驭了原子能，并将医学和业务组织体系应用于公共健康管理事业，建立世界性政府的需要（至少对某些目的而言）已变得十分迫切。这种需求是迫在眉睫的，因为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在上述两方面的事务管理中就会出现可怕的、无法挽回的大灾难。我们只有建立一个控制原子能使用的世界性权威机构，才能拯救人类，使之免于世界核战争的屠戮与核废料的毒害。为了使人类免于遭遇大范围的饥馑，另一个控制食品生产与分配的世界性权威似乎也将变得不可或缺。建立这两个专门性世界权威机构的必要性是显而易见的。由于这两种需要都来自技术进步，并且技术仍在不断加速发展；因此，我们可以预期，为了解决技术给人类带来的其他问题，我们还必须在越来越短的时间间隔内建立越来越多的世界性权威机构。头脑是可以理解人类的当前处境，认识到其新需要的。那么，头脑是否能够说服心灵与自己合作，去完成它没有这位天生伴侣的协助便无力独自完成的、必不可少的和革命性的社会文化变革呢？在原子能时代，这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已变得生死攸关；并且我们无法预测，人类在这一关键问题上将会给出怎样的答案。在今天，同历史上常常会出现的情形一样，统一的需要将要同分离性的习俗与制度进行较量。我们所能做的是回顾一下历史上的各种分合运动。这种回顾可以帮助我们评估它们各自的强度。这种评估尽管只是一种初步探索，却也有助于我们判断这场永恒的搏斗在我们这个时代所呈现的趋势。
分分合合是人类与生俱来的现象。既然人是一种通过性别分化和性结合来繁衍后代的生命形式，那么，我们前人类的祖先中至少有两个同时变成了人类，并且他们的性别是对称的。如果只有一个个体变成了人，那么这种新生的类人猿物种将会随着他（或她）的死亡而立即灭绝，其代表个体就不会超过一个。按照这种假设，原始人类可能拥有的最小数目是两名；因此，在人类事务中，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多元性。但如果最初的两个个体属于不同性别的话，那么，他们之间也必然存在着社会性的结合，因为最亲密的社会纽带便是性结合。然而，在人类历史的第一阶段（迄今为止也是最漫长的一个阶段）中，经济必然是具有多元性的。这是因为，在人类诞生以后或许达到99%的时间里，他都是以食物采集者的身份来谋生的。而食物采集是一种效率极其低下的经济形式，它会迫使未能超越这一阶段的人们只能选择小规模聚居，并且每两个群体之间还要隔上相当远的距离。这是因为，如果这些聚落规模扩大，并且彼此靠得更近的话，人们就无法采集到足够多的树莓、草根与昆虫，以保证自己生存下去。澳大利亚的原生土著居民就仍然处于食物采集阶段，他们向我们生动展示了，在人类产生后99%的时间里，全人类的祖先是怎样生活的。
相应地，如果世界上曾经只生活着一个人类种群，并且该种群仅由一男一女构成的话，那么这段时期也必定极为短暂，就像《旧约·创世记》所描绘的那样。一旦从事食物采集的人类开始繁衍增殖，该聚落就会开始分化离散。因此，从人类历史最初的时期开始，世上就必然存在着多个人类聚落，就像人类的个体数目从一开始就不止一个那样。
我们看到，人类原始的食物采集经济必然会迫使人类从其起源地——无论它是东非、中非还是别的什么地方——向其他地理空间扩散。这种扩散是非常缓慢的。因为原始人除了自己的双腿外，是没有别的运输工具的；与此同时，作为驱使人类在地球表面上不断分散迁徙的动力，人口的增长在起初也是非常缓慢的。这是因为，尽管人类可以为其物种的延续而进行过度生育，但只要他还没有对其他捕猎的生物取得优势，其死亡率就会居高不下。据我们目前所知，在发明出具备旧石器时代末期水准的工具制造技术（那不过是3万～5万年前才发生的事情）之前，人类在捕猎方面与狮虎猛兽相比是没有任何优势的。他在知道病菌的存在（这只是100多年前的事）之前也无法战胜它们。因此，在整个食物采集阶段（它占整部人类历史的约99%）的96%以上的时期里，人类进行地理扩张的压力并不很大，并且他的迁徙手段也并不理想。另一方面，人类可以自由占据地球上的各处领土（尽管还做不到“遍满这地”）的历史却的确相当悠久。这是因为，在非常晚近的年代之前，人类可预期的平均寿命比现在要短得多。我们或许可以把原始人的平均寿命设定为25岁。这就意味着人类在旧石器时代前期经历了约34800个世代，而在整个旧石器时代则经历了约36000个世代。那么，在一个世代中，一个人类家庭依靠步行能在无路可通的原野中迁徙多远呢？当然，这个距离会因徒步旅行者穿越地区的地貌特征差别而有所不同。然而，无论我们将徒步旅行者一代人的光景内所能迁徙的平均距离估计得有多么低，这个数值乘上不断进行迁徙的世代数目，其结果也相当可观，足以保证人类可以在食物采集阶段结束之前就迁徙到世界的每个角落。
在食物采集阶段，能够限制人类进行地理扩张的只有地理和气候障碍。在不到500年前，人类才第一次从旧大陆穿过大西洋中部，抵达了美洲地区；同时，尽管我们现在已经能够并的确已在两极上空乘机飞越，但我们自己却没有在其中任何一个地区定居过。如果在前人类祖先脱去全身大部分毛发与他们的后人学会生火和保存火种的两个时间点之间有很长的间隔的话，那么在这段漫长的时期内，诸多世代的生活区域必然会局限在人类起源的温暖地区。然而，由于所有我们已知的人种（无论是依然生存着的还是业已灭绝的）都已掌握了生火技术，我们可以猜想，原始人自己就扮演了神话中普罗米修斯的角色（如果后者不是前者的先驱的话）。如果我们也讲述一个神话的话，我们可以设想，由于某个前人类祖先获得了这种神明才配得上拥有的“知道如何去做”的技术，诸神便又赋予了他完全清醒的人类自觉意识，以作为相应的惩罚。无论如何，在一些人类不仅学会如何生火，而且学会了缝制和穿戴衣帽（这种做法不是仅仅为了打扮自己，而且也具有保护人类免遭外部环境侵害的实用目的）之前，人类是不能在无法躲避寒冬的地区定居的。然而，现代考古学家们发现的旧石器时代工具分布状况告诉我们，在旧石器时代结束以前，一些“智人”们已经走出旧大陆，穿过在上个冰川期中沉没在白令海峡之下，当时却还存在的陆桥，占据了直抵南美洲最南端海角的整个新大陆。
可见，尽管原始人的交通工具只是他从一开始就使用着的步行手段；尽管每个活着的原始人都只能在步行易于达到的距离范围内进行食物采集，人类还是能够占据地球上适于人类生存的一切地区。其成员可以依靠步行而彼此联系的最早聚落如阿米巴虫一样，裂变成许多独立的聚落，其中每个的规模虽不能超过母体，其数目之多却使得它们足以按照适合食物采集者的人口密度占据地球表面的大部分地区。这种分散是不可避免的，也是非常容易的；然而，一旦这种分散成为既成事实，重新统一就变得极其困难了。对处于食物采集阶段的人类来说，他们返回散居前最初的人类祖先栖息地的路途与他们抵达世界尽头的道路一样漫长，因为他们的旅行手段与此前相比并无变化。然而，在他们重新团聚之前，他们要么已经饿死，要么就会陷入彼此间为生存而展开的手足相残，因为互相靠近的部族所能获得的食物量将会下降到维持其生存所需的最低值以下。在找到更有效的获取食物途径之前，人类是不能在更大的人口密度下生存的；并且，在他们发明了较其天生的双腿更理想的交通工具之前，他们也是无法以合作或冲突的形式进行彼此交流的。由于使用的交流手段仅限于双脚和人声，原始人类可能根本不知道自己邻人的存在。事实上，在巴布亚难以到达的内陆地区确实居住着一个民族（它还是个农耕民族），外人直至当代才发现了这个民族的存在。
在今天，澳洲土著的生活方式已成为漫长的人类早期历史留下来的一个珍稀标本。在近9000年中，绝大部分人类已从根本上变革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并且这种模式在今天仍在飞速变化着。因此，我们很难接受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在迄今为止的整部人类历史中，澳洲土著的生活方式才是常态，而我们的生活方式只是最近才出现的一个特例。然而，这个事实并非只是一则历史趣闻，它是构成我们当前生活状况的一个重要元素。造成这种困境的一个原因在于：在试图劝说心灵与自己保持一致的努力中，头脑发现，已进入城市定居和农业生活阶段的人的心灵仍旧受到其祖先采用的食物采集阶段生活方式的影响，因为后者的历史已十分悠久，而前者则是不久之前才刚刚出现的。与此同时，尽管头脑自诩拥有理性的思维能力和灵通的信息来源，但它却早已忘记农业时代到来前的伊甸园，而心灵还依旧徘徊其中。在头脑理解心灵之前，它是无法影响后者的。在这个危机四伏的时代里，稍许令人感到宽慰的迹象是：考古学、人类学和心理学（后者可能最为重要）正在帮助头脑了解心灵——这个顽强地与头脑争夺着人类意志主导权的强劲对手——的本质与起源。
我们今天所熟知的一些事实可以印证古老的食物采集生活方式对新生的农业、工业社会的持久影响力。
这些作为食物采集时代遗产的事实之一便是今天仍旧存在的语言多样性。鉴于语言同生火技术一样，是所有已知的人类社会（无论它仍然存在，抑或是业已灭亡）共同拥有的能力，我们可以断言：同生火一样，语言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能力。事实上，在本书第二章里，我们已经提出，人类特有的、通过教育来世代传承社会文化遗产的机制的前提是传递与接收的两个相邻世代使用一种共同的语言（年轻一代可以自发地从老一辈人那里学会这种语言），这是人类交流思想，灌输各种习惯与制度要求的手段。最早的人类部落的成员之间必然是用同一种语言彼此交谈的。到了今天，世界上已有成百上千种语言，不同语言的使用者之间无法听懂彼此的意思；如果我们再算上死语言，那么，这个总数还会大大增加。更有甚者，除了彼此间无法理解之外，大部分活语言在发音、结构和词汇等方面的差异是如此悬殊，以至于当代语言学家们已无法辨认出其中的任何亲缘关系。这些彼此间显然没有直接联系的语言中的许多种是只被某个狭小的地理范围之内的少数人使用的。事实上，在一些从前交通极其不便的地区（如西非丛林地带），在很小的范围内就存在着数种彼此间无法听懂的语言。原始人类应当拥有的这种最初语言的显著分化正是食物采集时代的生存状态所造成的结果；这也是长达90万年之久的厚重历史篇章在9000年后仍对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具有持久影响的证据之一。按照这个时间尺度来看，最近的9000年都属于当代史的范畴；而此前的90万年则不能算是“古代史”，这段时期事实上包括了历史的全部——它涵盖了从人类的起源直到最近的一切事件。
关于食物采集时代影响力持久性的另一个惊人证据在于：进入农耕和城市生活时代的人为缓解现代谋生手段制造的吹毛求疵、枯燥乏味的工作环境所带来的压力而采用的消遣娱乐方式。从5000年前文明诞生之日起（可能还包括之前长达4000余年的新石器时代），直至今日，人类一直喜欢用捕猎和垂钓来打发自己用于耕种土地、饲养家畜、制作手工艺品、买卖制成品、食品与原材料、管理公私事务、参加战争等“新型活动”之外的闲暇时间。与这些文明时代后出现的典型事务相反，捕猎和钓鱼并不是较晚才出现的发明；它们是食物采集时代留下来的遗产。但它们在那个时代还不是娱乐手段，而是人类谋生的基本手段。当代人在打猎、捕鱼，甚至是在采摘蓝莓、寻找蘑菇、挖掘根茎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兴奋之情，都反映了已告别食物采集时代的人类对几个世代之前的祖先们曾过着的那种生活的深切思念。他将食物采集时代祖先的严肃工作奉为娱乐方式，从而不自觉地流露出了对过去的思念之情。
这些思考或许可以帮助我们解释，政治多元化倾向——它在人类历史的最初90万年里，在当时普遍存在的技术与经济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在近9000年中——在此期间，我们交流手段的层次在不断地、越来越快地提高——会顽强地生存下来。事实上，这种食物采集时代的遗产可以使我们理解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即当代人一方面享受着技术、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另一方面却在技术已消灭了距离、从而使得人类固有的政治多元化倾向已变得不仅毫无意义，而且对人类的物种生存有害的情况下，仍然怀有狂热的民族主义情感。
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同时也是最伟大的一次技术与经济革命便是约9000年前农业的诞生和开始为服务人类的目的而对数种动物进行驯化和家养，两者是同时出现的。这两项重要发明，加上随后出现的制陶与纺织技术，革命性地改善了人类的物质生活状况。但这场最早的技术、经济革命却没有引起任何值得一提的、开始弥合人类业已陷于分裂的政治结构的趋势，这一点其实不足为奇。人类通过驯养驴子弥补了自身肌肉力量的不足，从而提高了自身的活动能力。但与此同时，从事农业的选择也结束了人类四处寻找大自然赏赐的历史，迫使他扎根在一小块土地上，年复一年地种植庄稼。而对各种动物的驯养也并未恢复人的机动性——甚至在人类于旧石器时代结束后的较晚年代里发明了游牧生活方式之后也没有出现这种局面。牧民们（他们今天已处在灭绝的边缘）不再像他们的农民祖先那样定居在某个新石器时代的村庄里。他们可以带着家眷、畜群在茫茫草原上奔驰，并用可移动帐篷取代祖先的固定房屋，把帐篷架在轮子上，带着它在自己冬夏两季使用的不同牧场之间往返。然而，这种每年一个轮回的季节性迁徙并不能把牧民带到世界的尽头，像古老的食物采集者们不断进行的迁徙所实现的那样。牧民们只是一年一个轮回地按照固定轨道运动，其情形与城市工人在其宿舍与工厂或办公室之间每日一个周期的往复运动如出一辙。更重要的是，从技术和经济上看，牧民是永远也无法独立于其祖先身处其中的定居型社会而独立生存的。他只有不断地用剩余畜牧产品去交换农田和城市中生产出的剩余农业、工业产品，才能够在草原上生存下去。并且，一旦这支游牧民族偶然离开荒漠而进入农耕世界，凭借其摧毁性的冲击力消灭了其活动范围内的所有定居人口的话，那么这些牧民就会追悔莫及地发现，他们已经毁掉了自己赖以生存的根基。
当原始社会残存的最后一批食物采集部落被农业村社以及生活在不便进行农业生产、但适宜放牧的地区的、兴起较晚的游牧部落取代时，一场导致人口迅速增加的革命就完成了，但它并未引发人类社会政治结构的任何根本性变革。像我们上面所分析的那样，这种现象本身其实不足为奇。但或许会令人感到惊讶的是，食物采集时代的客观条件所造成的四分五裂的政治结构居然会在文明——迄今为止生活过的绝大部分人类在近5000年中采用的生活方式——取代新石器时代的生活方式的过程中被保留了下来。
旧大陆的文明是与冶金技术和书写能力同时诞生的；但这两种技术、文化创新并不能被视为判断文明是否已经出现的衡量标准，因为它们既不是创造文明的动因，也不是这种生活方式独具的特征。美洲大陆在哥伦布发现之前，当地人民也创造了自己的文明，但却没有同时发明冶金技术和文字。并且，在旧大陆那些同时产生了这两种技术和文明的地区，我们也可以看到，它们并非文明诞生的原因，而是文明产生的结果。
原始冶金技术的具体操作工艺以及某些伟大的、长于分析的头脑将其简化为相对容易的字母形式之前的文字，是专门的技术人员才能掌握的。为了让工匠和书吏们能够全身心地从事他们的职业，他们需要免于承担生产食物、借此来养活自己和家人的繁重任务。他们得到这种待遇的前提条件是，当时农业劳动者的平均生产效率已达到这样的水平，以至于仅仅依靠族群中部分人的劳动就足以养活全体成员。在新石器时代的农业聚落中，或许所有身体健康的妇女、男子和儿童都要竭尽全力地生产食物。开始步入文明的社会必然是一个其中的一部分人（尽管起初只是一小部分人）已摆脱了日复一日的寻常食物生产劳动状态的社会。
作为这种解放的前提条件，食物生产效率的提高最早是在那些成功地对具有极高的潜在地力的河谷冲积土壤层进行了排水和灌溉的社会中实现的，这方面的例子有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尼罗河与印度河的下游谷地，它们在被改造前则是不适宜居住的丛林沼泽。这种全新且大胆的人类事业的发起必然会产生一种递增而非递减的链式反应：生产力的提高使得聚落中的一部分成员可以不必继续从事农业劳动，而这个由非农业劳动者构成的新阶层又通过发明新技术和新的组织手段、承担工业生产和管理工作来回馈供养自己的社会，这些劳动反过来又会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力。如果没有手工业者向聚落提供工具，或没有管理人才将拥有理想生产工具的劳动力组织起来的话，将从前的丛林沼泽改造为排水、灌溉后的良田的繁重任务是无法完成的。反过来，如果农业生产力没有开始提高的话，这些专门性人才也是不可能从农业劳动中解放出来的。
在位于今日伊拉克东南部的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下游河谷地区，在约公元前3000年，一个其农业水平已足以养活少数非农业劳动力去从事发明创造、统筹规划、手工业制造和行政管理等事务的社会诞生了。文明时代的艺术、科学与各种制度随之出现。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重大革命——从社会与文化的角度看，其重要性堪与新石器时代革命相提并论。我们难道不应该预期，这第二次革命应当会成为人类政治史的一个转折点吗？如果人类分散为大批小规模的聚落确实是由食物采集时代的技术落后而造成的话，那么，在新石器时代技术进步和后续发展的——伊拉克地区文明的诞生构成了技术与组织水平上的双重进步——共同作用下，人类岂不是应该重新走向团结吗？这些两河丛林沼泽地区的苏美尔征服者们缔造的新型社会为何不能吸引全世界的人类加入自己呢？文明在苏美尔地区创造出的全新辉煌成就可以把苏美尔变成一块有力的磁石。统一世界的任务当然是艰巨的，但苏美尔人无疑是拥有必备的工具和智慧的。
与此前的人类生存状况相比，苏美尔人确实在政治统一方面完成了令人惊叹的壮举。他们使得众多人口可以共享一种语言、一种文字、一套技术、一种经济形式、一种宗教、一套伦理系统和一种社会结构；此外，在其长达3000年的历史中，由上述及其他文化元素构成的苏美尔文明也在地理上越过了其最初边界而向外扩张。苏美尔人的文明沿着两河逆流而上，向西北方向扩展，最终完全吞并了其近邻阿卡德人，克服了后者与他们之间的语言障碍（阿卡德人使用的闪族语同苏美尔语之间并无任何可辨认出的相似性）。征服了阿卡德之后，苏美尔文明继续扩张，征服了亚述地区，并沿着同一方向再度扩展，先是部分地控制了位于安纳托利亚高原中东部地区的赫梯世界，随后又占领了位于今天土耳其东部边境的乌拉尔图。在东南方向上，它部分控制了位于卡伦河沿岸冲积河谷地区的埃兰。
作为行商的苏美尔人（以及日后的阿卡德人）的旅程对苏美尔文明的传播起到了先导和促进作用，其所及范围也超过了后者。苏美尔—阿卡德文明起源的冲积平原地区缺乏石料、金属矿藏和木材；对于文明的维系而言，这些资源都是不可或缺的；因此，当地人必须要到国外去找到和购买这些资源，并用苏美尔和阿卡德地区的剩余食物和手工业产品作为交换。苏美尔和阿卡德的行商们在“蛮荒之地”建立了一些永久性的驿站，它们成了苏美尔—阿卡德文化向外辐射的焦点。
身怀能够书写闪族阿卡德语这门绝技、帮助苏美尔和阿卡德地区的商人们用其母语记账和通信往来的苏美尔书吏随后又掌握了赫梯人使用的印欧语，在安纳托利亚高原中东部使用的、赫梯征服之前便已存在的原始语言，以及乌拉尔图地区使用的胡里特语。在公元前14世纪，当腓尼基人开始尝试创建字母表的时候，位于叙利亚北部拉·萨姆拉地区的腓尼基城市选用了若干苏美尔楔形文字来作为描述迦南语的字母；到了公元前6世纪，人们又从苏美尔文字中选用了一批来作为米底—波斯语的字母。在这两个例子中，将苏美尔文字字母化的方案最终都失败了。然而，在公元前612年亚述帝国灭亡之前的1000余年里，用苏美尔字体书写的阿卡德语一直是旧大陆人类聚居区中心地带的国际交流媒介。在这1000年里，这一媒介一直是外交通信所使用的文字，其应用范围不仅限于亚洲西南部，还包括了埃及——尽管埃及人在那个时候已经拥有了他们自己创造的独特文化。
因此，在促进人类的重新统一方面，苏美尔文明的贡献是相当可观的。然而，尽管苏美尔在至少几个世纪中是文明唯一的拥有者，但它所进行的统一工作却远未能统一全人类。它在向境外进行扩张之前，就在自身境内遭遇了第一次严重挫折。
当苏美尔历史的大幕拉开的时候，我们发现，苏美尔世界起初在语言、文字、技术、经济、伦理和社会结构等方面表现出来的统一性并没有延伸到政治组织领域。在政治方面，早期苏美尔世界的社会结构同新石器时代和食物采集时代并无区别。苏美尔世界起初分裂为几个独立的地方性主权国家，它们彼此间感到十分陌生，以至于并不感到有必要相互开战。
这种失败——即未能在政治领域找到应对新形势的出路——对苏美尔文明乃至全人类的未来都是灾难性的，因为走向文明现在已成为人类不可避免的命运。对两河流域丛林沼泽地区的开发利用，以及作为这种开发必备条件的技术和组织方式，使得苏美尔地区的每个国家都拥有了空前的人力资源、产品剩余和属于少数统治阶级的闲暇时光；这又使得这些国家可以以新石器时代的村庄或食物采集部落所无法支撑的剧烈强度发动战争。当对荒芜的丛林沼泽地区的开发竞赛使得各个苏美尔—阿卡德文明体系中的国家彼此遭遇，在它们中间再也没有什么未开发的沼泽边缘地带作为缓冲区的时候，高强度战争的潜在威胁就变成了苏美尔—阿卡德世界里真实存在的危机。当已不再有沼泽地区可供开发的时候，陆地上的饥荒就成了导致各国之间反目的现实因素；另一个现实因素则是对水域主权利益的争夺。开发后的土地如果不能持续得到排水和灌溉，它们就不能继续被用于耕作。这要求人们必须保养十分复杂的运河与堤坝系统。既然没有一个高高在上的世界性权威来发号施令，彼此独立且相互竞争的地方性国家组织之间就无法进行合作，其彼此冲突的地方利益也不可能通过互相妥协而得到调解。因此，苏美尔和阿卡德的地区性国家们便为了这些容易引起争端的问题而大打出手；这些战争变得日益频繁和富于破坏性，直到文明在苏美尔地区诞生后七八百年的时候，一个在政治上唯我独尊的国家——阿伽德才通过其霸权和强力在苏美尔—阿卡德世界建立了统一、和平与秩序。如果苏美尔和阿卡德能在文明诞生之际就建立政治统一，而不是拖延了许久才通过付出高昂的代价实现这一目标的话，那对它们会有利得多。这是因为，当它们最终建立政治统一的时候，战争——最终实现统一的、缓慢且代价不菲的手段——已严重地伤害了它们共有的文明。
苏美尔人在通向人类重新统一道路上的第二个失败之处在于：他们在向境外和境内传播文明的时候，未能维持这种文明的统一性。我们已经看到，苏美尔人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将自己的文明按照其原有形式进行了推广。他们成功地将一些邻邦（或这些邻邦中的局部领土）吸纳到苏美尔世界中；他们的文字和语言还辐射到了更遥远的地区。然而，另有一些地区则以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来应对苏美尔人。这些其他民族也在与苏美尔人的交往中受到影响，接受了文明这种苏美尔人首创的生活方式；但与此同时，他们并非原封不动地全盘接受苏美尔文明，而是用非苏美尔的形式体现了源于苏美尔人的思想，从而为自己创造了一种与苏美尔分庭抗礼的文明。例如，埃兰人是苏美尔人最近的邻居，他们的国家仿佛就是苏美尔的缩微版；他们在了解了苏美尔文字后发明了自己的文字，后者采用了苏美尔语的语法规则，但采用了与众不同的、非苏美尔的字符。此外，尽管埃兰曾在乌尔第三王朝时期被暂时并入苏美尔—阿卡德世界帝国，并一度采用了苏美尔的文字和语言，但它在恢复政治独立后旋即恢复了自身的传统语言文字。
同赫梯世界和乌拉尔图一样，埃兰是苏美尔—阿卡德世界的附庸；埃及则在遭遇苏美尔并受到后者影响时采取了另一种回应方式：它为自己建立了另一种独特文明。埃及坚持使用一种完全非苏美尔式的、纯粹埃及式的风格来吸纳苏美尔的生活方式，其结果是埃及文明成了此前只存在苏美尔一种模式的新生活方式的第二个独立样本。
当代埃及学家们似乎已达成共识，认为是来自苏美尔的刺激（或多重刺激）促成了文明在埃及的诞生。他们注意到，同埃兰文一样，古埃及的文字也是在苏美尔文字的文法规则基础上构建起来的；他们还注意到，与苏美尔文字由描述性字符（它们起初并不代表任何可辨识的单词或音素，尽管现代考古学家们已在苏美尔地区发现了文明诞生初期的文献残篇）逐渐演变成型的情况不同，埃及象形文字是从一开始就以成熟的形态突然出现的。这种差异说明，苏美尔文字是苏美尔人自己的发明，而古埃及文字则是对苏美尔思想的埃及化表达方式。埃及人自己可能从未想到可以用约定俗成的视觉符号来代表本来是通过声音表达的语言单位；然而，他们一旦通过苏美尔文字的样本（或可能通过道听途说得知了这种文字的存在）了解了这种思想，便接受了这种思想——不是简单照搬现成的苏美尔文字，而是发明了与之分庭抗礼的一种新文字——并使之为我所用。根据埃及学家们的说法，在埃及文明的草创阶段，埃及人也受到了此前即已存在的苏美尔文明的其他发明创造的影响，如苏美尔的造船技术、苏美尔的砖砌建筑风格以及两只怪兽彼此面对、构成几何对称图案的艺术主题。对这些苏美尔榜样的了解刺激了埃及人去创造它们的对等物；但这些对等物只借用了苏美尔的思想，却不曾模仿后者的表达方式。在这些领域中，同在书写领域中的情况一样，埃及人采用的形式完全是埃及本土风格的。
除埃及和埃兰外，印度河谷地区是在文明原生地苏美尔的影响下孕育了自身文明，但却仅仅吸收了苏美尔的思想，而没有全盘接受苏美尔文明模式的又一个例子。我们尚不能破译早期印度河流域文化所使用的文字；但我们可以推测，它同苏美尔文字的关系是跟埃及文字同后者的关系一样的。在伊拉克地区发现的、刻有印度河流域文化字体的印章告诉我们，当印度河谷地区开始使用这种文字的时候，印度河流域文化是同苏美尔世界有着商业往来的。
因此，作为文明的最初创造者，苏美尔人成功地将这种新型生活方式传播到了很远的地方；但他们未能将原始的、保留着苏美尔当地形式的文明传播到其近邻之外的地区。在创建新型社会方面，苏美尔人只是其中一个版本的直接创造者。在随后的5000年中，这个标本刺激了15～30个其他版本的诞生（具体数值取决于人们所选取的、用来衡量一个社会是否构成一种独立文明的不同标准）。因此，除苏美尔文明自身外，所有兴起于旧大陆的文明，可能还包括（但或许不然）那些兴起于美洲的文明，都是苏美尔人最初的创造性活动的副产品。然而，在创造文明的过程中，苏美尔人未能使之成为一种整齐划一的、放诸四海而皆准的，从而能够有助于全人类结合到同一个社会中去的生活方式。在人类历史上还从未出现过一种世界性的文明，因此也就不会出现一个囊括了全世界的社会；但世界性的文明和世界性的社会或许正在我们生活的时代首次出现。我们已经看到，在起初扮演着食物采集物种的人类诞生之后，人类社会组织的分化势必会很快发生；这种多元化状况在文明时代的延续则足以表明，人类是多么执着地遵循着在人类历史的最初90万年里形成的习惯。同此前的食物采集生活方式一样，文明的生活方式是不可能遍布地球表面而不发生分化的。诚然，在文明进程中出现的独立社会数目要远远少于分散的食物采集部落的数目，因此，前者各单元的平均规模相应地要大于后者。但是，这种人类社会形态的数目仍旧是“多”，它至今也没有被降为“一”。
此外，在政治层面上，最初的苏美尔文明自身也并不是铁板一块。它在政治上分裂为数个独立的区域性主权国家；这也是随后兴起的其他文明政治结构的常态（尽管并非没有例外）。迄今为止，西方文明仍旧保留着苏美尔式的政治结构；并且，由于西方已将世界上的其他地区都纳入了自己的体系，这种分裂的政治结构也就成了全世界范围内十分普遍的现象。在苏美尔历史上，起初的政治多元化最终被政治统一所取代；而实现这种统一的代价是对陷于分裂状态的社会造成无法弥补的伤害的一连串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具有毁灭性的战争。这也是始于政治多元化状态的各文明发展历史的一般轨迹。有鉴于此（当然还有别的原因），身处于政治上四分五裂的当代世界的我们必须扪心自问，这个世界是否会像历史上的大多数处于同样状态的社会那样走向统一。我们还要追问自己：既然我们在这种不稳定的、不理想的政治多元化状态下步入了原子能时代，我们是否真的有可能通过和平协约的方式实现政治统一？据我们所知，这种和平的统一是史无前例的。与此同时，我们也明白，在原子能时代，试图依靠传统的军事征服手段实现统一的企图所导致的结局只能是有勇无谋的同归于尽。核战争与以往战争不同的一个新特征在于：参战各方只能玉石俱焚，没有一方能作为胜利者生存下来。这一点不仅改变了战争本身的性质，也改变了战争与生活其他方面的关系。在原子能时代里，人们已不可能再像过去一样（尽管当时的尝试也很少是行之有效的），将战争作为一种政治工具了。
苏美尔—阿卡德世界各地区性国家被强行并入的苏美尔—阿卡德帝国是一个潜在的世界性国家。在它建立的500余年前，在埃及已经首先建立了一个潜在的世界性国家。当埃及历史舞台上的大幕拉开的时候，我们看到，埃及世界正在走向政治统一。同苏美尔一样，埃及历史上的统一也是依靠武力完成的；但在埃及史上，统一完成于文明诞生之初，并且显然是势如破竹地完成的。因此，埃及文明保全了自己，没有遭受苏美尔文明和众多后续文明在最终实现政治统一之前所经历的、使自己受到严重破坏的一连串毁灭性战争。既然埃及世界如此顺利地完成了政治统一，并且成功地避开了其他地区在统一过程中蒙受的兵戈之祸，那么，埃及的这个潜在世界性国家是否能够发展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世界性国家呢？埃及社会是否能够将从内战消耗中节省下来的能量与资源用于这个世界性的建设性目标呢？
埃及为全人类实现世界性政治统一的机遇产生于希拉孔波利斯的法老纳尔迈建立统一的埃及帝国之时，又在五六百年后阿伽德的萨尔贡建立统一的苏美尔—阿卡德帝国之际消逝。如果在此期间，有一位统治着业已统一的埃及的法老介入了苏美尔—阿卡德各地区性国家间的混战，并将它们统一于埃及的世界性国家之下，从而使它们享有和平与秩序的话，那就等于是建立了当时所有步入文明的人类聚落的政治同盟。那样一来，这个统一的世界性政府就有能力，并且必然会与文明的传播保持同步，在各个阶段中理论上可能达到的速度与广度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地扩展自己的权威。
约1500年后，到了古埃及历史的中期，埃及这个世界性国家终于越出了其文明本土的边界。在南方，它沿尼罗河逆流而上，到达了位于尼罗河第四瀑布处的纳帕塔。在北方，它控制了叙利亚全境，抵达幼发拉底河西岸距地中海最近的拐角处。这样一来，埃及帝国便来到了苏美尔—阿卡德世界的门槛前。这个埃及“新帝国”的规模的确是空前庞大的；但它又不够巨大。这是因为，在当时，文明的范围业已突破了埃及世界和苏美尔—阿卡德世界两地的局限。这个时间已经到了公元前1500年以后了，当时的爱琴海地区出现了第三个文明，安纳托利亚高原上诞生了第四个文明，第五个文明现身于印度河流域，而第六个文明则正在遥远的中国黄河流域兴起。因此，尽管埃及的潜在世界性国家最为古老，在当时已有500年的历史，但它却并不能确保自己是独一无二的。正如苏美尔文明没有成为唯一的文明一样，埃及也没有把世界性国家变为自己的专利。自从约5000年前纳尔迈实现了埃及世界的政治统一以来，地球上有过多少非世界性的文明，就随之产生了多少非世界性国家。
即便如此，这些潜在世界性国家的出现仍然具有令人振奋的重要意义。因为这一事实表明，与人类历史同样古老的人类社会分化运动现在至少已遇到了通向人类重新统一的反向运动的制衡。与此同时，最早的潜在世界性国家出现之晚也提醒我们，这种反向运动还只是刚刚开始，而这种雄心勃勃的新型政治模式的众多代表的转瞬即逝也让我们看到了分裂运动的强大力量。它拥有90万年以来一直保持着的巨大惯性；这种古老的习惯至今仍处于上升期；时至今日，当建立一个名副其实的世界性国家已成为全人类为避免在核战争中自取灭亡所势在必行的选择时，我们仍不清楚人类是否将会建立这样一个国家。建立这个国家不仅需要人类的远见和意志力，还要求人类必须能够忍受情感上的痛苦折磨。人类必须舍弃他的社会遗产，抛弃一种他至今仍旧珍爱的古老习惯。
如果说潜在世界性国家的数目之多是人类分裂习惯之强烈的突出证据的话，那么潜在高级宗教的数目之多则是同一事实更加有力的证明。
一种宗教如果想被冠以“高级”的称呼，那就意味着它要试图引导人类的灵魂透过宇宙中的万事万物，直接触及其背后的精神存在。在人类诞生后的整部历史中，各种高级宗教在近2500年左右的时间里的相继出现是最重大的事件。当一种高级宗教成功地使人类灵魂同宇宙背后的终极性精神存在建立了直接联系的时候，它就帮助灵魂摆脱了自己从前依附的人类社会的奴役。在此之前，社会有资格要求其成员对自己保持无条件的忠诚。现在，如果个人认为社会与神明对他的要求存在矛盾的话，那么他就有理由去遵从神而拒绝服从人，尽管这样做是有风险的。在任何一个人类生活的世俗领域里，这种危险的精神自由都是自由的泉源。各种高级宗教都已完成了这种对自由的拯救；但它们却是在各行其是，在各自独辟蹊径的情况下实现这一目标的，尽管它们选取的各条道路最后都通往同一个终点。
尽管各种高级宗教都可以将人类从束缚他们的社会中解放出来，但并非每种高级宗教都会得出下面的逻辑结论，即它的解放使命应当扩展到孕育自己的社会范围之外，整个世界都是供它进行传教的舞台。印度教、琐罗亚斯德教和犹太教就是没有成为世界性宗教，而仅仅将它们的传教使命局限在一个民族中的高级宗教。与此相反，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则相继向全人类宣布了它们的福音。然而，就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而言，我们无法确定，这两种新宗教是否从一开始就把全世界当作它们的传教对象。如果没有圣保罗的话，基督教的传播可能会仅限于犹太人内部；而如果伊斯兰王国内被阿拉伯穆斯林所征服的非阿拉伯民族没有大规模地改宗伊斯兰教的话，那么这种宗教也可能会只在阿拉伯人内部流传。另一方面，与耶稣和穆罕默德不同，佛陀似乎从一开始就是一位普世主义者。佛陀从一开始便无视种姓制度（当时的印度已按照这种制度进行了严格的等级划分）的藩篱，而他的弟子们也并没有将自己的活动区域局限在印度境内。佛陀及其弟子们自觉地意识到，自己的使命是为了全世界的所有人类的。
在上述三种肩负传道使命的高级宗教里，佛教不仅是唯一一个不假思索地展示了其普世情怀的宗教，它还是三者中最早诞生的。它的出现比基督教早500年，而比伊斯兰教早1100年。因此，它在世界上作为独一无二的传道性宗教所存在的时间就跟统一的埃及帝国作为仅有的世界性国家所存在的时间一样长久。那么，佛教何以像埃及世界性国家一样，未能利用这长达500年的机遇呢？它为何不能使全人类皈依自己，从而预先防止另外两种传道性宗教的出现呢？佛教确实成功地遍布了东亚和东南亚地区。今天，在有人居住的旧大陆东端，大部分居民都信奉佛教，尽管其中的大部分人同时也继续信奉着儒学、道教、神道教及其他一些在佛教传入前即已存在的哲学或宗教。然而，在旧大陆的西端，佛教从未站稳脚跟；并且在13世纪之前的500年里，这种诞生于印度的宗教也从印度本土消失了。
关于佛教未能使全人类皈依的原因，我们并不能用印度以东地区居民的性情适宜信奉佛教，而印度以西地区居民的气质则与之格格不入来解释。诚然，现代心理学家们的研究似乎能够表明：在普世的人性内部确实存在着种种差异，它们构成了众多独特的“心理类型”。但现有的证据也显示：在任意选取的人群样本中，各种不同类型的分布是平均的。我们并无证据表明，各种心理类型会按照地理位置进行分布，彼此之间泾渭分明。或许我们可以设想，尽管各种心理类型在世界各地是平均分布的，但在特定时间地点下盛行的那种文化传统会有利于某种心理类型的发展，而与之相反的心理类型则受到抑制。然而，这一假设无法解释佛教在全东亚地区的传播。这是因为，在近2500年内的东亚世界里，从未存在过统一的文化模式。例如，中国和日本的文化模式就存在着显著差别，但佛教却成功地在日本和中国同时站稳了脚跟。
我们也不应认为，佛教之所以未能在印度以西的地区生根发芽，是因为它忽视了这个占据旧大陆半壁江山的传教地区。约公元前260年，佛陀顿悟后仅过了250年，当时印度世界性国家的统治者，孔雀王朝的国王阿育王就信奉了佛教，从此以后，在阿育王剩下的统治岁月里，佛教的传教事业都可以凭借整个帝国（它囊括了印度次大陆上除最南端外的全部地区）的资源作为后盾。阿育王任命了以传播佛教知识为己任的官员[21]。其中一些负责管理阿育王统治疆域以内的佛教徒和非佛教徒[22]。另一些则负责向帝国西部边界以外、包括希腊人在内的各民族布道[23]。在当时，印度与继承波斯帝国的各希腊国家（它们从孔雀帝国的西部边境一直向西延伸到昔兰尼加、伊庇鲁斯和马其顿）的外交、商业与文化联系要比它同东亚的关系更为密切。并且，根据阿育王所颁布铭文的记载，他也确曾试图将佛教向西传播。到公元前258年为止，他已派遣传教士团去会见希腊世界各邦的主要统治者。在其记录这方面内容的铭文上，阿育王还提到了这些统治者的名字[24]。此外，阿育王还并不仅仅满足于口头传教。他记载道[25]，自己还为境内以及境外独立的南印度诸邦、锡兰、希腊人统治的塞琉古帝国及其邻邦的人与动物提供医疗服务。
在希腊世界这方面，我们没有找到关于阿育王在希腊世界内传教活动的任何相应记载。根据我们已知的情况判断，它们并未取得成功。然而，有人认为，佛教至少对旧大陆西端的宗教史产生了一种影响。他们猜测，基督教的隐修制度起源于佛教的修行方式。这是有可能的，因为佛教的修行传统要早于基督教的隐修制度700余年。基督教的隐修制度于公元3世纪起源于埃及的底比斯周边地区和瓦狄那吞，而埃及在当时正同印度保持着活跃的商业往来。这种贸易是通过海路进行的，它在埃及这一侧的终点是在托勒密王朝统治时期沿埃及红海海岸建造的一批港口和亚历山大里亚港。瓦狄那吞属于亚历山大里亚的腹地，而底比斯周边地区则是红海沿岸诸港口的腹地。年代和地理方位上的分析使得我们有理由相信，基督教的隐修制度可能是在佛教的修行制度影响下形成的。与此同时，对两种修行制度的结构与精神的比较表明，如果埃及在这方面确实借鉴了印度，那么它也没有照搬印度的整套佛教修行制度，而只是引入了隐修的思想，并随后将这种思想转换为一种带有埃及和基督教独具特征的新制度。换言之，基督教隐修制度与佛教修行制度之间的关系一如埃及象形文字同苏美尔楔形文字之间的关系。当这些事物从一个社会传播到另一个社会中时，传递过去的并不是成品，而只是一种推动了独立创造活动的刺激。
如果这是事实的话，那么佛教对旧大陆西端的影响就像基督教对旧大陆东端的影响一样微弱。迄今为止，同佛教一样，基督教也未能使全人类皈依自己，并且自己也从其起源的地区消失了。正是三种主要的、肩负传道使命的宗教中最晚出现的伊斯兰教给了印度北部的佛教致命一击，并在亚洲西南部和北非取代了基督教的地位。伊斯兰教从基督教与佛教以及琐罗亚斯德教和印度教那里争取来了大批信众。但伊斯兰教自己也未能赢得全人类的皈依。它像基督教一样起源于亚洲西南部的西侧边界，并从佛教和印度教那里抢得了对中亚和印度尼西亚大部分地区的控制权，并在东孟加拉，中国的云南、甘肃，菲律宾群岛南部，欧洲东南部等地区留下了自己的印记；但伊斯兰教在东亚、俄罗斯和西欧地区占据的空间却十分有限，并且完全没有进入美洲地区。在美洲，基督教和犹太教是仅有的两种站稳了脚跟的旧大陆宗教。
当今世界以使全人类皈依自己为使命的三大传道性宗教鼎足而立的局面或许是人类分裂运动力量之强的最有力证明。我们对这种分裂运动的研究最终表明，它在几个不同领域内都展示了自己的强大；这或许会使我们认为，与之对抗的统一运动是毫无前途的。然而，得出这样的结论未免操之过急。因为统一运动业已取得的成就同样相当可观。
由于起步相对较晚，统一运动在起初处于不利的位置。分裂运动的历史是同人类一样古老的；统一运动则一直到了约5000年前才开始出现。然而，当人类拥有了第一件可以替代步行——那是他在最初90万年里唯一的活动手段——的全新的、更加有效的交通工具后，统一运动马上就开始了。在文明初期，人类驯养了驴子，从而用动物肌肉的力量补充了自己肌肉力量的不足；他们还发明了船只，学会了用船帆驾驭风能，用船桨来发挥其肌肉力量，从而掌握了在水上和各块陆地间旅行的能力。这些发明是为实现我们今天业已达到的“消灭距离”的目标所迈出的、看似无奇的第一步。这种趋势在起步后逐步发展，终于在今天达到了高峰。但这种进步是时断时续的，有时候会中断数个世纪之久。直到19世纪初，人类运输手段的进步才开始以今天这样的迅猛势头加速发展。驯化驴子之后，人类又驯化了马和骆驼；使用实心轮的大车被使用辐条轮的马车所取代，车夫又被驭手所取代。原始的帆船可能将文明的思想萌芽从两河流域带到了尼罗河与印度河流域，它逐渐演变成了现代的三桅帆船——造船技术中桅杆、船舵和罗盘等部件的技术改进与在印度洋、地中海和大西洋中千百年的航海实践共同使得后者具备了连续数月在海上航行的能力。然而，直到19世纪初，人类才开始将风能之外的其他非生物能用作牵引力。此后，除了通过蒸汽能、电能、石油能源和原子能来运输自己的身体外，人类还发现了可以在不直接见面的情况下，通过发射电波和利用某种无生命介质传递信息的方式来进行远程交流。在此之前，19世纪以前交流方式的早期改进已经改变了人类历史的发展潮流。
在过去的5000年中，分裂运动在人类历史上首次遇到了以重新统一人类为目的的反向运动的对抗。这种反向运动尚未占得上风。在今天，我们还无法预见，它是否有朝一日将会占据优势。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是，这场拔河的结局并不是由人类无法控制的外力所决定的，它取决于人类自己的选择；而在原子能时代的背景下，必须作出决断的时刻已迫在眉睫。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对未来的洞察力完全来自我们对祖先所作过的种种选择的知识；而对这些选择的记载是十分引人注目的和鼓舞人心的。我们应当牢记的是，这种通向重新统一的反向运动出现的时间还非常短暂；并且直到不足200年以前，人类所能掌握的技术手段都是十分贫乏的。考虑到这些物质障碍的艰巨性，世界统一尚未完成的现实并不令人惊讶；真正令人惊讶的事情倒是人类在朝向这个目标的奋斗过程中已取得了如此显著的进展。这一点表明，人类重新统一的动力虽然只是晚近才有的，但这种动力却必然是强大的。而如果这种动力确实很强的话，我们还可以预期它在掌握了现代科学被应用于技术所孕育的、技术含量相对更高的交流手段后还会变得更为强大。
我们不妨先来看看，在从文明诞生到19世纪初的这段时期里，当人类还只能依赖自己及其驯养动物的肌肉力量，以及可以用来驱动船只的风力时，人类在实现统一方面取得了哪些成就。仅仅依靠着这些效率并不算高的手段的帮助，苏美尔人已能够使得文明的疆域从他们最初的家乡向外扩张，并通过刺激其他社会创造自己独立文明的方式，将文明传播到了旧大陆的两端。凭借着同样的原始手段，自文明诞生之初埃及世界的纳尔迈以降的所有潜在世界性国家的建立者们也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成功地在政治层面上统一、融合与重新统一了占据全人类较大比例的一部分居民。从公元前221年直到今天，中华世界性国家在大部分时期里都在整个次大陆上建立了政治统一的局面。罗马世界性国家则在整个地中海周边地区建立了长达4个世纪的政治统一，并且这一地区东北部的统一局面此后又继续维持了8个世纪，直到罗马的后继者奥斯曼帝国于1922年灭亡时才宣告结束。在肩负传教使命的各种宗教中，尚无一种成功地实现了它们所共同追求的目标——使全人类皈依自己。在今天，当其中最古老的佛教已生存了2500年之后，它们仍处于并立的局面。然而，尽管它们无法征服全世界，它们却都控制了世界的很大一部分疆域。这些宗教中最年轻的一个——伊斯兰教所拥有的信众之多和它存在的时间之长，都已分别超过了最成功的潜在世界性国家所拥有的人口数目和所延续的时间长度。征服并保卫帝国的士兵、传播宗教的传道士以及管理并巩固士兵与传教士们获取领土的官吏与神职人员们所拥有的交通工具只是帆船和驯养动物，甚至可能仍然只有依靠自己的双脚步行。
迈向真正世界性的重新统一的决定性一步是15世纪西欧人进行的越洋航海。这一成就与苏美尔人将文明的观念从两河流域传播到印度河、尼罗河流域，以及埃及法老们建立并维系埃及世界性国家所使用的工具是一样的。对风能的驾驭使得苏美尔人能够扬帆进入波斯湾，埃及人能够溯流而上进入尼罗河上游地区；这项技术同样也使得西欧人在4500年后能够穿过大西洋中部抵达美洲，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并完成环球航行。库克船长在发现大洋洲和澳大利亚，从而完成了西方人对环绕世界的海洋的探索与驾驭时乘坐的也是一艘帆船。这项成就早在人类发明机械动力的船只和征服天空之前就已完成了。
从人类一些地方性语言（它们的总数不可胜计）的传播之广来看，人类对19世纪之前即已存在的运输方式的使用是非常有效的。船只将希腊语和布匿语从地中海东岸一直带到地中海西岸，并将马来语系中的一些方言带到了位于其起源地两侧的菲律宾群岛和马达加斯加；而波利尼西亚人甚至在没有大型舰船的情况下也能乘着独木舟穿越大洋洲诸岛屿间的宽阔海域。在机械驱动的车辆发明之前，水路运输要比陆上运输快捷、安全得多；但牧民们还是能将各种印欧语传播到孟加拉湾和欧洲的大西洋沿岸（随后又有船只将该语族中的若干种由旧大陆的西部边缘带到了美洲）。另一些牧民则将闪族语从阿拉伯带到了亚洲西南部的“肥沃新月地带”、北非和阿比西尼亚。还有人将班图语从某个范围必然十分狭小的起源地传播到了占据撒哈拉以南非洲近2/3面积的广大地区。
与潜在世界性国家和世界性宗教的扩张不同，这些应用广泛的语言的传播是自发进行的。即便罗曼语从拉丁姆这一弹丸之地传播到罗马尼亚、西欧和拉丁美洲的现象也是罗马帝国扩张所带来的一个意外结果。这一事实使得这些分布广泛的语言的传播更加引人注目。诚然，这些语言中没有一个能够成为全人类共用的语言或通用语。公元1世纪前后的希腊语似乎将要扮演这一角色；但它的使用范围却从那时起开始缩小，最终仅局限于比它在公元前8世纪开始向外传播时还要狭小一些的区域；这种时运的逆转也使得我们要对今天似乎也在奔向同一个目标的英语的前途产生些许怀疑。人类至今仍然因为语言的多样性而陷于分裂状态，这种多样性是语言在漫长的食物采集时期的传播所留给我们的、令人尴尬的遗产。然而，尽管语言领域的世界统一还遥遥无期，但若干原本只是地区性方言的语言能够通过风帆和马背散布到广阔天地中的事实表明，在距离已被消除的时代，一种世界语的出现并不只是理论上的可能，而是有希望的。
所有重新统一的动力中最有希望的是一种新型团体——流散群体——的出现，它似乎（或许的确）将会成为未来的发展潮流。
与地区性聚落一样，流散群体是全人类中的一个碎片；然而，与前者不同的是，流散群体并不将地球表面的某一块土地作为自己固定的、不容他人染指的领土。流散群体无论身处哪里，他们都是当地的少数群体。与此同时，与地区性聚落不同的另一点是，流散群体是无所不在的。与潜在的世界性国家或潜在的世界性宗教一样，流散群体潜在地是世界性的。与另外两种普世性的社会类型一样，流散群体出现的时间相对较晚，但他们也是同苏美尔的各个城市国家一同出现的。地区性的主权国家一旦出现，他们便开始制造一种新型群体，后者虽然可能现在还无法取代他们，但却会在未来的普世性社会中取代前者，成为该社会最重要的基本单元。
流散群体最早出现在诞生了文明的地区。流散群体首先出现于亚洲西南部；同文明一样，它在近5000年里从那里向四周扩散。像其他具有普世主义倾向的组织一样，流散群体是在只要还能支配进行交流所必需的物质手段的情况下，就要将统一的愿望付诸实践的产物。在一个加速发展的技术最终实现了“消灭距离”目标的时代里，我们有理由预测，世界上的流散群体在数量、规模和重要性上都将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相应地，在流散群体影响力上升的情况下，我们也有理由预期，世界上各个地区性国家的影响力将会下降。我们有理由预测（并且也乐于看到），地区性国家头上的神秘光环将会隐去。它们将不再作为神明而受到膜拜，而可能会仅仅被视为一种公共机构。人们或许会认识到，它们最恰当的功能是提供那些在反复摸索中被证明是最适合在本地区范围内提供的公共服务；而在当前这个时代里，更重要的人类活动都只有在全世界范围内才能得到恰当的处理。
在历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三种活动共同造就了流散群体。流散群体是贸易、战争和宗教的产物；在这三种社会动力中，最先发挥作用的则是贸易。
我们已经注意到，贸易是城市生活的必备因素之一，而城市生活方式则是与文明同时诞生的。苏美尔和阿卡德的城市国家将其商业活动延伸到了其政治主权边界之外很远的地方，从而制造了有史料记载的、最早的流散群体。至迟在公元前19世纪，叙利亚中部的夸特纳已出现了阿卡德的商业殖民地；而在安纳托利亚东部的卡内喜郊区也已有了亚述人的商业殖民地。亚述人在开始对外征服1000年前已作为商人散居国外；而他们较早的这次扩张，因为其和平性质，产生的影响更为持久。这两个组织是当今商业性流散群体——遍布世界的犹太人、亚美尼亚人和黎巴嫩人，东南亚和美洲的华人，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古吉拉特人，印度尼西亚的哈德拉马维特人，巴西的霍姆希斯人，印度—巴基斯坦次大陆的拜火教徒、马尔瓦尔人和锡克教徒，地中海东岸的希腊人，芝加哥的景教徒——的先驱和原型。在公元5—12世纪期间，景教传教士们将他们信奉的宗教从伊拉克一直传播到亚洲的太平洋沿岸地区。在20世纪，来自库尔德斯坦残存的景教据点的移民来到了西方的芝加哥，并控制了当地的房屋粉刷业。随后，景教教长也跟着这些追随自己的生意人来到了这座北美城市，因为这里已成为他收入的最重要来源。
通过被征服民族的逃散、被驱逐和被流放，以及征服者的部队在被征服地区战略要地建造要塞的行为，战争也制造了流散群体。遭到驱逐、流放的群体的典型代表是犹太人。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人先是遭到巴比伦人的俘虏，随后又被罗马人驱逐。波斯帝国政府也在埃及的埃勒法丁岛上（位于尼罗河第一瀑布处）设立了一个由犹太军队把守的要塞，以守卫波斯帝国的西南边境。要塞制造流散群体的典型例子是中国人在长城一线设立的要塞和莱茵河、多瑙河沿岸及非洲西南部、叙利亚沙漠边缘处的罗马兵营。亚历山大及其继承者们在亚洲西南部和埃及建造的希腊城市，以及罗马建立的殖民城市，事实上也都是要塞。在哥伦布到来之前的安第斯世界里，印加帝国缔造者们对被征服民族的驱逐和建造要塞的行为使得印加人使用的盖丘亚语至今仍是当地的通用语，尽管西班牙语已为了这个地位而同它竞争了400余年。迄今为止，持续时间最长的流散是由蒙古人制造的；他们征服过的土地面积之广超过了自古以来的其他任何帝国建立者。在公元13世纪，在蒙古帝国的首都哈拉和林，来自西欧、俄罗斯、穆斯林聚居区和中国的流散者们彼此见面和融合。在近代早期的西方历史上，由放逐而造就的流散群体的突出代表是胡格诺教徒。胡格诺教徒们丰富了符腾堡、勃兰登堡、尼德兰、南非、英国与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等地的生活。但仅就规模而言，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之后出现的、数以百万计的“流离失所的人们”（我们姑且使用这个冷冰冰的委婉说法，他们所承受的苦难是对当代文明的控诉）相比，胡格诺教徒被迫离开法国，东欧各基督教支派被从俄罗斯中心地区排斥到边缘地带，公理会、贵格会和天主教的成员们被迫从英格兰迁居新英格兰、宾夕法尼亚和马里兰，以及美国的保皇党们（相当于英国的托利党）被迫离开美国等事件都要相形见绌。同样，在现代世界中，英国之前在印度和美国正在全球建立的军事据点从规模上也令古代中国和罗马的军事据点相形见绌。但英国人的军事据点维持的时间很短，而美国人的据点恐怕更是来日无多。
宗教通过传教和迫害两种手段制造了流散群体。我们在上文中已列举了因其信仰而遭到迫害的宗教组织。总的来说，在制造流散群体方面，传教发挥的作用要大于宗教迫害。在宗教迫害的协助下，传教的手段已将巴哈伊教在近100年内传遍世界。同样的合力也制造了罗马帝国内的基督教流散群体。在中国，伊斯兰教流散群体是传教的产物。在印度—巴基斯坦次大陆，流散群体是由传教和军事征服共同制造的；但即使在这个案例中，和平皈依发挥的作用也比印度教徒和基督徒们所乐于承认的要大，在东巴基斯坦出现的情况就是如此。
历史上，流散组织在取代有人居住的旧大陆核心地带（那里也是文明诞生之地）的区域性群体方面取得的进展最为迅速。例如，奥斯曼帝国的政治结构就是各流散群体的联盟，其中的每个群体都覆盖了帝国全境，并且没有一个能够完全控制一个省份并把他人排除在外。这些“米利特”（这是奥斯曼帝国行政术语里对他们的称呼）是自成体系的宗教组织，他们更像是西方的职业团体和社会等级，而与西方的民族大相径庭。
在奥斯曼帝国鼎盛时期的米利特组织中，我们或许可以预览到未来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性国家的构成情况。对人类的和平与福祉十分不利的是，该地区的发展在日后出现了中断，倒退回传统且更为粗糙的地区性民族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中去了。这是当时西方暂时崛起并主宰世界其他地区所付出的代价之一。在文明史上，西方是来自有人居住的世界边缘地区的一个暴发户。因此，西方当时在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的落后本不足为奇。但不幸的是，由于西方当时处于强势地位，这种落后的意识形态被那些原本拥有更为悠久文明传统的，在长期的宗教活动、战争与贸易中塑造的，更为高级的政治组织体系的民族重新接受了。
奥斯曼帝国的流散群体结构犹如一件杂色的丝绸袍子。在西方政治思想和榜样的影响下，这件精美的丝织品被撕成碎片，其丝线被重新织成了一件拼缀成的外衣，其中原本在地理上你中有我的各个米利特被重组成为彼此在地理分布上截然有别的地区性民族国家。这种倒退的再分裂工作被人笨拙地且漫不经心地完成了，使得这件新的彩色外衣沾染了血污。同样的灾难也降临到了奥斯曼帝国的邻邦和竞争对手头上，它们是英国人在印度次大陆扶植的王国和中欧地区的哈布斯堡王朝。这些多民族的帝国也分裂成地区性民族国家的混合体，并付出了民族驱逐和大屠杀的惨重代价，其情形与奥斯曼帝国瓦解之际的状况一样。之前英国在印度建立的帝国分裂成两个后继国家——印度和巴基斯坦；并且在这两个国家各自的内部，进一步的分裂运动已随着基于语言的地区性民族主义（它已在19世纪以来的东欧成为风尚）的兴起而出现。东巴基斯坦和西巴基斯坦分别珍爱自己的孟加拉语和乌尔都语；而在印度内部，人们对各省份的边界重新进行了划分，以便使得它们尽可能地与印度为数众多的地区性方言的分布保持一致。这些新出现的语言因素引发了次大陆上从前不曾有过的仇恨。可见，一种早已过时，但曾经十分强大的西方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不仅阻碍了旧大陆中心区域政治发展的进程并使之发生倒退；它还使得不幸的当地居民蒙受了无尽的损失与苦难，并且这一痛苦的政治调整已延续了150余年。
从现代西方民族主义思想对犹太人的巨大影响力上，我们可以看出它究竟有多么强大。它对当代其他一些流散群体的影响力是可以理解的，尽管这种影响造成了十分不幸的后果；因为这些群体中的一部分一直能为自己保留一小块居住地，他们可以继续在这块区域内作为占据主体地位的当地居民而生活。因此，他们自然会尝试按照西方的模式将希腊、黎巴嫩、埃里温、古吉拉特或他们所定居的任何属于本民族的领土建设成为一个民族国家。与此相反，犹太人和印度拜火教徒们在过去数百年的历史中（印度拜火教徒自公元7世纪起，犹太人自公元2世纪起），即便在其故土上也只是一个少数群体。犹太人信奉西方民族主义的结果是建立了犹太人自己的国家以色列；而这次建国的后果则是剥夺了当地阿拉伯居民（他们操亚兰语和希腊语的祖先已在这片土地上居住了1800余年）的土地。他们丧失了其家园、土地和财产，最终沦为难民。这是流散群体的社会结构倒退回民族国家形式对各民族造成的不公中最严重的一个。
尽管西方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已有足够的力量去建立犹太人的地区性国家以色列，但它还没有强大到足以使全世界范围内的犹太流散群体消失。以色列人目前只是（并且在未来的一段时期内必然也会是）全世界犹太人群体中的一小部分。仍处于流散状态中的大部分犹太人散居在北美和西欧。西方，而不是以色列，才是犹太民族真正的故乡；犹太人的未来其实是在那里。我们可以预测，当今的其他流散群体也会受到西方来势汹汹的民族主义浪潮的影响，但却不至于被它完全吞没。这一点似乎是可能的，因为民族主义并非西方带来的唯一礼物（我们这里用的是“gift”一词在德文中的含义，即兼具贬义与褒义）。除达那奥斯人特洛伊木马式的有害礼物外，西方还为世界贡献了现代技术这一普罗米修斯式的有益礼物。西方的民族主义是一种分裂力量，西方的技术则是一种统一力量；这两件来自西方的礼物彼此间是水火不容的。鉴于西方和西方以外的效仿者们都不会放弃现代技术，那么我们可以比较有把握地断定，西方的民族主义即将被人们抛在一边。
事实上，我们可以预见到这样一个世界：它被日新月异的技术发展越来越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在生活于这个世界里的个人的效忠对象中，地区性国家将不再居于首位，而将会退居第三位。他在政治上首先要忠于的是全人类和包含所有人类社会的、名副其实的世界性国家。其次，他还要效忠于一个或多个世界性的流散群体：它们可能包括某个世界性的宗教组织，或某个世界性的职业联盟（如医生、律师、农民、工程师、教师、牧师、企业家、纺织工人及其他各种职业的世界性组织）。他对地区性组织的效忠只处于更加次要的地位。他仍将继续对地区性机构承担责任；但地区性国家对他的号召力将不会如同其他社会纽带那样巨大。其他的那些纽带不仅是世界性的，并且也更为重要；他的地区性纽带则不仅是局部的，其价值也相对微不足道。
人类历史上分合运动间的角力已持续了约5000年。两种彼此较量的力量间的强弱对比是变化不定的。西方民族主义的盛极一时使得分裂运动暂时占据了上风；然而，如果我们要估量民族主义的重要性，我们必须用长远的眼光去看待它。民族主义得手一时是无法与统一运动在近5000年内所取得的成绩相提并论的；在我们已经步入的原子能时代，人类已拥有史无前例的强大手段和迫切愿望去促使统一运动占据上风。
附录 历时与比较的研究方法
对人类事务的研究方法必须符合其本身的性质。人类事务乃是生活的一部分，生活则有两个特点：首先，它随着时空的变换而进行着永不停息的演化；其次，它是多元的，并不是单一的。在时间维度中，对人类事物的研究方法必须是历时性的；因此，这种研究的表达方式必须是叙述性的。然而，由于世界上同时生活着的人类个体就是多个，而不是一个，因此对人类事务的叙述也就不能是一元的。世界上存在着多少民族、聚落、社会、宗教、国家和生活方式，相应地也就会有多少种彼此并存的叙述体系。而有一些对同一时期不同事件的独立叙述则是无法被合而为一的。只要人们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去叙述它们，那么我们看到的叙述内容的始末必然会大相径庭。如果想把这些信息联系起来，我们就必须比较其相似性和差异。这种比较方法本身并不是叙述性的；然而，在比较和分析两种并存的生活历程时，我们还应留意，它们都是不断发展变化着的。倘若我们为了进行“静态”研究而把它们设想为一成不变的事物的话，我们就会曲解其实质，以至于扭曲我们对这些事务的认识。生活不会固定在那里等着人们去研究。我们只能对它进行动态研究。
因此，如果我们要对人生之河的流淌及其支流的众多同时予以恰当的关注的话，我们就必须坚持同时用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眼光来观察生活。试图割裂这两种方法，并将之分别归入两个彼此隔绝的“学科”的做法所付出的代价是永远无法看清全局。这一点对于任何一个阶段与层次上的人类事务研究而言都是适用的。在文明诞生以前的社会中，历史变化的速度要比文明诞生后5000年里不断提升的变化速度缓慢得多；因此，人类学家会倾向于忽视史学的研究方法，将其研究对象设想为静态的。但如果他这样做的话，他就是用一个抽象模型代替了真实世界。在我们研究一个发达社会经济水平的时候，两种方法缺一不可的道理体现得十分明显。显然，在这种研究中，经济史和定量的经济分析都是必要的。
心理上的视角则是统一的。自我意识和对他人的意识似乎是相反相成的，属于同一个心灵范畴；而在潜意识层面，人类的心灵则不受那些自觉意识必须依赖的（后者因此丧失了其具有超前性的意识形式）思想范畴的束缚。
事实上，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具有整体性。将这种具有整体性的知识割裂为若干所谓的“学科”的做法至多只能成为一种为方便起见的权宜之计；而其可能产生的不良后果——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将这种划分视为对现实状况的反映的话——则是对真相的扭曲。由于人们对这种划分信以为真，它引发了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之间的学术论战。两个彼此敌视的“学科”领军人物都宣传只有自己麾下的“学科”才是合法的，与它对立的那个学科应被取消。这种学界争吵是愚蠢的、误入歧途的，对我们追求真实的知识和理解有百害而无一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