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封
18世纪最伟大的自然学家在勃艮第蒙巴尔（Montbard）地方诞生（1707年），为第戎议会一位议员之子。第戎为当时法国文化的一个独立中心。开启卢梭背叛文明与伏尔泰者，厥为第戎学院所提倡之竞争使然。布封在第戎城的耶稣学院就读，而与一位年轻的英国人金斯顿（Kingston）贵族过从甚密，毕业后，结伴前往意大利、英国旅行。1732年，他继承一笔相当大的财产，年收约在30万英镑。现在，他大可不顾他父亲使他就读法律的想法，而一味沉迷在科学之上。他在蒙巴尔离它200码的自家花园末端的一座山丘上一座称作圣路易之指针的古塔里，建了一间书房。他从每早6点便把自己隔离在这里，从事写作大部分的著作。受到阿基米德如何使用一系列燃烧镜以烧毁远在叙拉古港口的敌舰这一故事的激发，他也做了8次实验，最后结合了154面镜子，而使150英尺远的木板起火燃烧。有段时间他曾在“自然史”与天文学之间犹豫。1735年，他翻译了黑尔斯的《植物静力学》，终于把自己固定在植物学上。但在1740年，他又翻译了牛顿的《流数》一书，而感到数学的诱惑力。欧几里得加入了他万神殿里阿基米德的行列。
1739年，他受任为皇家花园的总监，因而搬往巴黎。从那时起他才把生物学当成主要事业。这所皇家植物园在他监督之下从世界各角落增添了数以百计的新植物。布封准许所有有兴趣的学生进入这座花园，同时使它成为一所植物学校。后来，将它交给好友之后，他回到了蒙巴尔及其古塔，开始将观察所得组成该世纪最著名的科学书籍。
《自然史，普遍与特殊》的前3卷在1749年出版。巴黎当时正处在学习科学的气氛之中，地质学与生物学由于穿上壮丽、简明的散文，又有引人的画面以供说明，布封的这几卷书因而与仅在一年之前问世的孟德斯鸠之《洛伊丝》一书几乎同样流行。在植物学上得到兄弟安东尼与伯纳德之助，动物学上复得多邦东（Daubenton）、蒙贝里（Montbéliard）及其他人士之助，布封遂得一卷一卷地加到自己著述之林；到1767年为止一共加了12卷；1770—1783年间，增加9卷有关鸟类的著作；1783—1788年，增加5卷矿物学著作；1774—1789年，增加7卷其他论题的著作。他逝世（1788年）后，那些尚未出版的手稿由拉塞佩德（de Lacépède）加以编纂、印行，共为8卷。总而言之，这部《自然史》最后包括44卷书，在其准备过程中耗损一个以上的生命，而全书出版则费时在半个世纪以上。布封日复一日早起，徒步到古塔，然后一步一步地踏向目标。从年轻时几次纵情声色中幸存下来，他似乎便已与女人隔绝，直到1752年年龄45岁，娶了玛丽为止。他对婚姻忠贞虽不掩饰，但像许多法国人在通奸后的行径一样，他也懂得爱护发妻。后者在1769年的逝世使其晚年为之黯然。
《自然史》着手描述天体、地球以及包括人类在内的整个已知的动、植物世界。布封想透过普遍连续与需要这些概念而把各种事实的一切荒乱降缩为一种秩序与法则。我们业已知悉他把诸行星视为与一颗彗星相撞而从太阳分离出来的碎体这一理论，以及他之视“自出各纪元”为地球演进之阶段。在植物界里，他排斥林奈以性器官作为分类之理论，认为太过武断、不充分与僵硬。他不情愿地接受林奈之命名法，其条件为那些名字须贴在皇家花园各个植物标签的背面。他自己的动物区分法也很荒谬，但他承认那只是暂时的；他依据它们对人类的用处而予区分，因此以马开端。后来，在多邦东的催促下，他采取以显著的特征为依据的分类法。他的事业批评家嘲笑他的分类法，同时质疑他的概括法则，但他的读者却以他的生动描写与他观点的王者气息为乐。
他以研究人种受到气候、土壤、制度与信仰的影响所呈现的差异而帮助建立了人类学。他认为这些力量已经改变了各种族的肤色、外貌，同时产生了各个不同的风俗、趣味与观念。他最大胆的假设之一为：自然里没有固定不变的品种，某一品种融化为次一品种，又设若科学已趋成熟，则可从假设为无生命的矿物一步一步地上升为人类本身。无机体与有机体之间，他认为只是一种程度之差异而已。
他注意到，动物的新品种乃由人为的选择所构成，又同样的结果也可借地理的迁徙与隔离而在自然里产生。他先于马尔萨斯观察出，动、植物品种的无限繁殖会重复地使土壤的孕育力增加难以承当的负担，因而导致生存挣扎中许多个体与种族的灭亡。
较不完美、较为脆弱、较重、较不活动、较无武装的品种，业已或将消失……许多品种由于陆或海的巨变，由于自然的有利、不利，由于食物，由于拂逆或有利的气候之长期影响，已经变得完美抑或堕落……（并且）再也不是从前之模样。
他虽然承认人有灵魂，但也认出人体里有像高等野兽同样的感官、神经、肌肉与骨骼。因此，他把“浪漫的爱情”还原为如动物的性吸引这一相同的生理基础。的确，他把情诗保留给他对鸟类求偶与父养母育的生动描写。“为什么，”他问道，“爱情使其他一切生物快乐，但却单单带给人类如此多的不快乐？这是因为这种情欲只有生理的部分是好的，而其中道德的成分则一无价值。”（蓬帕杜尔夫人为这一段谴责他，但十分和蔼。）“人类，”布封下结论道，“在每一物质之点上，完全是动物。”
倘若我们一旦承认有植物与动物之家族，则驴可能属于马这一家族，而此一家族与另一家族之差异，可能只因从一共同祖先堕落所致……我们可能不得不承认猿猴属于人类这一家族，而前者只不过是一种堕落的人类而已，又它与人类也有一共同祖先……如果我们再度认为，在动、植物之中，甚至……曾有单一的品种在直接世系的过程中从别一品种产生……那时再没有加诸自然力量的进一步限制，我们也可正确地假设道，如有足够的时间，自然能从一种原始的形式演化出其他一切有机的形态。
继而，突然记起《创世纪》与巴黎索邦神学院之余，他补充说道：“啊，不！启示录明明告诉我们，一切动物都同仰沾直接创造的恩宠，又每一品种的第一对都完整地创自造物主之手。”
然而，巴黎索邦神学院的董事团，抑或巴黎大学里的神学院却通知（1751年6月15日）布封说，他《自然史》的某些部分与宗教教导相冲突，因而必须删除——尤其是他对地球高龄、诸行星之得自太阳的看法，以及真理只有来自科学的主张。这位作者含笑道歉道：
我声明我无意与《圣经》的本文相冲突；我最坚决相信里头有关创造——兼指时间的次序与事实而言——的一切。我放弃我书中有关地球的形成之一切东西，以及一般可能有悖于摩西叙述的全部东西。
身为贵族的布封或许觉得，公开与人民的信仰争吵，将属坏习，同时觉得未经抚慰的巴黎索邦神学院可能会干涉他的伟大计划；但不论如何，他的著作倘若完成，则将是对他道歉的明白解释。知识阶级看出他以退为进的微笑，并且注意到他后来的卷数仍在继续异端之说。然而，布封并不会加入伏尔泰与狄德罗的行列来攻击基督教。他排斥拉梅特里及其他唯物论者把生命与思想贬抑为机械运动中的物质这一主张。“组织、生命、灵魂都是我们真实而适当的存在；物质只是一个外来的封套，其与灵魂之关系，并不知晓，而且其出现乃是一种阻碍。”
然而，法国的哲学家却把他看成有力的同盟，从而欢迎他。他们知道，他的热诚与突变乃指向一有创造性而多产的无人格之自然，而非指向一有人格之神。在布封就像在伏尔泰心目中一样，上帝种下生命的种子，然后允许自然诸因素施展其余一切。布封排斥自然里的天造地设之说，而倾向斯宾诺莎的泛神论。像屠格涅夫一样，他把实体看成是一庞大的宇宙实验室，自然在里头历经宽广的世纪，以一种形态、器官或品种接另一种形态、器官或品种实验不息。在这一观点里，他提出显然与批评林奈互相冲突的结论。现在，似乎不真实的乃是个体，至于品种则是相对经久的实体。但这一矛盾可以解决：种、属、族与类，仍然只是心灵所造的观念，以使我们对于混杂繁多的有机体之经验，有某一可供处理的秩序；个体仍旧是唯一活生生的实体。但这些个体的存在乃如此短暂，在哲学家看来，它们似乎只是某一较大而较经久的形体之闪动印象而已。就此义而言，柏拉图的观点是对的：人类为真实，而人们则是生命幻影中飞驰而过的片刻而已。
布封的读者欣赏这些令人眩晕的光景，但他的批评家则抱怨他太轻率地丧失在概括之中，有时还以细节牺牲了准确性。伏尔泰嘲笑其接受自发的生殖；林奈轻视其有关植物的著作；雷奥米尔无敬于他论蜜蜂之说；而动物学家则有趣于他依据对人类用途之大小以区分动物之主张；然而，每个人却都赞扬他的风格。
此因布封同属于文学与科学，只有完整的历史才能公平地定夺他。绝少科学家以如此壮丽流畅的文体表达自己。本身为文体大师的卢梭，提到布封说：“以作家而论，我知道没有一人是他对手。他的文笔是他那一世纪的第一笔。”这里，贤明的格里姆，虽为卢梭之敌，但也同意他道：“读者有理由惊读那100页的论文，从第一行到最后一行，全部都以同样高尚的文体与同样的热火写成，其间还饰以最灿烂、最自然的色彩。”布封像是一位免于匮乏与优游之士在从事写作；像伏尔泰的著作时常显示的，布封的著作也一无匆促之处，他之字斟句酌犹如处理标本般谨慎。像他在事物中看出莱布尼兹之连续法则一样，他在文体上也建立了一种匀和每一转折，并把一切观念整齐列入一连续体，使得语言流动像一条深阔之流的文体。伏尔泰文体的秘密在于直接而简明地表达具有煽动性的思想，布封之道则在优游安置其赋有情感活力的恢廓思想。他感到自然的壮观，并使其科学成为一首赞美诗。
他颇能意识到自己的文学天分。他乐于向来客捧读自己书卷的悦耳章节。他后来被选为法国学院院士，受礼那天（1753年8月25日）他不是拿某些科学的神秘，而是拿他文体的分析作为论文。那篇杰出的论文，诚如居维叶所说的：“立刻把箴言与实例凸显出来。”是因这篇论文本身即为文体之珠宝。除了法国人以外，该一论文乃被埋藏在他堆积如山的著作中而不为大家所知。我们所知道的只是“文如其人”这一著名、简扼而含义深长的判语。因此，且让我们在这儿予以展露，并悠游地来看这篇论文。其光辉因翻译而黯淡，但即使如此，即使因我们不足称道之仓促而予以无情节缩，其文仍能润饰任何页数。先向读者做过含有许多大师文体的开头恭维之后，布封继续写道：
人们只有在开明的时代里，才能说、写俱佳。真实的辩才与演说之天赋，大相径庭……后者给予所有情感强烈、想象敏捷之士……但头脑稳定、趣味微妙、理性灵敏之少数人士，先生，有若阁下者，乃甚少看重语调、手势与语言之空洞声音，必须者在于内容、思想与理由；还须讲求陈述、界定与安排之艺术；单是撞击耳朵，招引眼睛并不足够；我们在向心灵讲述之时，须以灵魂为根，进而触及心胸……我们以沉思越将内容与力量赋予思想，则表达之际，越容易予以实现。
这一切尚非文体，而只是其基础；基础支持文体、指引文体、规制文体之律动，并使文体归为法则。无此基础，一流之作家也将迷失自己，其笔则因无向导而徘徊，漫向危险杂乱之文章与失调不协之人物抛射。他使用之色彩不论如何灿烂，他散播在细节里之东西，不论如何美丽，但他终将为大堆之思想所窒息；他不会使我们感觉，他之著作将无结构……那些写作像说话者，不论多么能说善道，然都写得糟糕，其原因即在于此；那些放纵自己于想象之初度热火者，采取一种他们无法担荷的语气……
自然的作品为何如此完美？这是因为每一作品均为一整体，因为自然基于一种使她绝不会忘记的永恒计划在运转。她默默准备着生产之种子，她一笔挥就了每种生物之原始形态；她以不断的运动并按预定的时间来发展这一形态，并使臻完善……人类的心灵除了靠经验与沉思加以充实而后，否则既不能创造，也不能生产任何东西。心灵之经验乃是生产之种子。但倘若人类在程序与努力上模仿自然，倘若他沉思最高妙之真理以提高自己，倘若他重整这些真理，予以连接在一锁链上，组成为一整体，为一思虑周到之体系，则他将在不可摇动的基础上建立不朽的纪念碑。
由于缺乏计划，对于目标又未充分思索，因此，甚至思想之士也会觉得困扰，而不知从何开始下笔；他同时看见许许多多的观念；又由于他既未比较也未安排，因而无从决定取舍；他仍在困扰之中。但倘若他已立下计划，已将有关论题的一切主要思想搜集、安排起来，则他将立刻轻易地看出该从何处落笔；他将觉得思想已在心中成熟，而亟于展露这些思想，他将在写作中发觉乐趣，他的思想也将源源而来，他的文体也会自然顺适；某种温暖也会起自这一乐趣，进而散及作品，而使表达赋有生命；这时，生机升起，笔调升华，物体着色，而呈放光彩的情感，也因而增扩，转从我们所谈到的进到我们将行谈到的事物；这一文体也就变得光辉有趣……
只有佳作才会传给后世子孙。知识之多少，事实之突兀，甚至发现之新奇，均非不朽之确证；倘若包含那些东西之著作只是卑琐之事，抑或非以韵味、高尚写成……该等著作，也将毁灭，因为那些知识、事实与发现易遭搬离远去，甚至因操在能手之中而得其所。这些事均外在于人，但文体却如其人，既不会被偷、被移，也不会改变。倘若文体超然、高贵、奥妙，则作者也会在各时代里同样受到赞美，因为只有真理才能经久、永恒。
“受到当时如此崇拜的这篇论文，”维尔曼（Villemain）说道，“似乎凌驾在曾经论到这一主题的一切东西之上；即使今日，我们仍提起它为一普遍法则。”这里，也许须做某些推论。布封的描述对散文比对诗歌更为有效，对“古典”比对“浪漫”文体更为允当；这是布瓦洛正面推崇理性的传统；但就卢梭派、夏多布里昂派与雨果的法国散文，抑或就拉伯雷与蒙田诱人的混乱，抑或《新约》动人、朴实、单纯而言，则甚少置喙余地。这篇文章能够费力解释，卢梭那部如此贫于理性、如此富于情感的《忏悔录》，为何成为18世纪最伟大的书籍之一。真理既可能是一种情感的事实，也可能是一种理性的架构或形式的完美。
布封的文体风格，即为其人本身，一袭包覆贵族灵魂的尊贵外袍。只有在沉潜研究之中，他才忘怀自己为一贵族及一科学家兼作者。他轻易跨过加冕在他老年之上的众多荣衔。路易十五在1771年封他为布封伯爵，并邀请他到枫丹白露。欧、美各著名学院都授给他荣誉会员资格。他安然注视着他的儿子在皇家花园为他竖起的雕像。他在蒙巴尔的古塔在他有生之年成为足与伏尔泰的费内书房对峙而供人朝拜的目标；卢梭曾经前往那儿，跪在门槛边，俯吻地面。普鲁士王子亨利也曾造访。叶卡捷琳娜大帝虽然无法成行，但也致函给他，赞扬他是仅次于牛顿的人物。
即使在年迈之际，他仍威武潇洒。“运动员的身体，”伏尔泰说，“与圣者的灵魂。”休谟则称他不像文人，而像法国的一位将军。蒙巴尔的百姓爱戴他。布封完全自觉这一切，颇以自己之健壮、外表为荣，每天做发、施发粉两次。他直到72岁还身强体壮，然后染上结石之症，但仍继续工作，拒绝手术。他再活了9年之久，而于1788年逝世，参加葬礼者达2万人。他死后几乎一年不到，尸体即遭革命党人挖出，迎风四散，而纪念碑也被夷为平地。他们不能原谅他之曾为贵族，他儿子则被送往断头台上斩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