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潜在的世界性国家的重要意义
作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性国家，其政府必须对地球上所有有人居住的和能到达的地区，以及地球大气层及其外围宇宙空间都能进行有效的控制。人类这个世代中的全体成员都应当是它的公民。迄今为止，世界上仅存在过潜在的世界性国家，它们曾一度统一过地球上十分广大的面积和极其众多的人口，但从未统一过全世界；并且这些不完整的世界性国家大都无法长期维持下去。在过去5000年里兴起过的众多此类国家中，只有中国和苏联今天还存在于世界上。而在这两个例子中，国家得以维系的代价都是选择了一种与普世主义背道而驰的意识形态。
毫无疑问，当前中国和苏联所奉行的官方意识形态是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则是一种肩负传道使命的意识形态。它像诞生之初的基督教一样，致力于让全人类接受自己的信条。接受这种传道式意识形态的选择倒是很符合这两个潜在世界性国家的传统普世主义心态。然而苏联与中国同时也都接受了另一种晚于基督教出现的意识形态，即民族主义。尽管民族主义没有被公开地奉行，但它在事实上要高于共产主义，就像这些国家在两种意识形态的需求出现分歧的情况下作出的选择所表明的那样。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之间的争执在于究竟应使苏联的国家力量与利益服务于共产主义信仰，还是将共产主义作为推行苏联国家政策的工具。托洛茨基选择了共产主义；而斯大林则选择了民族主义；斯大林显然占据了上风。中国也用同样的方式默许了这种选择。无保留地认同民族主义的做法在理论上并不能同两个国家所信奉的普世主义原则相调和，但它却是同现实状况相一致的。它承认了这样一个事实：今天的苏联与中国已不复是世界性国家了。它们已降格为当今世界124个地区性国家中的两个。这两个国家依旧庞大，但都已不再强大到起码可以假装摆摆与众不同和随心所欲的架子的程度了。
因此，过去的所有潜在世界性国家最后都被分裂的习惯挫败了。那些尚未分裂的国家则为维系自己的生存而放弃了普世主义原则。这一现象其实不足为奇，因为与重新得到强化的分裂感相比起来，普世主义是较晚才出现的思潮。然而，我们不可借此断言：由于以往潜在世界性国家们无法维系自己，我们就没有希望去建立一个不仅实至名归、并且可以万古长存的世界性国家。这是因为，当我们回顾此前潜在世界性国家的历史时，我们看到它们虽有失败，但也取得过成功。在它们并不长久的兴亡周期内，一些世界性国家赢得了它们起初靠武力征服的民族们的尊敬与忠诚。这表明，同民族主义一样，普世主义也有它自己的号召力；而且它所积极争取的民众也有过数代人生活在具有普世主义精神、关注全世界的政府（尽管这些政府可能并未完全实现其理想）统治下的经历。
历史上所有已知的潜在世界性国家的起步都相当艰难。它们都不得不努力克服作为食物采集时代遗留的、年深日久的分裂习惯。它们用武力进行征服，其对手也进行了拼死抵抗。纳尔迈石板记载了在统一的埃及帝国建立过程中遇到的抵抗。在这个例子中，抵抗的力度大概还相当轻微。这是因为，埃及的政治统一是在文明初期完成的，当时的地区性聚落还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发展它们的物质力量，或强化对其成员的精神控制。而在那些地区性国家之间经过长期混战（地方性的民族主义在这些战事中会被不断强化）才终于实现统一的、为数更多的例子中，这种抵抗还会更为激烈。
即便有过这种痛苦的经历，民族主义者们依旧不会放弃他们的信条。在一些历史实例中，当一个地区在付出高昂代价才通过政治统一建立了和平与秩序后，被征服的民族一有机会就发起暴动，尽管他们明知这样会使自己重新陷入刚刚可以免于忍受的漫长苦难中去。
例如，当波斯帝国的缔造者居鲁士在公元前538年征服和吞并了巴比伦帝国、从而完成帝国统一后，仅仅过了16年的光景，幼发拉底河以东大部分行省都参与了一场大规模的叛乱。大流士及其同伙对冈比西斯继承人、自称为（无论是真是假）居鲁士之子的司麦尔迪斯的暗杀等于发出了一个信号，使得占波斯帝国面积2/3的东部地区的几乎全部民族，包括半数波斯人，都拿起了武器，希望能够恢复自己的民族独立。考虑到动荡的公元前522年时的历史背景，这种毫不消减的、为坚守传统的分裂倾向而甘愿忍受战争苦难的心态是令人震惊的。叛乱者们试图推翻的波斯帝国是近2000年前阿伽德帝国建立以来在苏美尔—阿卡德世界及其毗邻地区建立和平与秩序的第四次尝试。阿卡德人建立的阿伽德世界性国家及其三个后继者（乌尔第三王朝建立的苏美尔王国，巴比伦的汉谟拉比建立的阿摩利人的国家，最后还有亚述帝国）交替浮沉。每一次统一、分裂、再统一过程中进行的战争都是代价高昂的；而最后爆发的亚述战争则是最为深重的苦难。用如此高昂代价换来的和平还未能抵消从前由分裂战争引起的苦难、无政府状态和惨重损失。这些灾难又因毁灭性的蛮族入侵而愈演愈烈：古泰亚人、加喜特人、米坦尼人、弗里吉亚人、亚兰人、西米里人和斯基泰人都是非常具有破坏性的。但所有这些磨难都未能使亚洲西南部的各民族吸取教训。
亚洲西南部的历史又在中国得到再现。当战国诸雄里最终的胜利者——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完成了秦帝国的征服与统一后，仅仅过了12年，那些被征服国家的民众便揭竿而起，像公元前522年亚洲西南部的各民族所做的那样，发动了大起义，希望能够借此恢复自己国家的独立。在中国这个例子中，这种故意破坏新近建立和平局面的举动所引发的可怕战争不是仅仅进行了一年，而是一直打了八年，直到支离破碎的世界性国家得到重建才偃旗息鼓。但对于中国和亚洲西南部而言，争端再起时的历史背景是如此凄惨，以至于经历过这些苦难的人民本不应再有任何愿望要回到这股旋涡中去。中国在公元前221年完成的版图统一是“战国七雄”割据混战的最终产物。到统一的时候为止，战争已绵延不断地打了约550年，并且其强度不断提高。中国世界性国家的第二位缔造者——汉高祖注意避免了秦始皇的错误。秦始皇的做法过于激进，他无情地碾压着深受被征服民众珍视的传统、制度与情感。汉高祖的手腕则十分巧妙圆滑。他保全了地区性民族主义者的脸面，却剪掉了他们锋利的指甲。可是，在他凭借精明的头脑于公元前202年重建了中国世界性国家之后，又过了48年，这些指甲又长了出来，可以重新伤人了。公元前154年，其实力不断受到削减的七王作了最后一次试图破坏秦始皇、汉高祖事业的努力。他们联合起来起兵反抗中央政府。这些叛乱的诸侯王都是汉朝皇室的成员；汉高祖早已预见到了这种危险，但这些同姓王受到了其臣民一直坚持的不合作态度的深刻影响，以至于自己也投身于反抗本家族统治的事业中。反叛失败后，他们的王国被中央兼并了。
在旧大陆的另一端，扮演秦始皇、汉高祖角色的是恺撒与奥古斯都。虽然恺撒在建立罗马世界性国家时由于低估了被强行剥夺权力的罗马贵族的愤怒情绪而遇刺，但他足智多谋的养子却重建了这个世界性国家。与在中国和亚洲西南部发生的情况不同的是，在罗马，起来反抗的并不是受到压迫的民众。地中海世界此前经历的苦难岁月已彻底消磨了他们的劲头。真正抵制世界性国家权威的是臣民们从前的主人——罗马贵族。但如果我们考虑到恺撒在公元前45年被暗杀时的历史背景的话，那么这些人的反抗也是令人惊讶的。刚刚于公元前46年结束的4年内战是长达87年的动乱的最后一个高潮。罗马贵族已经通过行动表明，他们是不适合统治自己征服的这个世界的。但他们仍不甘心接受恺撒建立的新秩序，而是给被征服各民族、罗马人民和自身又带来了一场长达15年的内战。
以上是关于强行建立世界性国家可能引起反抗强度的一些惊人例子。帝国建立者与他们治理的社会之间的文化关系会影响这种反抗的强度。当帝国建立者自身来自他们所统一世界的中心区域时（如乌尔第三王朝），这种抵抗的强度相对较低。不过，帝国建立者们很少是大都市的居民；他们往往是边民、蛮族，或文化、宗教意义上的异族。秦国人和罗马人是边民；波斯人在部分意义上属于蛮族；征服波斯帝国的希腊人、征服阿兹特克与印加帝国的西班牙人和重新统一印度的英国人是文化上的异族；而对于各个被征服民族而言，阿拉伯人、奥斯曼人和莫卧儿人既是蛮族，又是宗教意义上的异族，这些排斥性因素合在一起，使得这些征服民族遭到了最强烈的抵制。然而，即便这些出身异族或蛮族的帝国建立者们也在一定程度上赢得了其臣民的尊重；而出身边民的帝国建立者们则能够逐渐将离心离德的臣民转变成世界性国家的忠诚公民，尽管这样的国家在起初只能通过武力建立并维系下去。
在中国，在西汉王朝还方兴未艾之际，之前生活于战国时代的民族已忘记了他们之间的差异。他们都对中国世界性国家形成了认同，将之视为文明世界的代名词和长期维持世界和平与秩序的主导性机构。从此时起，这一直是中国人的世界观；它一直延续到19世纪西方对中国的影响使之无法再维系下去为止。
罗马帝国的历史也沿着相同的轨迹发展。罗马帝国的政治结构是罗马式的；但其文化却是希腊的；而如果罗马人没有接受希腊臣民的文化的话，他们是无法完成建设性的政治任务的。另一方面，希腊人却厌恶外来民族带给他们的统一与和平，无论这些民族已在多大程度上接受了希腊文化。当希腊人于公元前2世纪臣服于罗马之后（这主要是他们自身的错误造成的），他们对罗马统治的怨恨持续了二三百年。然而，到了公元2世纪，希腊人也开始欣赏这个长期让他们牢骚满腹的世界性国家的价值。在这个世纪里，罗马居民对帝国最雄辩、最富感染力的颂词不是用拉丁语，而是用希腊语撰写的。其作者是埃利乌斯·阿里斯泰德，一位使用了半罗马化名字的希腊文人。到了公元5世纪，当罗马帝国已日薄西山，不可避免地走向灭亡之际，它的公民们用它起了一个新名字，以表达自己对罗马的依恋之情。他们将自己的世界性国家称为“罗马的”，以表明他们全都自视为罗马人，而罗马世界性国家是他们共同的祖国。
甚至阿拉伯帝国的历史也与罗马和中国的情况有几分相似，尽管这个例子里取得的成功不那么彻底。在罗马和中国的世界性国家中，臣民与君主间的和解以及双方组成统一的世界性共同体的融合过程都是通过共同文化的联合作用实现的。但在阿拉伯帝国里，臣民与统治者之间却由于宗教与政治的隔阂而被分隔开来。然而，当阿拉伯帝国开始衰落，其灭亡已指日可待之际，却有大批民众皈依了伊斯兰教，从而改变了帝国的宗教、政治结构。此前，帝国境内的穆斯林居于少数，并且他们最初都是阿拉伯人。在帝国瓦解之前，其穆斯林公民已占据了多数，并且分属于各个民族。因此，帝国灭亡之后，伊斯兰教还继续生存着。这一大规模改宗滞后发生的现象或许可以说明其出现的原因。这些改宗发生于帝国遭受中亚游牧民族和西欧基督教十字军两面夹击的时代。大厦的坍塌已迫在眉睫。这场大灾难使所有人都意识到，尽管他们此前在老死不相往来的状态下共同生活在这个国家里，但这里毕竟是他们共同的家园。无论他们祖先信奉什么宗教，帝国的解体都将使得全体居民们无家可归。他们现在必须尽快找到另一处栖息据点，它必须比帝国更加坚固，才能抵挡可怕的风暴。他们所能找到的唯一可靠避难所只有伊斯兰教；因此，衰亡帝国中的非穆斯林臣民纷纷投入了伊斯兰教的怀抱。
当世界性国家的臣民们最终选择与它合作时，他们已接受了其统治者首创的观念。毫无疑问，任何形式的政府首先需要关心的就是要使自己拥有权力，因为只有拥有权力的政府才能具有效率。依靠暴力手段取得权力的政府会对挑战其权威的行为极其敏感。与其他政府一样，潜在世界性国家的政府也会受到这些自卫意识的左右。然而，大多数世界性国家的政府也会受到一种特有的理想化动机的影响。它们会认为自己有义务去维持这个人们历尽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可以造福万民的统一、和平、安定局面，哪怕其臣民们对这种幸福浑然无知。
对人类福利的特别关注可以解释，罗马世界性国家的政府为何对待基督徒如此严厉。在公元63年至公元311年，基督教是罗马帝国境内的非法宗教。如果基督徒不公开触犯那些政府明令禁止的规定的话，较为仁慈的皇帝们可能会对基督教的存在不闻不问。但如果基督徒们不肯放弃自己的信仰的话，那么对他们的处罚就是死刑。并且，只要基督徒固执、轻蔑地拒绝向恺撒和罗马女神的祭坛献祭的话，那么统治当局无论多么不情愿，也一定要执行这种惩罚。站在政府的立场上看，这种拒绝既显得桀骜不驯，又具有图谋不轨的倾向。它之所以显得桀骜不驯，是因为他们违背的是一种惯例；除基督徒和犹太教徒之外，它并不曾使世界性国家中的其他任何臣民必须违背自己的良心。基督徒们的拒绝也具有图谋不轨的意味，因为遵循这种惯例的要求是政府对臣民忠诚感的考验。因此，公开且轻蔑地拒绝配合的姿态树立了一种极坏的榜样，政府无法对此表示宽容。的确，犹太人曾得到过豁免的特许，以便他们的宗教习俗不被破坏。但犹太人是一个小群体，并且他们不要求在本民族之外发展很多信众；而基督徒们则信仰着一种肩负着传道使命的宗教，它的一个明确目标就是使全人类皈依自己。因此，政府认为，它不能再像从前对犹太人那样，对基督徒“内奸”表示宽容；因为这个组织不断地通过在全体帝国居民中发展信众来壮大自己的队伍。
所有罗马官吏在读完下面这段基督教会《圣经》所载的、该教派的创始人耶稣的言论后，都会认为罗马政府的政策是不无道理的：“你们不要以为我来是带给地上和平，我来并不是带来和平，而是刀剑。因为我来是要叫‘人与父亲对立，女儿与母亲对立，媳妇与婆婆对立。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32]
在罗马人眼中，这段文字相当于一篇想要破坏罗马历尽艰辛才建立起来的和平的宣言。任何一个世界性国家的政府都会觉得这种想法是令人震惊的和不道德的；世界性国家里的许多臣民也会持同样的意见。对于那些听祖父辈讲述过从前岁月的可怕的民众会认为，使社会倒退回奥古斯都时代之前的无政府状态的做法无异于一种犯罪。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其虚构的“宗教大法官”对耶稣的著名判决中精彩地重现了世界性国家里富有责任心的官员们的看法：
那时你还可以接受恺撒的剑。当初你为何要拒绝那最后的礼物？如果采纳神通广大的精灵提出的第三个忠告，你就解决了世人寻找答案的所有难题：向谁顶礼膜拜？把良心交给谁？怎样使所有的人联合成一个没有争议、和睦共处的蚁穴？因为全世界联合的需要是人们第三桩、也是最后一桩烦恼了。人类就其总体而言，历来追求成立一定要包罗全世界的组织。世上曾有许多具有伟大历史的伟大民族，但这些民族的发展水平越高，就越不幸，因为他们比其他民族更加强烈地意识到在全世界范围内把人们联合起来的必要性。帖木儿和成吉思汗等伟大的征服者像旋风席卷大地，企图征服天下，但他们也反映了——尽管是不自觉地反映了——人类趋向于全世界完全统一的伟大要求。要是接受了世界和恺撒的紫袍，也就创建了一个包罗天下的王国，缔造了全世界的和平。因为谁掌握着人们的良心和人们的面包，就该由谁来统治他们[33]。
最终，罗马世界性国家的政府扭转了对基督教会的政策——其原因跟阿拉伯穆斯林建立的世界性国家里的非穆斯林臣民们对伊斯兰教态度的转变原因是一样的。阿拔斯王朝统治末期，穆斯林世界性国家中大批民众改宗伊斯兰教的现象与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个人皈依基督教的表现有几分相似。在这两个例子中，改宗的理由都在于：改宗者所皈依的宗教对统一、和平与秩序是有利的，这是衰落中的世界性国家赖以生存的基本前提。在公元4世纪，基督教会麾下的信众仍然仅占罗马帝国人口的少数；但它已经以当时罗马帝国的结构为蓝本，成了一个拥有高效行政机制的权威组织。出于这一原因，君士坦丁不仅对基督教会表示宽容，还赐予它特权；而提奥多西一世则动用了世界性国家的权力，将基督教强加给了仍占多数的非基督徒臣民。
罗马帝国政府对稳定的关注并不仅限于政治与宗教领域。它也拓展到了经济领域；可以反映这一点的是一个很能发人深省（尽管它可能跟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故事一样，都是虚构的）的故事。据说，一位罗马皇帝听说他的一个臣民发明了不易碎的玻璃的制作工艺后，下令处死这位发明家，并销毁对这种发明的所有记载。这是因为：如果这种发明进入市场的话，制造普通玻璃的手艺人们就会失业；失业则会引发政治动乱，甚至革命；被罗马帝国所拯救的这个世界就会重新回到动乱中去。
罗马世界性国家重视稳定而轻视活力，宁可保守而绝不异想天开；它的表现是合乎此类国家的惯常特征的。统一政权带来的这种万马齐喑的效果正是休谟眼中中国世界性国家和罗马天主教会的弱点，这使他毫不犹豫地宣称，政治上处于分裂状态的社会要更好些。然而，休谟是在他自己的世界——政治分裂代价极低的18世纪——的语境下思考问题的。当时分裂的代价不过是些“暂时性的、无伤大局的较量”（吉本只是轻描淡写地将它一笔带过）。休谟和吉本并未生活在当今世界，也没有生活在历史上那些世界性国家建立前夜的苦难岁月。我们已经看到，战乱中的民众起初也持与休谟、吉本同样的态度；在很多例子中，他们需要极其漫长的时间，最后才能明白，他们所追求的地区性独立是得不偿失的。然而，我们也看到，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迟早还是会被世界性政府治理下的和平与秩序所吸引，转而欣赏政治统一的价值。
世界性国家的公民们不仅在统一政权存在时会惋惜它的衰落与灭亡。当它彻底土崩瓦解之后，他们还会对它表达怀念追思之情。既然它的毁灭使得人民无家可归，世人就希望能够重建一个家园。这一点可以解释，为何在许多例子中，已经灭亡的世界性国家会被重新建立起来，而且被重建了多次。
例如，在埃及世界的历史中，最早的世界性国家——纳尔迈建立的“古王国”就得到了多次重建。首先是“中王国”，随后是“新王国”，后来又有在纳帕塔（新王国在苏丹北部的一块殖民地）建立的王朝，以及后来在尼罗河三角洲上的萨伊斯建立的王朝（它起初是征服埃及的亚述人扶植的傀儡政权，后来则取代了亚述的统治）。当波斯帝国效法亚述帝国的做法而征服了埃及后，埃及抵抗运动至少三次暂时推翻了这个异族的统治并在每一次起义（公元前485—484年、公元前465—449年、公元前404—343年）期间都重新建立了埃及世界性国家。当波斯人于公元前343（或342）年终于再度征服埃及后，埃及人再也不能像在逐走喜克索斯人之后那般强大以至于可以一次又一次地赶走异族征服者了。但埃及人民渴望统一的动力仍未枯竭。只要埃及文明还保持着自身的特性，这种冲动就一直处于活跃状态；它成功地使得此后的异族征服者们满足埃及人保持统一的要求。在埃及人看来，托勒密王朝和罗马帝国是历史上埃及世界性国家的延续，只不过增加了一些埃及以外的省份。而托勒密王朝君主和后来的罗马皇帝们也顺应了埃及臣民们的世界观，他们在埃及神庙墙上的画像中身穿法老的皇袍。通过这种做法，他们自觉地扮演了埃及世界性国家中神化统治者的形象，成为统一、权力与福祉的化身。因此，我们可以说，直到罗马皇帝奥勒里安放弃了世界统治者为人间神明的说法，宣布自己只是神明在尘世中的人类助手后，埃及世界性国家才真正终结。
当埃及世界性国家通过罗马帝国而得到延续的时候，苏美尔—阿卡德世界性国家也在通过安息帝国延续着；后者与罗马帝国瓜分了印度以西有人居住的全部领土。处于这一发展阶段中的苏美尔—阿卡德世界性国家与同时期的埃及世界性国家一样，也已经过了多次重建。
我们已经看到，最初的苏美尔—阿卡德世界性国家——阿伽德帝国几度分崩离析，又几度东山再起；其后继者包括乌尔第三王朝、巴比伦国王汉谟拉比、亚述帝国和阿黑门尼德王朝君主居鲁士建立的古波斯帝国。但古波斯帝国还不是苏美尔—阿卡德世界性国家的最后一个继承者。当亚历山大大帝推翻了阿黑门尼德王朝后，后者的亚洲领土又被亚历山大的继承者——塞琉古王朝重新统一起来，而塞琉古王朝的后继者们——安息王朝、萨珊王朝、倭马亚王朝、阿拔斯王朝——则继续维持着这种统一。自波斯阿黑门尼德王朝以降的所有政权，都是巴比伦人眼中的异族帝国建立者们缔造的。然而，在所有这些政权统治下，苏美尔和阿卡德仍是世界性国家的经济中心地区，只不过其名字变成了巴比伦尼亚和伊拉克。在安息王朝、萨珊王朝和阿拔斯王朝统治时期，政治首都也位于这块孕育了苏美尔—阿卡德文明的土地上。在波斯阿黑门尼德王朝和塞琉古王朝统治时期，多个首都中总有一个坐落于这一地区。而在首要的政治中心位于叙利亚（如塞琉古王朝和倭马亚王朝）的情况下，它最终总要转移到两河流域下游。当安息王朝从塞琉古王朝手中夺取了幼发拉底河以东的所有省份后，这一地区的政治中心从叙利亚的安条克转移到了泰西封（位于塞琉古王朝第二大的政治中心——底格里斯河畔的塞琉古城的东岸郊区）。当阿拔斯王朝推翻倭马亚王朝并取而代之后，首都又从大马士革转移到新的世界之都巴格达。
倭马亚王朝和阿拔斯王朝都是阿拉伯人建立的穆斯林帝国的后继统治政权。在最后的这次对苏美尔—阿卡德世界性国家的重建中，所建立国家的疆域同阿黑门尼德王朝时期一样辽阔。苏美尔—阿卡德世界性国家延续的时间要比苏美尔—阿卡德文明本身长1200年。该文明在公元1世纪已经灭绝；但它位于两河流域下游的经济中心却使得苏美尔—阿卡德世界性国家可以一直延续到13世纪，也就是坚持到了蒙古游牧民族破坏了当地的灌溉系统（自从这一丛林沼泽地区于公元前3000年左右被改造后，该系统一直是当地生产力的源泉）的时候为止。
至于其他一些世界性国家的后继者们，他们中有的直到当代才最终灭绝，有的则在今天依旧活跃。
在印度次大陆，孔雀王朝于公元前4世纪末首创的世界性国家的继承者包括公元4世纪的笈多王朝、公元7世纪的戒日王，以及之后的一系列异族政权：穆斯林建立的德里苏丹国、穆斯林建立的莫卧儿王朝和西方英国人建立的殖民政权。直到1947年，印度世界性国家的最后一个继承者才分裂为英国殖民地的两个后继国家——印度联邦和巴基斯坦。
罗马帝国是希腊文明中的世界性国家，其文化、经济中心并不在意大利，而在奥特朗托海峡和希尔特斯海峡一线以东的地中海东部地区。在这个世界性国家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无政府时期（235—284年）陷入暂时分裂后，戴克里先又在新的原则下将它重建起来；在东地中海区域，戴克里先建立的罗马帝国一直延续到7世纪。随后，在这一地区，该世界性国家又相继被叙利亚、马其顿、科穆宁和奥斯曼王朝重建。奥斯曼土耳其人重建的罗马帝国一直延续到1912—1918年期间，随后才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冲击下解体。它直到1922年才正式终结。当时的人们终止了奥斯曼王朝，以便为它新生的继承者、今天的土耳其共和国让位。我们可以看到，与苏美尔—阿卡德世界性国家相同，希腊世界性国家存在的时间也要远远长于孕育它的文明的延续时间。在其后继者戴克里先帝国时期，地中海东部的希腊文明已被一系列基督教文明——东正教、景教和一性论派——所取代。而该世界帝国的另一个后继者——奥斯曼帝国的建立则使得政治权力从信奉东正教的希腊人手中转移到信奉逊尼派伊斯兰教的土耳其人那里。但土耳其人的穆斯林同胞已经意识到，奥斯曼帝国的君王们事实上继承了罗马皇帝们的衣钵。为了指出这一点，他们称呼他为“罗马皇帝”。
俄罗斯也一直宣称自己是罗马帝国的继承者。俄罗斯是通过东正教文明的对外辐射而步入文明阶段的。在14世纪、15世纪期间，由于俄罗斯的世界性国家——莫斯科公国以武力统一了割据的地方势力，俄罗斯开始享有内部和平，并且也有了资本来抵抗西方人和鞑靼人咄咄逼人的攻势。在俄罗斯人眼中，希腊人在君士坦丁堡建立的东正教罗马帝国背离了自己的宗旨，因为它于1439年承认了天主教会对各个东正教会的最高统治权；它天真地以为，通过在宗教领域做出的重大让步，它可以获得西方基督徒的有效军事援助，以抵挡步步紧逼的奥斯曼土耳其人。而在佛罗伦萨宗教同盟会议14年后，奥斯曼人对君士坦丁堡的占领最终灭亡了希腊人的罗马帝国；俄罗斯人把这一事件看成是上帝对希腊人叛教的惩罚。由于奥斯曼穆斯林帝国已统治了安纳托利亚地区和欧洲东南部所有信仰东正教的民族，莫斯科公国就成了唯一幸存的独立东正教国家。此外，俄罗斯人也是唯一坚持其信奉的东正教的正统性，不肯对天主教会作出任何妥协的民族。基于这些理由，一位生活于16世纪的俄罗斯神学宣传者声称莫斯科是“第三罗马”。奥古斯都的旧罗马和君士坦丁的新罗马已相继覆灭。莫斯科是上述两个国家的继承者；但与两者不同的是，莫斯科的疆域是无边无际的。莫斯科政府显然接受了这个说法，因为大公爵“雷帝”伊凡四世接受了“沙皇”的头衔。末代俄国沙皇于1917年退位，比奥斯曼土耳其的末代皇帝退位早了5年；但罗马帝国的俄罗斯继承者与土耳其继承者的命运却并不相同。奥斯曼土耳其人建立的罗马式帝国早在奥斯曼王朝退位之前就已分崩离析；俄罗斯人建立的罗马式帝国却在俄罗斯废除沙皇制后继续存在。它一直生存到了今天，只是用了一个新名字：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此外，尽管它的官方宗教已由东正教变为共产主义，但它仍旧宣称自己是东正教唯一的解释者和领导者。
另一个其后继者在今天依旧活跃的世界性国家是最初由秦始皇建立于公元前221年的中国世界性国家。在此后2000余年的历史中，中国世界性国家经历过数次分裂，但每次都在经历一段或长或短的时间后被重新整合起来了。一系列王朝前赴后继地重建了这个世界性国家。西汉、东汉、西晋、隋、唐、宋、元、明、清、国民党和共产党相继完成了这一使命；而在当前的共产党执政时期，中国世界性国家依旧像俄罗斯世界性国家一样生机勃勃。
与其他求生欲望强烈的世界性国家一样，中国世界性国家也懂得如何让异族征服者服务于自己的目的。“元”和“清”是蒙古人和满族人统治中国的朝代称呼。中国世界性国家的耐久力与中华文明的耐久力难分伯仲。皈依基督教的做法使得罗马帝国的文化延续性出现了断裂。希腊文明慢慢逝去，四种地区性的基督教文明取而代之。中国世界性国家对佛教的皈依则并未产生类似的文化效果。在中国，中华文明没有被某种佛教文明所取代。相反，佛教及其文化却被中华文明成功地消化吸收。在我们生活的时代，中国再度接受了一种外来信仰。由于为时尚早，我们还无法判断，共产主义是否会在中国遭受佛教在那里遭受的同样命运。我们只能说（鉴于中国历史上的情况，我们对这个观点的正确性是很有把握的），在中国，共产主义势必要同之前存在于那里的社会文化结构进行竞争。历史已证明，中国的这种结构是同古埃及的一样坚固的。
与上面对几个非西方社会中的世界性国家继承者的研究背景不同，西方历史在这方面的情况是非常特殊的。西方基督教世界是希腊世界的继承者（这一点与东正教世界相似）；其核心地区过去属于罗马帝国（这一点与地中海东部地区相似）。然而，与罗马帝国在地中海东部地区的后继者相比，它在西方的继承者们是软弱的和昙花一现的。作为罗马帝国后继者的法兰克王国无法与叙利亚地区的帝国们相提并论；萨克森—法兰克—施瓦本王朝也无法跟马其顿王朝，哪怕是科穆宁王朝同日而语。施瓦本王朝的罗马式皇帝腓特烈二世的权力并不以罗马帝国在西方的某个后继者为基础，而是以位于西罗马帝国疆界之外的西西里王国为基础。与通常处于帝国主权控制下的地区面积相比起来，这个王国是很小的。但腓特烈二世在西西里王国的统治却十分高效，并且这个王国的组织管理也要好于当时的大部分西方国家。这是因为，西西里王国是东罗马帝国的后继者之一，它继承了帝国的一些行政传统。当腓特烈及其继位者们在同教廷的斗争中失败后，“德意志人民的罗马帝国”陷入了空位期，此后再也未能真正恢复元气。它在名义上一直延续到了1806年，即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者正式放弃了“罗马皇帝”头衔的时候。但是，在此前的五个半世纪里，该头衔拥有者都同腓特烈二世一样，其实力是以一个或数个他们能够进行有效统治的地区性国家为基础的。卢森堡王朝的实力基础是波希米亚王室的领地。而哈布斯堡王朝的实力基础则是奥地利及其周边的、在奥斯曼帝国于1526年消灭匈牙利王国并吞并其领土后为求自保而服从哈布斯堡家族统治的一些西方国家。
在西方，与其他任何自诩为罗马帝国继承者的世俗政权相比，教皇国更像是罗马帝国名副其实的复制品。在公元800年教皇利奥三世为罗马皇帝查理曼加冕至公元1266—1268年安茹的查理在教皇乌尔班四世和教皇克莱门特四世的祝福下从腓特烈二世的后人手中夺去西西里王国期间，教皇国的势力不断膨胀，而西罗马帝国后继者的实力却每况愈下。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都承认教皇的宗教权威；而该权威控制范围的扩张也与西方世界范围的扩展等量齐观。事实上，宗教改革时代之前的西方世界就相当于罗马大主教的领地，因为两者的范围是同样大的。与此相反，西罗马帝国的后继者们中并无一个哪怕在名义上统一过西方世界。查理曼建立的罗马式帝国是距离统一西方基督教世界最近的一个国家，但查理曼也未能将他那个时代里面积还相对较小的整个基督教世界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他的权力并没有控制不列颠群岛或加泰罗尼亚以西的西班牙基督教诸王国。当萨克森人重建西罗马帝国的框架时，他们成功地将德意志、意大利北部和勃艮第统一于皇权之下，但却未能控制法兰西——当时西方世界的中心。然而，正如本书第5章引述休谟的文字所指出的那样，教会裁决权的控制范围却极其广大。正如托马斯·霍布斯一针见血地指出的那样，教皇是头顶王冠、盘踞在罗马帝国坟墓之上的幽灵[34]。很显然，教皇权力对宗教改革之前统一的西方教会的管理借鉴了对罗马帝国行政管理模式的记忆；而查士丁尼对罗马世俗法律的法典化也是中世纪西欧教会法的基石。然而，尽管天主教会忠实继承了罗马传统，但它对罗马帝国后继者的胜利却徒有其表。
将腓特烈二世革除教籍的举动并未收到预期效果。它并未使后者失去对西西里王国的控制权。为了将西西里王国从腓特烈后人的手中夺走，教皇不得不唆使安茹王朝与之抗衡。它获胜的方式只能是用一个地方性的世俗政权取代另一个。而当教皇卜尼法斯八世试图收获其前任们的劳动果实，开始对法兰西国王颐指气使的时候，他便毁掉了自格里高利七世任教皇以来其前任们建造起来的政治大厦。当卜尼法斯八世开始故意同法王一较高下，以此来考验法兰西民众的忠诚度的时候，法王马上表现出了对此的不安，开始在法兰西境内争取对自己的支持。结果，法王获胜得轻而易举令他自己和教皇都大吃一惊。
在教皇统治下建立西方基督教国家的共和国式联盟的布局是个富于想象力的宏伟设想；但早在西方历史的中世纪阶段，分裂的政治力量已变得过于强大，以至于通过世俗或宗教形式在西方重建罗马帝国的计划都已无法实施。罗马帝国的后继者和天主教会都试图在西方重建自罗马帝国于公元5世纪解体后被破坏的统一局面，但它们的计划相继遭到彻底失败；这一现象证明了西方分裂力量的强大。
天主教会试图对罗马帝国世俗后继者越俎代庖的尝试并不是试图通过宗教组织复兴正在灭亡、或业已灭亡的世界性国家的唯一例子。在埃及“新王国”末期，为了维护其摇摇欲坠的权威，法老曾试图使其政治职权与“新王国”的守护神——阿蒙—拉神在底比斯和纳帕塔的高级祭司权力合二为一。在东罗马帝国灭亡之际，当土耳其人从希腊人手中夺取了权力后，通过奥斯曼帝国颁布的法令，原本属于希腊王室、现在由于其中断而失去主人的皇袍被交给了君士坦丁堡的希腊东正教牧首。这样一来，东正教牧首不仅没有失去他在其主教区范围内的宗教裁决权，还被奥斯曼帝国苏丹授予了罗马米利特的米利特长这一政治职务。换言之，在苏丹面前，他要为苏丹世俗政权管辖范围内的属于任何民族、定居于任何领土上的全体东正教臣民的行为负责。为了使东正教会有效地代表奥斯曼帝国政府行使这一职能，东正教牧首拥有了一定的民事裁决权，这是他从未在此前的东罗马帝国政权统治下拥有过的。
正是由于一个世界性国家可以长期维持并多次复兴，因此它可以积累起一种较其实际力量生存得更为长久的声望。声望是捉摸不定的，但却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因此，建立后继世界性国家的征服者们有时会认真地重视声望的影响。尽管他们事实上是掌权者，但他们在法律意义上却是篡位者。因此，像与教皇卜尼法斯八世掰手腕的法王腓力四世一样，他们会觉得自己的地位并不巩固。事实上，如果世界性国家名义上的统治者想要破坏民众对实际统治者的忠诚感的话，那么后者是很难维持他们攫取来的统治地位的。为避免这种风险，他们将会试着用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方式来统治这个世界性国家的后继者，并且也有可能会用哄骗或欺诈的手段从名义上的统治者那里为自己掌控的政权取得公开的合法许可，以便未雨绸缪地消除后者的威胁。
日本史提供了一个经典的例子，可以说明在旧权威早已丧失了其他一切权力的情况下，它残存的认可权是如何赋予一个篡位者合法地位的。公元645年，日本皇室以唐帝国（当时中国世界性国家的后继者）的行政体系为模板，改革了日本帝国的行政制度，从而建立了自己的有效权力。在那个时代的日本，这种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显得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以至于无法长期维持下去。过了不到200年，政治实权便落入了篡位者之手，后者以外省封建领主们的效忠为基础进行统治。在公元1868年以前的1000年中，居住在京都的日本天皇一直是历届幕府扶植的、在政治上毫无权力的傀儡；但在这1000年内，篡位者们一直是作为天皇的副手（幕府大将军）、以傀儡天皇的名义进行统治的。世人认为，日本皇室是太阳女神天照大神（日本帝国的保护神）的后人。此外，皇室的历史已悠久得无法追忆。因此，它拥有的声望也是无穷无尽的；可见，幕府大将军们表面上对天皇的毕恭毕敬其实是非常明智的做法。而到了19世纪中叶，当德川幕府未能有效地应对咄咄逼人的西方所带来的、与日俱增的压力，从而在日本人民的眼中犯了失职之过时，推翻德川政权的革命也是以在位天皇的名义发动的。倒幕运动废除了幕府制度，却并未使天皇真正重掌实权。然而，尽管日本天皇从公元9世纪起就从未进行过实际统治，他们却一直在位。皇室在漫长历史中积累的神圣光环在经历了日本近百年来发生过的各种动荡后依然被保留了下来。
在公元9世纪，当日本天皇的政治大权开始旁落的时候，在旧大陆的另一端，阿拔斯王朝也面临着类似的逆境。同样地，在这个例子中，事实上已将旧政权取而代之的篡位者们试图以旧政府的名义行使权力，以便使他们的地位合法化。到了13世纪，在阿拔斯王朝已衰落了400年之后，在印度北部为伊斯兰教开拓了一块新领地的穆斯林德里苏丹们仍要接受当时在位的巴格达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的授权诏书，并且要在他们的铸币上刻上哈里发而非自己的名字。当巴格达的阿拔斯王朝末代哈里发——穆斯塔辛被蒙古人杀害后，德里苏丹们并不在意他的去世，在接下来的37年中继续在铸币上使用他的名字。他们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并且他们使自己合法化的需求是长期存在的和必不可少的。因为，在这个王朝中，皇冠没有父子相传，而是通过一种危险的方式，被主人传给了奴隶。同时期埃及的继承制度也是如此。统治者是一个马穆鲁克，即曾归前任统治者所有的一份财产。与印度的穆斯林统治者们相比，这些出身奴隶的埃及国王们更加足智多谋。他们找到了一位逃亡中的阿拔斯王室成员，把他安置在开罗。此后，他们便可以用一个被他们玩弄于股掌之间的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的名义进行统治了。
阿拔斯王室长期享有的声望在两个方面是值得注意的。首先，自阿拔斯王朝掌权以来，他们对繁华的伊拉克京畿之外的伊斯兰世界性国家的有效统治仅仅持续了不到一个世纪。其次，他们所具有的、授予其他统治者合法权力的资格是十分可疑的，因为他们自己就是篡位者。哈里发（khalifah）这个头衔表明，其持有者是先知穆罕默德作为伊斯兰国家临时统治者的政治权力的继承者。前四任哈里发之间并不存在血缘继承关系，他们都是通过选举产生的。然而，如果我们选择无视这种先例，而去尊奉帝国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继承原则的话，那么有资格接受和传承哈里发头衔的家族并不是阿拔斯王室，而是阿里家族。阿拔斯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叔父，阿里却是先知的堂弟和养子。因此，阿里的后代是先知自己的子嗣。由于阿里同时也是四位通过选举产生的哈里发中的最后一位，因此无论我们将选举还是血缘关系作为决定继承顺序的原则，阿里所拥有的哈里发头衔都是无可置疑的。而从两种原则中的任何一个看，阿拔斯家族都不配拥有这一名号。他们取得哈里发头衔的方式与此前的倭马亚王室并无区别。他们是在通过政治宣传造势之后，凭借武力夺取了宝座。然而，由于他们在很短的一段时期内持有僭夺来的哈里发头衔，阿拔斯王室便拥有了如此崇高的声望，以至于在其衰落700年后，后续的篡位者们仍然将他们篡夺来的名号视为使自身地位合法化的宝贵资源。
印度的帖木儿—莫卧儿王朝和地中海东岸的奥斯曼土耳其王朝在其衰落的时代也扮演着同样的角色。这两个王朝的创始人——帖木儿和埃尔托格胡尔之子奥斯曼，他们的所有声望都来自其军事征服的胜利。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也拥有了和阿拔斯王室相似的声望。
奥朗则布于1707年逝世后，莫卧儿王朝开始走向衰落，但它直到1857年才寿终正寝。在此期间，篡夺莫卧儿王朝权力的马拉塔联盟和英国人都选择以莫卧儿王室的名义进行统治。甚至当英属印度殖民地正式建立后，在英国人已不必再用莫卧儿王室掩护自己的情况下，英属东印度公司仍将莫卧儿王室作为自己在德里扶植的傀儡。莫卧儿王室的声望在虚弱、耻辱的状态中维持了一个半世纪。当东印度公司的军队于1857年哗变的时候，起义的士兵们——其中既有印度教徒，又有穆斯林——前往德里去宣誓效忠当时的莫卧儿王朝君主。毫无疑问，此时的印度军人们对他并不像英国殖民者们那样恭敬。但当他们起义反抗英国殖民者的时候，他们需要为自己的军事抗争行动贴上合法的政治标签；而莫卧儿王朝则是当时唯一被印度公众舆论所认可的、能够提供这种合法性的权威。因此，哗变士兵们强迫并不情愿的莫卧儿皇帝站在自己这边，而他们后来的失败则使这位君主丢掉了王冠。然而，假设哗变的军队取得了胜利，那么我们可以断定，这场胜利将使印度莫卧儿王朝的前途重现光明，正如10年后日本的明治尊王攘夷运动带给天皇家族的转机那样。
奥斯曼王朝在衰落期间的经历与莫卧儿王朝相似。在奥斯曼帝国解体的过程中，每一步骤的开端都大同小异。当奥斯曼帝国失去对一个省份的有效控制时，篡夺其权力的地方长官或发动起义的当地民族会暂时承认帝国名义上的宗主权。随后，后继国家野心勃勃的建立者们会试图取得彻底独立。他们对奥斯曼帝国已毫无感情，不愿意再同它保持哪怕形式上的任何联系。然而，他们只有在羽翼丰满之后，才会放弃这种通过牺牲彻底独立来维持自治合法性的做法。另一方面，为了实现最终的独立（那才是篡位者的真实目的），暂时承认奥斯曼帝国政府宗主权的做法也是不无裨益，甚至必不可少的。
如果我们上面对一些潜在世界性国家历史的研究澄清了下述两个问题的话，那么我们的努力就没有白费。首先，世界性国家一经建立，其生命力是较为持久的。其次，迄今为止，西方世界的表现一直较为另类，它执拗地抵制一切致力于政治统一的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