绵延不绝的影响
把哲学固化为一种对人类迷茫思想的、高层次摸索的连贯观念中,我们可以看出斯宾诺莎的体系,在他之后的20世纪里,形成并分担了对近代世界的塑造。当然主要他是一个犹太人,即使被逐出了教会,可是他仍具有那深厚的遗传,仍不能忘却他熟读《旧约》、《犹太法典》的时代,以及诸犹太哲学家。当再追忆异说时,埃兹拉、麦蒙尼德斯、克莱卡斯、格尔森以及阿科斯塔诸氏,一定曾激起过他的注意。他在《犹太法典》方面所受的训练,一定帮助他将《伦理学》造成为理智圣殿的逻辑观点。他说:有人从生物开始“他们的哲学”,“而有人从人类的心智开始,而我则始于上帝”。那就是犹太人的方式。
哲学家传统上大多称赞他的仔细——虽然,在区别生息万物的俗世与永恒律则的神世上,可以由柏拉图所分的各个存在体及他们在上帝心里的原型中找到一些痕迹。斯宾诺莎对德行的分析,也可由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中溯及其源。但是,他对朋友说:“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与苏格拉底,对我并无太多的影响。”和培根及霍布斯一样,他也喜欢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和卢克莱修。他的《伦理学》理想,或传之于斯多葛学派,听来好像有些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译按:罗马皇帝,在位期间为161至180年,为斯多葛派之哲学家)的风格,而实则完全暗合于伊壁鸠鲁。
他得之于烦琐学派哲学家的,实比自己所想像的为多,因为它们混在笛卡儿哲学中而将之传下,像阿奎那的《神学大全》一样,他们也尝试哲学的几何化阐释,他们把“实体”、“能产的自然”、“属性”、“本质”、“至善”等等语词给了他,他们对上帝内存在与本质的确认,也成为他对实体内存在与本质的确定,进一步将人类的智能和意志隐含于上帝。
或许(如皮埃尔所想的)斯宾诺莎读过布鲁诺(译按:最能代表文艺复兴精神的自然哲学家,影响哥白尼甚大,经7年牢狱摧残后,于1600年遭宗教迫害,活活烧死)的作品,他接受布鲁诺“能产的自然”与“所产的自然”的区分,并且也采用布鲁诺“自我努力”(conato de conservarsi)的语词和观念,他也根据这个意大利人之论而建立起身体和心灵、物质和精神及尘世和上帝的统合,和上知(the highest knowledge)能明见上帝内万物的概念——虽则德意志神秘主义者亦将该一观点完整地传入商业化的阿姆斯特丹。
笛卡儿的哲学理想,更直接刺激了他,同时神学的陈腔滥调却令他生厌。他被笛卡儿为使哲学在组织与清晰上和欧几里得一致的雄心所激励;他很可能列举笛卡儿的法则为其生活与事业的目标;他也欣然接受笛卡儿所谓的一个观念只要是“清晰可辨”便一定不假的见解。他接受并且普及化了笛卡儿哲学中关于世界是一种由某种初期的涡动而达于松果腺(the pineal gland)的因果机械论。他也承认在激情分析上受笛卡儿之惠。
霍布斯《利维坦》的拉丁文译本,显然影响了斯宾诺莎的思想。此处,机械论概念是在没有怜悯与畏惧的情况下所完成的。心灵,在笛卡儿那儿是将之与躯体分离的,并具有自由和不朽特征。而至霍布斯时,则成为宇宙律则的附属,及非人身不朽甚或尽无不朽的惟一能力。斯宾诺莎根据《利维坦》而建立了一种可以接受的情感、情力、记忆与观念的分析,以及人性的非感情分析,出于“自然状态”和“社会契约”的共同出发点,两位思想家却有完全不同的结论:霍布斯自其保皇者的立场,趋向于君主体制;斯宾诺莎发自其荷兰的爱国心,归结于民主体制。大概此一温文尔雅的犹太人,通过霍布斯而被马基雅维利所诱,他认为他也是“最敏锐的佛罗伦萨人”,以及“最有天才……有先见之明的人”。不过他以力量来避免权利的混淆,认为只有在“自然状态”的诸个体中间,和有效国际法建立之前的各国家中间,这才是值得谅解的。
斯宾诺莎将所有这些影响,融和与塑造出一个对其可见的逻辑、调和及统一,能激起敬畏之情的思想架构,如同其朋友与敌对者所指出的,他的大殿中亦有裂痕:奥尔登堡巧妙地批评《伦理学》开始的说理与主张,而雨伯威格(Uberweg)则认为它们是精确的德式分析。逻辑是令人赞赏的,但是当它依据个人的经验时,则是危险的推论,它是依赖内在一贯而非客观事实的思考技巧。斯宾诺莎信任理智(否则他还有可恃?)是他惟一的不当,他表示他对于人类能理解上帝,或基本实存与宇宙律则拥有信心。他一再宣称,他能证明其理论,可以有解决所有问题和阻碍的信念,有时候,他会以一种不适合的信心去分析海浪。要怎样逻辑才算是知识的利器,一种探寻心灵的启发工具,而非世界的构造体呢?因此,决定论必然的逻辑,乃将意识降为(如赫胥黎[Huxley]所承认的)一种副现象——即便是没有它,那由于因果关系而使肢体产生的心物活动(Psychophysical Processes)仍会继续运作。但是,也没有一物会比意识更实在、更深刻,当逻辑表白之后,神秘仍难明。
斯宾诺莎死后的一个世纪内,他那曲高和寡的哲学,也有这些难题,不过他对《圣经》、预言、神迹的批评,以及他可爱而非人格化、不闻不问的上帝的概念,所激起的愤怒亦日益猛烈。犹太人认为他是忤逆子,基督徒咒骂他是哲学家中的撒旦,是一个巴不得夺尽全天下意义、神迹和希望的反基督者,甚至连异端者亦抨击他:皮埃尔对斯宾诺莎那万物、全人类都是也仅是实体、原因或上帝的惟一样式的观点颇不以为然,皮埃尔说,假如上帝是所有行为的实际动因,所有罪行和战祸的实际引因,而当一个土耳其人杀戮一个匈牙利人时,亦即是上帝在杀戮他自己。皮埃尔反驳(不谈罪恶的主观性)说这是“最荒诞不经的假设”。莱布尼兹有10年的时间(16761686年)受斯宾诺莎影响甚巨,其单子(monads)是为心力(psychic force)中心的理论,或即得之于“天下万物均处于生气勃勃的状态中”,莱布尼兹曾宣称,他只对斯宾诺莎哲学的一段不表称心,即对宇宙活动中决定因素或神的意向的否认。当公开反对斯宾诺莎的“无神论”趋于普遍时,莱布尼兹将之纳为他自己“自存的努力”的一部分。对法国启蒙运动,斯宾诺莎是谨慎而近乎隐匿的。他分担了一份孽育之责,那热情的领袖们以斯宾诺莎的《圣经》批评意见为其与教会对垒的武器,并且他们赞颂他的决定论、他自然主义的伦理学及对自然先定的拒斥。不过,宗教的术语和《伦理学》中明显的神秘色彩,也够他们头疼的了。我们足以想像,伏尔泰或狄德罗以及爱尔维修或费尔巴哈就“对上帝的心智爱,是一种上帝爱其自己的爱”这句话的反应。
德意志的心灵对斯宾诺莎这方面的思想反应更大。据雅可比(Friedrich Jacobi)的会谈报告(1780年),莱辛不但承认斯宾诺莎思想贯穿了他整个生命,而且坚信“斯宾诺莎哲学甲天下”。泛神论对于自然与上帝的严谨认知,震动了腓特烈大帝时代启蒙运动后的德意志浪漫运动。雅可比,新德意志哲学(Ge-fühlsphilosophie)的宗师,是斯宾诺莎的最早护卫者之一(1785年);另一位德意志浪漫主义者诺瓦里斯(Novalis),称斯宾诺莎为“耽于上帝的人”。赫德认为他已由《伦理学》奠定了中和宗教与哲学的基础。自由主义的神学家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写道:“神圣而教会除名的斯宾诺莎。”年轻的歌德(他告诉我们)第一次阅读《伦理学》时,便被“改变”了。因此斯宾诺莎的思想,乃弥漫于(非情欲的)诗词和散文之内。由于呼吸了《伦理学》的沉静气息,才使他晚年能逐渐越出其《葛茨》(Götz von Berlichingen)和《少年维特的烦恼》(Die Leiden des jungen Werthers)的狂野的浪漫主义,而达到气派堂堂的平衡。康德曾一度使此影响的涓流为之中断,不过黑格尔(Hegel)则明白表示:“要做哲学家,先就要做个斯宾诺莎者。”同时,他也重新将斯宾诺莎的上帝称为“绝对的理智”。也许斯宾诺莎“自存的努力”成为了叔本华的“生命意志”、尼采的“权力意志”(will to power)。
有一个世纪的时期,英格兰对斯宾诺莎的认识,主要是口耳之传,因而称他是个冷漠可怖的食人妖。斯蒂林弗利特(1677年)含糊地提及过他,“一个近代作家,我听说,(他)好像是时下那许多凡事都高颂为无神论的人之一。”一位苏格兰教授乔治·辛克莱(George Sinclair,1685年)写道:“一大群服膺霍布斯与斯宾诺莎主义的乱民,使宗教蒙尘,《圣经》贬值。”伊夫林(大约在1690年)称《神学政治论》为“邪书”,一本“对探寻神圣真理的卑劣阻碍”。贝克莱则将斯宾诺莎由“单薄无德的作家”提升为“我们近代非宗教者的伟大领袖”。至迟到1739年,不可知论的休谟,还战栗于“该知名无神论者”的“恐怖假设”,“那简直邪恶的斯宾诺莎”。不等浪漫主义由18世纪步入19世纪,斯宾诺莎实际已深入英国人的心中,因而他比其他任何哲学家更深地影响了威廉·华兹华斯、柯尔律治、雪莱与拜伦等人具有活力的形而上学。雪莱在《玛普皇后》(Queen Mab)的原注中,曾引证《神学政治论》,并着手翻译,拜伦也欣然为之作序,片断的译文后来落入英国批评家的手中,以为这是雪莱的作品,评之为:“粗劣到无以出版……的学童的沉思。”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以坚强的毅力将《伦理学》翻译完成,而弗劳德(James Froude)和阿诺德(Matthew Arnold)二氏的心路历程,即受斯宾诺莎所左右。至于对人类智慧成果、宗教以及哲学的影响,似将绵延无涯。佩里克莱斯(Pericles)之所以出名,即在于其生于苏格拉底时代。
诸哲学家中,我们所以特别钟爱斯宾诺莎,乃因为他是位圣者,因为他著述且实践哲学。这位浪子,拥有并包容了伟大宗教所讴歌的美德,自从不容他以科学之词去想像上帝以后,他找到了另一所非宗教的家。回首那奉献的生涯与缜密的思想,便感到其高洁的品质在鼓励着我们仔细地去思索人类。让我们承认斯威夫特对于人性中半数暴戾景象的描绘,让我们首肯,在每一代的人类史中,几乎每一个角落里,都会见到迷信、伪善、腐化、残暴、罪行以及战争。为制衡它们,我们摆下了一长串诗人、文豪、艺术家、科学家、哲学家和圣贤的名单。讥其同类又抨击之的斯威夫特之类,成就了莎士比亚的戏剧,巴赫和亨德尔的音乐,约翰·济慈的诗赋,柏拉图的《理想国》,牛顿的《定律》以及斯宾诺莎的《伦理学》。巴特农神庙因其耸立,西斯廷教堂(Sistine Chapel)之顶为之藻饰,即使它钉以十字架,却仍抱有理想且珍爱基督。不要辜负人类已有的种种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