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超越拉弗
自2015年以来，游客就可以去位于华盛顿特区的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欣赏一张印有阿瑟·拉弗画作的餐巾布。尽管这也许不是拉弗1974年在两大洲餐馆画出同名曲线的原始餐巾布，而更可能是多年后创作的纪念品，但作品中的所有要素都在那里。经济税率在一条轴上，税收收入在另一条轴上，这是有道理的。随着税率的提高，税收收入首先会增加，但随着税率的进一步提升，在某一点税收收入开始下降。当税率达到100%时，税收收入就归零了。这堂课很简单：过度征税会扼杀税收。餐巾布是献给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的，他在1975年至1977年担任杰拉尔德·福特（Gerald Ford）的国防部长，2001年至2006年又在乔治·布什（George W. Bush）的领导下担任国防部长。
作为一幅简图，博物馆里陈列的餐巾布令人费解。它把所有东西都搞颠倒了：轴线是颠倒的，方程式有错误的符号。不过，虽然拉弗可能不是像弗兰克·拉姆齐一样的数学奇才，但他找到了重点。如果从明天开始，所有收入都按100%的税率征税，人们要么花费大量精力隐藏收入，要么就停止工作。因为0%和100%的税率都不会产生任何税收，所以在这两个极端税率之间必定有某个税率，通常被称为拉弗税率（Laffer rate），税收收入在这个税率上达到峰值。
当然，很难知道这个税率是多少：50%?60%?80%？按纯粹的逻辑来说，一切皆有可能，这取决于人们对税收的敏感程度。但无论什么税率与税收收入的峰值相对应，我们似乎永远都不应该超过这一水平。如果我们这样做了，那就意味着我们获得的税收收入要比税率更低时还要少。任何社会都不会希望处于拉弗曲线（Laffer curve）“错误”的一边，税收收入随着税率的上升而下降。对吗？
在这一章中，我们要解释为什么民主政府可以合理地选择税率，使其高于使富人收益最大化的税率，为什么破坏部分税基可能符合社会利益。如果你觉得这个想法很疯狂，那是因为大多数关于税收的讨论都是基于餐巾布的这幅简图得来的，而忽略了市场经济中历史、政治和权力关系。现在是时候行动起来超越拉弗了。
拉弗之前的最高所得税
从某种意义上说，即使很高的税率只能带来很低的税收收入，也可能是一项好的政策，这种想法并不奇怪，至少对美国读者来说是这样。毕竟，这是美国政府数十年来的官方立场。正如我们在第二章看到的，从1930年到1980年，最高边际所得税税率平均为78%，从1951年到1963年超过了90%。早在拉弗的餐巾布简图问世之前，政策制定者就明白，面对90%的边际税率，即使最受利益驱动的个人，也没有动力获得更多收入。从罗斯福总统到艾森豪威尔总统，很明显最高边际所得税税率并没有增加税收。他们是在拉弗曲线的“错误”一边。他们破坏了收入。
这不是一个错误：这是政策目标。罗斯福总统及其继任者倡导的准没收性最高税率，意在减少超级富豪的收入，压缩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回想一下，它们只适用于非常高的收入，相当于超过今天的几百万美元。只有超级富豪才会受到影响。例如1960年，91%的最高边际税率是针对收入超过一个高门槛的群体征收的，这个门槛几乎是成人人均国民收入的100倍，相当于今天的670万美元。那些一般富有的人，包括高收入专业人士、中等规模公司的高管、按照如今标准收入在数十万美元的人，适用25%~ 50%的边际税率纳税，这与现在的典型情况相吻合（例如，在加利福尼亚和纽约等州，当你计算州所得税的时候）。
现有证据显示，对天价收入实行准没收性税率的税收政策，达到了预期目标。从20世纪3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收入不平等有所下降。前1%群体的收入在税前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减少一半，从二战前夕的接近20%降低到70年代初的不到10%。以1960年为例，只有306个家庭的年应纳税收入超过670万美元，超过这一标准的收入按照91%的税率被征税。与此同时，经济增长强劲。而且正如我们在第二章看到的，不平等的减少并不是一种财政幻想，而是一种真实的现象。当然，还有避税存在。但富人并没有把巨额收入隐藏于国税局的雷达之外。在测算前1%群体的收入在税前国民收入中所占比例时，我们包括了所有形式的收入，无论是否向国税局申报，其中包括公司内部留存收益、免税债券投资，以及当时可用的其他避税手段。准没收性最高税率确实降低了税前收入的集中度。
美国并不是唯一一个奉行这一政策的国家。英国更为激进，1941年至1952年和70年代中期的最高边际所得税税率高达98%（这两段时间之间的税率也始终高于89%）。如同美国一样，这些高税率只适用于极少数人，并没有带来可观的税收收入。而且就像美国一样，20世纪40年代，英国的收入和财富集中度急剧下降，直到70年代末一直保持在历史低位。
实施没收性最高所得税税率的理由
在这些时代，大西洋两岸的税收政策反映了一种观点：极端不平等会损害社会；当租金攫取（rent extraction）被阻止时，经济会更好地运行；不受限制的市场导致了财富集中，进而威胁到民主和精英治国的理想。
这种观点至少和美国本身一样古老，而不是盎格鲁-撒克逊自由派（Anglo - Saxon liberals）的特权。财富过度集中会侵蚀社会契约，这一观点得到了著名保守派的认同。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在18世纪末写道：“政党的伟大目标应该是与邪恶做斗争：第一，通过在所有人之间建立政治平等；第二，阻止少数人的不必要机会，以过度的尤其是不应得的财富积累加剧财产不平等。”保守派更可能认为极端财富是“应得的”（争论常常涉及美国亿万富翁是好的，而且创造了工作机会，并与俄罗斯或非洲糟糕的“盗贼统治”形成鲜明对比，但是这些争论忽视了这些行为人之间经常存在的共性，比如他们的垄断权力和对立法的影响）。尽管存在这一重要差异，甚至保守派人士也常常认为，极端财富本身是一件坏事，这可能就是罗斯福实施的准没收性最高所得税政策在里根执政前一直由共和党政府延续的原因之一。在麦迪逊看来，就民主而言，极端的财富集中像战争一样有害。“在战争中，行政当局的自由裁量权也得到了扩展；行政当局在处理职务、荣誉和薪酬方面的影响力成倍增加……共和主义同样恶毒的一面可以追溯到财富不平等。”
财富就是力量。财富的极度集中意味着权力的极度集中。影响政府政策的力量、遏制竞争的力量、塑造意识形态的力量合为一体，在市场、政府和媒体中，形成了为某些人的利益而倾斜收入分配的力量。这就是而且一直是某些人的极端财富能够减少留给其余人的财富的核心原因。这就是为什么今天超级富豪收入的获得是以牺牲社会其他人利益为代价的。这就是卡内基、洛克菲勒和其他镀金时代的实业家们获得“强盗资本家”称号的原因。
如今，苹果、杰夫·贝佐斯和沃尔顿的继承者在做什么？他们在保护自己的财富。他们在保卫自己的阵地。他们在新进入者对他们的生意构成威胁之前就收购他们。他们在与竞争对手、监管机构和国税局作战。他们收购新闻媒体。这就是那些已经积累了数十亿美元的人，无论何时何地都在做的事情。苹果、亚马逊和沃尔玛的创始人都做出了大量创新，创造了新产品和服务。有些还没有停止。但未来最伟大的创新既不可能来自这些成功创始人的继承者，也不可能来自那些多年来一直高居财富500强榜首的公司。
这是超越拉弗的理论依据。极端财富像碳排放一样，给我们其他人带来了负外部性。征收碳排放税的目的不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而是为了减少碳排放。同样，对收入非常高的人实施高税率也是如此：从长远看，这并不是为了资助政府项目，而是旨在减少超级富豪的收入。它们防止或阻碍了各种各样的租金攫取，而这些租金攫取都与极端且稳固的财富有关，都与不平等社会中市场经济的现实有关。当额外获得的任何一美元中有90美分会被国税局拿走，那么谈判2 000万美元的薪酬、通过创造零和金融产品赚取数百万美元、抬高专利药品的价格，又有什么意义呢？一旦准没收性税率就位，就可以重新分配经济力量，可以公平化税前收入的分配，还可以使市场更具竞争力。
从纯逻辑的角度看，这一论点，即压低自由市场经济产生的不平等的标准理由，也可以朝另一个方向发挥作用。或许极端财富和巨额收入的外部性是正向的。或许超级富豪给社会带来的益处比他们个人获得的还多。或许我们都从比尔·盖茨今天收入的数十亿美元中获益，而且如果这些收入被征税拿走，情况会更糟，例如，这将意味着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Bill & Melin da Gates Foundation）的资金会减少，而据一些观察人士称，该基金会的资金使用情况要比政府好。这是著名的涓滴理论（trickle -down theory）的一个变种，根据这一理论，富人的财富最终会流入社会的其他部分。
要想更深入地思考超越拉弗的理论根据在今天是否有经验性的价值，我们需要某种在这场辩论中经常被忽略的东西，即数据。
极端财富的好处：一场没有数据的争论
科学地看待这些问题需要大量数据。超级富豪的繁荣（和影响其繁荣与否的公共政策）如何不仅影响经济的总体增长率，而且影响每个社会群体的收入动态？当富人的税收减少时，工薪阶层的收入会增长吗？首先，我们需要研究不同群体的收入增长。
不幸的是，国民账户只提供整个国民收入增长的信息，而没有提供每个社会群体收入增长的数据。这是政府统计中的一个重大空白。几年前，我们踏上了弥补这一空白的征程。我们的目标是什么？跟踪过去几十年中谁真正从经济增长中受益，例如，增长是如何分配给工薪阶层、中产阶层、富人和超级富豪的。对于这一评估，总体增长数字很重要，但它们太粗糙了。重要的是，教师和银行家的收入如何增长；退休人员和适龄工作的成人收入如何增长，各行各业的收入如何增长。
我们创建了“分布式国民账户”（distributional national accounts），这个数据库系统地将国民收入分配给每年居住在美国的所有成年人。我们不可能确切地知晓每个人挣多少钱，任何地方都没有全面记录这些信息的行政文件，因此我们数据库中的观察结果并不对应于任何真实的人。它们是综合性的观察结果，是通过结合纳税申报数据、家庭收入和财富调查、社会保障统计数据，以及许多其他官方数据来源而构建的。总之，在我们的数据库中，合成的、虚构的美国人完全代表了美国人口。他们的收入合计就是经济的国民总收入，而且自1980年以来，他们的收入平均每年增长1.4%，与宏观经济的统计数据相符。
我们的计算肯定不是最完整可靠的。我们希望这项工作将由政府统计学家接管和改进，最终公共机构将公布自己的官方分布式国民账户。我们现在使用的国民账户是以类似于20世纪中叶的方式创建的。与此同时，我们认为我们这一工作的价值在于其一致性（跨收入阶梯的增长可以加总为宏观经济的增长）、透明度（我们的代码和资源是公开的）和普适性（类似的统计方法也适用于其他国家）。
1946—1980年：高速而公平的增长
准没收性最高边际所得税税率时代到底发生了什么？
为了形象化当时谁从经济增长中受益，我们将人口划分为100个同等规模的群体（100%），并计算随时间的推移每个群体的平均收入增长率。考虑到百分位顶端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很大一部分，我们继而采用更精细的次分组：将前1%的收入分成10组，接着将前0.1%的收入分成下一个10组。有了这些分组，我们就可以计算从最低工资员工到亿万富翁的收入增长率。
我们看到了什么？在二战后的几十年里，经济增长强劲，并惠及广大民众。从1946年到1980年，成人人均国民收入年均增长2.0%，这是处于世界技术前沿的国家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录得的最高增长率之一。几乎每个群体的收入都以年均2.0%的宏观经济增长率增长（见图8.1）。唯一的例外是前1%的最高收入群体，他们的增长速度要比整个经济体更慢一些。但除了这一点，不同社会群体在增长经历上的相似性令人惊叹。人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经济学家会在这一时期选择只用一个“代表性主体”（representative agent）来模拟经济。几乎每个社会群体的表现都像整个经济一样。
图8.1 从社会所有群体受益的经济增长到仅富有群体受益的经济增长
注：该图描述了美国1946—1980年和1980—2018年，对应每个收入分配百分位数的成人人均年度实际税前收入的增长。从1946年到1980年，收入增长均等分布，所有群体的收入都以2%的宏观经济年均增长率增长（除了收入前1%群体的增长较慢）。从1980年到2018年，增长分布不均，底层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极低，中产阶层的收入适度增长，最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极高。详情请见taxjusticenow. org。
1980—2018年：工薪阶层与经济增长脱节
1980—2018年的情况看起来完全不同。
首先，平均增长放缓。里根和后里根时期，美国经济的第一个特点是增长表现不佳。自2008—2009年金融危机以来，经济增长略有回升（特别是与欧洲的情况相比），但如果我们回顾一段较长的时期，即平均看繁荣和萧条、衰退和随后的复苏周期，情况也并不好。自1980年以来，成人人均国民收入平均每年仅增长1.4%。而且，自21世纪初以来成人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率甚至低于这个水平，每年仅有0.8%。
其次，大多数社会群体的收入增长率都没有达到1.4%的水平。对近90%的群体来说，收入增长率低于这个数字，通常非常低。只有收入前10%群体经历了1.4%或以上的增长。如果你随机选择一个群体，它的收入增长水平很可能与经济表现如何毫无关系。经济增长（1.4%）与人们的收入增长（人均收入平均增长0.65%）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脱节。“代表性主体”的故事已荡然无存。
与此同时，美国的富裕阶层已经繁荣起来。看看图8.1中的峰值。图中显示，收入前1%的富人（如今年收入在50万美元以上）已经获得了很高的收入增长。而对极少数人来说，收入增长极其迅猛。自1980年以来，对于前0.1%的收入群体，收入增长了320%;对于前0.01%的群体，收入增长了430%。而且，对于前0.001%的群体（2 300名最富有的美国人），收入增长已经超过600%。
在这40年相同的岁月里，尽管工薪阶层占总人口的一半，却是人口中收入最低的，而且收入几乎没有增长。2018年，工薪阶层的收入水平处于后50%，平均税前收入为18 500美元，但几乎没有增长：经通货膨胀调整后，相当于70年代末的约17 500美元。也就是说，40年间的年平均增长率为0.1%。自1980年以来，收入顶端富人们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不仅有所上升，而且，他们的绝对收入也在扶摇直上，但是总人口中另一半人的收入却止步不前。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富人的收入已经“涓滴”到了工薪阶层。相反，经济增长的大门已经对工薪阶层彻底关闭了。
我们知道，这些证据既不能证明涓滴政策伤害了工薪阶层，也不能证明超级富豪的财富是以牺牲其他人利益为代价获得的。从纯逻辑的角度看，如果税收政策没有惠及富人，工薪阶层的境况可能会更糟。在过去40年里，工薪阶层的实际收入可能并不会每年平均增长0.1%，反而甚至会下降。这似乎毫无说服力，但这并不能想当然地被排除。按百分位统计收入增长是非常有用的，但如果单独考虑，它们也无法明确各种公共政策的优缺点。唉，我们不能回到1980年，做一个税率保持在1980年水平的实验，看看到底会发生什么。
但是，我们至少可以说，与二战后几十年的收入增长相比，并不能证明涓滴理论是正确的。
工薪阶层的收入增长：两个国家的故事
将美国的结果与1980年以来实施其他政策的国家进行比较，也不能证明涓滴理论是正确的。
让我们看看法国，一个广泛代表欧洲大陆的国家。美国成人人均国民收入比法国高：如今而言，大约高出30%。这并不是因为美国人的平均工作效率更高，而是因为他们工作得更多：他们更早地开始工作（部分是为了支付更高的大学费用），更晚地退休（部分是为了弥补较少的社会保障福利），而且，在这两者之间，他们的假期更少，育儿假也更短。就生产率而言，美国和法国看起来是一样的。作为衡量生产率的最有意义的方法，国内生产总值除以工作小时数是可比较的，目前大约为75美元，而且一段时间以来一直保持相同趋势。
尽管美国人工作时间更长，但如果我们将分析范围限制在后50%的收入群体时，法国的成人人均收入要比美国高出11%。如果严格地按货币计量（不考虑法国更好的健康结果和更长的闲暇时间），占一半人口的工薪阶层在法国生活得更好。法国的福利状况并没有对这一功绩起到任何作用，因为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政府征税和转移支付前的收入。如果你考虑用于儿童保育、健康和教育的公共资助，法国工薪阶层的状况会更好，这并不奇怪。有趣的是，对大多数人来说，在法国，市场带来的收入比美国要高。
情况并非总是如此。在过去40年里，美国工薪阶层的收入停滞不前，在法国却有所增长。平均每年0.8%的收入增长率并不是很好，而且自2008—2009年的大衰退以来，收入增长也已经完全停止。但是，对一代人来说，收入每年增长0.8%，即使不算多，也要比0.1%好。法国工薪阶层已经足以超越美国工薪阶层了：对处于收入最底层的那一半人而言，如今美国的平均收入比在法国低2 000美元，但是在1980年要高2 000美元（见图8.2）。
一些人认为，美国工薪阶层的收入停滞是不可避免的。他们提到了经济力量的汇集（技术进步、国际贸易增加），这些都导致了人工生产率的持续下降，以及对他们生产的产品需求减少。通过比较美国和法国，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世界观问题。法国和美国的经济都受到了技术进步浪潮的影响，在大西洋彼岸使用计算机的程度并不比此岸更普遍。两国都在与新兴经济体开展国际贸易。在汽车和其他产业中，这两个国家的许多员工都在被机器取代。然而，法国工薪阶层的收入是增长的，虽然增长并不多，但自1980年以来已经增长了30%，而美国工薪阶层的收入则停滞不前。这里有一个重要的经验：技术变革和全球化的压力并不是美国工薪阶层陷入困境的罪魁祸首。
图8.2 美国工薪阶层的困境
（后50%收入群体的平均税前收入：美国与法国的比较，2018年美元）
注：该图显示了自1962年以来，在美国和法国，政府征税和转移支付前，后50%收入群体的人均收入。通过使用购买力平价汇率将欧元转换为美元，该数据系列使用2018年美元。在法国，后50%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更快，而且现在收入要高于美国。详情请见taxjusticenow. org。
有观点认为，美国工薪阶层的生产率突然下降，但这一观点根本经不起仔细推敲。国际证据表明，政府政策已经将收入重新分配，从工薪阶层汲取，转而向富人重新分配。20世纪80年代以来，历届政府都故意在这方面做出了选择，包括侵蚀联邦最低工资标准、削减对富人征税、限制工会力量，以及增加进入公立大学的费用。法国和其他大多数富裕国家也经历了一些同样的政策变化，但美国这种转向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情况更加激烈。
增长被低估了吗？
在超过一代人的时间跨度中工薪阶层的收入停滞不前，这或许是美国经济最根本的发展趋势，具有深远的政治和经济影响。这真是太令人惊讶了，以至于对一些观察家来说，一定是哪里搞错了。我们一定低估了生活条件的真正改善。这是我们在吸取政策教训之前必须讨论的一个反对意见。反对意见有三种。
首先，官方统计数据低估了增长率，因为它们高估了真实的通货膨胀率。在测算经济增长时，统计学家艰难地试图弄清楚国民收入增长的哪一部分来自实际生产的增长，而哪些仅仅是由于物价的普遍上涨。这不是一门完美的科学。如果我们每年都生产同样的产品和服务，那会是一项简单易行的任务。但是经济增长的本质意味着，随着时间的推移，产品质量趋于提高。当一件商品的价格上涨时，是因为它的质量提高了，还是因为价格普遍上涨了？有时，质量变化是可以直接观察到的，而且统计人员可以很容易地解释质量提高的原因，例如，电视屏幕比20年前的更大。但有时质量提高并不太容易量化，就像微创手术或更友好的计算机软件一样。另一个困难是，包括谷歌和脸书在内的企业有时会向客户提供免费服务。我们并没有为谷歌地图提供的地理定位服务付费，因此这项服务没有被计入国民收入。
这些棘手的问题导致一些观察家指出，国民账户统计（因此我们的分布式国民账户）低估了增长。据说，在过去几十年里几乎所有参与经济决策的高层人士，或者新经济中有影响力的人物都这么认为。曾任里根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马丁·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说：“官方数据低估了实际产出和生产率的变化。”比尔·盖茨说：“即使在富裕国家，GDP也低估了增长。”下面这句话是与硅谷相关的经济学家最喜欢的一句话：“人们对硅谷正在发生的事情缺乏了解，因为我们并没有好的方法衡量它。”谷歌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尔·范里安（Hal Varian）如是说。所有这些评论都表明，有一个影响经济的隐形增长奇迹，无非是我们还没有找到一种方式衡量它。
理论上，这些反对都是合理的。然而，最近的学术研究表明，即使我们把这些因素纳入考虑，官方数据描绘的画面也没有太大改善。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与1946—1980年相比，1980年后的增长放缓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严重。原因很简单：比尔·盖茨和其他人提出的担忧并非新事，它们是经济增长过程本身所固有的。同样的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就出现了，而在当时甚至更为重要。是的，智能手机的质量确实有了改善，就像二战后几十年来汽车和家用电器质量的提高一样。是的，硅谷生产的一些新服务确实是免费的，但广播和电视节目也是免费的。总体而言，自1980年以来，美国成人人均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可能为1.5%，而不是官方数据中的1.4%。但同样的原因，与我们相信的数据相比，1946—1980年的增长也可能更强劲，也许是2.2%，而不是2.0%。通过修正全时间序列的官方数据，我们看到经济增长放缓更加严重。而且，它几乎不影响工薪阶层的收入增长（也许是每年0.2%，而不是0.1%）。
事实上，官方统计数据可能过于乐观，而不是过于悲观。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质量改进有时很难量化，那么质量恶化也同样很难量化。航空旅行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其服务质量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下降。更严重的是，增长数据忽略了气候的急剧恶化和生物多样性的下降。总的来说，这些被错误衡量的退化可能比被错误衡量的产出增长更重要。谷歌地图很不错，但也许没有地球的未来那么重要。
第二种观点认为，统计数字歪曲了工薪阶层真实的经济增长，这种观点的核心是社会阶层的流动性。对于那些组成后50%收入群体的个人而言，他们会一年又一年地发生变化。一些人会攀上更高的收入阶梯，离开这个群体，而其他人又会进入。移民也来到美国。一些评论家认为，如果不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比较每个群体的平均收入，而是多年来跟踪一个人，我们可以看到工薪阶层走向富裕。这一论点表达了人们的普遍信念，即美国是“机遇之地”。
然而，这是个谬论。收入流动性是存在的：通常，人们的收入会在一生中增加。工资会随着工作阅历的丰富而增加，员工会得到晋升，等等。但是，统计数据显示的很简单：美国工薪阶层的平均收入并没有高于他们父母在相同年龄段挣得的收入。在生命周期的每一个阶段，他们都不比上一代人更富裕。为什么说工薪阶层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富裕是错误的，要理解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思考下面的思想实验（thought experiment）。试想，我们生活在一个国民收入零增长的世界里，老一代一年又一年地被年轻一代取代，而年轻一代开始时的收入相对较低。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尽管国民收入是稳定的，但每个人的收入都会在一生中增长。看看这个零增长的经济，赞美发展的美德有意义吗？没有。在工薪阶层的生命周期中，收入增长并不意味着工薪阶层实质上是富裕的。
而且，移民的情况如何呢？是不是美国的许多工薪阶层来自工资更低的外国呢？一些新美国人确实符合这些标准，但总体而言，他们的统计效应很小，无关紧要。从2010年到2016年，美国年平均流入的永久移民占总人口的0.33%，比加拿大、德国、斯堪的纳维亚诸国和英国的移民要少1/2到1/3。早在特朗普政府到来之前，美国就一直是低移民国家。
再分配的限度
最后一个论点是，统计数据扭曲了工薪阶层的真实增长，这涉及政府的再分配。我们的估算是，自1980年以来，在政府征税和转移支付前，工薪阶层的平均收入每年仅增长0.1%。正如我们看到的，税收增加了。但是，政府的转移支付甚至增加了更多。因此，在税后和政府转移支付的基础上，工薪阶层的平均收入增长了一些。
但再分配的效果并不大。在政府税收和转移支付后，后50%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仍然微不足道，自1980年以来每年增长大约0.6%。在急着颂扬政府转移支付的均等化效应之前，让我们先暂停一下。政府的这些转移支付有哪些是增加的？答案很简单：主要是联邦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这并不是说政府一直在通过现金转移支付保护我们中最弱势的群体，或者通过补贴父母来降低抚养孩子的成本。相反，政府一直在为国家飞涨的很大一部分医疗费用买单。面对政府的这种慷慨，“受益者”并不能选择在他们认为合适的时候消费。补助的钱没有流入弱势群体的银行账户，而是流向了医疗服务提供者的银行账户，使其中一些人轻松地处于前1%的收入群体。我们确信这些转移支付换来的服务是物有所值的吗？
最后，美国预期寿命的变化是市场原教旨主义最显著的失败。预期寿命比收入更容易衡量；在许多方面，它也比迄今为止讨论的幸福概念更能提供有用的信息。大多数人最关心的是健康长寿。平均而言，美国人每年每挣5美元，就要向医生、医院、药房和保险公司支付1美元。他们在医疗服务上的花费从来没有今天这么多，而且这些花费远比任何其他国家的居民多。然而，美国人的预期寿命正在下降。2017年连续第三年下跌。1980年，美国人的预期寿命超过其他经合组织国家人口1.5岁。如今，这一数字比其他富裕国家少了近两年。
这种恶化是逐渐发生的，其发生时间恰好与工薪阶层生活条件的逐渐恶化相互映照。富人活得更长，穷人死得更早。从最近的历史看，在和平时期只有一个预期寿命下降的例子可以比较，那就是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俄罗斯在脱离共产主义的混乱转轨时期预期寿命下降。
美国预期寿命的反转真是令人震惊，使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我们的收入增长统计数据并没有夸大而是低估了美国工薪阶层的痛苦。
抑制财富集中：激进财富税
那么，这就是超越拉弗的实证依据。无论我们是将过去40年与战后时期相比，还是将如今的美国与其他富裕国家相比，似乎超级富豪的兴起并没有惠及其他人口，而主要是以牺牲工薪阶层利益为代价的。
回想起来，这不应该是一个可怕的意外。诚然，供给学派的政策确实促进了供给，但具体供给了什么呢？这些政策是否鼓励了教师、发明家和科学家工作更多呢？也许吧。这听起来显然令人难以信服，但从逻辑上讲，这并非不可能，至少其中一些人会受到巨额利益的诱惑，在税率较低的情况下更加努力地工作。然而，不管他们对税后回报的敏感程度如何，显然他们不是对货币收益最敏感的人。当税收下降时，零和金融产品的销售者、致命药丸的制造者、逃税的推动者以及给他们提供认证的律师、价格欺诈者、专利操纵者、假大学文凭的制造者应运而生，加倍努力地工作，他们才是对货币收益最敏感的人。这些唯利是图的人将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大胆“创新”，使监管者越来越难以追赶，或者在人们陷入新的欺诈之前越来越难了解他们的欺诈行为。如果低的最高税率鼓励“创新”，它们必定会助长租金攫取。
在众多能够遏制既得利益势力、防止寻租行为的政策中，历史证明，对超高收入实施准没收性税收是行之有效的。但它面临着一个重大限制：正如我们看到的，通过申报很少的应纳税收入，富豪拥有大量财富已经变得太容易了。在美国，恢复90%的最高边际所得税税率不会对许多亿万富翁的税单产生任何重大影响。
为了克服这一限制，我们需要以高税率对顶级财富征税。正如我们在前一章所述，实施适度财富税，对5 000万美元以上的财富适用2%的边际税率，对10亿美元以上的财富适用3%的边际税率，如此每年将产生大量税收收入，据我们估算，相当于每年GDP的1%左右。这样就会处于拉弗曲线“好”的一边。
现在考虑一种激进财富税，对10亿美元以上的财富实施10%的边际税率。拥有10亿美元财富的人将支付1 900万美元的财富税，这个结果与采用适度财富税相同。如果我们采用激进财富税，那么成为亿万富翁并不会变得更难，但保持超级亿万富翁就会更难。一个拥有20亿美元的人每年要支付大约5%的财富税，一个像乔治·索罗斯这样的百亿美元富翁每年要支付9%的财富税，一个像杰夫·贝佐斯这样的千亿美元富翁每年要支付10%的财富税。罗斯福实施90%的最高边际所得税税率，导致收入超过1 000万美元（以当今货币计量）的家庭数量大幅减少，同样，激进财富税将会使超级亿万富翁减少。财富税不仅能够征税，而且还可以分散财富。
毫无疑问，还会有超级亿万富翁。如果在过去几十年里实施了这种更高的财富税，那么2018年马克·扎克伯格的财富仍将达到210亿美元，而不是福布斯记录的610亿美元。为什么呢？因为自2018年扎克伯格首次成为亿万富翁以来，他的财富以每年40%的速度增长。每年10%的财富税并不能阻止他的财富突飞猛进。但是，像比尔·盖茨这样一位更成熟的亿万富翁却“只”值40亿美元，而不是2018年的970亿美元，因为他成为亿万富翁已经30多年了，这就使激进的税收有更多时间挤压他的财富。如果从1982年开始实施激进财富税，那么在美国400位最富有的人中，2018年大部分人仍是亿万富翁，但他们的财富仅为目前的1/3。他们在美国财富中所占的份额会与1982年相似，1982年以后财富不平等现象大幅加剧（见图8.3）。
图8.3 财富税是限制不平等程度的扩大还是分散财富？
（《福布斯》公布的前400位富豪的财富份额：自1982年以来的实际财富
相对于征收财富税后的财富）
注：该图描绘了自1982年以来《福布斯》杂志选出的美国前400位富豪的全部财富份额。它也描述了如果自1982年起实施适度财富税或激进财富税，这些富豪的财富份额变化。对于高于10亿美元的财富，适度财富税的边际税率为3%，激进财富税的边际税率为10%。从1982年到2018年，前400位富豪的财富份额从不足1%上升到近3.5%。如果自1982年起实施适度财富税，2018年他们的财富份额将在2%左右。如果征收激进财富税，2018年他们的财富份额将在1%左右，与20世纪80年代初一样。详情请见taxjusticenow. org。
如果开征激进财富税，仅在2018年就可以向400位最富有的美国人征收2 500亿美元的税收，超过GDP的1%。但如果从1982年开始征收激进财富税，到2018年，只能从这400位最富有的家庭中征收660亿美元的税收，而如果实施适度财富税，即使其税率低得多，也能征收近500亿美元的税收。从长远看，激进财富税大量侵蚀了顶级富豪的财富，从而降低了超级富豪的税收：它超越了拉弗。
征收激进财富税值得吗？如果每年对10亿美元以上的财富征收10%的财富税，尽管这意味着对收入顶端的征税会减少，但抑制巨额财富对社会是否有好处呢？多年来，随着数据越来越清晰地向我们表明，工薪阶层收入止步不前而极端财富扶摇直上，我们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也在不断演变。也许你的想法也是这样的。
评论家通常只使用价格通胀调整来转换收入级档，而没有考虑经济增长。这夸大了过去的税收负担，因为那时的实际收入要低得多。
参阅US Treasury Department,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1962），第32页。
参阅Madison（1792）。
参阅Madison（1795）。
Piketty、Saez and Stantcheva（2014）根据这些原则开发了一个税收模型。他们发现，如果高的最高税率减少了高收入者的租金攫取，那么采用超过拉弗税率的没收性最高税率是可取的。利用国际上有关首席执行官薪酬的证据，他们表明，高的最高税率确实在调节高管薪酬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Piketty、Saez and Zucman（2018）介绍了美国分布式国民账户，Alvaredo et al. （2016）介绍了一般方法论。美国人口普查局（US census bureau）和经合组织也为美国和欧洲国家制定了这方面的举措（Fixlerand Johnson,2014; Zwijnenburg et al. ,2017）。
参阅Garbinti、Goupille - Lebret and Piketty（2018）。
参阅College Board（2019）。
参阅Feldstein（2017）。
参阅Gates（2013）。
参阅Aeppel（2015）。
参阅Mouton（2018）。
参阅Chetty et al. （2017）。
参阅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2018b）。
参阅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2019c）。Case and Deaton（2015）记录了这些死亡率趋势，并表明美国死亡率的增长集中于没有大学学位的中年白人。他们表明，死亡率增加的部分原因是“绝望死亡”:经济前景不佳导致了吸毒、酗酒和自杀。
因为对5 000万美元以上财富按照2%的税率征税，拥有10亿美元财富的人需要支付9.5亿美元的2%，即1 900万美元。
关于这里讨论的财富税统计数据的计算，Saez and Zucman（2019b）提供了所有细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