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充满可能性的世界
在本书的这一阶段，关于公共政策的大多数争论会反复出现，这可能会令你大吃一惊：争论的焦点是税收制度的累进性并不重要。按照这种观点，政府总是可以通过公共支出实现其期望的再分配。只要公共支出可以帮助弱势群体，如何征税是无关紧要的；税收收入才是重要的。这种观点盛行于美国和欧洲，并在过去几十年影响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提供的大部分税收建议。它们鼓励亚洲或非洲的政府提高其增值税，以资助其社会项目，但增值税使穷人的税负比富人的更重。累进所得税？遗产税？财富税？这些都是不必要的，甚至可能在政治上是危险的。
诚然，这一策略并非完全没有价值：增值税可以产生大量财政收入，有助于为教育、医疗和其他公共产品提供资金，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但是，问题在于有关发展过程的基本观点，它们影响了这些善意的专家。不管某种财政支出多么有用，发展主要不是为了财政支出而机械地征税。发展是要建立起对制度的信任，最重要的是对政府的信任。当政府对穷人比对富人征税更多时，对政府的持续信任就变成了天方夜谭。
从中世纪的税收起义到2018年法国的“黄背心”运动，这种深刻领悟对于理解税收历史至关重要。未来可能仍会有很大关系。以环境税为例。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碳的定价至关重要，但由于燃料和其他碳密集型产品的支出在穷人收入中所占份额要大于富人，碳税是典型累退的。为了抚平这种痛苦，应对气候变化将需要附加的累进税。如果政府忘记了这一基本事实，那么将很难从中吸取教训。
或者，以医疗服务为例。在美国，关于全民医疗保险的两次最全面的尝试是1993年克林顿的提案和2014年佛蒙特州的单一支付方的医疗服务项目，但遗憾的是，它们都没有获得通过，这并不是因为缺乏普遍支持，而主要是因为没有令人满意且公平的资金解决方案。当只认为支出是重要的，而不考虑如何筹集资金的时候，这样的事情就会发生。通常，支出不会发生（提案夭折，也就没有支出发生了）。自从1993年克林顿的全民医疗保险计划夭折以来，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因缺乏医疗保险而死亡；数百万人生活在失去医疗保险的恐惧之中。
正如我们在第七章中看到的，美国可以通过额外向富人征税增加4个点的国民收入。这足以为数百万目前没有医疗保险的美国人提供医疗保障。但这可能是更雄心勃勃地扩展美国社会福利国家（US social state）的起点，其核心是为所有人的医疗服务提供公共资助，为所有人提供从幼儿到大学教育的公共资助。扩展美国社会福利国家需要资金，而不仅仅是更多地向富人征税。在本章中，我们将展示一种可能的方式来产生这种资金。
社会福利国家的兴起
为什么大多数人认为政府应该资助医疗服务和教育呢？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们认为退休也应该主要由政府提供资金。因为基本生活水准是一项公认的基本人权。实际上，没有教育、老龄收入资助和医疗服务，基本生活水准的权利就无法实现。
20世纪以前，家庭为老年人和病人提供支持，而不是政府。父母为子女的教育买单；子女照顾年迈的父母。宗教组织为那些没有家庭支持的人提供帮助。但这一切都发生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教育对大多数人来说是短暂的，医疗服务是基本的，老年人不能指望长寿。随着技术进步、预期寿命的提高和医学的进步，教育、退休和医疗的成本也在增加，因此公共资助也就成为必需。
2019年，美国工薪阶层（占人口的一半）的人均收入是每年18 500美元。就是在那个时候，美国将国民收入的20%用于医疗服务，也就是每个成人15 000美元。所有发达经济体即使要努力控制成本，也都会将至少10%的国民收入用于医疗。如果美国效仿这些国家，将医疗支出控制在国民收入的10%，那么每个成年人的医疗服务支出仍将达到7 500美元，而这一数字对于18 500美元的收入来说是遥不可及的。
穷人难道不能购买打折的医疗和教育吗？不能，因为廉价的医疗就像廉价的教育一样，在实践中，意味着当你需要的时候没有医疗，也没有教育。有观点认为医疗服务就像理发或餐饮服务一样，总有一种产品适合任何预算，这是一个神话。穷人需要与富人同等的医疗和教育。几乎所有的美国孩子，不管他们的背景如何，都至少要接受12年的教育才能从高中毕业；我们都希望有更多来自贫困家庭的孩子能上大学。每个人的断腿都需要被修补。没有一个发达经济体能够成功地以低廉的成本提供体面的医疗和教育。
这就是为什么在20世纪，所有发达国家都逐渐将教育（包括幼儿园前的儿童保育）、养老和医疗服务的任务交给了政府。当然，对于政府应该支付多少、个人应该花费多少，以及如何监管教育、退休和医疗服务的提供者，存在一些合理的争论。但是，对于退休、教育和医疗而言，并没有一个不通过税收或相当于税收的强制性捐款来获得大量资金资助的成功模式。在所有发达经济体中，总税收从1900年前后不到国民收入的10%增加到今天的30%~ 50%，主要是为社会福利国家的三大支柱提供资金：青年人的教育、老年人的退休福利和全民医疗服务。
私人医疗保险：巨额人头税
美国也不例外。1935年创立的社会保障体系由工资税提供资金，现在每年将国民收入的6%用于退休和伤残津贴。大众化的中等和高等教育一直主要由政府组织，由一般税收提供资金。尽管高等教育的学费很高，学生贷款负担了很多，但政府仍然为美国2/3的教育支出提供了资金。政府还为穷人提供医疗补助、为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提供医疗保障，为退伍军人提供医疗保险。
然而，美国的社会福利国家存在重大漏洞。政府在儿童保育和早期教育方面的支出很少，导致这一指标在国际排名中几乎垫底。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都会保障母亲有一年以上的带薪产假，但美国什么也不保障。除了一些领先城市，美国没有五岁前儿童的公立学校；美国没有公立的托儿所或保育院。其他富裕国家早就明白，教育应该由社会提供，包括早期教育，这比由市场提供会更好、更有效，但美国没有。
儿童保育费用高得令人望而生畏，每年每名婴儿的日间护理费用很容易达到20 000美元，使许多家庭不得不采取父母抚育的方式。而实际上，这项任务主要落在母亲身上。事实上，政府支出的缺乏相当于对妇女的时间征缴高额税收，这可能是最古老的税收形式。这种税收对妇女的职业有着深远的影响，并加深了性别不平等。美国母亲在生完第一个孩子后的平均收入比父亲下降了31%。这就是为什么尽管事实上女性比男性受教育程度更高，更有可能从大学毕业，但收入方面仍然存在巨大的性别差异。把资源投入高等教育，却因为没有给这些年轻母亲的孩子提供早期教育，使她们在事业的关键时刻遭遇挫折，即使从纯效率的角度看，这难道不荒谬吗？
与其他发达经济体相比，美国的另一个特点是公共医疗保险远未普及。大约一半的医疗服务支出（20%国民收入中的10%）是由政府资助的。很大一部分人必须购买私人保险。私人保险制度将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排斥在外，给工薪阶层带来了巨大的负担。
正如我们在第五章中看到的，私人保费类似于一笔巨大的私人税收。尽管大多数员工通过他们的雇主获得了保险，因此雇主名义上支付了保费，但保费和工资税一样是劳动成本。就像工资税一样，保费最终要由员工承担。唯一的区别是，因为保费与收入无关，所以甚至比工资税更具累退性。就像人头税一样，每位员工都同样适用于固定金额，仅取决于年龄和家庭覆盖范围的不同。实际上，秘书支付的金额与高管相同。
毫无疑问，人头税并不受欢迎。1988年，当玛格丽特·撒切尔用人头税取代房地产税时，她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反抗，并于1990年辞去首相职务。没有哪个政府会突然征收人头税来资助医疗服务，这将是中等收入家庭的沉重负担。但是从本质上看，这正是美国今天所做的：雇主正在代表政府征收巨额人头税。自2010年通过《平价医疗法案》以来，如果雇主拥有50名或以上雇员，那么在法律上就会被要求为其员工提供医疗保险，或在2019年就要为每位员工支付2 500美元的罚款。考虑到医疗保险的年平均保费（每名参保员工1.3万美元）是如此高，显然这个体系是不可持续的。
为了说明这项人头税的规模，让我们看看把强制性的私人医疗保险费包括在内的美国税收分配。正如我们在第一章中看到的那样，如果仅考虑常规税收，美国的税收体制看起来像是一个庞大的单一税率制，在收入顶端会变得累退。但是，随着医疗服务人头税的增加，事实上税收的累退性是显而易见的：如果将私人医疗保险考虑在内，平均税率就会从收入分配底部的略低于30%上升到中产阶层的接近40%，然后暴跌到亿万富翁的23%（见图9.1）。
人头税重创了工薪阶层和中产阶层。在收入分配的底部，相当于人头税的医疗保险费没有销售税和工资税那么重。但这是因为许多美国工薪阶层没有从他们的雇主那里获得医疗保险。他们要么自己承担医疗保险的负担，要么依靠家庭成员为他们提供医疗保险，要么加入医疗补助（Medicaid），要么只能放弃医疗保险。《平价医疗法案》增加了符合医疗补助资格的美国人数量，并且为那些原本不在医保范围内的低收入群体购买私人保险提供补贴，但是2019年，仍然留下约14%的成年人口没有医保。对于那些通过人头税为自己的医疗服务提供资金的员工来说，这并不能减轻他们的负担，因为就中产阶层而言，人头税成本远远超过了所得税成本。
图9.1 美国的税收制度：单一税率还是大规模的累退？
（包含强制医疗保险的税率，2018年）
注：该图描述了美国2018年按收入群体划分的平均税率及其税种构成情况。包括所有联邦、州和地方税。该图增加了准强制性雇主资助的医疗保险费，作为在职员工支付的附加税。包括这些准税收在内，美国的税收制度是急剧累退的，工薪阶层，特别是中产阶层要比非常富有的人支付更多税收。详情请见taxjusticenow. org。
为社会福利国家提供资金：超越工资税和增值税
在其他一些发达国家，医疗保险是全民或接近全民的，而且儿童保育的公共资助也更为普遍，那么它们是如何为这些基本的社会需求提供资金的呢？一般来说，医疗保险的资金来源是工资税或一般政府收入，如增值税。虽然聊胜于无，但这种提供资金的方式并不理想。
工资税比人头税要更公平一些，因为它们与工资成正比，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这样。但是，工资税有一个很大的局限：工资税典型地只对劳动收入征收，而将资本收入排除在外。某些国家已经在尝试扩大工资税，将部分资本收入纳入税基之中，但尽管如此，劳动仍承担着为医疗服务提供大部分资金的负担。
如果人们有机会获得医疗服务，不管他们获得的是劳动收入还是资本收入，没有理由只让劳动做出贡献。而且，正如我们看到的，对资本收入的征税越来越少（尽管在大多数国家，其增长速度高于国民收入），而对劳动的征税越来越多（尽管其增长速度慢于国民收入，而且有时甚至停滞不前）。在这种情况下，免除资本为不断增长的医疗支出提供资金，似乎既不明智，也不可持续。
除了工资税，美国以外的所有发达经济体都有大量的增值税。增值税原理产生于20世纪初，是由德国实业家威廉·西门子（Wilhelm von Siemens）和美国经济学家托马斯·亚当斯（Thomas Adams）分别独立发明的。1948年，法国是第一个尝试实施增值税的国家，而且，在1954年更广泛地推行了这一做法。20世纪60年代，这一概念流行起来，并在随后的几十年里被大多数国家采用。增值税取代了以前的消费税，如对特定商品征收的产品税、销售税和流转税（与增值税类似，区别在于它们对中间商品征税）。
相比被取代的消费税，增值税有明显的优势，而且如今美国仍然存在消费税。增值税对服务和商品征税。它不会像流转税那样，在生产链上产生重复征税，因为企业购买中间商品的成本可以从其销售商品和服务的价值中扣除。相对于销售税，逃避增值税会更难，因为税收是在生产的每个阶段征收的，而不仅仅是在最终销售时。这就是在法国的带领下，增值税在全世界被广泛采用的原因。
对一些观察家来说，解决之道是显而易见的：美国应该采用增值税为改善其社会状况提供资金。我们认为这是错误的。增值税有两大缺陷：它是累退的，而且尽管其税基大于工资税，但也太小。
增值税是累退的，因为它是对消费征税，而不是对收入征税。工薪阶层和许多中产阶层无力储蓄：他们消费掉所有的收入，而且在一些艰难的日子里，他们的消费会超过收入。增值税给这些群体带来了巨大负担。相反，当一个人上升到收入金字塔的顶端时，相对于收入，消费就会变得越来越小。即使你花钱大手大脚，你也只能消费那么多，而相对于超级富豪的收入，几乎任何增值税都不用支付。在某种程度上，即使富人消费他们的储蓄，但这可能也是在获得收入的几十年后（如果储蓄是用于为退休提供资金），或几百年后（如果储蓄传给了后代继承人）。相对于所得税而言，消费税根本的不公正之处在于，富人可以通过储蓄推迟消费税的征收，而穷人则需要用现金立即支付。“迟到太久的正义就不是正义”:在税收方面也是如此。
与人们普遍认为的相反，经济中的相当一部分没有被纳入增值税。金融、教育和医疗服务作为我们现代经济中最大的三个部门，通常被排除在外。金融业对美国收入不平等加剧的影响超过了其他任何行业，医疗服务业也名列前茅。通过引入一种将这些部门排除在外的新税收，并不能精准地推进缩小收入不平等的斗争。增值税将金融业排除在外，因为在金融业中没有简单的计算“增值”的方法。对常规商业来说，增值等于对客户的销售额减去中间投入成本。金融部门通过削减回报来管理你的资金（银行账户、共同基金和养老基金），以高利率借钱给你（信用卡、学生贷款、抵押贷款）。但是，金融部门对其提供的服务并没有明确而单独的收费。
20世纪50年代首次开征增值税时，金融、医疗服务和教育加起来也只是经济中的一个小部门。然而，从那时起它们发展迅猛。此外，由于增值税被（正确地）视为累退的，食品等必需品可以享受优惠税率。由于这些原因，以法国和德国为例，它们的增值税标准税率分别为20%和19%，通过增值税只增加了大约8%的国民收入。换句话说，增值税只将40%的国民收入作为税基。在美国，医疗服务和金融部门的规模大于欧洲，但总体而言，美国人储蓄了更少的收入，所以美国增值税的税基占整个国民收入的比例也同样较低（40%）。为了增加6%的国民收入，美国需要实施的增值税税率是15%。
增值税和工资税的局限性意味着，在高度不平等的时代，它们无法承担为改善国家社会福利提供资金的责任。这两种选择在战后几十年的欧洲很流行，当时不平等达到了历史最低点，但现在已经不合时宜。我们需要创新。
为21世纪的社会福利国家提供资金：国民所得税
美国可以跃过增值税。它可以为创立21世纪的财政制度铺平道路，正如它在20世纪所做的那样。怎样做呢？通过创立国民所得税（national income tax）。
其基本思想很简单：国民所得税是对所有收入征收的税，不论这些收入是来源于劳动还是资本，也不论它们来源于制造业、金融业、非营利组织，或任何其他经济部门。这一税收对储蓄并不豁免，因为储蓄高度集中于富裕阶层，而且与税收减免相比，政府法规（如养老金计划的默认加入和金融监管）可以更有效地鼓励储蓄。为了简化管理，国民所得税只有一个税率，而且不提供任何抵扣。
让我们明确一点：国民所得税当然不是要取代所得税或任何其他累进税。它旨在补充累进税，取代累退税，因为这些累退税不公平地对美国工薪阶层和中产阶层施加了沉重的负担（见表9.1），其中最主要的是私人保险费，这是最具累退性的征税。
国民所得税是一种真正的单一所得税（flat income tax）。1985年，经济学家罗伯特·霍尔（Robert Hall）和阿尔文·拉布什卡（Alvin Rabushka）提出了“单一税”，并被许多保守派接受，而这种“单一税”实际上和增值税一样，是一种单一税率的消费税，但为了更具吸引力，它常常被伪装成一种所得税。国民所得税是更全面、更公平的单一税，因为它不区分收入的不同用途（消费与储蓄）。
要了解税收如何运行，就必须牢记国民收入是劳动收入、企业利润和利息收入的总和。具体来说，对国民收入征税就意味着对每一项收入流征税。
对劳动收入而言，国民所得税将由雇主管理和汇缴。所有雇主，无论是营利性企业、非营利性组织，还是政府，都要按其所有员工的全部劳动成本比例纳税。这看起来像是雇主的工资税，但征税基数更大，包含所有附加福利，而且没有上限。已在公司和企业纳税申报表上申报且达到国民收入62%的所有员工薪酬，都将被纳入国民所得税。
下一步，所有企业，从夫妻餐厅到大公司，都必须为它们的利润缴纳国民所得税。税基是全部利润，既不抵扣也不豁免。企业会对其固定资产折旧，以反映正常损耗，但不允许抵扣任何已缴税款。企业利润已经在公司或企业纳税申报表上以国民所得税为目的进行了计量。
国民所得税也将对利息收入征税。企业支付的贷款和债券利息可用于扣减企业利润，但相应的贷款人收到的利息必须纳税。对企业而言，收到的利息已被计入利润。这就只剩下个人和非营利组织获得的利息需要被纳入税基，而且这不存在任何管理困难。个人和非营利组织从国外获得的股息以及其他形式的收入也应纳税。
因为以这种方式定义的税收只对所有收入来源一次征税，所以无须对美国股息（公司已经为利润纳税）、退休收入（因为包括退休金在内的劳动收入已经纳税），或任何政府转移支付（如社会保障金或失业救济金）征税。这就是与增值税的一个关键区别：国民所得税不会给那些靠转移收入为生的人带来负担，而这些人往往处于收入分配的最底层。这就使国民所得税比增值税更具累进性。
我们的计算显示，国民所得税的税基接近国民收入的100%。房主支付给自己的租金（属于国民收入的一部分，但并不容易被征税）不在税基之内；但是，国民所得税的税基不扣除抵押贷款利息支出。实际上，逃税会使国民所得税的税基略低于国民收入的100%。在非正规经济中，征税是无法实现的，包括那些从账外领取工资的员工或者获得现金支付的自雇者，而且一些企业也会少报利润。根据现有的估算，这些活动将使国民所得税的税基减少约国民收入的7%。
因为国民所得税的范围如此之广，所以能够以较低的税率征收可观的税收收入。这将是一个稳定的税收来源，因为国民收入在一年与另一年之间变化不大，这对为社会福利国家提供资金这一核心长期任务很重要。偶尔会有人认为，碳税可以为医疗或儿童保育提供部分资金，但这是错误的。当然，碳税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必要手段。但它的目标只应该是：为应对气候变化消除未来的碳排放，而不应该是在中期内获得税收收入。成功的碳税最终应该会产生零税收收入。
如果国民所得税是个好主意，那么为什么以前没有被提出并实施呢？可能是因为国际税收竞争，因为国民所得税确实增加了对公司利润的征税。然而，如第六章所述，如果对跨国公司恰当征税，那么对税收竞争的担忧就会消失。
实现全民医疗保险刻不容缓
国民所得税开启了一个充满可能性的世界。在美国，它可能被用来资助全民医疗保险、儿童保育和更平等地接受高等教育，例如为公立大学提供更多资助。在美国，高等教育尤其不平等，只有30%来自贫困家庭的年轻人在22岁之前上大学（而富人的比例接近100%）,而且学生们背负着沉重的贷款，这些贷款阻碍了中产阶层的财富积累。如果联邦政府毫无作为，各州可以采用国民所得税取代过时且累退性很强的销售税，并且也可以为社会福利国家提供资金。其他国家也可以实施国民所得税，以减少对劳动收入征收的增值税或工资税，从而降低其税收制度的累退性。
例如，在美国，以6%的税率征收国民所得税，加上对富人征收更高的税收，将使政府获得约国民收入10%的税收收入。如果其中的6%用于医疗服务，1%用于全民儿童保育，0.5%用于高等教育，美国将实现与21世纪相称的社会福利国家。剩余的税收收入可以用来消除陈旧的销售税（和特朗普关税），目前这些税收都对工薪阶层造成了沉重的负担（见表9.1）。
尽管很难量化更健康、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劳动力对经济的影响，但有证据表明，这种增长的影响将是积极的。因为摆脱了失去雇主提供医疗保险的风险，更多的人可能开始创业。更多的大学毕业生将会提高生产率。全民儿童保育将会增加妇女劳动力的参与。反过来，收入的增加会提升税收收入，最终减少政府财政赤字。
表9.1 为21世纪的社会福利国家提供资金
注：我们提议的改革可以资助全民医保和全民教育（从早期的儿童保育到大学教育），而且取消了累退和过时的销售税（但保留了产品税，这主要针对汽油、酒精和烟草）。这项改革的资金来源是对富人的额外征税（累进财富税、更累进的所得税，以及对公司提高征税）和比增值税更公平和更广泛的国民所得税。详情请见taxjusticenow. org。
∗原书此处即为9.8%，应为四舍五入原因，导致与各项加总不等。——编者注
如果我们采用税率为6%的国民所得税资助医疗服务，那么下面就是它发挥作用的原理。4.5%的税率足以资助标准医疗保险，这样就可以覆盖目前所有通过雇主交纳医疗保险费的工人的医疗需求。它还允许将《平价医疗法案》的商业医保补贴扩大到所有参与者，而不论其家庭收入如何。将这一税率提高到6%也将足以覆盖目前没有参保的3 000万美国人，实现真正的全民医疗保险。
如果我们采用税率为6%的国民所得税为医疗服务提供资金，那么大多数美国人会受益无穷。当然，这样的税收会减少6%的劳动收入。但是，如今大批员工用于医疗保险的费用都超过了其收入的6%。假设你的收入是40 000美元，而且你的雇主目前为你的医疗保险支付了12 000美元。实际上，你的劳动收入是52 000美元，但是其中的23%被医疗保险的人头税吃掉了。如果参保员工的保险费低于其总劳动收入的6%，那么他们将受益匪浅，这会是90%以上由雇主提供医疗保险的员工情况。另一方面，高收入者和有资本收入的个人将会支付更多。
对于“全民医保”（Medicare for All）计划来说，实践中主要的反对意见是，目前参保的员工并不想放弃他们已有的私人医疗保险，所以不会转而参加新的公共保险计划。解决这一问题的一个方法是，让员工有权选择是否保持他们目前的医疗保险计划。假设你目前的收入是40 000美元，而且你的雇主要为私人医疗保险计划贡献12 000美元。再想象一下，公共医疗保险价值8 000美元。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会付给你的雇主8 000美元。对于你的雇主来说，定期缴纳你喜欢的私人医疗保险计划的费用将从12 000美元降到4 000美元。法律会规定，雇主把从政府获得的8 000美元转移给员工；因此，你的实际工资将增加8 000美元，增幅为20%。对雇主来说，医疗保险费用的降低是中性的，而且会直接显示在员工的薪水工资单上。
图9.2说明了在我们提议的改革下，美国的税收体系会是什么样子：对富人征税直至拉弗曲线的顶端，征收国民所得税（比增值税更公平、更广泛），废止销售税和巨额医疗保险人头税。
对所有社会群体而言，当包含了医疗保险费时，从最底层到大约95%分位的群体将缴纳比如今更低的税收。工薪阶层（要缴纳很多销售税）和中产阶层（目前医疗服务费用高得令人望而却步）的可支配收入将会增加。在中位数社会群体值附近，税率将会从38%降至28%:大约13个百分点的医疗保险费将会消失，3个百分点的销售税也没有了，而所有这些都将被6个百分点的国民所得税取代。
图9.2 21世纪的累进税制
（税率，税前收入百分比）
注：该图描述了2018年按收入群体划分的平均税率，将雇主资助的医疗保险费视为税收。改革方案废止了所有销售税和雇主资助的医疗保险费，引入税率为6%的国民所得税，设立累进财富税，增加公司所得税，以及提升个人所得税的累进性。详情请见taxjusticenow. org。
这样的税收体系会损害经济增长吗？会不会是我们所谓的美国末日呢？历史告诉我们，并非如此。正如我们看到的，类似的税收累进水平在20世纪50年代就达到了，在美国对收入顶端的征税崩塌前，激增的医疗费用和上涨的工资税使美国的税收体系变成了不公正的引擎。富裕国家正是通过在教育、医疗和其他公共产品上的公共支出才变得富有，而不是通过神化极少数超级富豪。如果以史为鉴，未来繁荣的国家将继续是那些为所有人的成功而投资的国家。
Kuziemko et al. （2015）显示，在美国，当公众对政府信任度较低时，由于高度不平等，公众对再分配的支持要弱得多。
大量实证研究表明，公共医疗保险可以挽救生命（尽管很难精确量化）;例如，参见Card、Dobkin and Maestas（2009）。
参阅OECD Health Statistics（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19c）。
新加坡经常被认为是低税收发达经济体的典范。2016年，新加坡税收与GDP之比仅为13.5%。但这是一种误导，因为为了保证员工医疗、退休福利和教育费用，新加坡征收了非常庞大的强制性工资缴款，称为中央公积金（Central Provident Fund, www. cpf. gov. sg），这基本上等同于工资税。缴费率非常高，对于非老年员工来说，员工和雇主的合并缴费是其收入的37%（参阅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19d,Global Tax Statistics Database）。
经合组织国家中，关于公共和私人教育经费相对于GDP的水平，参见经合组织统计数据（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Revenue Statistics, 2019e）。
关于按性别和群体划分的大学毕业率，参阅Goldin、Katz and Kuziemko（2006）。关于性别差距的分析，参阅Blau、Ferber and Winkler（2014），关于各国“儿童惩罚”的估算，参阅Kleven et al. （2019）。
历史上，1964年以前，在美国殖民地和一些州，投票登记是以支付“人头”税为条件的。在本书中，我们使用了人头税的经典定义，即对每个成年人的征税，不涉及其收入或拥有的资源。
参阅Gallup surveys（Witters, 2019）。
这是法国的情况，例如一般社会缴费（Contribution Sociale Généralisée）（参阅Landais、Piketty and Saez, 2011）。
关于增值税的详细历史，参阅Ebrill、Keen and Perry（2001）。
流转税是指对企业总销售额征收的税，而不管是对最终消费者还是对另一个企业的销售。美国一些州仍在征收此类流转税（参见Watson,2019）。
1963年，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 ）在偷偷运出监狱的《从伯明翰市监狱发出的信》中使用了“来得太迟的正义就不是正义”（Justice too long delayed is justice deined）这句话。
参阅Bakija、Cole and Heim（2012）。
参阅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enue Statistics（2018c），表3.14。
Hall and Rabushka（1985）提出了“单一税”。Viard and Carroll（2012）介绍了各种消费税的建议。他们明确指出，被伪装成所得税的单一税很难向公众推行，因为它们是免除了利息收入、股息收入和已实现资本利得的“所得税”，也就是说，免除了高度集中于富人的收入形式。
参阅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National Income and Product Accounts of the United States（2019），表7 -14、表7 -16和表7 -18。2015年，误报的工资收入为862亿美元、误报的非法人企业收入为6 720亿美元、误报的公司利润为3 670亿美元。2015年，误报的总收入为11 252亿美元，占国民收入的7.2%。详细情况，参阅Saez and Zucman（2019c）。
Chetty and Friedman et al. （2017）按照家庭收入提供了大学入学率的分析。他们的研究显示，按22岁年龄划分，上大学的可能性随着父母收入的增长而线性增大，从底层收入人群的32%增长到顶层收入人群的95%（附录，图I）。富裕家庭的孩子也比穷人家的孩子就读更好的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