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分裂感的加剧过程
在前一章中，我们已经注意到，只有在近5000年内，人类交流手段的进步才为人类的重新统一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条件。我们还看到，即便在这些新出现的、方便交流的手段还很不成熟的情况下，早在它们近年来激动人心的发展达到了足以“消灭距离”的程度之前，对它们的应用就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早在机械时代到来之前，潜在的世界性帝国和潜在的世界性宗教已能够遍布整个大陆；而一些游牧、航海民族的语言也能够被其使用者传遍可通行的大海沿岸或草原（相当于大海）边缘（相当于海岸）。但看似难以理解的是，同样是在这5000年里，拥护分裂的情感也在不断高涨。更令人感到不解的是，这种强烈的分裂感竟会在当代达到一个史无前例的高峰。在这个时代里，人类已经掌握了能使自己在世界范围内实现统一的技术与组织手段；另一方面，在当前的形势下，本可用来统一人类的技术创新也可能会在现实生活中被用来毁灭人类，因此，完成人类始于5000年前的统一运动的任务已变得必要和迫切。从道德角度看，技术本是无所谓好、也无所谓坏的一种力量。它可以被人类按照自己的意愿用来行善或作恶。然而，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世界政治版图上地区性主权国家的数目已翻了一番；并且在每个这样的国家中，民族主义情绪都在持续升温。
推动当代民族主义思潮的分裂感必然是几乎同人类的历史一样古老的。这是因为，原始人类是依靠食物采集而生存的，而食物采集者不分散开来就只能饿死；因此，在人类的先祖变成人之后，其最初形成的聚落必然会发生分裂。而这种分裂一旦发生，人的意识马上就会对“内部人”和“外人”进行区分。这种经济压力迫使人类彼此分开，并散居到各个独立的部落中去；而这种分裂的社会结构反过来又会使个人对不同人类聚落的感情分成三六九等。他会对本部落中的其他同胞拥有更深的社会与道德关怀情感，而对其他部落成员（他们与自己的共同之处仅仅在于都是人）的感情则要差些。只要人类还处于食物采集阶段，经济压力就会迫使人们继续在分裂状态下生活着；而人类又在历史上约99%的时间里都生活于食物采集的经济模式之下，因此，随着时间的长期推移，人类个体对非我族类的其他人类同胞的疏离感自然就会变成一种根深蒂固的习惯。这种习惯自然也会在那些仅占人类历史长度1%的最近9000余年里跨越了食物采集阶段的各个社会里得到延续。
这种同族意识起初由食物采集经济缔造，又由于这种经济模式的悠久历史而得到强化。在今天，我们是很难消灭这种归属感的；我们对邻人和自己同族意识的了解都可以证实这一判断。当前的经济形势已不再需要这种情感了，但它仍是难以抹除的。尽管随着原子能时代的来临，坚守这种习惯的做法已存在着引起人类自我毁灭的危险，但作出改变依旧十分艰难。同族意识是一种顽固的习惯；但它也只是一种习惯而已。事实上，它是人类为自己创造的社会、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因此是可以被自由地修正的。同族意识并不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因此也就不会是人性中不可磨灭的根本特征。我们拥有着支持这种看法的证据，因为确实存在着这样一些人，他们对全人类——无论他们是活着、已经死去还是尚未出生——的感情就像具有同族意识的人对其同胞的情感一样深厚。他们的态度是：“我是人，因此我认为人间之事皆与我有关。”[28]这些犹如具有同族意识的人爱自己的家人、朋友一样热爱全人类的人要么从未有过同族情感的意识，要么虽然一度继承了祖先的这种习惯，但后来成功地突破了它的限制。
这种博爱胸怀的突出代表是传道型宗教的建立者们，以及他们那些把握了自己的精神、继承了自己使命的弟子们。在公元前3世纪的印度，作为最古老的世界性宗教——佛教的传播者，以及一个潜在世界性国家的统治者，孔雀王朝的君主阿育王发表的公告便传达了他们的精神：“全体人类都是我的骨肉。正如我为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世代子孙谋求福利与幸福一样，我也为全人类谋求同样的东西。”[29]
在世界性宗教的信奉者中，很少有人能达到这样的精神境界。然而，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也在其宗教创始人的精神感召下，或多或少地摆脱了同族意识的束缚。潜在的世界性国家中的公民权也起到了同样的精神解放作用；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些潜在的世界性国家是在一个地方性国家通过征服的方式吞并了所有对手后建立起来的话，那么这一现象就更加令人感到惊异。阿育王自己在建立帝国的时候就将它扩展到了印度次大陆的“自然边界”。他进攻并征服了距自己最近的独立半岛国家羯陵伽；正是他对自己以往行径邪恶、残酷本质的认识使他皈依了佛教，并在其后半生中没有再去通过征服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帝国版图，而是利用和平的传教活动来弘扬佛法。
强行将其他地区并入潜在的世界性国家的做法自然会引起被侵略者的怨恨和反抗。然而，在许多世界性国家的历史上，其心怀不满的臣民的后人最终都变成了它的忠实臣民。他们逐渐感到，世界性国家确实代表着人类的统一与和谐，与自己祖先们苦苦守护的地区性国家公民权相比，世界公民权是一种更为高级的政治联合形式。最早的潜在世界性国家（即统一的埃及帝国）建立于约5000年前。最早的潜在世界性宗教（佛教）出现于约2500年前。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人类分裂成为众多彼此独立的聚落却是约90万年前的事情。现在看来，要想与同族情感这一古老习惯相抗衡的话，这种新的普世意识拥有的时间还是太短了。如果用同族意识兴起的时间来衡量的话，普世意识如今能够在世界舞台上占据一席之地，这已经是一个奇迹了。这一事实表明，与所有的人类习惯一样，同族意识尽管源远流长，但还是有可能被消除的。
今天的这种危如累卵的分裂情感在较早的（也是较长的）人类历史中必然是不那么令人感到紧张的。在食物采集阶段，部落的集体力量尚未被神化。一个部落只要继续在这种效率低下的经济结构中生存，它的集体力量就会是弱小的。在从事食物采集的人类眼中，真正强大的不是他自己的力量，而是比它强大得多的、他必须服从的自然力量。人类习惯于崇拜自己视野中最强大的力量；因此，处于食物采集阶段的人会崇拜大地、水、太阳、月亮、星星，以及那些或能捕食自己、或可以为自己提供肉食的野生动物。在这一阶段，他还没有产生崇拜自己的念头；他的宗教情感是与外物相联系的；因此，他对自己所在部落的情感还没有因为任何宗教冲动的推波助澜而得到强化。
另一方面，食物采集者对其他部族的疏离感也还没有因彼此间的生存斗争而被强化。尽管食物采集群体必须以较小的人口密度散布开来，而不像以农业或机械工业作为谋生手段的人口那样保持较高的密度；但在整个食物采集时代，由于人口总量极小，无论食物采集部落中的每位成员需要多大面积的土地，对于他们而言，可供居住的大地事实上都是无边无际的。这些居无定所的部落彼此间无需发生冲突；他们需要做的只是更加广泛地散布开来。
在人类发明了农业、驯养了动物之后，地球上的总人口开始迅速增长；这是因为，这些革命性的创新可以大大增加那些发明或接受它们的聚落的食物供应。但在进入后食物采集经济发展阶段的新石器时代（也就是文明诞生之前的那一时期），对于从事农耕的人来说，大地事实上仍然是无边无际的。开始取代食物采集部落的农业村社仍旧无需与其他村社或还徘徊在食物采集阶段的更为落后、因而也更为弱小的邻近部落发生严重冲突。这一描述似乎至少与考古证据所表明的情况吻合。最早乘船离开亚洲西南部而进入欧洲寻找新耕地的农民们似乎并不是战士。
因此，在这一阶段和随后的新石器时代里，由食物采集时代经济状况所制造的分裂感似乎在很大程度上是无害的。作为这一转折标志的经济革命，以及随之而来的人口数目增长，似乎并没有激化人类早已分裂成的众多地区性聚落之间的矛盾。相形之下，从新石器时代向后来的文明时代的转折却似乎真的激化了矛盾，以至于人类从此以后就要为之付出生命、财富和幸福的代价。这一现象发生于文明时代的黎明期，因为人类生活状态中的两个变化都发生于这一时期，其一是宗教的，其二是经济的。在文明的发展进程中，人类开始崇拜自己的集体力量；与此同时，他也开始为争夺经济资源而同邻人展开生存斗争，因为这个世界已不再像石器时代那样，是无边无际的了。
当人类开始意识到，自己的集体力量最终压倒了自然界（后者是他在大部分历史时期内都不得不臣服的）的时候，他就开始崇拜这种集体力量。或许在旧石器时代前期开始的时候，当人类开始发展其在此之前几乎一成不变的技术时，他们可能已经取得了对自然的优势；而在人类开始种植作物和驯养动物的时候，他们无疑已经取得了这种优势。但即便十分重大的变化也并不总是能够引发充分的认同；并且对它们的认同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在宗教领域反映出来，因为人类在宗教事务方面容易趋于保守。人类在农业发明后所作出的直接反应仅仅是在自然神衹的群体中加上几个代表了他们学会耕种的植物、树种的神明形象。直到人类建立了文明之后，他们才开始将自己神化，并使自己的地位居于旧有的神明之上。
当人类征服了曾经狂野的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下游的丛林沼泽地区，把它们转变成合乎自己需要的运河、堤坝与良田，从而借助于这些改造过的荒野所提供的前所未有的生产力将地方性聚落的生产效率由新石器时代村庄的水平提升至苏美尔时代城市国家的水平时，他们就开始因对自然取得的如此重要的胜利而陶醉于自己的集体力量了。于是，在苏美尔文明诞生之初，我们看到，一些旧的自然神转而承担了不同于以往的新角色。它们一方面继续代表着自然的力量；另一方面也成了政治聚落的代表。风神恩里尔现在成了尼普尔国家的神化形象；月神纳娜也成了乌尔国家的神化形象。近2000年后，在希腊和迦南地区文明的起步阶段，我们目睹了同样的现象。橄榄树女神雅典娜现在成了雅典（“雅典的城邦之神”）和斯巴达（“铜庙中的雅典娜女神”）的神化形象。海神波塞冬现在也成为拥有濒临两块海域的海岸线且依靠商业为生的科林斯城邦的神化形象。农神巴阿尔此时则成了推罗城的神化形象。火山神或雷神雅威是以色列、犹太和埃多姆等国家的神化代表。这些地方性国家已变成了神，而代表人类集体力量的这些神衹则超越了那些象征着自然力的天神。民族主义思潮中宗教虔信因素的注入使得民族主义发展成了一种狂热的宗教。
文明初期另一个具有预示意味的变化是经济方面的。对于食物采集者、新石器时代的农民和牧人们来说原本是无边无际的世界在那些通过改造丛林沼泽地区而创立文明的社会中被封闭起来了。可供食用的树莓、草根和动物在世界上几乎到处都是；适合依靠自然降水或小范围灌溉进行农业生产，或适合放牧山羊、绵羊和牛的土地面积也是非常辽阔的；但改造后可被用于大范围灌溉农业生产的地区却相对稀少，其面积则极其有限。因此，当众多地区性国家从四面八方进入两河流域和尼罗河流域的下游丛林地区，将所有可供排水、灌溉的土地蚕食殆尽之后，这些彼此接壤的国家就不可能再像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的祖先们所做的那样，回过身再去开发新天地了。如果这些国家中的任何一个还想继续增加自己的财富与人口来源——经过人工改造的土地的话，它就必须牺牲一个或多个邻邦的利益，这一点只有在它强大到足以掠夺其邻邦的时候才能实现。事实上，如果苏美尔或埃及地区在其经济资源被开发殆尽后继续保持政治上的分裂局面的话，地方性国家之间战争的爆发在所难免，并且其频繁程度会愈演愈烈。并且，由于这些生产力极其发达的地区性国家已拥有较强的实力，因此它们之间的战争也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拉伽什国王恩纳图姆树立的兀鹰纪功柱反映了当时苏美尔的状况。战胜的士兵们将枪尖竖起；兀鹰们正在啄食战败敌军的尸体。终结这种割据战乱的唯一办法是将所有神化的地区性国家置于一个强大到足以维持和平的、神化的统一政府治理之下。这正是在苏美尔—阿卡德世界、希腊世界与中国最终出现的情况。在埃及，这一过程很早就完成了，这使得后世的埃及人可以不必忍受苏美尔人、希腊人和中国人遭受的动乱。这些“终结战争的战争”也是残酷的。纳尔迈石板和纳拉姆·辛纪功柱上描绘的场景与恩纳图姆纪功柱上的一样丑恶。但这些促成统一的战争的好处在于，它们是终结性的。由活着的神（法老）、神圣的恺撒和中国天子所代表的世界性国家不像战争中的地区性国家那样，要求忠于自己的公民流血牺牲。
原子能时代的民族主义有可能会把人类引向自我毁灭，它是公元前2000余年前苏美尔民族主义的复制与加强版。尽管当前的民族主义思潮已传遍世界，但它在起初的时候只是苏美尔意识形态的一个独特的西方版本。西方以外的人们之所以会接受西方的民族主义，是因为他们在暂时受到西方统治的期间内感到了它的力量。因此，他们将民族主义视为一个护身符，希望能够依靠它来把地区性聚落的集体力量提升到顶点。信奉西方民族主义的一个最为生动的例子是中国人。到19世纪为止，中国在2000多年的时期内一直信奉着普世主义的原则；它在此后的100余年中继续坚守着这种传统的世界观，尽管自己遭到了一个又一个西方或西方化的民族国家的蹂躏。但到了1911年，中国也开始利用其压迫者们的意识形态。中国重新回归民族主义的过程是不情愿的和滞后的，但其转折却是彻底的。在当今世界上，中国已成为民族主义意识最强烈的一个国家。
为了理解当前民族主义的实质、判断其力量，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民族主义在西方的发展历程。西方民族主义最初的强度是较低的；这是因为，在西方世界里，尽管罗马世界性国家已经分裂成了多个地区性国家，但这些国家在较早的年代里并不能使得臣民们对自己无条件地表示心悦诚服。在西方的中世纪时期，最高的权威属于罗马天主教会；用我们在前一章中转引过的休谟的话来说：“实际上，它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国家。”直到阿维农之囚、东西教会分裂损害了统一的罗马教会的声望，而它的统一又被宗教改革阻断了的情况下，西方的民族主义才开始在西方人的心目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在现代西方历史中，西方民族主义借助于两个刺激因素而获得了一种可怕的活力。
对西方民族主义起作用的第一个因素是古希腊罗马的民族主义；在西方文艺复兴时期，这种古代思潮随同希腊罗马文学、艺术、建筑和科学一起在西方人的思想中复活了。西方在17世纪末之前就超越并抛弃了希腊科学；但希腊文明中得到复兴的其他元素却进入了西方社会的血脉；其中，希腊罗马民族主义的影响是最强的，这或许是因为，与希腊艺术不同，复兴后的希腊罗马意识形态对西方生活的影响至今尚未得到清晰的认识。作为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中的英雄，希腊和罗马的爱国者们为美国的国父们和法国大革命的发起者们树立了榜样。希腊罗马民族主义的强心剂提升了西方民族主义的强度。希腊罗马爱国者的现代西方崇拜者们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过强的分裂倾向正是希腊文明衰亡的主要原因。
西方民族主义的第二个刺激因素是基督教的狂热情绪。同伊斯兰教一样，基督教也是从犹太教演变而来的，它所继承的犹太教内容也是鱼龙混杂。犹太教及其后继者的缺陷在于它们的排外和不肯妥协，并且它们极易为了迫使他人接受被其信徒视为真实、正确的观念而诉诸武力。在宗教改革时期，当西方基督教会走向分裂之际，这种此前被用来对付犹太人和穆斯林的武力转向了内部，在天主教与新教的宗教战争中找到了用武之地。这些战事中充斥着仇恨、邪恶、冷酷与残暴，以至于直到一个半世纪之后，西方较为敏感、人道和渴望自由的精神仍然感到无法接受一个引发了如此多罪行的宗教。“宗教可以引发如此多的恶行。”[30]从17世纪末起，基督教在西方开始走向衰退。这次退潮一直持续到我们生活的时代。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可能引起转折的迹象才开始出现。
与此同时，基督教对西方人心控制力的下降将会使得这些心灵转而崇拜非基督教的事物。如果我们在本书第二章中提出的关于宗教是人性固有成分的观点不虚的话，那么这一结果必将出现。人性与大自然一样，是厌恶真空的；因此，在近300年里，与基督教渐行渐远的人心必须要去寻找基督教的替代品。它找到的替身就是晚于基督教出现的各种意识形态。其中的三个主要代表是民族主义、个人主义和共产主义；而民族主义又是三者中最具吸引力的。在各种情况下，每当其竞争对手与自己发生冲突的时候，民族主义总能占得上风。这种从基督教向民族主义的信仰转变抛弃了基督教中好的一面，却保留了其中恶的成分。它抛弃了爱、自我奉献、关怀全人类等基督教的美好理想，却保留了从犹太教中衍生的各种宗教所共有的疯狂特征；倒进民族主义这只内部空间狭小的瓶子内的苦酒在里面发酵，于是产生了爆炸性的后果。
因此，与传统的政治分裂形态相比，日后发展成为世界性民族主义思潮的西方民族主义包含了更多的内容。上述两支强心剂使得它拥有了前所未闻的巨大力量。它就像有时加油站会向汽车司机提供的混合汽油。吹得天花乱坠的广告使得这种高能量的混合物很有诱惑力；但为自己的油箱加上这种燃料的冒失司机很可能不久就会驾车冲出悬崖掉进大海。
我们对当代民族主义成分的分析揭示了它的危险程度。高级宗教一度试图将人类从对自身集体力量的崇拜中解放出来，而这种民族主义则是对该崇拜的回归。在两种具有历史性影响的崇拜形式中，民族主义选择了更糟糕的那个。就对世界性国家集体力量的崇拜而言，它崇拜的对象至少还是一个为众多人民带来了统一——同时也就意味着和平与秩序——的机构。然而，公元1—3世纪的基督教殉道者们宁死也不肯，哪怕走过场式地敬拜罗马女神和恺撒的祭坛。毫无疑问，倘若希腊世界里的地区性国家们当时仍旧保持着其主权和神圣色彩的话（事实上，它们在罗马时代差不多已沦为普通的公共服务性组织），这些信徒们也会更为强硬地拒绝崇拜雅典或斯巴达的。在当代，德国的一些基督教殉道者们由于不肯向以神化了的阿道夫·希特勒为代表的激进民族主义低头而献出了生命。另一方面，在我们生活的时代，“当你们看见那‘施行毁灭的亵渎者’站在不当站的地方”。[31]走进当代西方国家任何一个基督教派别的教堂里去看看吧。你很可能会在圣堂里看到国旗和十字架并排而立。我们在这里看到，人类集体力量的荣耀象征在同上帝自我牺牲的仁爱精神对峙。对人的崇拜正在侵害对存在于宇宙背后和宇宙之外的终极精神真实性的崇拜；并且这种侵害正在愈演愈烈。如果一份相应的调查问卷能反映世人的真实想法的话，我们得到的结果可能会是：无论在西方世界还是世界的其他地方，支持民族主义的人数可以占到90%，而支持宗教的人数也占90%。
在原子能时代，民族主义是致命的，但它目前正在蒸蒸日上。民族主义的解药是普世意识；而表达了普世意识的两大具有历史性影响的组织是潜在的世界性国家和世界性宗教。重新走向统一的愿望就是对生与善的渴望。这种有益的愿望又有几分胜算呢？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必须依次回顾世界性国家和世界性宗教的发展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