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改革的形成
克拉那（Cranach）1520年的木刻画，可以说是1517年的马丁·路德的写照：一位中等身材受过戒的教士，稍微瘦长，有一双流露出坚忍意志的大眼睛、大鼻子和果决的下颌，脸部并无喜争好斗的样子，而是很平静地表现着他的勇气和个性。马丁·路德撰写那些论文，是一种诚实的愤怒，而非内容空洞的无耻妄为。地方主教看那些论文，并没有什么异端邪说，所以只是劝他一段时间内不要再写。马丁·路德最初也被自己惹起的风波吓着了。1518年5月，他告诉司塔匹兹，他真正的用意，只是希望导致一种安静的退隐生活。他欺骗了自己，他是喜欢与人相争的。
马丁·路德的论文，变成了日耳曼知识界的言谈资料。成千的人正等待着这种抗议，在发现了此一抗议之声时，几代以来郁积胸中之反抗教会的心理，全都振奋了。赦罪状的售卖，稍敛形迹了。然而很多拥护售卖赦罪状的人，纷纷起而应付这场挑战。台彻尔本人和几个专业的襄助人员，于1517年12月，写了《一百零六篇驳论》（Onl Hundred and Six Anti-Theses），作为答辩。没有让步和歉意的表示，只是“偶尔对稍有不一致的神学意见，表示不妥协，甚至予以教条式的制裁”。当这些论文传到维藤堡时，被沿街叫卖的小贩拿去兜售，一些大学生把小贩包围了，把他800份的论文刊物在街头付之一炬——这是马丁·路德既高兴又不赞成的行为。他在回答台彻尔的《论赦罪状与上帝恩赐》（A Sermon on Indulgences and Grace）一文中，有句富于挑战意味的话：“假使因为我所说的道理，使某些人的钱包受到影响，而称我为异教分子的话，我会很不在乎这些人的咆哮，因为只是那些不懂《圣经》的人这么说而已。”科伦（Cologne）的冯·胡格斯特拉腾（Jakob van Hoogstraeten）猛烈抨击马丁·路德，建议将马丁·路德以火刑柱烧死。因戈尔施塔特大学的副校长琼汉·埃克（Johann Eck）于1518年3月，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奥贝利西》（Obelisci），他在书中指责马丁·路德散布“波希米亚人的毒素”（Bohemian poison，意指赫斯的异端邪说，译按：赫斯，1374—1415年，波希米亚的宗教改革者及殉教者），并指责马丁·路德破坏教会规则。在罗马，教皇的文学作品检查员西尔维乌特·普列尔阿斯（Sylvester Prierias），发表谈话称：“要维持教皇的至高权力，于处理赦罪状时，不只是要完全避免夸大其词，尤其要伸张他的学说到不接受赦罪状的角落。”
1518年4月，马丁·路德以拉丁文小册子《解答》（Resolutiones）还击。他将抄本送给地区主教及罗马教皇——向他们强调他承认罗马教会的正统性及愿意归顺之意。在正文中，马丁·路德很漂亮地数说了利奥十世：
虽然在罗马教会有很多博学及高贵之士，但是我们的时代有许多不适切之处，所以即使他们……也无法挽救罗马教会……现在，我们有了最好的教皇——利奥十世——他的廉正与学识，使所有善良的人都觉得欣喜。但是，处于如此纷乱的事务中，这位最好的人，能单独做什么呢？他应该是统治一个较好的时代才对。在目前这个时代，我们只应该有像尤里乌斯二世及亚历山大六世这样的教皇。是的，罗马本身现在正嘲笑着这些好人。在基督教的世界里，有哪个地方比罗马——道道地地的巴比伦（Babylon）——更能自由地嘲笑这最好的主教呢？
对利奥，马丁·路德坦诚表示一种罕有的谦逊：
最受祝福的神父，我愿以我及我所有的一切，俯卧在您教皇陛下的脚边。在教皇陛下看来，我的意见，也许是鼓舞，也许是伤害，或是呼唤、召回、赞成、谴责。不过，我还是承认您的话就是基督的话，依您而存，并以您的话为依归。假使我罪应受死，我将绝不拒绝。
虽然马丁·路德有以上这些表示，但是利奥的顾问们，还是注意到《解答》这本小册子——肯定全体基督教会会议比教皇重要，书中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到圣迹和朝圣者之旅程，否认基督教圣者之各种事迹，并排斥3个世纪以来，教皇为赦罪状所增添的理论和作为。而以上这些，是教皇的主要收入来源，利奥对于慈善事业、娱乐、战争，以及罗马教会的行政和建筑计划之经费，已经穷于应付。这位遭到非难的教皇，起先还把马丁·路德引起的争论，当做是教士之间的短暂的争吵而置之不理，现在开始要着手处理这件事。他于1518年7月7日，召马丁·路德入罗马。
马丁·路德面临一项严重的抉择。这位和蔼可亲的教皇是否会善待他？他发现自己很可能会被以礼貌的方式封住了嘴，然后让他在罗马修道院里埋没，现在赞许他的人，很快就会将他遗忘了。于是，他写信给腓特烈选侯的教士乔治·斯帕拉丁（George Spalatin），提出：日耳曼的王侯应该要保护他的市民，避免被强迫引渡到意大利。腓特烈同意了。他对马丁·路德存有高度敬意，因为马丁·路德曾经使维藤堡大学兴盛起来。除此之外，马克斯国王（Emperor Max）视马丁·路德为对抗罗马的外交上之王牌，因此，他嘱咐腓特烈“小心照顾那位教士”。
正在此时，马克斯国王在奥格斯堡市（Augsburg）召开帝国会议，讨论应教皇之请求，向日耳曼人民征税，以支援另一个抵抗土耳其人的新十字军。按利奥教皇之提议，教士征所得之1/10，一般百姓征所得之1/12，同时每50户供给一位壮丁。帝国会议拒绝了。相反，它很坚定地重述苦况，正提供了马丁·路德成功的背景。帝国会议向教皇的使节指出：日耳曼已经经常纳税资助各种社会救援运动，可是只见到这些基金被用到教皇的其他用途上；因此，人民必会强烈地反对再汇款给意大利；教士第一年的收入（昔日须献于教皇）、坚信礼费及诉讼规费等，这些送到罗马的金额，已经是一项难以忍受的负担；而且那些日耳曼教士的薪俸，像分红利一样被送给意大利教士。一位帝国会议的代表称：如此勇敢地拒绝教皇的要求，是日耳曼史上从未有过的。马克西米连注意到了王侯们的背叛心理，他写信给罗马教皇，忠告他小心对待马丁·路德，要以妥协合作的方式，镇压异端分子。
利奥不得不采用仁慈宽大的方式。的确，新教的历史学家把宗教改革的成功，归之于教皇的温和。利奥将召马丁·路德入罗马的命令搁置一旁，代之以命令他到奥格斯堡市见卡耶斯坦大主教（Cardinal Cajetan），回答别人对他不守纪律及异端的控告。他还告诫他的使节，只要马丁·路德有让步及归顺之意，就完全原谅他，否则就要由地方当局将他遣送罗马。大约同时，利奥宣布要送给虔诚的腓特烈一项他所渴望已久的荣誉——金玫瑰（Golden Rose）——那是教皇赠予地区统治者的最高恩宠。很可能利奥现在是在支持腓特烈为帝国王位之继承者。
1518年10月12日至14日，马丁·路德在帝国卫队的保护下，在奥格斯堡见到卡耶斯坦大主教，这位大主教是个伟大的神学家，他的生活，足以为人典范，但是他误解了他此行的任务是判决而非外交。当他了解事情的原委，那主要是教会的纪律和规则的一个问题：一位教士应该被允许公然批评他曾经立誓服从的上级教士，且提倡为教会所谴责的见解吗？卡耶斯坦大主教拒绝讨论马丁·路德所提出见解之是非，他要求马丁·路德撤回见解，并发誓不再干扰教会的宁静。对方都失去耐心。马丁·路德毫无悔过之意地返回维藤堡。卡耶斯坦要求腓特烈将马丁·路德遣送罗马，为腓特烈所拒。马丁·路德回到维藤堡后，将这次的会谈栩栩如生地写成一篇报告，传遍整个日耳曼。当他写信给朋友文泽尔·林克（Wenzel Link）时，又附加：“我把我的小作品送给你，你可以看看是否我的假设不对。我的假设是，按照保罗所说的，真正的反基督教者，控制了罗马教廷。我认为他比任何土耳其人都还糟糕。”马丁·路德写给乔治公爵的一封口气较缓和的信中，写道：“宗教的和世俗的阶级都必须进行改革。”这是他第一次用“改革”一词，为他的反叛行为加上了历史性的名称。
利奥继续努力于双方的和解。1518年11月9日，他颁布训谕，否认有关赦罪状的一些极端的声言；承认赦罪状既不能赦免罪恶，也不能赦免过错，只是用以赦免教会所给的世俗惩罚；至于解救炼狱中受苦的人们，教皇的权力，也只限于祈祷，祈求上帝将基督及圣人们的功绩，恩赐给已死的灵魂。11月28日，马丁·路德提出改革教皇和基督教大会的审判的要求。当月利奥即委派罗马一位社会阶级稍低的年轻高贵的撒克逊人，冯·米尔蒂兹（Karl von Miltitz），携带金玫瑰去给腓特烈，要他对那“撒旦的儿子”马丁·路德，作私下的努力，希望能使他回心转意。
冯·米尔蒂兹抵达日耳曼之后，大吃一惊，因为他发现日耳曼几乎半个国家都公开地仇视罗马教廷。他在奥格斯堡及纽伦堡地方的五位朋友之中，有三位是赞同马丁·路德的。由于萨克森这种反教皇的情绪如此高昂，致使他放弃了所有他作为教皇使者的机会。1519年1月3日，他和马丁·路德在阿尔登堡（Altenburg）会面，他发现马丁·路德更坦然地据理力争，而非惧怕罗马教会。或许此时的马丁·路德，正急于维护西方基督教世界的统一。他宽大地作了几项让步：若对方保持沉默的话，他也将保持沉默；写一封表示归顺之意的信给教皇；公开承认向圣者祈祷的功用，炼狱的真实性，并承认赦罪状能赦免依照教规所给的惩罚；劝告一般人安心地归顺罗马教会；同时，愿将争论的内容提交日耳曼一些立场中立、不偏袒哪一方的主教们审议。冯·米尔蒂兹高兴之余，又跑到莱比锡，去召见台彻尔，谴责台彻尔的过分、虚假及随便引用教皇的训谕，并将台彻尔免职。台彻尔退隐到他的修道院后不久，即于1519年8月11日逝世。当台彻尔临死之时，他接到马丁·路德给他的一封友善的信，信中向他保证——售卖赦罪状仅仅是这场纷争的偶然巧合，而不是一个原因，“这一场争端，并未因此而开始，只是这个小孩，另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父亲而已”。3月3日，马丁·路德即写信给教皇，表示完全归顺之意。3月29日，教皇很友善地回了信。邀请他到罗马忏悔，并愿意付给他旅费。但是，马丁·路德固有的矛盾心理，使他在3月13日写信给斯巴拉丁（Spalatin）时称：“我迷失了，我不知道教皇究竟是反基督者，或是基督的使徒。”在这种情况下，他想还是留在维藤堡比较安全。
很显然，维藤堡的教职员、学生和民众们，都赞同他的主张。他尤其高兴能得到一位聪明的年轻人的支持。菲利普·施瓦茨尔特（Philip Schwarzert）（意为黑色大地）是位人文学者兼神学家，1518年，当他21岁时，即被腓特烈选侯指派在大学教授希腊文。他有一个希腊化的名字梅兰希顿（Melanchthon），是由其伟大的叔父劳伊克林（Reuchlin，译按：日耳曼人文学者）取的。他身材矮小、脆弱、步履蹒跚、容貌平凡、眉毛高耸、眼光羞怯。这位宗教改革的英才，在维藤堡很受爱戴，课室里挤有五六百位学生。马丁·路德描写他像是拥有“人类所有美德”。伊拉斯谟称：“梅兰希顿是个很温和的人，甚至他的敌人都会赞扬他。”马丁·路德喜欢和人争斗，梅兰希顿却渴望宁静与和谐。有时候，马丁·路德嘲笑他温和得不当。不过，马丁·路德本人最高尚、最温和的一面，就是他对与他脾气、意见相反的人，仍有不间断的感情存在。
我为争斗而生，要与歧见和魔鬼奋战；因此，我的书激烈而具挑战性。我必须根除荆棘和障碍，填满沟渠。我是粗犷的林务官，要辟出一条道路，让诸事就绪。然而，菲利普老师却温和、沉默地走着，愉快地耕耘、栽培、播种和浇水，像是上帝特别厚赐予他。
维藤堡另一位教授，比梅兰希顿更为锋芒毕露。名为安得列亚斯·博登施坦（Andreas Bodenstein），以他的出生地“卡尔斯塔特”（Carlstadt）享名于世。于1504年，当他24岁时，入大学执教；30岁时，接受托马斯·阿奎那的哲学与神学讲座之职。1517年4月13日，他以刊行152篇反赦罪状的论文，加入马丁·路德历史性的抗议。原先他是反对马丁·路德的，但是很快即转变为热诚的支持者。马丁·路德曾说：“对这件事情，他比我还热烈。”当埃克发表《奥贝利西》，向马丁·路德的论文挑战时，卡尔斯塔特以406项意见辩护。其中一项，是日耳曼宗教改革史上第一次肯定地宣称《圣经》是至高的权威，高于教皇教令及罗马教会的传统。埃克再以公开辩论挑战，卡尔斯塔特立刻答应，并由马丁·路德安排辩论事宜。接着，埃克公布将在辩论会上辩论的13篇论文大纲。其中之一叙述道：“我们否认在西尔维乌特（Sylvester）时代以前，罗马教会的权力，并不比其他教会高的说法。我们一直承认为据有圣彼得（Sanit Peter）的坐椅者，即是圣彼得的继承者，是基督的代理人。”但是，在《解答》一书中，提出“基督教在1世纪时，罗马教会并没有高于其他教会的权力”的，是马丁·路德，而非卡尔斯塔特。所以，马丁·路德觉得他自己被挑战了，于是宣布埃克的论文解除了他沉默的誓言。他决定要加入卡尔斯塔特的神学辩论。
1519年6月，这两位战士，来到莱比锡。由梅兰希顿及其他6位教士陪同，200位武装的维藤堡学生坐马车护送。实际上，他们已经进入仇视马丁·路德的国境。在布莱森堡（Pleissenburg Castle）的大厅里，挤满了兴奋的观众。由阿尔伯丁萨克森的乔治公爵担任主席，6月27日，埃克和卡尔斯塔特开始辩论新旧的问题。莱比锡的人，几乎都没有注意到第二天将在法兰克福选举国王之事。几天以来卡尔斯塔特一直苦于埃克高明的辩论技巧，这时马丁·路德加入维护维藤堡。他的辩论卓越有力，但是过于坦率。他强调否认基督教早期罗马教会主教的首要性，而且提醒几乎全部持有恶意的听众们，流传甚广的希腊正教至今仍旧否认罗马教会的至高权威性的事情。当埃克提出马丁·路德的看法是反映被康斯坦茨会议斥责的胡斯之看法时，马丁·路德答辩道，即使全基督教会会议可能发生错误，然而胡斯的教条，有很多却是正确的。辩论会于7月8日结束。埃克达到他的真正目的——迫使马丁·路德承认自己的确是异端邪说。至此，宗教改革的进展，从有关赦罪状的较小的争论，进入罗马教皇权力遍及基督教世界的较大挑战。
埃克回到罗马后，写了一份关于这次辩论的报告呈给教廷，建议将马丁·路德开除教籍，利奥并未如此鲁莽，他仍然希望能和平解决，但距离日耳曼太远，无法真正了解这些背叛的情形。颇有威望并受人尊敬的市民，如约翰·贺尔兹肖尔（Johan Holzschuher）、拉扎勒斯·施本格勒（Lazarus Spengler）及威利巴尔德·匹克里蒙（Willibald Pirkheimer）等人，都替马丁·路德说话；丢勒还为马丁·路德的成功祈祷；一些人文学家也送来一大堆讽刺教皇的小册子。胡藤在他1518年抵达奥格斯堡市时，即改变论调，反对利奥征取十字军东征的基金，并明白地表示，希望前来收款的人，空着口袋回去。当莱比锡辩论的消息传来时，他高赞马丁·路德为日耳曼解放者，从这以后，他的笔成为宗教改革的一把利剑。他将马丁·路德名字列于冯·济金根（Franz von Sickingen）的武士群中——这些武士是渴望革命的——并毛遂自荐地向马丁·路德称，只要是能力所及，他愿给予马丁·路德一切武力的支持与保护。马丁·路德答以温和的赞许，但是并不需要马上用到武力来保护他自己。
1520年3月，胡藤发行一本写于亨利四世（约1056—1106年）时的旧的德文手抄本，此书支持亨利国王与罗马教皇格列高利七世的抗争。他将这本书呈献给年轻的国王查理五世，暗示他，日耳曼人民希望他为亨利的屈辱和挫败复仇。胡藤称：将日耳曼从罗马教会拯救出来，比驱逐土耳其人更为燃眉之急。“我们的祖先认为不值得臣服于罗马人，因为他们是世上最好战的民族；而现在，我们不只是臣服于这些色欲和奢侈的颓废奴隶，还处于被攫掠以遂其欲望的痛苦中。”1520年4月，胡藤将《会说》（Gespräche）的第一册发行。这本书以诗句对答的方式写成，对于日耳曼人独立于罗马教会的欲望，有代言和刺激的作用，其重要性仅次于马丁·路德的作品。他形容罗马像是一只“巨大的吸血虫”，又称“教皇为强盗头子，他的那一帮人，顶着罗马教会之名……罗马是一片淫猥之海、污物泥沼、无底的罪恶深渊。难道我们不该从各地聚集起来，完成摧毁这人性的共同祸源吗？”伊拉斯谟斯请胡藤缓和其作风，并友善地警告他处于被拘捕的危险之中。胡藤依靠济金根的各个城堡避难，但仍继续其活动。他向腓特烈选侯建议，把地区教会所有的修道院财产，挪作其他用途，并叙述每年送到罗马教会去的款额，可以作更好的用途。
这一场争斗的中心，仍旧停留在小小的维藤堡市。1520年春天，马丁·路德发行《摘要》（Epitome）一书，书中注释言辞激烈，并引用了最近且依然与他不妥协的有关教皇的首要和权力的正统神学家的声称。马丁·路德正面地还以颜色，写道：
假使罗马是以教皇及大主教的知识，作为信仰和传教的道理（我但愿不是如此），那么在这些著作里，我要直率地宣布，真正的反基督者正坐在神殿中，且正统治着罗马——像邪恶充斥的巴比伦——罗马教廷是撒旦的会堂……若罗马天主教徒的愤怒如此继续下去，那么将无可挽救余地，只有让国王、君主、诸侯们以武力和兵器来攻击这世界的灾祸。处理这件事情，不再是诉诸笔战，而要对以兵刃了……倘若我们以绞刑处罚小偷，以刀剑对付强盗，以火刑处置异端，为什么我们不能以武力攻打这些地狱之主、这些红衣主教、教皇和所有已无休无止地败坏了神的教会的罗马所多玛城（译按：死海边之城邑名，上帝以其居民罪恶重大，降火尽焚之）的这个罪恶之窟，为什么我们不以他们的血来洗涤我们的手？
同年年末，卡尔斯塔特发表一本小书——De cancnicis scripturis libellus，擢升《圣经》高于教皇、教会会议传统以及福音高于使徒。若马丁·路德曾经推崇上述的说法，新教徒集团就会少一些圣保罗教义论者、奥古斯丁教义论者及宿命论者。该书在当代怀疑摩西为《旧约·圣经》开首五卷书（Pentateuch）的作者，并怀疑福音的完全真实性。但其中心立论却很脆弱：该书以初世纪的传统，来肯定《圣经》的真实性，但同时又否认传统。
在梅兰希顿、卡尔斯塔特、胡藤和济金根的鼓励下，马丁·路德在写给斯巴拉丁的信上称（1520年6月11日）：
我已经将生死置之度外。现在，我已不顾罗马人的愤怒及对我的恩宠。我将永不与他们妥协……让他们斥责和烧掉所有属于我的东西。我也将同样地报以颜色……现在我不再害怕，我正刊行一本德文的有关基督教改革的书籍，直接反对教皇，文辞之激烈，就好像我正在发表反基督的演说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