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进分子
住瓦特堡本身就是一种阴郁的惩罚。这座古老的城堡，坐落在离爱森纳赫一英里之处的山上，远离帝王，也远离人世。几乎有10个月之久（从1521年5月4日至1522年2月29日），马丁·路德就住在那里，住在一间有床、桌、暖炉和马桶的小而阴暗的房间里。有几个士兵守卫着城堡，有一个看门人照料住处，还有两个童仆服侍马丁·路德。为了方便，也许也是为了伪装，马丁·路德脱下他的教士服装，换上武士装束，并且还蓄了胡须。现在他是年轻贵族乔治（Junker George）。他也外出打猎，但是，还有这么多反基督徒仍未被屠杀，所以他并不沉溺于猎杀兔子。闲散、失眠，再加上暴饮暴食，使他变得不健康和肥胖了。他焦躁、诅咒，就像是一个高傲褊狭的年轻贵族一样。他写道：“我宁愿被燃烧的木炭烧死，也不愿在这里腐烂……我希望置身在这一场争斗中。”但是，腓特烈的臣下劝他躲避一年，等查理的怒火冷下来。然而，查理根本就没有认真要找他或逮捕他。
马丁·路德沉浸在怀疑和幻想中，受尽折磨。他怀疑：只有他对，而其他那么多学者都是错误的，可能吗？毁掉既立的教条之权威，是明智之举吗？每个人都可以作个人判断的原则，是否暗示着革命的发生和法规的灭亡呢？我们若相信他在其趣闻里所说的故事——住在城堡里，被他只能解释为恶魔的跳跃的一些怪异的声音所困扰。在很多场合里，他公开声称，他见过撒旦。有一次，他还肯定地说，撒旦向他投掷胡桃。还有一个有名的传说——有一次，马丁·路德向撒旦丢墨水瓶，但是目标却消失了。他写一些很生动的信给他的朋友和他的敌人，也写神学论文，并将《新约》翻译为德文。他做这些事情来安慰自己。突然间，他飞快地回到维藤堡，推动一项革命运动。
他在沃尔姆斯的辩辞和他的死里逃生，使跟随他的人得意忘形了。在爱尔福特，学生、工匠和农人，攻击、破坏40幢教区房子，并破坏图书馆和出租马车，且杀了一位人文主义学者（时为1521年6月）。在那年动乱的秋天，爱尔福特的修士们，放弃他们的修道院，开始传授马丁·路德派的教条，并公然抨击罗马教会为：“独断、骄傲、贪婪、奢侈、没有信心和伪善之母。”1521年，于维藤堡，当梅兰希顿完成《第一篇有系统的新教徒神学之说明》（Loci communes rerum theologicarum）时，他的同事卡尔斯塔特教授，现为城堡教堂的副主教，要求望弥撒应说当地方言；圣餐的饼与酒，应该在忏悔或斋戒之前，就可以给予；宗教的偶像应该搬离教堂；教士们应该可以结婚，生育子女。1522年1月19日，卡尔斯塔特首先结婚，当时他40岁，女方15岁。
马丁·路德赞许这项婚姻。但是，他写道：“上天啊！是否维藤堡的居民，要将女儿嫁给教士们？”虽然如此，他仍旧发现这个观念有些诱人之处。他在1521年11月21日，寄一篇论文《论修士誓言》（On Monastic Vows）给斯巴拉丁，以答辩他们的抗议。斯巴拉丁延迟公布这篇论文，因为该论文超乎寻常的坦率。它接受性冲动，认为那是自然而无法抑制的，并宣称《论修士誓言》是撒旦的诱饵，徒使罪恶增加。4年过去了，马丁·路德才结婚。他对妇女的欣赏态度迟迟才发生，很明显，这对宗教改革的开始并无影响。
革命继续进行着。1521年9月22日，梅兰希顿以两种方式执行圣餐，波希米亚的饼酒统领派（Utraguists）赢得了迟来的胜利。10月23日，马丁·路德的修道院，停止了望弥撒时的说话。11月12日，13位修士走出修道院，步入婚姻之途。因结婚而离开修道院，很快使日耳曼大半的修道院变空了。12月3日，一些学生和市民，带着刀子进入维藤堡教区的教堂，把教士们从圣坛上赶走，并向正对着圣母玛利亚雕像祈祷的人丢石头。12月4日，40位学生破坏维藤堡芳济修会的修道院圣坛。当天，马丁·路德仍假扮着年轻贵族的模样，秘密地回到维藤堡。他称赞修士们结婚，但警告教士和俗人，要抵抗暴力。他说：“约束并非完全排除，但是必须在有组织的权威操纵下进行。”第二天，他又回到瓦特堡。
此后不久，马丁·路德寄了一份作品《真诚地劝诫所有基督徒》（Earnest Exhortation for All Christians）给斯巴拉丁发行，预先通知他们，要预防暴动和叛乱。他害怕宗教革命进展得太快，或者变为社会革命时，就丧失了革命的崇高性，而败坏了革命。但是，他作品第1页的批评，就像在鼓励暴乱一样：
暴动的危险似乎可能存在。教士、修士、主教以及所有的宗教精神领域，可能会遭谋害或被放逐，除非他们严肃而彻底地改革自身。因为一般人的财产、身体及心灵受到伤害时，总是非常地担心，而变成被煽动的人。教会人士给予一般人的折磨太多了，不讲理地让他们负担过重。他们不能也不愿再忍受。事实上，他们有很好的理由，把连枷和木棒放在身边，就像农人威胁着要这么做一样。现在，我听到教士们处于害怕、焦虑之中，一点也不会不高兴。也许教士们会有所感觉，而缓和一下他们疯狂的专制……我一定要继续努力下去。假使我有十个身体，能够得到上帝很多的恩宠，使一般百姓能够用较缓和的叛乱方法惩罚教士们，那么，我一定会非常高兴地为穷苦的农人，献出我的十个身体。
除了以上这段话外，他又继续写了以下一段话。因为单独一个人使用武力，实为不智之举，复仇是上帝的事情：
暴动叛乱是无理性的举动，因为通常所伤害到的，总是无辜的人多于罪恶的人。因此，没有一件叛乱是对的，不管有多好的理由都一样。叛乱所引起的伤害，总是超过革命的成就……当民众挣脱缰绳，逃出樊笼时，他没办法分辨哪些是邪恶的人，哪些是虔诚的善男信女。任意破坏的结果，可怕的不义之举就无法避免了……我同情，而且永远同情那些反抗叛乱的人。
宗教改革，多多少少仍在以和平的方式进行着。1521年的圣诞节，卡尔斯塔特穿着平民服装，在日耳曼庆祝弥撒。他邀请所有参加的人，用手拿圣餐的饼，并用圣餐杯喝酒。大约在这时，奥古斯丁教团（Augustinian Congregation）的一位领袖加百列·朱伊尔林（Gabriel Zwilling）要求他的听众，发现宗教图画就烧毁，发现祭坛就破坏。12月27日，由于“先知”从茨维考（Zwickau）来到维藤堡，就像在火上添了油一般。那个市镇是日耳曼最工业化的都市之一，市民多为编织工人，受雇于商人组成的市政府。这些工人想起邻近波希米亚的塔波尔实验（Taborite experiment）曾受到压制，而对社会运动非常热衷。圣·加德琳（St.Catherine）编织工人教堂的教士托马斯·闵采尔（Thomas Münzer），变成众望所归的代言人，同时也是一位热心的宗教改革支持者。马丁·路德赞扬《圣经》是信仰的惟一准则，他于是产生了疑问——到底谁能解释《圣经》？闵采尔和他的两位伙伴，编织工人尼古拉斯·斯多奇（Nicholas Storch）及学者马库斯·斯都布诺（Marcus Stübner）宣称，他们是解释《圣经》的杰出人选，因为他们自觉而直接地感受到圣灵。他们宣布，圣灵命令他们，将人的受洗延后到成人。因为圣餐只有发自信仰才有效果，而信仰是无法期望于婴儿的。他们预测，这个世界不久将遭到全面的毁灭，在那时候，所有不虔诚的人——特别包括所有罗马教会的教士——都将死亡；之后，在地球上将出现上帝的共产王国（Communistic Kingdom of God）。1521年，编织工人的叛乱被制止了，三个“茨维考的使徒”（Zwickau Apostles）被放逐。闵采尔被流放至布拉格，他在萨克森的奥尔斯提德（Allstedt）找到牧师工作。斯多奇和斯都布诺跑到维藤堡。在马丁·路德不在维藤堡期间，他们给梅兰希顿和卡尔斯塔特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1522年1月6日，维藤堡的奥古斯丁教团完全解散。1月22日，卡尔斯塔特的信徒，在市议会里非常有权力，他们推动一项法令，将维藤堡各教堂内所有的偶像拆除，并且禁止弥撒，除非采用卡尔斯塔特的简单形式。连耶稣被钉于十字架的受难像，都在禁止之列。像早期的基督徒一样，他们也禁止宗教仪式时的音乐。卡尔斯塔特称：“风琴的淫乱之音，唤起人们的世俗欲念。当我们应该沉思基督的苦痛时，却让我们想起皮拉摩斯（Pyramus）和提斯柏（Thisbe）（译按：古典神话，巴比伦的两位年轻情人，不顾他们双亲的反对，通过墙上的裂缝，偷偷地谈话。在相信提斯柏已死之后，皮拉摩斯结束了他自己的生命，当提斯柏发现他的尸体时，她也自杀了）……让风琴、喇叭和笛，回到剧院里。”当市议会迟迟不拆除偶像，卡尔斯塔特率领其随员径入各教堂。耶稣被钉于十字架的受难像，都被从墙壁上拆下来，抗议的教士，都被丢掷石头。卡尔斯塔特接受茨维考预言者的看法，认为上帝可以和《圣经》一样，直接对人说话。上帝对人说话，是简单地直接对人的心、灵，而不是需要从语言和书本上学得。卡尔斯塔特本身非常博学，却宣称学校和读书有碍于虔诚，真正的基督徒定要避开所有的学问和学习，要变成目不识丁的农夫或匠工。他的一位信徒，乔治·莫尔（George Mohr），将他任教的学校解散，劝学生家长保持孩子们没有学识之无知。有些学生，离开大学回家学手艺，声言没有必要再求学。
马丁·路德听到这些消息，害怕他的保守评论会很快由行动证明为正当，他否认教会权威会导致社会秩序解体。他不顾查理皇帝禁令，同时又放弃腓特烈选侯所有对他的庇护，离开瓦德萨，重着教士服并剃发，匆忙地回到维藤堡。1522年3月9日，他开始一连串的8次演说，坚决地呼吁大学、教堂，以及市民们遵守秩序。现在，他拒绝任何诉诸武力的行为。难道他不是只用一支笔，来解除百万人免受教会的压迫吗？他说道：“跟从我，我是第一个上帝所信托这件事情的人。上帝将如何传授他的意旨第一个透露给我。所以，你们做这些事情，都错了……没有先来找我磋商……容我有时间……不要以为破坏那些被滥用的东西，就可以除掉污秽的弊端。人可以被酒与女色所迷，那么我们就要禁止酒和废除女人吗？太阳、月亮、星星，一直都受人尊崇，那么，我们是否要从天上把它们摘下来？”那些想要保持图画、雕像、耶稣被钉于十字架上的受难像、音乐和弥撒的人，不应该受到干扰。马丁·路德本人是赞成宗教偶像的。他在维藤堡一所教堂里安排弥撒，按照传统的仪式进行。在高高的祭坛上，他只给饼作为圣餐礼，但在旁边的祭坛上，他供给饼和酒。马丁·路德称，这个方式并没有什么不同之处，所重视的，是圣餐礼中所接受到的精神意义。
在8天的8次演说里，马丁·路德尽量表现为虔诚的基督徒。他冒险试着所有可能使维藤堡缓和下来的方法。结果，他成功了。茨维考的先知们企图要改变马丁·路德，使他接受他们的看法，他们研究他的思想，想借以作为他们圣灵的证明。马丁·路德接受这项挑战。他们认为他对他们的看法，感到神秘的共鸣。对于他们这种敏锐的洞察力，马丁·路德将它归之于撒旦，而命令他们离开维藤堡。卡尔斯塔特被重新建立的市议会辞退了，他在奥拉明德（Orlamünde）另外找到一份教士工作。在他的讲坛上，他批评马丁·路德是一位“贪婪的教士……维藤堡的新教皇”。卡尔斯塔特比教友派（Quaker）还早一步地放弃所有教士装束，穿朴素的灰色外衣，并开始使用头衔，他要求称他为“安德利阿斯兄弟”（Brother Andreas）。他拒绝接受他的教士薪俸，要以农作物来赚取生活。他否认药物所有的功效，喜欢祈祷更甚于医药。他提倡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制，认为这是合乎《圣经》的。他对圣餐，仅仅采纳其象征意义。应腓特烈选侯之邀，马丁·路德到奥拉明德传道，以反驳卡尔斯塔特，但被丢掷石头和污泥而赶出该市。当农人暴动（Peasants'Revolt）崩溃时，卡尔斯塔特害怕被认为是煽动者而加以逮捕，他找马丁·路德，并接受他的庇护。经过这一番折腾，这位倦怠的激进分子，在巴塞尔找到一份教授之职。1541年，在巴塞尔，他以教书平静地走完了他的人生旅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