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承者
历史学家们总是把事情过分简化，而由复杂万端，他们无法十分了解的众多生灵与事件中，仓促选择可以处理的少数事实与人物。我们绝不能视经院哲学为由上千个个别特异之说所滤清而出的抽象概念，实际上那是一个未有坚固内涵的名词，泛指自11世纪之安塞姆至14世纪之奥坎（Occam）的中古时期学校中所教授的几百种互相冲击的哲学与神学理论。历史学家不幸受制于时间的短暂及人类耐力之不足，而一定会玷辱某些当时被认为是不朽，而今却居于历史高峰之间的人物。
在百家争鸣的13世纪，拉蒙·吕里（Ramon Lully-Raymond Lully，1232—1315年）是最特殊的人物之一。他出生于帕尔马一个富有的加泰隆家庭，跻身于巴塞罗纳詹姆士二世的宫廷中，年轻时恣情放纵，以后逐渐收敛。30岁时，他忽然弃绝俗世、肉体和魔鬼，而将他充沛的精力致力于宗教上的神秘主义、慈善事业及传播福音，并向往殉道。他研究阿拉伯文，在马霍卡半岛（Majorca）建立了一所专门研究阿拉伯的学院，并请求维埃纳议会（1311年）建立研究东方语言及文学的学校，以造就人才，在回教徒及犹太人中间传教。议会分别在罗马、博洛尼亚、巴黎、牛津及萨拉曼卡建立学校，设有希伯来文、巴比伦文及阿拉伯文讲座。他可能精通希伯来文，因为他成为犹太教神秘哲学学派的亲密弟子。
他的150本作品，无法分类。他年轻时写了几卷爱情诗篇，奠定了加泰隆文学的基础。他用阿拉伯文写作，再将之译为加泰隆文，他的《对上帝的沉思》一书，不仅是神秘的幻想，而且是一本100万字的神学百科全书（1272年）。两年以后，好像换了个人，他写了一本有关武士战争的手册，并且几乎在同时，他又写了一本教育手册。他又试作哲学的对话体，出版了3本这类的书，以令人惊异的宽容精神，公正及仁慈的态度，写出了回教徒、犹太人、希腊正教徒、罗马天主教徒及鞑靼人的观点。大约在1283年，又写了一篇长篇的宗教浪漫小说——《布兰奎欧纳》（Blanquerna）——而耐心的专家们宣称此书为“基督教中世纪的杰作之一”。1295年，他又在罗马出版了另一本百科全书——《科学的结构》（Arbre de Scien-cia）——叙述16种科学领域的4 000个问题，并给予确定的答复。他在巴黎停留的期间（1309—1311年），曾以几本较次要的神学著作和苟延残存的阿威罗伊学说相对抗，在那些著作上他签“现想主义者”。终其漫长的一生，他写了许多有关哲学与科学的书，书目之多不胜枚举。
在他广泛的兴趣中，一个现代聪明睿智人士所倾注的概念——“即所有的逻辑上的公式与程序，都可以简化为数学或符号的型式”深深吸引他。拉蒙曾说：逻辑学最大的艺术在于将人类思想的基本概念表露在随时变迁的各种准则里，以不同的命题连接它们，如此不仅将哲学概念约成方程式及以图表表示，同时用数学上恒等式证明基督教义之真理。拉蒙有着类似狂热者的傻劲，并希望经由哲学艺术具有说服力的巧妙运用，使回教徒转变信仰成为基督徒。教会赞扬他的信心，却不赞成他有关将信仰化约为理性的思考，及将“三位一体”和“道成肉身”置于逻辑系统之下的种种见解。
1292年，他决心要以和平的方法将回教非洲改变成基督教，以补偿巴勒斯坦沦于回教徒之损失，拉蒙越海进入突尼斯，并秘密地建立了一个小的基督教殖民地。1307年，在一次到突尼斯的传教旅行中，他被捕了，并在布吉埃（Bougie）的首席法官前受审，在法官的安排之下，拉蒙与回教圣者举行了一次公开的辩论会，据其传记作者称，他赢得这次的辩论，但还是被送入了监狱。一些信奉基督教的商人设法营救，并将其送回欧洲。但在1314年，显然是向往殉道，他又回到布吉埃，并公开传道，而1315年死于一个回教暴民的乱石之下。
从拉蒙·吕里到约翰·邓斯·司各特（John Duns Scotus），就有如从《卡门》（Carmen）歌剧进入柔和的键琴（Well-Tempered，译按曲名Clavichord）一样地骤然转变。约翰的名字是因其出生于英国的伯立克郡的邓斯（1266？年），在11岁时他被送到杜姆弗里斯（Dumfries）的圣方济各修会，4年后他加入了圣方济各修会。他在牛津、巴黎学习，后来又执教于牛津、巴黎、科隆等地。然而却死于42岁（1308年）的少壮之年，遗下一大批有关形而上学的著作，其出众的晦涩文字与精妙内容，在以后的苏格兰作者中亦不复多见。事实上，邓斯的贡献类似5个世纪后的康德，认为应以实际道德的需要，而不是用强有力的逻辑推理，来辩护宗教的教义。圣方济各修会的修士们，意欲放弃哲学，从圣多明我修会的托马斯手里救回奥古斯丁，而以这位年轻聪敏的博士为勇士，不论在他生前与死后皆追随其领导，渡过世代的哲学论战。
邓斯是中世纪最聪明的思想家之一。他研究过数学及其他科学，在牛津亲受特格罗斯泰斯特及罗杰·培根之教诲，因此他对证据是否成立有一个严密的概念，并运用此法验证托马斯的哲学，最后，几乎就在此学说的蜜月期，他结束了神学与哲学的轻率结合。尽管他对于归纳法有清晰的了解，邓斯——他与弗朗西斯·培根全然相反地——认为所有的归纳或后验——由果至因——的证明是不确定的；唯一真确的证明法，乃是演绎法及先验法——即显示特定的结果必须依照因的基本性质而来。例如，欲证明神的存在，我们必须先研究形而上学——即研究存在的本质，由严格的逻辑推论至世界的本质。在本质的领域中，必有一物为所有其余之物的根源，这最先的存在即为神。邓斯同意托马斯的看法，认为神是纯粹形式（Actus Purus），但他解释这字为“纯粹行动体”，而非“纯粹的显势”。神在基本上是意志而非“智性”。他是万因之因，且是永恒的。但这就是我们能用推理来了解的神之全部。至于他是仁慈之神，他是三位一体，他在时间里创造了世界，他保佑所有的人：这些及几乎所有基督教信仰的教义都是“可以相信的”，它们只能基于《圣经》及教会的权威来相信，但是不可以理性来证明。事实上当我们着手以理性来探究神，我们便陷入矛盾之中（康德学派所谓的“纯理性矛盾”）。如果神是全能的，则他应是包括所有罪恶的第一因；而包括人的意志的第二因则是虚幻的。鉴于这些具破坏性的结论，且由于我们道德生活中对宗教信仰的需求（康德所言的“实践理性”），放弃托马斯学说以哲学来证明神学的企图，而接受《圣经》及教会权威的教条，乃是明智之举。我们不能了解神，但我们能爱神，且爱神要比了解神还好。
在心理学方面，由于他明察秋毫的性格，使他成为一个“实在论者”：我们的心灵从相似的事物中抽离出相同的特征，而形成一个共同的概念；那些相同的特征必定是存在于事物中，否则我们如何领会及抽离出来？由此观之，共相是客观的实体。他同意托马斯的说法，即人的自然知识来自感觉。但其余部分，他依照心理学的途径而与托马斯有所不同。个体化的原理不在实质而在形式，且形式仅在其严格意义——指个人或个别事物的特异性质及不同的特征——下才成立。灵魂的能力相互间并无不同，且与灵魂本身亦无不同。灵魂的基本能力不是理解而是意志；决定智性所欲专注的感官及意向的就是意志；只有意志，而非判断，是自由的。托马斯认为，我们渴望持续及完美的幸福，即证明了灵魂的不朽性。这个论证的涵盖性太广了，因为它可以应用至自然界中任何的动物。我们不能证明人格的不朽性，但我们须单纯地相信。
正如圣方济各修会修士们所称，在托马斯的身上可以见到亚里士多德战胜四福音书，同样，圣多明我修会的修士们可以在邓斯身上，见到阿拉伯哲学胜过基督教哲学：他的形而上学源于阿维森那，他的宇宙论乃是伊本加比罗的理论，但邓斯放弃以理性来证明基督教基本教义的企图，却是悲惨而基本的事实。而他的门徒更进一步将信仰的论题一个接一个地扯离了理性的范畴，如此加深了他的特异性和精细度，以致在英格兰，一个“邓斯主义者”的意思就是指对微小事物做无谓分析的笨人、一个愚钝的诡辩者及一个笨学生。那些被教以热爱哲学的人，拒绝臣服于排斥哲学的神学家，因此两派互相争辩且分离了。因信仰而拒斥理性终导致因理性而拒斥信仰，故而在信仰的时代中结束了勇敢的探索。
经院哲学是一个希腊的悲剧，它的致命伤潜伏于其基础中。企图以理性来建立信仰，暗示其承认理性的权威。邓斯及其他人认为信仰不可以理性来建立，因此粉碎了经院哲学并削弱了信仰，致在14世纪时暴发教条及教士的反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乃是希腊给予拉丁基督教王国的礼物，就像特洛伊木马隐藏了上千的敌对分子。这些文艺复兴及启蒙运动的种子，不仅是异教徒对基督教的报复，同时也是伊斯兰教对基督徒的无心的报复。由于回教徒侵入巴勒斯坦，并由西班牙被逐出，遂将他们的科学及哲学输入西欧，这被证实为分裂的力量。正是阿维森那与阿威罗伊及亚里士多德等人，使基督教受到理性主义细菌的感染。
但是每次的回顾，并不会减弱经院哲学的光彩。它就像是年轻人一样的大胆及冲动的事业，同时也有着年轻人过分自信和喜好辩论的缺点；它就像是一个新而青春的欧洲，再度发现了令人兴奋的理性游戏后所发出的呼声。虽然有搜捕异端的法庭及法官，经院学派在他们大放异彩的两个世纪中，充分享受并展示了探究、思想、讲学的自由，其程度几乎凌驾今日欧洲大学所享有。随着12、13世纪的法学家的帮助，利用精练的逻辑工具与术语，以及异教哲学中所未有的微妙的推理方法，而使得西方思想更为敏锐。当然，在辩论上的灵活技巧也显得过度，并且产生了好争论的赘言及经院哲学式的吹毛求疵，此不但为罗杰·培根及弗朗西斯·培根，亦为中古时代人所反对。吉拉尔德斯·康布伦西斯讲述了一个年轻人欲嘲弄其父而反被捉弄的故事：这位年轻人曾在巴黎学了5年哲学，回家后，以当时正盛行的逻辑方法，为其父亲证明桌上的6个鸡蛋是12个；因此，其父吃去肉眼所见的6个鸡蛋，而留下其余的给其儿子品尝。但它所流传下来的优点却远超过其缺点。孔多塞曾言：“由于经院哲学之助，使得逻辑、伦理学及形而上学达到前所未有的准确性。”威廉·汉弥尔顿爵士曾言：“方言文学所能达到的精确性与分析之精微，应归功于经院派学者。”法国思想的特质——爱好逻辑、明晰与技巧——大部分是在中古法国学校的哲学全盛时期形成的。
经院哲学在17世纪时，成为欧洲思想进步的绊脚石，当12及13世纪时，在人类思想界却造成一个革命性的进展或复元。“现代”思想肇端于阿伯拉尔的理性主义，在托马斯·阿奎那时达到第一次思想之最明晰及功业之最高峰，在邓斯·司各特遭受一段短暂的挫败，随着奥坎而再度兴起，在教皇利奥十世时掳掠了教皇，在伊拉斯谟时掳掠了基督教，在拉伯雷时大放异彩，在蒙田时发出无声之微笑，而在伏尔泰时代趋于浮烂，在休谟时已临强弩之末，到了法朗士，只能凭吊它的光辉。这是中古对理性的冲击，而缔造了那光辉灿烂及鲁莽的王朝。
意大利籍教皇英诺森三世平息了豪门之间的争斗，获得大多数人的拥护，恢复了教廷权威，曾发动两次十字军东征
《教皇英诺森三世的梦》。据说英诺森三世梦见方济会的创始人圣方济扛着即将倒塌的拉特兰教皇宫，而认为圣方济创立的修会将成为教会的支柱来避免教会崩塌
12世纪末，罗马教会与各国君主争夺权力，内部十分腐化，招致广大信徒不满，阿西西的圣方济为信众拟订简单的生活守则，创立了天主教方济会和方济女修会
多米尼克会正在焚烧清洁派的著作，清洁派是12、13世纪流行于西欧的基督教异端派别，为了打击清洁派，教皇英诺森三世成立异端裁判所，进行有秩序的迫害活动
在中世纪的欧洲，森林、沼泽、荒地均垦为耕地，农业进入发展时期。10世纪末已有带轮的犁，并传入中国发明的马颈圈
斧、连枷、长柄大镰等农具也得到改进，但恶劣气候经常影响收成，导致饥荒
父亲正在教导自己的三个女儿。在中世纪社会中，家庭是家长制的，社会是男性统治的，妇女不能行使广泛的社会权利
路易十世颁布特许状给犹太人。基督教徒常常将犹太人视为异族。中世纪时，在欧洲许多地方，犹太人没有公民身分和权利，不能在政府和军队任职，不能加入行会和同业
中世纪演奏弦乐的女乐师。欧洲中世纪弓弦乐器产生于10世纪，可能从阿拉伯弓弦乐器雷贝琴的变种——拜占庭利拉琴——演化而来
中世纪《圣母玛丽亚歌曲集》中的乐师。《圣母玛丽亚歌曲集》产生于卡斯提尔国王阿方索十世统治时期
天主教多米尼克会的主教和哲学家大阿尔伯图斯，以在巴黎大学宣讲亚里斯多德哲学而闻名，他首倡把对自然界的研究建成为基督教传统中的一门合法科学
《圣托马斯·阿奎那的寓言》。圣托马斯·阿奎那完全献身于平静的大学生活，提出新问题，发明新方法，采用新的证明体系，形成了中世纪重要的经院哲学，基督教会亦有意地以权威的方式将它的学说和精神交给这些大学
中世纪大学教学的情景。早期大学一般是学生和教师组成的社团，最后都获有教宗、皇帝、国王的特许状。从13世纪起，欧洲的许多主要城市都兴办起大学
13世纪《圣经道德教谕》中的《缔造者圣父上帝》，在画家笔下，上帝被想象成一个建筑师，但上帝毕竟是上帝，画框也无法限制他的范围
中世纪的欧几里得《几何原本》中的插画，一位女性正在教授几何学
一个中世纪的病人正躺在床上，一个医生拿着瓶子查看他的尿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类的非正常死亡都是因为疾病
以不朽的叙事诗《神曲》而享有盛誉的义大利诗人但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