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量的聚集
所有这些革命的力量都属于观念的影响，并可用来掩饰与温暖欲望。除了哲学家和重农主义者的宣传外，还有遍布的共产主义者，他们继承并发展前代人莫利、马布利、兰盖所解释的社会主义。布里索（Brissot de Warville）的《深究财产权的哲学含义》（Recherches Philosophiques sur le droit de Propriété，1780年）、普鲁东的《财产来自窃取》（La propriété，C'est le vol）更早讨论到私人财富是盗自公众的货物。“没有所谓不可侵犯的权利……去吃20人份的食物，当每一个人份都不够时。”法律是“强者对付弱者，富者对付贫者的一项阴谋”。后来布里索为他在早期的书中像个学童般激动而道歉，他成了吉伦特党人的领导者，并且因为温和而上了断头台（1793年）。
1789年，攻下巴士底狱后不久，F.布瓦塞尔出版了一本《人类的问答》（Catéchisme du genre humain），完全走向共产主义。所有的罪恶都由于“那图利、杀人及违反社会的阶级，他们曾管理、毒化并摧毁人类直到现在”。强者奴役了弱者，并设立法律控制他们。财产、婚姻和宗教的发明使篡夺、暴力和欺诈合法，因而一小撮人拥有土地，大多数人却在饥饿和寒冷中过活。婚姻是女子自私的财产。任何人都无权拥有他所需要之外的，任何超出之物都应按照各人需要分配，有钱的懒人应工作或停止吃食。修道院改为学校。
这些激进分子中最有趣和影响最深的是格拉胡斯白比夫，他为贵族和教士们所认定的农民封建义务服务后，向阿拉斯专科学校建议（1787年3月21日）设置一项有奖征文：“以目前已有的知识，什么情况下人类的社会本能达到他们之间完全平等？什么地方一切都是公用的？”学院没有回答，所以格拉胡斯白比夫如他后来自称在1787年7月8日的一封信，解释天生全人类平等，在自然的国度里一切公用，所有后期历史都是退化、欺诈。革命期间，他召集许多同志，正要发动一场叛变反抗执政团，就被跟踪他的密探逮捕并判死刑（1797年）。
这些想法在酿成革命的过程中只占一微小的部分。在1789年，从法国各地送到三级会议的诉苦状中很难找到社会主义情绪的迹象，其中也没有涉及攻击私人财产或专制。中产阶级控制了局势。
互助会是革命的一个因素吗？我们曾注意过这个秘密社团在英国兴起（1717年）和它首次出现于法国（1734年）。它快速地传遍新欧洲教，普鲁士的腓特烈二世和瑞典的古斯塔夫三世都喜爱它，教皇克莱门特十二世禁止教职人员或俗世官府参加或帮助互助会（1738年），但巴黎法院拒绝承认这个敕令，因此剥夺了它在法国的法律效力。1789年巴黎有629个互助会支会，每个支会通常有50到100位会员，包括许多贵族、一些教士、路易十六的兄弟们和启蒙运动的大部分领导人。1760年爱尔维修创立科学分会，1770年天文学家拉兰德（Lalande）推展为九姐妹分会（九姐妹即九位缪斯）。这位聚集了贝托莱、富兰克林、孔多塞、拉罗什富科、格勒兹、霍顿以及后来的谢耶斯、布里索、德穆兰和丹东。理论上，互助会会员排斥“无神的怀疑论者”和“愚蠢的无神论者”，每个会员都必须声称信仰“宇宙的大建筑师”，它需要更进一步的宗教教条，因此大致上互助会的理论限于自然神论。他们对驱逐犹太人离开法国的运动有明显的影响。他们宣言旨在建立一个秘密的国际兄弟会，以集会和仪式使人类基于友谊而结合起来，宣誓互相帮助，宗教容忍和政治改革。路易十六时代他们活跃地加入政治，几个贵族会员——拉斐特、小米拉波、大米拉波、诺瓦耶子爵、利昂库特公爵、奥尔良公爵——成为全民大会的自由派领导者。
最后便是明确的政治团体。首先组成英国的形式——进食、谈话和阅读——到1784年时，他们便成为半革命性辩论的中心。一位当代人说：“他们大声演讲并且毫无忌惮地谈论人类权利、自由和利益以及地位不平等的大荒谬。”
三级会议开会后，布列塔尼的代表组成布列塔尼人俱乐部。它很快地扩充会员以包容非布列塔尼人如米拉波、谢耶斯和罗伯斯比尔。1789年10月，它的总部搬往巴黎，变成雅各宾党。
因此，正如历史上多数的关键性事件般，100个相异因素凑合产生法国大革命。根本原因则在于中产阶级人数、教育、财富和经济力量方面的发展。他们要求相当于他们对国家生命、政府财政上种种贡献的政治和社会地位，并且他们担忧，唯恐国库宣告破产使得政府公债失去价值。次于这个因素而作为助力和威吓力的是百万贫穷的农民，渴求摆脱租金、税款和教会税。另有几百万繁盛的农民已坚强得足以对抗诸侯、收税员、主教和军团，并且有组织的城市群众不满于面包的供应受操纵及历史性通货膨胀循环中的薪资落后于物价。
除此，还有一些混乱的辅助因素，宫廷奢侈的浪费，政府的无能和腐败。由于长期与法院和贵族争斗而形成王室衰弱，缺乏政治性机构以便怨懑能够合法而建设性地表达出来，市民受到学校、书本、沙龙、科学、哲学和启蒙运动影响，比其他国家的国民更敏锐，他们对行政标准的期望愈来愈高。加上路易十六时印刷检查制度崩溃，由伏尔泰、卢梭、狄德罗、达朗贝尔、霍尔巴赫、爱尔维修、莫雷莱、莫雷利、马布利、兰盖、大米拉波、杜尔哥、孔多塞、博马舍、小米拉波以及成千其他作家所传播的改革或革命的思想，数量、光辉和力量是空前的，他们的宣传渗入农民以外各阶级，军队的兵营，修道院的密室，贵族的宫殿，王室的前厅。加上基督教信仰悲剧性地降低，它曾经维护了现状和国王的神圣权利，宣扬服从和依顺的美德，而在政府无力负担扩增的工作经费时，它却蕴集了可羡的财富。加上“自然法则”信仰的广播，它要求人类公平对待任何理性动物，不论出生、肤色、种族或阶级，共处于一个壮观的“自然国度”。在这个国度中全人类平等、善良而自由，但人类已离开此间而堕落，这是因为发展私人财富、战争和固定阶级的法律的缘故。加上律师和演说家的兴起和繁衍，可护卫或攻击现状，唤起并组织公共情绪，繁多而狂热的小册子作家，政治团体的秘密活动，奥尔良公爵欲夺法国王位的野心。
将所有这些因素集中于这个王朝，其国王温和而仁慈、柔弱而犹豫，受困于四周混乱的事件，和内心矛盾的动机，所统治的人民却几乎比历史上所有其他民族更敏锐地感到它的痛苦，感情更丰富，易冲动且富幻想力。只需要一些能感动群众，比思想更能深刻地打动人类最有力的本能的事件，便能将这些力量结合并煽动成为一项分裂的爆炸力量。也许那就是1788年的干旱和饥馑，以及1788年至1789年的酷寒。1781年吉拉尔丹这样断言：“只有饥饿会造成这种大革命。”乡村、城市和巴黎的饥饿强烈得足以使群众推翻传统、敬意和畏惧，并且成为饱食者追求利益与智慧的工具。法律、风俗与怜悯崩溃，革命于是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