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尔的乌托邦
莫尔的父亲，是一位著名的律师及法官。他送他孩子到伦敦圣安妮多尼学校受教育。莫尔在少年时期，曾给大主教默顿做侍童。他的思想、信仰及为人处世，处处都受到大主教的影响。据说，默顿曾告诉人：“别看轻那送酒端菜的孩子……将来必大有出息。”15岁，莫尔考上牛津，很快即沉醉于古典文学的研究。他父亲怕他将来变成书呆子，因此令他退学到伦敦学法。当时的牛津剑桥，系以培植宗教领袖为宗旨。一般教士，则系由新法学会（New Inn）及林肯法学会（Lincoln's Inn）出身。1529年至1537年间，改革后之国会，下院中仅8个议员受过大学教育。这时，大学生不吃香，吃香的，是工商巨子及律师。
1499年，莫尔21岁。他遇见了伊拉斯谟，立刻便被伊氏的人文主义迷住了。他们俩人的友谊，在当时是一段佳话。他们个性都很有修养，文笔都很犀利，都讨厌烦琐哲学。莫尔说，研究烦琐哲学，“无异就筛子给公羊挤奶”。他们都主张宗教改革，而改革之道，均不主张使用暴力及分裂。他们都一贯这样主张，宗教改革应自内部做起，改革应顾及教会的统一性及连续性。莫尔在治学及涵养上，不及伊拉斯谟深沉。事实上，他的儒雅及恢弘，常受他情绪及执拗的影响。在与人争论时，常忍不住趋向流俗行径，向对方展开谩骂。不过，他也有胜过伊拉斯谟之处，像勇敢、荣誉心及对理想之执着等。莫尔与伊拉斯谟往还之书信，其所表现的风范，在那个时代即为不可多得之作。“再谈，”莫尔在写给伊拉斯谟一封信的最后说，“我敬爱的伊拉斯谟，对我而言，我之爱你胜过爱我自己！”
莫尔对宗教是当代最虔诚的人，他以许多教士，如沃尔西之流的耽于享乐为可耻。23岁时，当他读了一阵法律后，他决心要做传教士。1501年，他演讲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公开传道，座中饱学之士，如格罗辛（Grocyn）等，对他都颇表欣赏。尽管他对一般不守清规之僧侣大加抨击，但对所有虔敬的修士修女则颇表尊重。他甚至说，他非常羡慕修士的宁静生活，他后悔从前没有做修士。他相信神迹、圣意、遗物与朝圣。他写过不少属灵的书籍，他以中世纪的风格表达他的人生观。他说，生命是灵魂的监狱，要解脱惟有死，宗教及哲学就是教人如何解脱。他曾两度结婚，生了好些孩子，他的家是经常有祷告并充满爱心信赖和欢乐的基督教家庭。1523年，他由“普罗维登斯（Providence）”迁往伦敦文化区。他的家充满文化艺术气息。他家的花园，距泰晤士河不过100码。
1504年他26岁，即以市民代表身份，充当国会议员。一次，亨利七世有个提案遭到他的反对。他发言时雄辩滔滔，以致给亨利七世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不过这是一个坏印象，亨利七世曾转弯抹角找到他父亲，让他把这位青年议员狠狠地教训了一顿。国会议员任期届满，莫尔即经营律师事务所。1509年，出任古伦敦——泰晤士河北岸——代理执行官（undersheriff），这份工作颇合他胃口，因为当代理执行官，通情达理重于冒险犯难。一段时间下来，明决公正有口皆碑。他的不受红包，尤其打破了英国官场恶例——收受红包之风，直至培根时代犹颇盛行。不久，他又回到国会。1515年，他被选为众院议长。
在伊拉斯谟于1517年7月23日致胡藤的一封信中，我们又发现莫尔具有下列特征：中等身材，面容苍白，赭色头发，穿着随便，饮食适度，面带笑容，幽默机智，喜开玩笑，爱小动物。他家里，有善于说笑的清客，有猫、有狗、有猴子。附近的鸟，飞到他家来，都一一获得招待。在太太眼里，他是个标准丈夫。在孩子眼里，他是个标准父亲。在国会议员眼里，他是个标准议员。秉性善良，能言善辩，对人和蔼，“总之”，综合大家对莫尔的印象，“他是大自然在温良、可亲、快乐方面，最理想的标本”。
忙里偷闲他还著书。他先写的是《理查德三世传》（History of Richard III）。这本书的基调，在于反对独裁政体，由于他正处于这种政体之下，因此他没有考虑出版——是书与世人相见，系在他逝世之后。莎士比亚根据这篇传记写成一部剧本。传记剧刻本均流传于世。1516年，由于一时兴起，莫尔用拉丁文写了一本书。这是他所写书中，最著名的一本，现代人耳熟能详的“乌托邦”（utopias）一词，就是由他所创的。这本书，一方面对英国的经济、社会、政治有所批评，一方面对社会主义作了一个具体的描画。由于有所顾虑，他把书送到国外去出版。一共出了6版，6版都是拉丁版本。最后，准在英国付印，所印的仍为拉丁文。他说，这是写来消遣的，本来不想出版。在卢万印的那一版，曾获伊拉斯谟之助，他对伊氏表示非常感激。本书于1551年出现英文版，未译成英文前即已译成德语、意语及法语。英文版与世人相见时，莫尔逝世已16年。此书于1520年间，在欧陆即已家喻户晓。
莫尔之书，原名Nusguama意即《虚无之乡》（Nowhere）。后来，不知谁把它更换了个希腊名字，于是，就变成《乌托邦》了。故事写得异常逼真，因此，不少人相信实有其事。据说，一批传教士曾大发宏愿，计划去乌托邦传教。《乌托邦》开头说，1515年，莫尔衔亨利八世之命出使布鲁日。当他行经安特卫普时，他曾拿着伊拉斯谟的一封介绍信，去见该市的一位市政官员彼得·希莱斯（Peter Giles）。故事的展开，系于他会见希莱斯后。希莱斯介绍他去见一位须发苍苍的葡萄牙水手，这位水手名叫拉法埃尔·希泽罗代伊（Raphael Hythlodaye）（希腊语意“妙于胡诌”）。1504年水手曾随维斯浦奇（Amerigo Vespucci）环游世界（早于麦哲伦6年），因此到过一个人所未知的世界：一个幸福的岛，岛上居民对当时困扰欧洲的若干社会经济问题，均有解决之道。《乌托邦》的卢万版本，把这个神话渲染得更为离奇逼真，其首页还附有乌托邦木刻地图，及该地居民文字。只有一个漏洞：希泽罗代伊一次在谈话中，竟赞美起默顿大主教来。这种赞美，在莫尔来说是很自然的，但出自一个水手之口，便令人感到怀疑了。
这位想像中的麦哲伦，对乌托邦的社会是这样描述的：
在乌托邦人中……一切财物均属共有，每人所需均极丰富……我曾将乌托邦与其他国度相比……其他国家之人，对于其所获之物，一开口便是我的……但在乌托邦则不然，我对此也与柏拉图有同感……财富应平均由人人共享……在很多国家中，由于少数人，借种种名位口实，霸占或瓜分了社会的大部分财富……因此遂使绝大多数人俱陷于贫穷。
在乌托邦，人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生产之物，一律送入公库，一旦需要，即可自行到公库中去取。没有人说，我比别人应多得一点。由于人人都有，因此便不用贪心。原则上大家应在公共地方吃饭，但如你觉得不便，也可在家自炊。乌托邦人不用钱，因此也不知买贱卖贵。其他地方所常见之罪恶，例如，欺骗、偷盗、抢夺，在乌托邦根本听不见。由于公库中积有应急粮食，因此人民不知有所谓荒年饥馑。每一家庭，无分男女，均需参加农工生产。为求生产充分，大人每日工作6小时。工作基于社会需要，个人兴趣只有在社会需要时才能发展。乌托邦人也享有自由，不过他们的自由着重在免于饥饿，免于恐惧。至于剥削他人劳力的自由，则绝对不许。乌托邦也有法律，不过条文极少也极简单。因此，如有纠纷，概由自己辩护，根本用不着请律师。犯法者，罚劳役。依罪之轻重，定劳役时间之长短，及所做工作之难易。所罚时间届满，即可恢复自由。屡犯及重犯亦判死刑。死刑犯表现良好，亦可改罚劳役。
家，为乌托邦社会构成单位，家有家长。“妻子必须顺从丈夫，子女必须顺从父母。”婚姻，行严格的一夫一妻制。结婚前，当定婚。未婚夫妻，例须彼此脱得一丝不挂，以便相互检查。男女之一方，身体上如有严重缺陷，对方可据以解除婚约。婚后妻赴夫家与夫之父母共同生活。如有通奸情事，男女双方申请社区会议许可，即可自由离婚。30家为一邻，邻有邻长（phylarch），邻长共选，年选一次。每10邻为一里，里有里长（chief phylarch），里长由邻长共选。乌托邦共200里，里长会议就是国会。国会有权选举国王，国王为终身职位。
邻长之职责，在确保其所辖社区人民之健康。为达此目的，他须提供清洁饮水，注意环境卫生，设立医院及诊所。在乌托邦，健康重于一切。乌托邦统治者对教育亦极重视，处处设有儿童学校，成人学校。他们最注重职业教育与科学教育，至于占星、算命则视为迷信。如果认为对乌托邦有利，他们也会发动侵略战争。“他们发动侵略战争，系基于下列理由：任何民族如占有一大片土地，自己既不利用，也不许别人利用，则乌托邦人为了不使货弃于地，他们便有权把这片土地抢过来。”（显然这就是英国殖民美洲的理论。）不过，乌托邦人并不好战，“他们最恨无理由的屠杀……与其他民族相反，师出无名他们认为那是最可耻的”。
乌托邦相当崇尚宗教自由。除无神论及否认灵魂不朽者外，任何宗教都可自由活动。乌托邦人，如愿意，甚至可以崇拜太阳或月亮。但任何人，如对其他既存宗教，以言语或行动横加破坏，那他一定会遭逮捕，处以应得之罪，因为法律不允许宗教斗争。否认灵魂不朽者不罚，但不得担任公职。他们有意见，除向神父或“德高望重者”（men of gravity）讲述外，不得当众发表。此外，“任何人皆可随意信仰他所喜欢的宗教，及把他所信的宗教向别人传播。不过传播时，必须采取和平方式……以说服代强制，以理论代谩骂，任意攻讦其他宗教，那是法律所不许的”。乌托邦既有宗教自由，因此便有许多宗教。不过，“大多数乌托邦人，包括最有智慧的人在内……大都相信，神是一种贯通宇宙的永恒力量，这种力量远远超乎人类智力之上，它是不可知，不可说，不可解的”。出家修道法所不禁，不过任何出家人均应不断做好事及为社区工作。所谓好事及工作，例如：修桥铺路，清理沟渠，准备柴火等。出家人原则上系过独身生活，但他们如想结婚也可结婚。那儿也有神父，但神父结婚并不遭禁止。国家规定，一切宗教节日及宴会，均应排在年头年尾及月头月尾。但任何节日及宴会，“教堂寺庙中均不许出现偶像”，“祷告也不许可，因为怕少数冒失鬼发言冲撞到其他宗教，以致惹起纠纷”。在每一个节日里，妻子要跪在丈夫面前，子女要跪在父母面前，请求赦免其过失。任何人如未与其仇敌弃嫌修好，即不得进入教堂或寺庙。以上这些画面，带有很浓厚的基督教色彩，但莫尔年轻时所醉心的人文主义，却也偶有显露。例如自杀观，即系源于希腊思想：病入膏肓之人，为解脱其痛苦可以自行结束其生命。除此之外，莫尔认为，自杀乃怯懦的表现。自杀者之尸体，“不许埋葬，应抛于臭水坑中”。
《乌托邦》一书，究竟有多少是莫尔的思想，有多少是伊拉斯谟的思想；另外，写这本书的态度，是轻松的还是严肃的，均已不得而知。不过，莫尔，这位年轻的政治家，却郑重否认乌托邦的社会主义思想就是他自己的思想。“我相信，”莫尔代表他自己对希泽罗代伊说，“一切都共有的地方，人民即不可能过着很富足的生活。因为，当大家感到工作不是为自己，而自己又可分享别人的工作成果时，谁还愿意卖力工作……大家都不肯卖力工作，物资当然就不会富裕……在那儿不可能样样理想，因为人天生良莠不齐——要使人人都变好，绝非短时间所能办到。”尽管如此，乌托邦曾获得不少人的同情与思慕——共产主义的画面，就是《乌托邦》的模本。在《乌托邦》一书中，对富人剥削穷人一事，也有很严正的批评。对英国领主强行圈占公地一点，莫尔曾借外人之口予以谴责。其谴责极深入而激烈，因此便有点不像外国人的口吻。希泽罗代伊对莫尔说：
就贵国土地而言，由于少数人之无理贪婪，已使之大部趋于荒芜……对富人而言，这并无大害，因为他们有钱，不但自己要用的东西可以买到，而且还可囤积居奇，垄断市场以图厚利……我到过不少共和国，经我详加考察比较，我发现这种目前盛极一时的制度，只有对富人有利。我，本着上帝的名义，不禁这样想，这种制度是少数富人想出来的鬼名堂：假借共和之名以保全及增进其财富，想尽办法以雇用的名义，用少量的金钱，大量榨取穷人劳力。种种榨取办法，竟可美其名曰法律。
听，这像不像马克思（Karl Marx）的声音？马克思凭大英博物馆一席之地，弄得世界团团转。然而转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杠杆，也许就是莫尔的这本书。无疑，《乌托邦》一书对现代思潮有着最强烈的影响，我们甚至还可这样说，它是20世纪经济制度的指标。现代之所谓计划经济与福利国家，追本溯源也非论及此书不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