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
当斯宾诺莎完成《伦理学》的时候，他也许会像许多基督圣徒一样，觉得自己已经完成了一门为济助个人而远甚于指导一国公民的哲学。因此，至1675年，基于认为人是“政治的动物”并能将理智应用于社会问题此一观点，开始以一种解析激情一样的方式，以客观的、几何的、物理的方式着手于其未完成的《政治论》（Tractatus politicus）：
我以我们通常应用数学时的精神自由，来审视科学的主体，我曾谨慎地不将力量花在愚弄、哀悼或詈骂人类的行为上，而在求了解他们。在此目标上，我也曾注意到激情，诸如爱、恨、怒、妒、贪、怜及其他心灵的不安等并非人类本性恶的一面，而是与空气本质相关的冷热、风暴、雷电等性质一样。
因为人类的本性是政治的素材，因此斯宾诺莎觉得，研究一个国家，当始于考虑人类的基本性格，如果我们去想像在社会组织以约束力、道德力及法律陶冶之前的人类，则我们对之了解将更真切些。倘使我们记住在对此社会影响的全然的或勉强的顺服之下，他仍然受那种在“自然状态”之中仅为暴力吓阻才能抑制的盲目冲动所困扰时，则我们对之了解或将更真切些。斯宾诺莎与霍布斯诸氏一样，假定人类曾处于以上情况之中，他对于人类野性的设定，几乎与《利维坦》一样黑暗，在该罪恶之园（Garden of Evil）中，个人的力量就是公理，并无罪可言，因为根本没有法律；同时也并无公正、偏私及对错可言，因为根本没有道德戒规。是故，“自然法……并无所禁……其并不反对倾轧、仇恨、愤怒、暴虐或因欲念所引发的任何东西”。依据“自然权力”——就“自然”是一种外于社会法治的观点来看——每个人的生存，乃在于其力足能自持与自保。而此仍会为其同类及国家所获取，所以人类会以其“自然权力”去役使或食用动物。
斯宾诺莎认为人类野性之改变，乃由于其一出世便已生活在社会团体之中，“由于所有人类对孤独的存在均有所惧——因为在孤独之下，无人力足以自卫、获取生活必需品——因此使其自然趋向于社会组织”。所以，人类不但具有社会的，而且具有个人主义的本能，社会与国家具有人类本性的根源，一旦人类与家庭成为一体，则“自然权力”或个人的力量，便会受团体的权力及力量所限制。无疑的，人类是勉强地接受这些限制，不过，他们之接受，是在于他们理解到，社会组织是个人生存与发展的最有力工具。至此，关于德行是使生存的任何特质这一界定而言——“自存的努力”——可以再扩充至使团体生存的任何特质。社会组织，不约束国家，不左右文化——此为人类求其自存与发展下的一大收获。
由此，在伏尔泰四复卢梭之前，斯宾诺莎便有所论：
任讽刺家放怀狂笑世间事，任神学家去诟辱它们，任忧郁尽情去颂扬那朴野未开的孤立生活，任它们去鄙视人类而推崇野兽。且莫去管它，人类会发现互助更能轻易地获其所需……一个受理智引导的人，其生活于法治国家之下，比居于法律之外更为自由。
斯宾诺莎也反对另一种法外梦境——哲学的无政府主义的乌托邦：
诚然，理智能抑制并转化为激情……可是我们知道……理智所指出的路是非常险峻的，因此，劝自己信服群众……能导致依理智的简单指示而生活，则一定是诗人的黄金时代，或者是一些剧中的梦想。
国家的目的与功用，应当使其成员依理智而生活。
国家的最终目标，不在于驾驭人类，或以恐惧制服他们，而是，使人人无所恐惧，并且能在充分安全与不伤害自身和邻人的情况下而生活。国家的目标……并不是在使明理的人类成为粗野的兽类和机器（如在战时）。它在使他们的身体和心智安然地运作，它们致使人类依真正的理智而生活、而活动……国家的目的是真正的自由。
是故，斯宾诺莎重新争取言论自由，或至少有一点思想的自由，但是，像霍布斯一样，最终屈服于神学的盲信和斗争的恐惧之下，他并未主张将教会置于国家治辖之下，不过，却认为国家可决定教百姓何种教义。
他着手讨论政府的传统形态，由于对路易十四的入侵荷兰感到愤怒，遂成为一个荷兰的爱国者，不但一点也不称赞君主国，而且还激烈地驳斥霍布斯的绝对论：
当一人拥有一切的权威时，就会假设，经验在指导并促成和平及谐和。因为没有一个政治体系，会像土耳其一样，一直赓续而无显著的变化，同时，也没有一个深孚众望的或民主的国家，会非常短命，并且甚为动乱所扰。如果说，奴役、野蛮与摧残能算是和平的话，则和平会是降之于国家的大不幸。奴役不是和平，而是独夫揽权，因为和平并非只包括战争的离去，而是更包含了人类灵气的统一及和谐。
所谓“最佳政府”的贵族政体，如果其最佳是在于其不从属于阶级精神、派系倾轧以及个人及家族的贪婪的话，则可以称是，“倘若，贵族们……不感情用事，并仅衷心依循大众福利……则无一政体堪与贵族政体相媲美，然而经验告诉我们，一切恰与之相反”。
因此，当他日薄西山之际，斯宾诺莎开始描述他民主的期望，他并不盲目附和群众，所以，他爱那遭暴民杀害的维特。“凡对百姓性情如何转变具有经验的人，几乎都会很丧气，因为大众是受情感而非理智所摆布的。它先于各个事物之前，并且会轻易地被贪婪及奢侈所腐化。”“我越来越相信民主是所有政府的最自然形式，而且也是最调和于个人自由的。基于此，没有人会将其自然权力绝对地让渡：他只将之委付多数。”斯宾诺莎主张，除未成年者、犯人与奴隶之外，所有男性均应有选举权。他之将女性除外，乃由于他判断，在策议和管理上，她们的天资和承受力不如男性。他认为，假如“国民军只由公民所组成，并且无一人可免役”，则当以端良的举止与和平的政策去鼓励统理官员，“因为，一个武装的人，是比一个非武装的人更来得独立”。他觉得，照应穷困者是整个社会的责任。同时，应当只有一种单一税：
田地、所有的土地及可以使用的物件和住舍等，都该是公产，就是说，拥有国产权的人，每年将之租与公民……除此之外，各种税收，均将免除。
然而，就在他刚开始其学说最珍贵的一部分时，死神将他的笔从手中拿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