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机械化、组织化和单调乏味的生活
一定程度的组织化是任何社会性存在的必要前提；如果我们的祖先没有首先成为社会性动物，他们就不大可能会进化成为人类。在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中，食物采集者的生活在组织化程度方面是最低的。然而，当我们遇到仍过着这种原始生活的人类同胞时，会发现他们已远非完全独往独来的男男女女。他们的社会组织复杂而严格；标志着他们生命每个阶段开始的各种仪式都带有强制性，接近于一种负担。在近9000年的历史中，一次次经济革命以越来越快的频率接踵而至。每一场经济革命都为人类带来了更多的财富；而人类为富足所付出的代价就是越来越严格的组织化。农民和牧民们就不如食物采集者和猎人那样自由。与农民相比，牧民似乎更像是自由人；因为农民的生活方式要求他必须在田地上扎根。但这种表象带有迷惑性。牧民必须像行军中的职业军队那样严守纪律，才能顺利完成在冬夏两季牧场之间的季节性迁徙。城市里的工匠和商贩则比农民和牧人更不自由。随着机械化时代的来临，组织化的严格程度正在以越来越快的频率加速发展着。
机械化意味着通过驾驭无生命的自然力来取代对人力和畜力的使用，前者在强度和广度上是足以令任何生物自身的力量相形见绌的。迄今为止，机械化已有约5000年的历史。早在文明诞生之初，人类已驾驭了风能，在适宜的条件下用它取代桨手的体力来驱动船只。水能则在约2000年前被人类驾驭。但机械化一直发展到距今200年前，人类才开始能够驾驭蒸汽能；而人类对电能、石油能源和原子能的驾驭则是更为晚近的事情。
在机械化进程中，人类掌控物质力量的能力不断提高，但人类生活组织化的程度也在不断加深。这一局面是由几个原因所造成的。机械的力量越大，它对生命和肉体的威胁就越大，对机器的操作就必须更为仔细和精确，它的使用成本就越高，对使用机器以追求效益最大化的经济压力就越大，其使用范围也就越广。高能机械的所有这些特征都要求十分广泛的社会范围内的严格人类纪律。这种广阔范围和严格纪律很容易将机器的烙印打在机器操作者的生命中。与人和家养动物相反，机械是没有个性的。诚然，正如我们在第八章中所看到的那样，早在文明诞生之初，人类社会的规模已超出能够完全通过个人关系加以维系的程度之后，非个人关系的因素就已经介入了人类生活。对书写技术的最早应用便是非个人关系的媒介。当时的人们使用文字来记载产品库存状况和人员名单，记录契约，制作大量留存至今的官方“表格”。在此后的社会生活中，能够将未曾谋面，并且永远也不会真正面对面的人组织在一起的非个人组织取代并掩盖了个人关系。在文明时代，非个人关系的要素是无所不在的。然而，近年来机械化发展所造成的社会效应大大增强，加深了这种早已存在的趋势。
当前这种高度机械化的运作范围及其成本已超出了任何个体劳动者的能力限度。能够运用机械化手段、凭借一己之力成功地经营其农场的爱荷华州农民只是业已逝去的私人企业时代的一个孤零零的残余；并且，无论他的技术水平和商业经营水平有多高，他都不大可能将这种状态长期维持下去。他必然要被某个由非个人关系维系的组织所取代，后者也必然要逐渐变成一个更大的、同样由非个人关系维系的组织——国家的资助对象、创造物和直属部门。在美国宪法和1832年英国国会改革法案所建立的社会结构下，典型的公民在经济层面上是自己的主人。农民会拥有他自己的农场和畜群；店主会拥有他自己的店铺和商品；手艺人则亲自向其主顾收取提供服务的费用。但到了今天，从前那个典型的公民已成了某个地区的、国家的或国际性集团的雇员。在当今社会中，任何权威机构为任何目的而印制的表格都要求人们填写“所在单位”这一项。编制这些表格的人偶尔才会记得补上一条附注：“如果您从事个体工作的话，请在空白处填写您的私人地址。”任何公共权威、包括那些标榜自己信奉个人主义的政府都不欢迎个体户；但即便社会主义政权也很欢迎私人雇主。由于不熟悉规则的缘故，个体户很容易成为令官员们头疼的问题；而一个企业集团则有足够的资金，同时也认为有必要雇用了解相关规则的专家，以便更好地与公共权威打交道。官员们可以利用这些专家完成自己的许多工作，并对私人雇主的行为进行规范。
就我的人生经历而言，最能集中反映各种领域的组织化进程的是道路的变化。1899年，当我还只有10岁的时候，我在距多佛与伦敦之间道路不到1.25英里的一座村庄里上学，那个地方大致位于多佛和坎特伯雷的中点处。我利用这部分连接伦敦与多佛的驿路作为自学脚踏自行车的理想场所。我会在这条路上一连耗上几个小时，先是骑到坡上，再下坡驶入道路表面的厚厚的松软白色尘土之中；之后再进行同样的爬坡与下坡练习，直至我掌握了这门技巧为止。如果我的哪个孙女也想在同一条路上学习骑车，而交警没有及时把她拦下来的话，那么她很可能会在下坡时被撞死。当然，在我的童年时代，交警还不存在；因为在那个时代，道路上还没有能对其他车子和行人构成威胁的车辆。当我在道路上上上下下的几个小时里，从我身边经过的最危险的东西也不过是些难得一见的敞篷大马车。其他的车辆无非就是些干草车、狗车、驴车和手推车而已。如果驴车真的与手推车相撞的话，造成的损害可能也十分轻微。这种速度缓慢的交通，其效率是很低下的，但很安全。因此，任何人都可以在伦敦通往多佛的道路上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就像我在路上学习骑自行车一样。此后，机器驱动的车辆的发明显著地提高了交通效率，但相应地也付出了危险系数升高的代价。于是，公共权威不得不插手道路交通的管理事务。为了安全起见，他们必须取消道路使用者从前曾享有的自由。交通规则变得越来越严格；而违反交规所受到的处罚则越来越重；但意外事故发生的概率却仍在提高。1899—1966年，道路交通领域发生的变迁同样也在生活中的其他一切方面发生着。
机械化所带来的组织化不仅影响了人类，也影响了他们的劳动产品。机械化解决了从前物质产品稀缺、昂贵的问题，从而造福了世人。从前的奢侈品现在可以批量生产，并以普通人都负担得起的价格进行销售。制作这种造福社会的产品的方法是设计并兴建一座精细且昂贵的生产车间。从前那些主要依靠锤子和凿子手工生产出来的、数量稀少且价格高昂的产品现在可以通过工厂里的一整套机器进行批量生产。由于这个缘故，普通人在今天也能在一定意义上拥有过去只有少数富人才能消费得起的商品。普通人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享受这些好处，但他们拥有的东西并不完整。这是因为，一切商品只有标准化后才能被大规模生产。机器制造的商品缺乏从前手工产品的那种多样性。个体工匠可以改造他们的产品，以适应个体顾客的特殊需求。因此，手工产品尽管昂贵，但它是可以改变的。相反，如果机器也要像手工业者那样尊重每个顾客的特别要求的话，那么它就不可能完成批量生产的任务。尽管这种对个体需求的尊重在上帝、法官或官吏眼中可能是一种错误，但它却是手艺人们拥有的一种美德。如果机器也能够像之前的手艺人那样成为艺术家的话，那么这也将成为机器的一种美德。
机械化、组织化和标准化要求我们付出心理的、社会的和审美的代价。它们的心理代价是一种单调乏味的生活。在日益缩短的工作时间内完成日趋严格的标准化工作，从而越来越容易地挣到越来越多的钱是一件十分无聊的事情。在完全机械化的经济环境中，人们为了养家糊口所从事的工作中已不会再有任何热情；而没有了热情的人生将是毫无价值的，甚至是无法忍受的。操纵机器的工人必须在工作时间以外的“休闲”中寻找热情；“休闲”这个字眼本身便是意味深长的。它准许工作从人身上取走某些至关重要的东西，随后又在闲暇时间里把它们归还给人类。“休闲”就好比对一块面包添加营养成分的人为再加工；这块面包的原料虽然已被机器磨制成面粉，但这台机器实在过于高效，以至于它只能完成磨制细粉的工作，却无法保留面粉中的营养成分，尽管吸取这些营养才是我们烘制面包的最终目的。
工作中的心灵空虚状态是机械化带给人类的一种新的祸害。此前，热情和工作从未彼此完全分离过。食物采集者的谋生方式十分危险，但也因此而显得十分刺激。如果他今天找不到一窝虫子或一串树莓的话，他就可能会在明天饿死。因此，他每天的觅食工作都因为希望与恐惧，以及相应的激动与折磨而充满了戏剧性。捕猎和钓鱼的乐趣不言自明；即便是农民相对单调的生产活动对他们自己而言也是十分令人着迷的。大自然的种种变数让农民的劳动一直存在着不确定性。他能在大雨到来之前收割完庄稼吗？他的柑橘能在突如其来的霜冻中幸存下来吗？他的母牛即将产下的幼仔将会是一头公牛还是小母牛呢？它会是白色的还是红色的呢？这些不确定性对于农夫来说是令他感到头疼的，但也正因为这个缘故才是有趣的。对于一个产业工人而言，这种乐趣是不存在的。他的工作就是在温度、湿度被自动设定的工作环境下，看着无数某类机器的一种特定标准化零件在永不停息的传送带上从自己面前经过，并重复着千篇一律的流水线作业。因此，这些生活单调的产业工人有时会将反社会的暴力破坏活动作为自己业余的“休闲”方式的做法也就不足为奇了。即便机械化的受害者并不明白自己为何行为乖戾，我们也可以理性地解释这些非理性的现象。他在为社会对他造成的伤害而报复社会；并且他所受到的伤害也的确是非常严重的。通过使他的工作机械化，社会使得他生命中的盐失掉了味道。事实上，当今社会对产业工人所做的就如同本书第五章中引述的、塔西佗所指出的、奥古斯都统治下的和平对罗马公共演说术的影响一样。当整个社会被彻底规范之后，生活就会变得单调乏味和死气沉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