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名副其实的世界性国家可能存在吗？
我们在本书中认为，在原子能时代，人类必须在政治统一和自我毁灭之间作出选择。如果这是我们当前处境的真实写照的话，那么我们必须追问自己，统一的障碍究竟是什么，征服它们又会有多么困难。
我们在前一章结尾处已经提及当今世界面对的一个独特障碍。西方社会已经用自己的行为表明，它一直是特别排斥任何寻求政治统一的运动的；而西方的这一特性在今天已成为困扰全人类的障碍，因为当今的大部分非西方人都在接受西方的风俗习惯、西方人的观念与理想、西方人的好恶。然而，这种喜欢政治分裂、厌恶政治统一的西方式潮流不过是部分人类社会文化遗产中的一种习惯而已。即便在西方，它也并不是人性的固有成分，在今天正走向全盘西化的世界其他地区就更不是了。既然人们可以培养和传承习惯，那么他们也可以改变和拒绝习惯。如果坚持我们最为珍爱的习惯必然会带来毁灭性的后果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放弃它们；而技术的飞速进步则让我们看到，如果我们不在至少两个领域里（其中阻止大灾难的唯一办法就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共同采取行动）放弃政治分裂的习惯的话，那么马上就会大祸临头。我们必须建立两个世界性权威，分别控制原子能的使用和管理食物的生产与分配。由于我们亲手发动的技术革命，我们不得不迈出走向世界政治统一的这两步（尽管它们不受欢迎）。诚然，技术并不能主宰人类的选择。然而，它可以创造一种两者必择其一的处境，并且其中的一种选择意味着死亡。现在，技术正是把我们带到了这种处境之中。当然，我们有权利拒绝完成那些技术革命所要求的，将把我们引向生命与善，而非死亡与恶的社会变革。我们是自由的。但作出这种“代价高昂的拒绝”就意味着我们选择了死亡；而人类在紧要关头是很少选择死亡的。因此很可能出现的结果是，基于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原则，我们将会作出迫在眉睫的、事关生死的选择，接受世界性政府最基本的元素，尽管我们会拖到最后一刻才极不情愿地作出妥协。
这些思考使得我们有理由猜想，西方传统上对政治统一的反感将被克服。但是，倘若我们决定建立在世界范围内运作的公共权威的话，将这种决定付诸实践的做法是否可行呢？名副其实的世界性政府还从未出现过。这种事物真的可能出现吗？我们能够设想，一个世界性政府时而去修理佛罗里达州萨拉索塔郊区的排水系统，时而派出消防队员去扑灭托木斯克一所公租房里的火灾，时而去指定印度北方省份一个村庄里的放牛郎，时而调动警力去追踪一个在伯明翰（我们权且不论是美国阿拉巴马州的伯明翰，还是英格兰的伯明翰）盗窃的罪犯吗？事实上，这在电子时代确实是可以设想的。我们今天已拥有了计算机；因此世界性权威是可以把地区性政府的权力集中起来的。这种做法当然是令人无法忍受的。然而，利用官僚化的中央集权行政体系对世界范围内的所有地区性政府进行事无巨细的控制的可怕场面并不在我们探讨的范围之内，因为这种改造还没有被提上人类的议事日程。
我们今天迫切需要的并非世界性权威的全部功能，而只是其中最必不可少的部分，这是由两个很充分的理由决定的。第一个原因在于：世界人民只可能在心怀芥蒂的情况下接受世界性政府；因此，政治家们只会要求人民接受当前迫切需要的一些要素，而不会劝说他们将世界性政府全盘接受下来。决定世界性政府必须只能在个别领域建立（至少在起初阶段如此）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在原子能时代，世界性国家已不能再像从前那样，通过暴力建立起来了。核武器这种力量是不能用于任何建设性目的的；使用它的效果必然是破坏性的。因此，在今天，建立任何世界性权威的唯一可行途径只能是得到各种现实国际力量的赞同与合作。在当今世界，现实国际力量的代表是各个地区性国家的人民与政府。若不是为了自我生存下去的必要，他们会更倾向于服从现有的地区性国家主权与特权，而不愿意接受一个世界性权威。更具说服力的理由在于：地区性国家绝对不会乐意将自己手中的权力毫无保留地交出，从而使自己被彻底架空。因此，我们可以断定，未来的世界性国家在结构上将不同于过去通过征服建立起来的潜在性世界性国家。它将拥有古往今来由多个此前各自处于独立状态的小单元自愿组成联盟的那些国家所具有的结构。这种以和平方式起源的国家的结构通常不是一元化的，而是联邦式的。这通常是因为：任何一个政府的首要目标都是维系自己的存在；因此，一个自愿交出部分或全部主权的政府只要还能自主行事，就不会放弃自身在形式上的存在。它会选择保留自己的存在和地方自治权，并将联合政府的管理权限制在那些统一管理对各加盟国家都有益处的领域。
如果我们认为原子能时代的世界性政府将是联邦式的话，那么我们是否拥有足够的技术手段，能保证联邦式的世界政府真正在全世界范围内发挥作用呢？我们可以毫不迟疑地对此给出肯定的回答。我们在前文中已经指出，我们当前的技术手段甚至已足以在人类意想不到的领域建立中央集权的世界性政府。
但在心理层面上，名副其实的世界性政府真的可以存在吗？即便我们对世界性权威具有的功能进行严格限制，难道世界性国家里的个体公民就不会在这个庞大的政治怪物面前感到自己的渺小与无助吗？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即便在当前世界政治版图上最小的地区性主权国家里，个体公民也已经感到自己处于这种不利地位上了。无论一个国家的人口多么稀少，无论一个地区性国家中的每个行政区划有多么微小，个体公民都会发现，他已陷入与众多未曾谋面的同胞之间非个人关系的罗网之中，并且其中的大部分人是他永远不可能见面的，因为他们要么已经去世，要么还未出生。这种社会形势确实会使个人感到自己的渺小与无助，因为前者会将后者卷入超出私交朋友圈以外的种种社会关系中去。而私交关系才是唯一合乎人性的交往关系。可是，倘若我们想将自己的社会关系局限在私交范围之内，恐怕我们就必须登上韦尔斯的时光穿梭机，至少倒退回新石器时代，或许还要一直回到食物采集时代中去。在食物采集部落（可能还有新石器时代的村庄）里，聚落中的每个活着的成员都与其他任何一个活着的成员保持着私交关系。这种私交圈子里的社会关系必然要比文明诞生后形成的、更大范围内的人际关系更易于被人接受。但这种原始的社会舒适环境所要付出的代价也过于高昂。一个由数目极少，因而彼此之间都能熟识的成员组成的聚落必定是小弱的，它无力完成为文明诞生准备条件的那些集体性事业。在一个苏美尔城市国家中，社会生活的范围已经远远超出了私人关系的范围。其公民们是通过非个人关系的网络而被结合在一起的，此后所有国家中公民的情况莫不如此。
行政机构的发明使得社会关系的范围有可能超出私人关系的范围，这是孕育文明的划时代变革之一。从完全建立在私人关系基础上的社会向同时也建立在非个人关系基础上的社会的转变是人类社会进步中最重大的和最艰难的一次飞跃。然而，幸运的是，在我们当前建立世界性权威（它们将在各自的权限范围内凌驾于我们现在身处其中的地区性国家之上）的过程中并不需要经历这种惊险的纵身一跃。我们现在之所以已经无需这次飞跃，是因为它并不是留待我们去做的工作，它早在5000年前就已经完成了。我们的祖先已经拓展了社会关系的范围，将它从新石器时代村庄和埃及“诺姆”的范围扩展到苏美尔城市国家和埃及统一帝国的范围，从而完成了这次革命性的飞跃。这是整部人类社会史上迈出的至关重要的一步。它的代价是使个体公民在政治面前的地位变得更加渺小和无助。支付这种代价的后果则是心灵所忍受的痛苦。这种痛苦感是十分强烈的，但我们如今已无法废除这笔交易；并且即便我们能够，世人也不会愿意放弃。
非个人关系产生的痛苦感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它并不会随着建立在由非个人关系组成的机构基础上的政治组织范围的扩大而相应增加。食物采集部落或新石器时代农业村庄里的生活应当要比乌尔或拉伽什等城市国家里的更合乎人性。但在政治组织的范围从公元前3000年的苏美尔城市国家进一步扩展到当代中美洲共和国，或由此进一步扩展到美国、苏联或中国那样的规模，或进一步扩展到全人类范围的过程中，这种痛苦感并不会变得更强。这种心理感受是可以通过数字象征性地加以表现的。一旦个体公民与他身处其中的政治组织的公民总数突破了可忍受的范围（譬如说是1:500），达到了令他感到痛苦的1:5000的话，那么这一比率继续恶化到1:2000 000、1:200000 000、1:600000 000，并最终达到1:3000 000000时，他的痛苦感并不会随之而加剧。在心理层面上，乌尔城的生活可能确实比耶利哥或处于食物采集阶段的澳大利亚土著部落中的生活更令人感到不适；但乌尔城的居民、美国公民乃至世界公民在这方面感到的不适在程度上并没有什么区别。
然而，如果说在从地区性国家公民权到世界公民权的转变中不存在什么心理障碍的话，那么其中难道就不存在生理上的障碍吗？在生理上，人类并不都属于同一种族。在进化过程中，人类已分化成为几个在生理特征方面存在显著差别的不同人种。如果真的出现一个有效力的世界性国家的话，我们可以设想不同种族的人民能在新形势下作为同胞而彼此和平相处吗？事实上，设想这一局面并不是什么难事，因为在世界上现存的一些地区性国家中，这已经成为一个既成事实。
诚然，在当今世界中，在那些多民族的，且本地民族之一为欧洲裔的国家里，由于欧洲人曾经享有的政治、社会优势正在面临挑战，那些地方的种族冲突往往是非常尖锐的。这正是当前在南非、罗得西亚、美国“古老的南方”，以及二战后巴基斯坦、西印度黑人移民大量增加的英国所出现的局面。在印度这个不同种族已共存了至少3500年的国度里，只有种姓制度——一种永久确立由非印度裔的入侵者后代组成的少数种族统治地位的制度——才能压制各民族间的公开暴力冲突。然而，我们也看到，在生理上差异巨大的种族不仅能够共存，并且还能够作为同胞和谐地生活在一起。在最近被并入美国的夏威夷群岛上，波利尼西亚裔的美国公民、东亚裔人和欧洲裔人正彼此友爱地生活在一起；在许多拥有两个或更多种族的穆斯林国家和拉美基督教国家里同样没有什么种族纷争。对异族人类同胞的本能反感似乎只是人类中三个群体——印度高级种姓、犹太人和西方民族中操英语、荷兰语和德语的一小部分人——所特有的道德缺陷。此外，讲条顿语的西方“白人”对“有色种族”的反感并不是生理的，而是社会性的。一个“白人”种族主义者其实很乐意找一个“有色种族”的人当奴隶或仆人，只是不愿意把他当成平起平坐的同事而已。他也会乐意找一个“有色种族”的女子当情妇或他自己“种族纯洁”的白人孩子的保姆；只是不情愿让她成为自己的发妻，或将“有色的”情人给自己生的孩子与“白人”情人或妻子为自己生的儿女平等看待而已。然而，尽管受到这些一直存在着的社会不平等、不公正现象的影响，当今世界上属于不同种族的人们仍然能够设法共存，即便在那些种族主义思想有所抬头的地区也是如此。既然如此，那么当现在的地区性主权国家们彼此结合成一个世界性的同盟时，人们又有什么理由要担心彼此共存会变得更为困难呢？
种族主义偏见其实只是极少数人患有的一种心理疾病，这一点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因为，在怀有种族主义偏见的少数人那里激起如此暴烈情感的生理差别其实只是表面上的和无关紧要的。所有生活着的人类个体都属于同一种人科动物——智人。除智人外，从前还有过其他的人科物种，但他们全都在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离开旧大陆并征服美洲之前灭绝了。无论如何，考古学家们迄今为止尚未在美洲发现过任何智人以外的人骨化石。人们在巴勒斯坦的卡梅尔山上的岩洞里发现的中石器时代人类遗迹表明，在那个时代，尼安德特人可能还与智人共同生活在此地。事实上，我们还有一些证据表明，这两个物种不仅可以共存，还发生过通婚。无论尼安德特人和智人能否真的通婚并繁衍后代，智人中不同种族之间显然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现存所有人类种族之间都可以通婚这一事实成了种族主义者们的眼中钉。在他们眼中，这种通婚会造成种族混杂的危险；与此同时，这种时刻存在的、通过通婚繁衍混血后代的生理可能性也可以证明：智人中的各个种族事实上并不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
种族主义者对通婚的反感不过是他们这一小撮人的文化癖好。人类中的绝大部分成员都并不排斥种族间的通婚。在印度，种姓制度制造的社会障碍并不能保证高级种姓里少数人的血液不同低等种姓中大多数人的血液混合。在今天的印度，已经没有几个婆罗门或刹帝利种姓家族的血管里完全没有本地人的血液了，并且他们的皮肤也肯定不像3500年前入侵印度的雅利安“白人”那样缺乏色素。而对于穆斯林和拉美基督徒们来说，他们并不虚伪地做出试图避免混血的姿态。例如，在今天的墨西哥和西巴基斯坦，正常的墨西哥人和巴基斯坦人都是混血儿，而这种普遍存在的现象当然是没有什么值得羞愧的。在当今的墨西哥与西巴基斯坦，“血统纯正”的人倒是要因为少见而显得格格不入了。
伊斯兰和拉美世界中不流行种族偏见的现象不仅合乎人性，它也是合乎理性的。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表明，人类皮肤色素含量或毛发数目的差异（这些是智人中不同种族间主要的生理区别）与他们智力和道德境界的高下存在着关联。聪颖和愚笨、善良与奸邪似乎都是由大自然平均分配给全人类的。在所有活着的或已死去的人类中，这些品质的分配几率在各个民族中都是一致的。心理学家们最近提出的“心理类型”的分布也是如此。我们的结论是：不同智人种族间可见的生理差异本身并不会成为全人类联合在一个社会、国家或家庭中的障碍。真正会构成障碍的是种族偏见，而它并不是人性的固有成分。否则的话，大部分人类是不可能对两个人之间生理特征的差异毫不在意的。种族偏见不是本能，而是一种习惯；只有少部分人形成了这种习惯。并且，由于习惯并不是天生的，因此人们还可以抛弃掉这种习惯。
习惯不是天生的；但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习惯同时又是千差万别的。我们在本书第二章中已经认识到，习惯是一个社会中世代相传的社会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并且这种遗产在传递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发生改变。世界上有多少独立存在着的社会，就会有多少独立的遗产，它们进而构成了独立的生活方式与世界观。在当今世界上存在着多个彼此共存着的独立社会。而技术进步造成的“距离消失”已使得地球表面的所有现存社会之间都发生了直接联系。今天，在全世界范围内，我们既可以直接见面，又可以通过收音机听到彼此的声音，通过电视看到彼此的模样。这些工具提供了心灵与头脑彼此交流的物质手段。但它并不一定会带来心灵的交融。尽管我们的世界在物质层面上已经统一起来了，但世人并没有彼此融合在一起。很明显，当今世界各种冲突的一个主要根源是在人类各支系仍旧彼此隔绝的漫长岁月里独立发展起来的不同社会文化遗产之间的不兼容问题。这种当代世界社会与文化的多样性显然是当前的一个社会现实，它对现实条件下建立世界性国家的可行性提出了挑战。如果没有各民族世界观与生活方式中一定程度的统一与和谐作为保障的话，那么世界性政府能够正常进行运作吗？该领域同质性的最低要求又是什么呢？我们现在已经达到了这个底线要求了吗？而如果我们尚未达到的话，那么我们在可预见的未来又有几分把握能实现这一目标呢？
从前区域性政治联合体的发展史告诉我们，如果人们在社会和文化方面差异巨大，特别是在是非观念上存在分歧的话，那么他们是很难在政治上建立合作关系的。
当西班牙殖民者政府吞并了墨西哥时，他们对那里的人祭制度（它在中美洲居民的生活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并通过一种极为残忍的方式予以实行）感到震惊，尽管他们自己同样也是相当凶残的。如果说西班牙也曾经有过人祭制度的话，那么它早在罗马征服时期，即1500年之前就已经在西班牙被废止了。从道德层面上讲，倘若法律允许阿兹特克人继续实行这种西班牙人视为可耻的习俗的话，那么西班牙人和阿兹特克人是不大可能作为同一政权下的公民而生活在一起的。西班牙人有责任制定相关法律，因为他们现在握有权力。因此，他们禁止在墨西哥实行人祭，并予以强行废止。而从阿兹特克祭司的立场上看，西班牙人对权力的滥用已达到了令人震惊的程度。按照阿兹特克人的信仰，人祭是维持宇宙正常运转所不可或缺的手段。西班牙人禁止人祭，就是要不遗余力地终止宇宙的运转，还有什么能比这种行径更加邪恶呢？阿兹特克和西班牙的神学与道德符码是无法调和的；但这两个民族的举止却可以通过征服者强迫被征服者就范的方式被统一起来。通过这种方式，西班牙人和阿兹特克人可以作为西班牙王室的臣民而共同生活在一起。
当英国人征服了印度并将其纳入自己的殖民版图后，他们也面临着跟征服墨西哥后的西班牙人同样的难题。面对着当地非西方裔的新臣民们，他们究竟是应该允许这些人继续实行在西方人眼中极为可耻的习俗，还是应当予以制止呢？如果英国人手中握有制止的权力，但却对此纵容姑息，这在道德层面上说得过去吗？英国人不愿插手。因为他们已经看到，葡萄牙人是如何为了无利可图、冒冒失失的传播自身宗教的热忱而被日本和阿比西尼亚扫地出门的。鉴于葡萄牙的教训，英国人与荷兰人认为，西方在境外国家中的传教活动对西方的贸易是有害的。而由于贸易才是他们来到这些国家的目的，他们便倾向于优先维护商贸活动，而不去干涉当地的风俗，但当印度的英国商人也成了当地的统治者后，该政策遭到了破坏。在奥里萨邦，他们目睹了殉道者们投身于天神克里什纳的车轮下，并被碾死；在拉贾斯坦邦，他们看到了杀婴（被杀害的仅限于女婴）的现象；他们还发现，全印度都实行着“萨提”制度，即寡妇在形式上自愿做出的、跳入亡夫火葬堆自焚的殉葬制度（事实上，这种做法经常是强制性的，并且鳏夫们从来也不会做出对等的殉葬行为）。最终，在印度的英国政府禁止了所有此类印度风俗。这种做法同它的政策相悖；但该政府认为，在一个已经处于西方统治之下的国家里，继续容忍那些在西方人眼中令人发指的行为是道德上不可接受的做法。而如果我们站在印度人的立场上看的话，英国的这些禁令属于对权力的滥用。寡妇们被禁止履行神圣的职责；殉道者们被剥夺了获得永恒幸福的权利。无论如何，除非彻底消灭西方与印度习俗之间的这些水火不相容的差异，否则西方人和印度人是无法同时作为英国王室的臣民而在印度共同生活的。
美国建立不到100年后，关于另一个基本道德问题——奴隶制的是非的分歧意见导致了这个国家的暂时分裂。在制定美国宪法的时代，奴隶制在加入联邦的一些州内是合法的，而在另外一些州中是非法的。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如果各州法律在奴隶制这一核心问题上存在分歧的话，那么这两派是无法长期维持政治统一的。最终，美国关于奴隶制的分歧是通过武力消除的，而武力也正是消灭墨西哥不同居民关于人祭分歧意见的手段。实行奴隶制的各州退出联邦，以便拯救它们的“独特制度”；而没有退出的各州则向前者开战，以便拯救联邦。维护联邦的一派取得了胜利，并动用权力迫使那些试图退出联邦，但被强行制服的、从前允许奴隶制存在的州废除了奴隶制。南方白人的反应与阿兹特克人是一样的。在他们眼中，自己是滥用权力的牺牲品。甚至在一个世纪过后，他们还是不肯原谅战胜的北方人颁布的苛刻命令。然而，如果对分裂运动的制止不是与在那些试图分裂但被拉回的各州中废除奴隶制的工作同时进行的话，联邦还是不能真正得到拯救。
这些历史实例表明，当习俗与风尚方面的差异过于巨大，并且涉及根本性的道德问题的话，那么它们就会产生政治上的离心作用。另一方面，经验也表明，习俗、方式与是非观方面的一致性可以对政治统一起到巩固作用。
例如，与后来的西班牙帝国和大英帝国一样，罗马帝国也是通过征服建立起来的。但如果仅仅凭借罗马军队的武力的话，那么罗马帝国在起初就无法被整合起来，随后也不可能一直维持下去。罗马对地中海周边地区的政治统一是通过这一人口聚居区的社会、文化统一预先做好铺垫和过后加以巩固的。这种政治以外的统一主体是希腊文明。罗马本身早在征服希腊之前很久就开始了希腊化的进程；而希腊世界核心地区以东的各罗马行省则在被罗马征服之前就完成了希腊化。希腊文明的主要载体是自治城邦。罗马帝国起初便是希腊与希腊化城邦组成的庞大联盟。在这两类城邦中，公民当时所具有的公共精神都足以进行行政自治。因此，罗马世界性国家的中央政府就可以集中精力去完成两个任务：维持世界性国家内部各城市间的和平关系；并保护全体城市免遭外敌侵略。这个世界性国家及其内部各城市的政府都由寡头集团控制，其成员拥有相似的教育经历、人生观和对自己有权享受政治、社会、经济特权的信念。正是这种社会、文化的黏合剂使得罗马帝国在地中海东部地区延续了600余年，甚至在相对落后的西地中海地区也维持了400多年。
在将大批民众长期统一在同一个政府之下方面，中国世界性国家似乎比罗马世界性国家的成就还要大得多。中国拥有的社会、文化黏合剂显然比罗马的更为理想。中国世界性国家是通过一个地主阶层整合起来的，这个阶层的成员间彼此通婚而结成了紧密的关系网，并具有一种强烈的阶级意识。与统治着罗马世界性国家的寡头集团一样，中国的这个寡头集团也拥有相似的教育背景和通过儒家哲学权威表达出来的共同人生观。这种哲学是一套集中关注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义务的道德符码，并把国家视为家庭的扩大化。对这种哲学的精通和对其相关文学作品的熟知乃是在中国世界性国家里步入仕途的进身之阶。被录用为官的关键是要在以儒家经典为主要内容的选拔性考试中脱颖而出。这是一种以极其有条不紊的方式组织起来的共同生活方式。它的稳固性可以解释，这个被整合起来的世界性国家何以能够长期维持下去。
生活方式本身是没有生命的。它自己是无法繁衍和长期生存下来的。因此，每当我们发现一种能将一个世界性国家维系起来的共同生活方式的时候，我们就必须去试图找到那个负责将这种统一生活方式传播到各个地区，并使之世代相传的人群。在罗马、中国这两个世界性国家中，我们都已找到了这些人。在两个例子中，他们都是负责管理公共事务的文化、政治寡头集团成员。这个寡头群体拥有统一的文化，在感情上紧密相连；但这种统一性和联系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它们是一种渐变进程的最终产物。寡头集团最初形成的内核会逐渐发展壮大；而扩张中的这种文化的对外宣传也会赢得外部的皈依者。在两者中，皈依者最终的作用更为重要。在扩张后的希腊世界与中国世界的大部分地区里，信奉这种共同文化的居民并不是从祖先那里继承来这种文化的；他们只是接受了这种外来文化并以此取代了自己原来拥有的、另具特色的文化遗产。在中国和罗马的世界帝国延续了400年后，这些皈依者的后人在维持共同文化的活力和维系由此整合起来的世界性国家方面的贡献已经超过了该文化创造者的后人们。建设希腊世界中世界性国家的罗马人都是这种原生文化的皈依者。与此相似，重建中国世界性国家的汉高祖也是一个皈依者。他的家乡位于今天的中国江苏省。直到孔子生活的时代，那里还属于华夏文明的化外之地。
一种文化只有通过侵蚀其他文化才能发展壮大。对于受到侵略的文化的继承人们而言，他们在面临文化扩张时主要有两种可行的应对方式。文化扩张中的受害者们可以进行消极的回应，也就是更顽固地坚守自己祖先的文化；他们也可以作出积极的回应，即试图与咄咄逼人的外来文化进行联手。当外来文化正在不断扩张的时候，它通常会比处于守势的文化更加强大；而如果前者的确更为强势的话，那么对其挑战所作出的消极回应显然必败无疑。事实上，犹太奋锐党对希腊文化挑战的回应，以及伊斯兰世界里瓦哈比、马赫迪派穆斯林和北美鬼舞宗教对西方文明挑战的回应都招致了这样的失败。另一种联手和解的策略则更有希望至少保存下来处于守势的文化的部分元素。犹太人中的法利赛人同奋锐党一样注意同希腊文化严格划清界限；但他们采用的抵抗策略是温和的而不是暴力的，于是犹太教中的法利赛人这一派别便生存了下来。统治犹太人的埃多姆国王——希律王（从信仰和世系两方面看，他都不是一名纯正的犹太人）比法利赛人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希律王选择进行积极的回应。他乐于接受希腊文明中的世俗成分，那也是西起大西洋、东抵印度的广大地区（希腊文化在这一区域内通过征服、贸易或自身的吸引力而得到了广泛传播）内许多非希腊民族采取的共同姿态。希腊文化的传播者们在各个地方都遇到了希律王式的皈依者，后者自愿承担了向其民众解释希腊文明和向希腊世界介绍本民族文化的使命。
埃及祭司曼内托曾用希腊语为希腊读者们写过一部介绍埃及历史文化的手册。巴比伦祭司贝罗苏斯也创作了一部类似的手册，向用希腊语进行阅读的公众介绍他那个世界的历史文化。亚历山大里亚的希腊化犹太人将犹太教法典译成了希腊语。犹太军人兼学者约瑟福斯则把他用亚兰文（亚洲西南部在使用希腊语之前的通用语言）写成的、关于公元66—70年间罗马—犹太战争的史书译成了希腊文。基督教会的《圣经·新约》经典是用希腊语撰写的；公元2世纪受过哲学教育的非犹太裔基督徒们所写的，用以解释、回护基督教的小册子也使用希腊语。但直到基督教信条被系统地从其犹太表达形式转译为希腊式的信经后，希腊—罗马世界中受过希腊文化教育的寡头统治阶级才彻底皈依了基督教。
在用希腊哲学外衣将基督教打扮起来的过程中，信经的起草者们不仅对基督教进行了阐释和赞美，他们也对它进行了希腊化的改造。事实上，文化解释者的活动永远是双向的，他位于两者中间。他将扩张中的异族文化介绍给自己的同胞，也将本民族的文化介绍给了入侵者。由于入侵的文化一般情况下会在一段时期内处于强势地位，因此它对被攻击文化的侵蚀，起码在开始阶段，会比后者的反击更为有力。因此，解释者作为入侵异族文化鼓吹者的角色往往便掩盖了他作为本民族文化倡导者和捍卫者的身份。总的来说，希腊人对那些被马其顿、罗马的武力强行并入希腊世界版图的非希腊社会文化是漠不关心的。相形之下，当代西方的世界征服者们则对现存的非西方文化更有兴趣，并在相关学术研究上投入了大量精力，以便满足自己并不受什么利益关系左右的好奇心。这是当前局势中的一个有利因素。它为以相互理解、相互赞赏为基础的睦邻友好关系准备了条件。然而，不可避免的是，暂时居于主导地位的文化的扩张才是文化辐射现象中的主流运动。在西方化的当代世界和政治上统一于罗马帝国之下的希腊化世界中，解释者们的主要任务是宣传和推广居于统治地位的文化。
早在由共同的希腊文化背景维系的希腊世界性国家以罗马帝国的形式建立起来之前，非希腊裔的解释者们已开始对希腊文化进行宣传。当今世界还没有实现政治统一；但在希腊与中国的历史上成为政治统一先导的文化统一已经在当代世界中以迅猛的势头开展起来了。在我们的世界中，解释者们同样扮演着重要角色。
在当代世界中，我们为这个文化解释者群体起了一个名字。我们称之为“知识分子（the intelligentsia）”；这个字眼本身便具有象征意义。这个词中包含一个法文的形容词和一个俄文的名词词尾；十分发人深省的是，这个合成词是在俄国被造出来的。在所有近500年内受到过西方扩张冲击的非西方社会中，俄罗斯社会是受到冲击最为猛烈，并且其回应也最为英勇和独特的一个。“知识分子”一词在实际应用中传达的含义比它的字面意思更为丰富。它指的并不只是一个拥有智慧的群体。它的具体所指其实更为精确。它指的是俄国人或其他非西方民族中的一个特定群体，其成员拥有足够的才智来掌握西方外来文化，并将这种文化介绍给了自己的同胞们。
在当代的世界知识分子们中，有一部分是自发形成的，但也有一部分是被人为教育出来的，并且有时是由世界上的一些地区性国家政府专门培养的。这些国家面对着所谓的“西方问题”，认为知识分子可以成为协助自己解决该问题的帮手。推动知识分子群体发展壮大的政府有两类。其中一类是以希律王的方式对西方压力作出回应的非西方国家政府。他们认为，抵御西方的唯一途径是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些技能不仅是指西方制造枪炮的技术，还包括西方的思想与制度。这些希律王式的政治家们已经意识到，即便他们只想推行有限度的西化，仅仅找来几个西方人当顾问也肯定是不够的。他们已经看出，如果想掌握西方的长技的话，必须要让自己人学会这些技术，因此就必须训练出一批熟练掌握外来技术的本民族人才。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俄国的知识分子阶层并不是“应运而生”的，而是被彼得大帝像孵小鸡一样催生出来的。土耳其的知识分子群体则是被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克以更快的速度制造出来的。另一类创造了知识分子阶层或至少在其兴起过程中起到了推动作用的政府是在被征服的非西方国家建立起来的西方殖民地政府。此类现代知识分子的先驱性代表是科尔特斯的埃格莉亚女神——玛丽娜。这位讲西班牙语的印第安女子为科尔特斯所做的工作不仅仅是担任他的翻译。她还为他解释与他交谈的印第安人的话语的弦外之音。她对人物性格和形势的判断十分准确，她的建议使科尔特斯获益良多。这种由殖民地政府训练出来的知识分子阶层中最重要的一个代表是由英国在印度建立的临时政权培养的。
上述两类知识分子都是为了需要他们服务的政府而被培养出来的。但两者最终都得以利用了他们在扮演自己主要角色时获得的政治经验与权力。在俄国、印度与土耳其（我们姑且只论众多案例中最引人注目的三个），知识分子集团最终都取代了其从前的主人。在所有维持或恢复了独立、或推翻了本国独裁政府的非西方国家里，知识分子阶层都已掌握了权力，其中还涌现出了一些近现代世界历史舞台上大名鼎鼎的人物。彼得大帝、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拉姆·莫汉·罗伊、日本明治维新的缔造者们、托尔斯泰、泰戈尔、列宁、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克、圣雄甘地、尼赫鲁、孙中山等都是这个在西方与日俱增的压力挑战下从非西方国家诞生的新阶层的代表。
当前的现代知识分子阶层是否已庞大和团结到了足够的程度，可以为全世界完成那些希腊化推行者们曾为旧大陆西部地区完成的同样的使命呢？现代知识分子阶层又是否有能力成为维系世界性国家的社会、文化黏合剂呢？如果按照人口密度来衡量的话，现代知识分子的数目还是很少的。然而，推行希腊化的知识分子数目自始至终也是很少的。愚公倘若有了杠杆，就具备了移山的本事。而知识分子既然掌握了一种扩张中的、对全世界都产生了影响的外来文化，就等于是拥有了可以移动广大民众这座大山的杠杆。此外，当代知识分子的高度划一性是令人惊异的。在每个知识分子掌权的、得到解放了的国家里，知识分子都运用他们可以自由行使的权力去追求同样的目标。他会动用权力来推动西方化的进程，并在促进人民生活西方化方面做得比之前的本民族独裁政权或西方殖民政权更迅捷和更彻底。目前，世界各地的知识分子阶层都在推行同样的政策，并且这种政策无论在哪里都产生了同样的效果。他正在制造以西方模式为标准的民族国家；而这些高度相似的单元足以成为构建真正世界性国家的细胞，就像从前以希腊模式为标准的城邦成了构建罗马世界性国家的细胞一样。
诚然，我们必须考虑到，这种标准化进程可能会遭到守旧势力的抵制，这种抵制曾在扩张后的希腊世界中出现过。当时的抵制采取了在宗教领域进行反抗的形式。首先出现的是基督教及其竞争对手米特拉崇拜、伊西斯和大母神崇拜、多立克的朱庇特崇拜，随后又来了伊斯兰教。尽管这些信仰（包括伊斯兰教）都在吸纳受过希腊文化教育的皈依者的过程中被或多或少地希腊化了，但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中还是保留了相当多的犹太式破坏因素，从而造成了希腊文明同其后继者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之间的断裂。在当今西方化世界里的印度，拉姆·莫汉·罗伊、泰戈尔、甘地和尼赫鲁你方唱罢我登场，但贝拿勒斯却明显依然故我。马哈·萨巴组织正试图回归西方势力介入之前的印度传统，以对抗国会推行的西方化政策。甚至在新大陆，尽管那里的前哥伦布时代文明相对薄弱，且遭到了西班牙殖民者们的沉重打击；但我们还是能够看到，在潜藏了400余年后，这些地下文化又披着西方文化的外衣重新出现了。这些前西方文化不自觉地在墨西哥东南部的拉斯卡萨斯高原和危地马拉高地上重新出现；而三位伟大墨西哥画家的作品和墨西哥新建大学城的装饰图案也有意对这些传统文化予以复兴。
推行西方化的知识分子阶层的最后胜利还远未成为定局，而这场文化角力的结果可能会对建立名副其实的世界性国家这一政治事业的前景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然而，当代西化派知识分子们已拥有一件进行希腊化的知识分子们所没有的强大文化武器。由国家权威机关负责管理、并用公费维持的全民初等义务教育是一种史无前例的西方现代制度。尽管该制度才刚刚诞生，但它已在西方证明了自己的强大改造力量。它在儿童处在最敏感的年纪时对他们产生影响；它的教育对象不是一小部分人，而是广大民众。只要条件允许的话，新近解放国家的政府都会实行这种西方制度。也许有朝一日，连那些不可胜计的、不识字且立场保守的印度农民阶级也会被这种西方制度所感化。
共同文化对于世界性国家的建设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但仅凭这一点还远远不够。如果政府没有掌控实权的话，社会、文化领域的一致性还不足以维持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如果一个政府不能将其意志贯彻到其主权范围内的每个公民和每件事物身上的话，那么它就不成其为一个合格的政府。并且，人性本身固有的特点也决定了，任何政府（无论它是地区性的还是世界性的）必须要有能力在别无选择的情形下使用压倒性的暴力来制服违抗其法令的行为。如果没有这种压倒性的力量撑腰的话，那么负责管理原子能和食物生产、分配的世界性权威就是徒有其表的。
在笔者写作这部作品的时候，全世界大约90%的政治、军事力量都掌握在美国和苏联手中。如果这两个超级大国采取一致行动的话，那么即便它们的行动得不到世人的一致认同，也足以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这两个大国特立独行地制止了英国、法国、以色列联军对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攻击的事例便可以证明这一点。显然，如果苏俄与美国能够进行长期积极合作的话，那么它们就有能力在全世界建立和维持秩序。当作者正在写下这段文字时，美苏两国的政府似乎正在认真地、诚挚地寻求建立睦邻友好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是鼓舞人心的。另一方面，迄今为止，两国政府已在近20年的时间里令彼此感到失望；并且双方的实力也难分伯仲，足以使“冷战”长期拖延下去。相互不信任的状态其实并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事实上，它们有一项至关重要的共同利益，即维持两国当前对核武器的实际垄断地位。无论如何，20年来彼此敌意所造成的心理影响是很难被克服的。双方都会对对方感到不信任；而积极合作的必备前提——相互信赖则是很难实现的。因此，美国与苏联有可能会拒绝彼此合作。如果这种假设成为事实的话，它们会把主动权交到中国手上。那样一来，中国就有机会尝试（如果它愿意的话）去建立一个世界性的政治组织，它将成为人类避免终极性自我毁灭的唯一选择。
在1965年上半年，中国还没有表现出朝这个方向努力的姿态。例如，它宣称自己无意加入美国长期以来一直把它排除在外的联合国。中国世界性国家在公元前3世纪消除了诸侯割据的局面，并在此后的多数时间内给中国带来了统一、和平与秩序；它现在又转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20世纪国际社会中彼此竞争的地区性国家之一。事实上，与中国古代历史上那些逐鹿中原的任何一个割据势力相比，当下的中国都要强大和善战得多。当今的中国并无意建立世界统一。它的近期目标是恢复它的传统地位，该地位已在1840年以来英国、法国、俄国、日本等国的侵略过程中失去了。中国正在努力弥补百年以来的种种逆境与羞辱造成的损失；它似乎将不惜一切代价地追求这一目标。然而，它似乎也的确能够实现该目标；由此便产生了它在如愿以偿后是否会发生心态变化的问题。倘若中国受到伤害的荣耀得以恢复，并重新建立起自尊的话，那么它是否会放弃现在的西方民族主义心态，转而回归其传统的普世主义精神呢？
如果苏联和美国真的把整顿世界秩序的机会让给了中国，而中国又决定要把握这次机会的话，那么它将比美苏联盟拥有更好的工具来完成这一工作。中国拥有统一局面和众多人口（它在公元2000年的人口可能会超过世界总人口的半数）；更重要的是，它还拥有历史。到1840年的时候，中国已经在2061年内作为东亚世界的“中央帝国”而存在，并使该世界得以长期享有统一与和平。在20世纪，由“消灭距离”的西方技术所造就的国际社会所迫切需要的正是统一与和平。如果今天的人类需要一个“中央帝国”来作为世界政治统一的核心的话，那么历史将指定中国来再次扮演统一者的角色，而这次则是在名副其实的世界舞台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