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兰的启蒙时期（1773—1791）
波尼亚托夫斯基现在必须在俄、普之间选定一个保护人和主人。他选了俄国，因为它比较偏远，而且只有它方能阻止但泽与桑恩落入普国手中。叶卡捷琳娜亦很急切地要阻止普国的进一步扩大，普国的陆军在当时可谓俄国西向扩展的最大障碍。她训令俄国驻华沙大使就合乎俄国利益的各种措施，全力协助波兰国王。她送给波兰国王帕宁所设计的更有效更能运作的波兰宪法的建议案。该案保留君王选举制与自由否决制，但是大事增强王权，因为该案设立一个由36位代表组成的永久委员会，由国王任主席，并作为他的行政大权机构，于其底下分设警察、司法、财政、外交和国防诸部。同时该案又建议设置一支3万人的正规军。贵族深恐该支武力会危及其对国王的控制，因此将其减至1.8万人。不过除了这一修正和其他的一些小修改外，1775年的国会批准了新宪法。波尼亚托夫斯基现在可以使国家恢复一点生机了。
贪污腐败一如往常，但无政府状态已消失了。游击队已被剿清，国家经济开始发展。河流的深掘工程，使得大船可以通行无阻，运河的开辟又连接了河流。在1783年完工的一条“皇家运河”，更是连接了波罗的海和黑海。1715到1773年间，波兰人口从650万增到750万，国家收入增加一倍。国立学校的一套制度也建立起来，教科书有了准备，也有了供应，克拉科和维尔奴（Wilno）两所大学恢复旧有规模，国家更设立许多师范学院并提供了一切基金。波尼亚托夫斯基喜欢与诗人、报章杂志人员和哲学家为伍。据考克斯的记载，“国王每周四招待最具学识与能力的文人聚餐，而他本人当主席”，去引发对书本和许多观念的讨论。他请3位作家与他同住，而悄然以津贴支持其他作家的生活。成千的波兰人虽仍信从教会，但他们都阅读洛克、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达朗贝尔和卢梭的作品，甚至于有些身为教会工作的教士亦然。波兰的启蒙或者说波尼亚托夫斯基的启蒙已经有了基础了。
耶稣会教士阿达姆·纳鲁兹维茨（Adam Naruszewicz）的诗令国王爱不释手。因此他被提升为主教，但他仍不断地谱出赞美大自然的田园诗，他的《太阳颂》（Hymn to the Sun）和《四季》（Four Seasons）两首诗，使那些能看懂波兰原文的人一直深爱着他。他的讽刺诗喜用一般普及的字汇写成，有时是拉伯莱（Rabelais）文体，有时是世俗文体。波尼亚托夫斯基要他写一部可读性高但不乏学术价值的波兰史；于是纳鲁兹维茨花了几年的时间完成一部以史料真伪辨明著称的著作，共有6卷（1780至1786年陆续出版）。波兰第二度遭瓜分时，他伤了心，自此郁郁不乐，在最后一次瓜分的那一年去世。
该时期最杰出的波兰作家是爱格纳西·克拉斯克（Ignacy Krasicki）。在旅游期间，他赢得了伏尔泰和狄德罗的友谊。后来成为教士，最后且升为枢机主教。但波尼亚托夫斯基却鼓励他发挥他的诗才。在一首英雄嘲弄诗（1775年作品）中，他讽刺他那时代的战争是鼠辈之间（rats and mice）的战斗；在1778年写成的一首诗中，他取笑那些寺院内的争执——称其为通往神学坟墓的致命武器。在散文方面，他在1776年创作的一部书中，叙述一位年轻的波兰贵族，身负时下的学识与感情风尚，遭海难后流落到一个奇异的岛屿上，发现虽然岛上仍然处在“自然状态”中，但男男女女却是又勤奋又守德。在模仿荷马、斯威夫特和笛福这方面的作品后，他采用艾迪生的体裁，出版了一系列的浮世画集（约1778年作品），描写一位标准绅士和市民的生活。在1779年的作品《寓言与譬语》（Fables and Parables）中，他以尖酸的讽刺语，攻击在他周围横行的虚伪和残酷事实，堪称与菲得洛斯和拉封丹媲美。他最后给人类的一点建议颇有贺拉斯之风：找个安静的角落，让幸福悄悄地降临。
虽然法国启蒙思想对纳鲁兹维茨和克拉斯克的影响因为其尊重僧权所减弱，但是在斯坦尼斯拉斯·特伦贝茨基（Stanislas Trembecki）身上却大收其效，特伦贝茨基不提宗教则已，一提则必敌视。他的诗崇拜自然，但并不常带有那种激发情感的快乐逸致。他更喜爱大自然狂野的一面——比如动植物疯狂的盛况，暴风雨和大雷雨，生存竞争，弱肉强食。他寓言的体裁是拉封丹式的，但是充满着卢克莱修的精神。他的诗的气势、精致和完美，替他赢得了当代波兰文学界高潮时代的崇高地位。后遭审判时，波尼亚托夫斯基自始至终支持他，而当国王被罢黜时，诗人陪他流亡至死。
宗教诗非常之多，因为宗教是波兰个人和国家悲惨命运的最后慰藉。卡尔平斯基（Franciszek Karpiński）的《晨歌》、《晚歌》和《基督就要降临》，既是文学作品，又是虔诚的信仰表现。卡尔平斯基很轻快地超越了宗教与性的古老对立，而在任命圣职之际，他却发现了阿那克里翁和爱情。他出版《情欲》（Erotica，1770年作品）一书，追求人间的幸福，但又皈依宗教，后疯狂而死。由此可见，企图中和两大极端事物必导致疯狂和引发哲学思考。
在戏剧方面，主要的人物是沃基斯·博古斯瓦夫斯基（Wojciez Boguslaws-ki）。波兰人誉他为“波兰戏剧之父”。我们或可称他为波兰的加里克，但是波兰人却宁愿称加里克为英国的博古斯瓦夫斯基。他的确是一位将一生献给舞台的波兰人，他曾为演员、剧作家和制作人，曾为华沙和利沃夫常设剧院的导演，也曾为推广戏剧欣赏于全国及国外的剧团经理。他推出莎士比亚和谢里丹，而他本身亦写许多喜剧，其中一些波兰舞台仍不时地在上演。波兰此时期的最佳剧本是朱利安（Julian Ursyn Niemcewicz，国会代表）所作的《代表的归来》（The Depu-ty's Return），剧中那位改革派的代表将爱心献给一位其双亲护卫地主和过去生活方式的少女，戏剧性地表现出政治危机冲突的两面。
波兰这时期出现的繁星中，最后也是最伟大的一位是科翁塔伊（Hugo Kol-lontaj）。他的教育使他感染上浓厚的哲学思想，但他隐藏了这种异端思想，因而获得克拉科舒适的圣职。科翁塔伊年方23岁，即草创出一种为当代最好的教育改革计划，因此，波尼亚托夫斯基任命他为教育委员会委员（1773年时）。年27岁时，他被赋以重整克拉科大学的重任。他花费几年的时间将它整顿完成，并留任为校长。在《一个匿名作家给国会议长的信》（Letters of an Anonymous Writer to the President of the Diet，1788—1789年）和《波兰国的政治法》（The Political Law of the Polish Nation，1790年）两部作品中，他提了好些建议，后成为1791年宪法的蓝本。
由于诗人们与政论家的鼓吹与激励，波兰人开始振作了，他们欲图将波兰建设为一个有效率有防卫力量的国家。当腓特烈二世的继承者腓特烈·威廉二世，向1788年至1792年间的那一届“四年国会”提出结盟的建议时，他们等到了一个好的机会，因为强大的普鲁士竟要保证他们免于受到任何外强的干预。同时，这时的俄罗斯正忙于同瑞典和土耳其作战。因此，这正是波兰脱离它长期屈居叶卡捷琳娜狐威的羞辱生活和结束俄国大兵在过去25年间对波兰国土蹂躏的最好时刻。不顾波尼亚托夫斯基的反对，国会解散了国会本身的常设理事会，通过了一个议案，要征募一支隶属于国会的10万大军，同时，下令俄军即刻撤离波兰（1789年5月）。叶卡捷琳娜由于当时无暇亦无力顾及波兰，不得不让步，但她发誓要报复。1790年3月29日，波兰国会与普鲁士签订联盟。
这时候的波尼亚托夫斯基陶醉在自由的气氛里。在毅然弃绝他对叶卡捷琳娜的依靠时，他带头起草新宪法。新宪法规定王位世袭，但确定无子嗣的波尼亚托夫斯基死后，撒克逊家室有继承权。国王的行政权稍加扩大，因为宪法上列有他的搁置否决权——也就是说他能使国会通过的法案不能成为法律，除非下一届再次通过。国王也有权任命大臣和主教，并有军队的统率权。自治市和小城镇的居民也有了几个国会代表名额。国会分成两院：众议院和参议院。众议院本身可单独立法，但是要获由主教、省长和大臣组成的参议院的同意，才能成为法律。任意否决权改以多数决制代之。新宪法更承认罗马天主教是国家，背叛它是种罪过，但是又保证全体人民的信仰自由。奴隶制仍然保留，但农民现在可以从世袭的法庭上诉到省级或国家法庭。美国宪法（1787—1788年）在这些建议案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曾经参与美国独立战争的波兰人可谓替波尼亚托夫斯基这一改革铺路，而他本人也从未曾忘了他阅读洛克、孟德斯鸠和其他哲学家作品时所获的心得。
为了要确保他的建议案的批准，波尼亚托夫斯基动用了一点小诡计。当大多数的国会代表都回家度1791年的复活节假日时，国王却在5月3日宣布国会复会，时间上是太匆促了，远道的代表都来不及参加；而能准时到会的华沙附近的代表大都是自由派人士，他们是新宪较可靠的支持者。因此，当国会在皇宫复会时，波尼亚托夫斯基马上提出新宪案。代表们为新宪大加喝彩，结果以绝大多数赞成而获批准。1791年5月3日是爱国的波兰人能够骄傲地缅怀的伟大日子，波兰的文学、艺术、诗歌莫不因此大肆庆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