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
从上一代到下一代文化的传递，是由家庭、教会及学校承担的。在中古时代，由于道德教育之受重视，以致知识的启迪被牺牲了，这种情形犹如今日专重智育而忽略了道德的规范。在英国的中上阶级，当孩子长到7岁左右的时候，就把他们送到别人的家里去教养一段日子，这在当时不足为奇。它的目的：一方面在加强家族间的友谊，另一方面则在调和父母对子女的溺爱。随着侵略的骚扰以及城镇人口的骤减，罗马帝国辉煌的学校制度破败了。当6世纪的移民潮平息下来的时候，在意大利只留存了少数的凡俗学校（Lay school），其余多是训练改变信仰者或未来的僧侣的学校。有一段时期（500—800年）教会倾其注意于道德训练，而未将入世知识的传导作为其功能之一。但是在查理曼的督励之下，主教的总教堂、修道院、教区教会和女修道院终于开放学校为一般教育。
最初僧侣学校几乎担负起所有的任务。“内部学府”（“schola interior”）专司见习修士（修女）及献身清修者的教育；“外部学府”（“schola exterior”）则司男子教育，而且显然为免费教育。在日耳曼，这些僧侣学校不仅拯救了无秩序的9世纪，同时对奥托王朝的中兴亦有很大的贡献，使得日耳曼在9、10两世纪中，将法兰西引入心灵的优美中。反之，在法兰西，由于加洛王朝的崩溃，以及北欧人的侵袭，使僧侣学校受到严重的打击。查理曼大帝在法兰克宫廷所建立的王室学府，其寿命不长于查理一世（Charles the Bald，死于877年）。法兰西主教的权势随着王室式微而逐渐成长壮大；当北欧人的侵扰平息以后，主教及入世教士，比方丈和僧侣还要富有；同时，在2世纪时，僧侣学校衰微了，继之而起的是巴黎、沙特尔、奥尔良、图尔、莱昂、兰斯、列日和科隆等地的教会学校。当善良伟大的富尔贝尔在沙特尔去世之后，伊沃（Ivo）主教维持了教会学校在古典研究方面的水准与声誉，并且这个良好的传统为伊沃主教的继承人沙特尔的贝尔纳主教（Bernard of Chartres）所秉承下来。12世纪来自索尔兹伯里的约翰称赞他为“当代高卢最惊人的文学泉源”。在英格兰，约克（York）的教会学校早已闻名遐迩，甚至远在阿尔昆（Alcuin）献身查理曼大帝以前。坎特伯雷学府几乎成为一所大学，它拥有藏书众多的图书馆，而且它的秘书人才绝不亚于前述的索尔兹伯里的约翰——这位中古时代最稳健的学者兼哲学家。这类学校的学生，部分是专为各类教职贮备人才，这些学生的学费由教会基金支持；其余的学生则支付适度的学费。在第三次拉特兰会议（1179年）中颁布：“为了使穷孩子不被剥夺读书与进修的机会，应该在每一座教会教堂拨出一笔足够的圣俸给专业教师，让他免费教授同一教堂的办事员和贫苦的学生。”在第四次拉特兰会议（1215年）中要求凡属基督教领域的大教堂皆应设立文法讲座，并且要求每一位大主教去任哲学和宗教法律讲座。教皇格列高利九世（Gregory IX，1227—1241年）的教令集中指示每一座教区教堂组织学校，传授基本教育；最近研究显示这类以致力宗教教育为主的教区附属学校，普遍存在于信奉基督教的国家。
受教育人数占青年人口的比例如何呢？显然女孩子只有少数有钱、有能力负担的人家才受教育。多数女修道院专设女子学校，比如阿让特伊女修道院给予埃洛伊兹（约1110年）完美的古典文学训练；但是这些学校收容的女子毕竟只有少数比例。有些教会学校允许女子入学；阿伯拉尔曾提及这位“出身高贵的女士”曾于1114年在巴黎圣母院受教于他。一般男孩子则有较好的机会就学，不过要让一个农奴的儿子接受教育大概颇为困难；无论如何，我们也听说过有农奴设法使他的儿子进入牛津大学的。今天许多我们认为在学校所学的，在当时或者可在家里学习、或者在店里当学徒获得；当然中古艺术的流传和杰出，在技艺方面提供了广泛的训练机会。一项统计显示：在1530年，英国男子就读小学的人数为2.6万人，估计当时人口为500万——这一比率约为1931年的1/30；但是根据最近一项研究的结论说：“13世纪较16世纪更倾向致力于普遍的社会教育。”
通常教会学校是由大教堂的教士管理。教师是由地位较低的教士担任的。所有的教学皆用拉丁文。纪律严明，鞭挞教育被认为是必要的，就如宗教里少不了地狱一样；当时的温切斯特学院曾以一首六步音诗告诫学生：“Aut disce aut discede；manet sors tertia caedi。”意思是：“欲学则来之，不学则去之，此外唯有受鞭笞。”课程内容初为文法、修辞学、理则学，然后进为数学、几何、音乐和天文学；这就是中世纪的“七种文理学艺”。这些学科并不能十分正确地表现其时代意义。初阶部分固然指出了三个方向。但文理学科按亚里士多德定义为：自由人他们为了寻求智慧或道德上的超越，而非实用技巧（这些技巧已流于授徒制）所必修的课题。瓦罗（Varro，公元前116—127年）曾著《纪律九书》（Nine books of Disciplines），列举构成希腊罗马教学课程的九门学科，公元前5世纪北非学者马蒂亚努斯·卡佩拉，在他的教育学寓言名著《论语言学与水星之结合》（On the Marriage of Philology and Mercury）一书中，曾废止医学与建筑学，认为这两科太实际；于是著名的七项学艺乃得流传。所谓“文法”并非呆板地研究语文的骨架，而忽略了它的精神；那是一种写作的艺术（grapho，gramma）；卡西奥多鲁斯定义“文法”如同研读诗词和演辩术，会使一个人写作得更正确和优美。在中古时候的学校，开始先教《圣经》的《诗篇》，然后及于《圣经》其他各篇章，再次为拉丁文的基督教早期教文的作品，最后是古典拉丁文学——西塞罗、维吉尔、贺拉斯、斯塔提乌斯（Statius）、奥维德等文豪诗人之作品。修辞学仍意谓说话的艺术，不过再一次包括对文学有相当程度的研究。理则学对低年级学生而言是相当深的课程，不过一旦学生热衷于辩论，他们就学习推理，所以理则学对他们是有益的。
经济改革为教育环境带来了转变。城市中的工商人士觉得他们需要受过实际训练的雇员，并坚决反对宗教的教育方式。他们成立了俗世学校，校中的教员收取学生家长缴付的学费，再施以专业教育。在1300年左右，一所牛津的私立文法学校，其一年的学费约为4到5便士。维拉尼（Villani）估计在1283年佛罗伦萨的教会学校有男女学生9 000人，6间专门为从商做准备的“珠算学校”有学生1 100人，同时中等学校也有学生575人。12世纪佛兰德斯出现了俗世学校；到了13世纪末叶，这个趋势波及吕贝克和波罗的海诸城市。当1292年时，我们还听说在巴黎只有一所由女校长主持的私立学校；可是不久之后，这种情形已经十分普遍了。世俗化的教育自此已走上轨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