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与革命
法国土地55%属于贵族、教士和国王，主要的农事由佃农工作，主人供给他们家畜、工具和种子，并往往酬以生产的半数。这些佃农普遍贫穷，因此约瑟·杨认为这个制度为“整个国家的灾难和毁灭”。其大半因素不在于属主的残忍，而是因为政府的鼓励太少了。
大多数的自耕农耕耘着45%的土地，由于土地太小，限制了机器的使用，他们注定贫穷。在农业技术方面，法国落后于英国。虽设有农业学校和示范农场，但只有一小部分农民利用它们。大约60%的自耕农，其土地少于维持一个家庭的5公顷（大约13英亩），这些人被迫出外受雇于大农场做劳工。1771年至1789年间，农场劳工薪资提高12%，但同时期各种价格涨高65%或更多。路易十六时期，农业生产增加，受雇的劳工却变得更穷，并形成了乡村无产阶级，在就业萧条时就成了各种乞丐和流浪汉的环生地带。拉罗什富科认为“无可怀疑的，法国境内有700万人乞求施舍，并有12万人不能布施”。
旅客们很可能夸大了农民的贫穷，因他们大多注意到显著的环境，却没有看到为躲避付税员的眼睛而隐藏着的钱币和货物。当代人的判断互相冲突。约瑟夫·杨发现像布列塔尼那样贫穷而肮脏的地区，和像波恩那样繁华而光荣的地区。总而言之，1789年法国乡村的贫穷情形并不如意大利严重，也不比东欧或现代我们某些“富裕的”城市中的贫民窟更糟，但较英国，或永远丰足的波河河谷要差。最近的研究指出“旧王朝末期有着农业的危机”。例如1788年到1789年间，干旱和饥荒发生时，尤其在法国南部，农业损失严重，只赖政府和教会分送救济才使半数人口免于饥饿。
农民必须付钱予政府、教会和贵族，租税或土地税，整个负荷在他们身上。他们几乎供应了陆军步兵的全部人力。他们忍受政府垄断食盐的重压。道路、桥梁和运河靠他们的劳力维护。他们是虔诚“敬畏上帝”的人，应该很乐意付教会什一税，因为付教会税是出自慈悲的心理，并且也很少照实拿1/10。但是他们看到多数的教会税只使得教区供应一位遥远的主教，或宫廷内的一个教职懒人，或曾买未来教会税的一个俗人。路易十六减轻农民的直接税，但许多地区的间接税却增加了。
农民的贫穷是革命的原因吗？它是复杂的因素中最富戏剧性的一个。真正贫穷的人过于软弱而无能革命，他们能呼喊要求救济，但他们直到被更宽裕的农民、中产阶级的推动者和巴黎市民的叛乱惊起以前，他们既缺少方法也没有精神组织叛乱。后来，当人民智慧的发展减轻国家的力量，军队很危险地受叛乱思想的感染，地方政府再也无法依赖凡尔赛宫的军事支援。那时农民便成了一支反叛的力量，他们聚会，交换怨言和誓约，武装自己，攻击城堡，烧掉顽固贵族的房屋，并毁掉被引用来批准封建税的庄园名册。就是那种举动威胁全国贵族财产，恐吓贵族放弃他们的封建特权（1789年8月4日），因此，旧王朝正式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