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与革命
在工业方面，革命前的景象特别复杂而模糊：一、家庭工业——包括男人、妇人和孩童为提供材料和运送成品的商人工作。二、行会——主人、技工和学徒制造手工艺货品主要供应当地市场。行会一直延存至革命前，但在1789年受到致命的打击，因为兴起了资本主义的自由投资。三、资本主义的自由投资——公司自由地从任何方面吸取资本，雇用任何人，发明并应用任何制造和分配的新方法，与所有人竞争，并销至每一处。它们的组织通常很小，但种类繁多，所以1789年，马赛一地有38家肥皂工厂、48家制帽厂、8家玻璃厂、12家糖厂和10家制革厂。资本家曾扩大投资于纺织、建筑、矿业和金属等，通常是合股公司的方式——股份有限公司。
法国很迟才接受开创英国工业革命的纺织机器，但大量的纺织机当时已开始在阿比维尔、亚眠、兰斯、巴黎、卢维耶亚和奥尔良操作起来，而里昂的丝织工业则非常繁盛。建筑业所兴建的大规模公寓房子，至今仍是法国大城市特有的面貌。造船业在南特、波尔多和马赛雇用成千的劳工。矿业则是法国工业中最进步的，政府保留所有地下权利，将矿苗租给特权者，并且为矿主们执行一项安全法规。公司挖掘300英尺深的竖坑，装置昂贵的设备以通风、排水、运输，而后成了百万富翁。安岑公司（Anzin，1790）有4 000名工人、600匹马和12架蒸汽机，年产31万吨煤。铁和其他金属矿业供应了大规模冶铁工业的原料。1787年克鲁索特（Crevsot）股份有限公司聚集了1 000万银币的资本以使用制造五金的最新母机、发动风箱的蒸汽机、铁槌和穿孔机，以及使原来需要5匹马现在只需1匹马就能拉动的铁轨。
在这些年，法国人有了些惊人的发明。1776年，亚伯恩（Marquis de Jouf-froy d'Abbans）在杜河发动一条由蒸汽机推动的两侧均有外轮的汽船，使观众颇感兴趣，那是早在富尔敦（Fulton）的卡尔蒙特号（Clermont）航遍哈得逊河（Hudson）前30年。1766年卡文迪什（Cavendish）发表氢气密度低于空气的言论，布莱克推断一个充满氢气的气囊必可升空。布莱克和蒙戈尔菲耶（Ëtienne Montgolfier）兄弟根据空气加热必减少密度的定理实验，1783年6月5日在靠近里昂的阿诺奈（Annonay）他们将一只气球充满加热的空气，升到1 600英尺高，10秒钟后空气冷却便下降。1783年8月27日，查理（Jacques-Alexandre Charles）设计的一只氢气球在巴黎2 000万欢呼的观众前升空，当它在15公里外的一个乡村降落时，人们以为它是个从天而降可怕的侵略者，将它撕得粉碎。10月15日，罗齐尔（Jean-François Pilâtre de Rozier）写下人类飞行的第一次记录，他使用一只蒙戈尔菲耶热气球在空中停留了数分钟。1785年1月7日，法国人布兰查德（François Blanchard）和一位美国医生约翰（John Jeffries）以一只气球从英国飞到法国，人们开始谈论飞到美国的计划。
在这行将破灭的不幸王朝，法国城镇却因工业和商业的繁荣而富裕。里昂的许多商店、工厂和企业忙碌着。约瑟夫·杨为波尔多的繁华而惊讶。巴黎现已成为商业而非仅仅是政治中心，它是控制法国一半的资本，即一半的经济的轴心。1789年，它有共约60万人口，那时它不是个特别美丽的城市。伏尔泰形容它顶多只配哥特人和汪达尔人（Vandals）居住。约瑟夫·普里斯特利在1774年访问后报道：“除了那宽敞、繁多的公共建筑外，任何事物都不曾使我惊奇，与此相对的，我却对几乎所有低矮、污秽而曲折的街道感到无比的愤慨。”约瑟夫·杨也有类似的报告：
街道十之九肮脏，并且完全没有人行道，在伦敦，散步非常愉快而干净，因此仕女们天天散步，在这里对男人而言是辛苦而劳累的，对一位穿着整齐的妇女便是不可能的。大马车很多，更糟的是年轻人和他们的情人，飞快地驾驶无数单马双座车……使街道非常危险……我自己曾数次被泥土弄黑了。
都市和城镇里劳动阶级形成了：“男人、女人和孩童为薪资工作，使用他人的工具和材料。他们没有统计数字，但1789年，估计巴黎城市约有7.5万户或30万人。在阿比维尔城、里昂和马赛都有相当的劳动人口。工作时间长，薪资低，巴黎法院规定工人不许组织。1741年至1789年间薪资提高22%，物价却上涨了65%，路易十六王朝时劳工的情况似乎变得更坏，曾需要减少（1786年）或如外国竞争严重，大量劳工被解雇，就成了救济的重担。面包价格提高——那是巴黎市民一半的食物——使成千的家庭濒于饥饿。1787年里昂有3万人领公家救济，1788年兰斯遭一场大水，2/3的居民皆困窘。1791年巴黎有10万户登记为贫民。”“在巴黎，”梅西耶于1785年写道，“平民衰弱、苍白、矮小而发育不全，并且与国内其他阶级显然划为另一级。”
劳工们违抗禁令，组织团体进行罢工。1774年里昂的丝工停止工作，声言生活所需远超过工资，而不规则的供需律使工人仅勉强糊口，雇主们则储藏大量食物，等待饥饿迫得劳工讲和。遭受挫折后，许多劳工离开里昂到其他城镇，甚至远赴瑞典、意大利，但在边境被拦截，被以武力带回家。叛乱时劳工奋起，占领市政厅，以公社建立短期的劳动阶级专制政权。政府征召军队压制叛乱，绞死两个领导人物，失败的罢工者又回到他们的商店，但现在他们恨政府有如恨雇主。
1786年他们又罢工，抗议他们即使每天工作8小时，也不能维持家庭开销，并且抱怨他们的待遇“比家里的动物还不如，因为连它们也能够维持健康、精力”。市政府同意提高工资，但禁止任何4人以上的聚会。一营炮兵负责执行此项禁令，士兵向示威者开火，死掉几个人。罢工者又返回工作。不久，薪资的提高再次被取消。
18世纪下半叶，为争取生活所需而起的叛乱间歇性地发生。1752年至1768年，有6次在诺曼底，1768年叛乱者控制了鲁昂，抢劫公共谷仓，掠走储藏物。类似的叛乱在1770年又发生于兰斯，1772年在普瓦捷（Poitiers），1775年在第戎、凡尔赛、巴黎、蓬图瓦兹，1785年在艾克斯省，而1788年和1789年又再发生于巴黎。
劳动阶级或一般都市民众的贫穷，在革命的形成中扮演什么角色？表面上，它是一个最直接的理由，1788年至1789年，巴黎缺乏面包而造成的叛乱，使人民狂热至甘冒生命危险抵抗军队，进攻巴士底狱。但饥饿与愤怒能平衡动力，却不能产生领导力，这次叛乱很可能只要求降低面包价格。若不是较高层的领导者引导叛乱者占领巴士底狱并向凡尔赛进攻，群众仍未曾有推翻政府，取消王室、建立共和的想法。无产阶级渴望地谈及自然的平等，但它并不妄想占领国家，恰为中产阶级所反对的，它要求国家管理经济，至少稳定面包的价格。但如此又回到旧制度，无法迈向劳工阶级控制的经济。事实是当行动的时刻来临时，那由饥民推动，受演说家和推动人唤起的巴黎民众占领巴士底狱，并阻碍国民召集军队对付全民大会，但当全民大会复会于法国时，由警卫保护，并谋中产阶级的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