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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十六号早晨，医生贝尔纳·里厄离开他的诊所。走到楼梯中间时，脚上踢到一只死老鼠。当时他避开了，也没把这事放在心上就下楼了。但是，来到街上时，他细想起来这只老鼠不应该出现在这个地方，于是他又转回去想提醒一下看门人。而看门人米歇尔先生的奇怪反应，使他更加感到自己发现的事情不太寻常。在他看来，房子里出现死老鼠实在是太奇怪了，而在看门人看来，这简直荒唐可笑。他斩钉截铁地说：“房子里肯定不会有老鼠的。”医生也没办法说服他相信在一楼楼梯上确实有一只，而且差不多已经死了。但看门人还是坚持自己的判断：“房子里没有老鼠，这只老鼠要不就是有人从外面带进来的。总之，这是个恶作剧。”
当天晚上，贝尔纳·里厄走在楼里的过道上，正准备掏钥匙时，忽然看到过道的尽头窜出一只全身湿漉漉的老鼠，摇摇晃晃向前爬着，中间停下来一会，好像在努力保持平衡，接着就朝着医生这边爬过来，然后又停下来，原地转起圈来，还带着小声的嘶叫，最后竟然倒在了地上，从它裂开的嘴唇里吐出些血来。医生盯着它看了一会就上楼了。
他并不是在考虑老鼠的事情。而是那滩吐出的血又让他想起他正在担心的事。他的妻子已经病了一年了，明天要出发去一个山里的疗养院。回到家，他看到她遵照他的嘱咐，睡在房间里。这是为了这趟劳累的旅途作些准备。她看见他时微笑着。
“我现在感觉好多了。”她说。
在床头灯的亮光下，医生注视着那张转向他的脸。在里厄看来，已经三十岁的妻子，尽管还带着病中的倦容，这张脸还一如她年轻时候的模样。这也许是因为她的笑容胜于其他的一切。
“想睡就再睡会”，他说，“护士十一点来，我中午把你们送去火车站。”
他吻了一下她微微渗出汗水的额头。她的微笑一直伴着他走到门口。
四月十七号，第二天早上八点，看门人在过道上叫住医生，咒骂着那个搞恶作剧的家伙又在过道的中间放了三只老鼠。而且老鼠满身的血说明它们是被人用很厉害的捕鼠器给抓来的。看门人手里抓着那几只老鼠的爪子，站在门槛那，想通过几句讽刺挖苦让那个干坏事的人自己出来承认。但是没有人过来。
“看着吧，我会把这些家伙一并都给抓起来的。”米歇尔先生嚷着。
带着困惑，里厄决定先从外环的几个街区开始他的巡诊，那里住的都是他的病人中最穷的那部分人。那里的垃圾采集要晚很多。小汽车沿着土灰色的笔直的公路行驶，差点就会碰到被丢在人行道上的垃圾箱。在他沿着走的那条马路上，医生在烂菜叶堆和破抹布上发现了差不多有十二只老鼠。
他的第一位病人住在一间兼做卧室和餐厅的临街小屋里，他躺在床上。这是一个面孔生硬，满是皱纹的西班牙老人。在他面前的毯子上放着两口盛着豌豆的铁锅。他原来半坐在床上，当医生进去时，他向后翻了一下身，想喘口气，重新发出老哮喘病人的那种呜呼声。他的妻子拿来一个面盆。
“医生，昨天它们都跑出来了，您看到了么？”打针时老人说。
“是啊，”他的妻子附和道，“有邻居抓到了三只。”
老人搓着手接着说：
“它们跑出来了，所有的垃圾桶里都能看得到，一定是老鼠闹饥荒了！”
里厄随后发现这个街区里所有的人都在谈论老鼠的事。出诊结束后他就回诊所了。
“上面有份寄给您的电报，”米歇尔先生说。
医生问他有没有看到别的老鼠。
“哦，没有了，”看门人说，“你知道的，我一直在这盯着，量那帮畜生也不敢。”
里厄从电报中获悉他的母亲明天到这。她是因为儿媳外出养病，所以过来这里替儿子照料家务。医生走进房间时，护士已经在那儿了。里厄看到他的妻子站在那里，已经化好了妆。他走过去对她笑着说：
“这样子不错，很好看。”
一会儿之后，他们到了火车站，他把她安顿在卧铺车厢里。她看着车厢的隔间说：
“这对我们来说太贵了，不是么？”
“你需要这些。”里厄回答道。
“关于老鼠的传闻是怎么回事？”
“我也不清楚。只是有点奇怪，没事的。”
然后他语气很快，请她原谅他对她的疏忽，他本该一直守在她身边。她摇着头，好像意思是叫他别再说了。但他接着说：
“你回来时，一切都会变好的。我们重新开始。”
“好的，”她答应到，眼睛里闪着亮光，“我们要重新开始。”
再过了一会儿，她转过身，背对着他，望向窗外。站台上，人们匆匆地赶路，互相擦碰着肩。这时传来了火车头的呲呲声。他喊着他的妻子的名字，当她转过身时，他看到她的脸上已满是泪水。
“不要这样。”他温柔地安慰道。
带着泪水，微笑又出现在她的脸上，肌肉有些抽搐。她深吸了一口气：
“你回去吧，一切都会好的。”
他从背后把她紧紧地拥入怀里。现在，他立在站台上，在玻璃的另一边，他再也看不到她的笑容了。
“一定要照顾好你自己！”
但她已经听不到了。
在火车站站台出口的地方，里厄碰到了预审法官奥登先生，手里还牵着他的小孙子。医生问他是不是要出去旅行。这位身材高大，皮肤黝黑的奥登先生，看起来像是——正如人们以前所说的——一半貌似所谓的上流社会的人物，一半像是一个郁郁寡欢的运尸人。他用亲切而简练的声音回答道：
“我在等我的妻子，她去探望我的家人了。”
火车鸣起了长笛。
“老鼠……”法官说着。
里厄朝着火车行驶的方向看了一眼，又回过头来转向出口处。
“老鼠么？这没什么大不了的。”他答道。
这时，他的注意力完全转到了一个车站工作人员的身上，因为他手臂里提着整整一箱子的死老鼠。
当天下午，门诊一开始，里厄就接待了一位叫汉蒙·朗贝尔的年轻人，听旁人讲这个人是一名记者，早上就已经来过。他身材不高，平肩，神情坚决，眼睛明亮，透着机灵。他穿着一身运动服，看上去生活很宽裕。他一来就开门见山地说，他正在为巴黎的一家大报社作一个关于阿拉伯人的生活状况调查，需要咨询一些关于当地人的卫生条件方面的问题。里厄告诉他说他们的卫生条件并不好。在双方进一步交谈之前，里厄想知道这个记者能不能如实报道。
“当然。”对方说。
“我想问的是你能否对这种情况进行全面的谴责？”
“全面的，恐怕做不到，我不得不承认这一点。但我想这样的谴责可能没有根据。”
里厄不紧不慢地说，事实上这样的谴责可能没有什么根据。但他还是想提出这个问题，他仅仅是想知道朗贝尔的报道是否能做到坦率而又毫无保留。
“我不承认没有任何保留的证词。因此我也不能为您的报道提供依据。”
“这话真像是出自圣茹斯特之口。”那个记者笑着说。
里厄继续他平静的语调，他对圣茹斯特一无所知，但是，这是一个已经对他生活的世界厌倦了的人才会使用的语言。不过，他喜欢志同道合的人。因此，他本人拒绝接受不公正和任何妥协。朗贝尔缩着脖子，看着医生。
“我想我理解您的意思。”他起身告别时说道。
医生把他送到门口：
“我也谢谢您如此关心我的事。”
朗贝尔有点不难烦了：
“是的，我理解，请原谅我的打扰。”
医生一边紧握着他的手，一边告诉他城里发现了大量的死老鼠，也许他可以写一篇有关的报道。
“啊，太好了”，朗贝尔叫起来，“我对这件事很感兴趣．”
下午五点，医生又要出诊，刚走到楼梯时，碰到了一个人，尽管还很年轻，却有着深陷的脸颊，眉毛又浓又粗。这个人名叫让·塔鲁，里厄在公寓底层的西班牙舞者那里碰见过他几次。他正抽着烟，眼睛盯着人行道上一只倒在他脚边的老鼠，这只老鼠就快没命了，正在作最后的抽搐。他抬起头，用那双灰色的眼睛注视着医生，带着深沉的目光。他跟医生打了一个招呼，还对医生说起最近出现老鼠的事挺奇怪的。
“是的，”里厄说：“毕竟是件令人反感的事。”
“在某种仅有的意义上来说，是这样的。我们从来没碰到过类似的情况，这就是原因。但我发觉这还挺有趣，可以说是相当有趣。”
塔鲁把他的头发捋到后面，重又看了看已经一动不动的老鼠，然后对里厄笑笑。
“可是医生，我觉得看门人要负很大部分责任。”
这时医生看到看门人立在房子前，背靠着入口处的墙，平常红润的脸颊上带着一副倦容。
当里厄医生向看门人说明新发现的情况时，老米歇尔回答道，“是的，我知道。我们现在每次能看到两三只。但别处的房子也都是这样的情况。”
他看上去焦虑不安，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只见他用双手不停地摩挲着脖子。里厄问他现在的身体状况如何。看门人说他自己也不清楚，就是感觉很糟糕，浑身不自在。照他的说法，这是心理作用的缘故。老鼠给了他一个沉重的打击。只要它们消失，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但是到了第二天，四月十八号的早上，医生去车站接他的母亲时，发现米歇尔的脸颊凹进去更多了。从地窖到谷仓的一路上，竟然有十几只老鼠倒在楼梯上。隔壁家的垃圾桶都已经被扔满了。医生的母亲听到这个消息却一点也不惊讶：
“这样的事没什么好奇怪的。”
这是个满头银发、身材矮小的老太太，有一双温柔黑亮的大眼睛。
“见到你真让我高兴，贝尔纳，”她说：“老鼠可打消不了我来的念头。”
医生觉得，和母亲在一起，什么事都变得容易多了。
里厄此间往公共灭鼠行动队打了个电话，他认识里面的主任。他问对方有没有听说最近有大量老鼠在露天死亡的事？主任名叫梅西耶，他说自己已听说，甚至在他离堤岸不远的办公室里也发现了五十多只死老鼠。他们正在评估这件事的严重性。里厄也不能定夺，但他认为灭鼠行动队有必要采取一些措施。
“是的，”梅西耶用发号指令的口气说，“如果确实有必要，我会采取措施来控制局面的。”
“很有必要。”
主任的佣人刚刚告诉他，在她丈夫工作的大工厂里也发现了几百只死老鼠。
几乎就是从这一刻开始，市民们再也耐不住了，都开始担心起来。因为从18号起，人们在附近的工厂和仓库里发现了成百上千的死老鼠。有时，碰到地上还在抽搐的老鼠，人们不得不上去踩死它。但是从远郊到市中心，里厄先生经过的地方，到处都是市民们收集到的成堆的老鼠，丢弃在垃圾桶或臭水沟里。从那天开始，晚报抓住死老鼠这件事，责问当局是否采取了预先制定的紧急措施来阻止这种让人恐慌的情势的蔓延，以保证市民的安全。而事实上，市政府拿不出任何有效的措施，也根本没有制定应对计划。总算在召集相关人员、开会商讨之后，政府给灭鼠行动队下达了指令，要求行动队每天从黎明开始收集死老鼠。收集起来之后，再用两辆专车把老鼠运到垃圾焚化厂焚烧。
但是接下来的几天里，情况变得更加严重了。死老鼠的数量不断上升，每天早上的收集任务也越来越繁重。到了第四天，老鼠开始从各个地方涌出来：屋角、地下室、地窖还有污水管，并且成群结队地死去。众多的老鼠像排了队一样，在灯光的照射下，走路摇晃，原地打转，然后倒在人们的身边。晚上，在走廊和巷子里都能听到这帮畜生的惨叫声。早上，在郊区，死老鼠浮在水沟上，它们的尖脑袋上满是血迹，有些已经腐烂发胀，有些身体僵硬，但胡须还翘着。在城里也一样，在台阶或院子里死老鼠一堆又是一堆。甚至在行政大楼和学校操场的偏僻角落里也有，有时候还出现在露天咖啡座旁，并迅速蔓延到阅兵场、大马路、沿海公路的步行区，波及的范围越来越大。黎明刚清理完的死老鼠，在白天里又一点点越变越多。在人行道上，有不止一个的夜行人踩到过刚死不久，还有点弹性的老鼠尸体。看起来好像我们房子的地基都被彻底清洗了一遍，把它们身上的毒脓恶疮都弄到外面来了。想到在我们这个素来平静的小城，几天之内竟会发生如此大的变化，这里的人们所感到的惊恐，就像一位气血旺盛，身体强壮的人突然发现自己衰老所表现出来的那样！
事态朝着更坏的方向发展。朗斯多克情报资料局（负责咨询和提供各种资料的情报机构）在免费的电台资讯节目中播报，单单二十五号一天就有六千两百三十一只老鼠被收集并焚烧。这个数字明确地告诉民众，在他们的眼皮底下，城市陷入了不断增加的混乱当中。此刻之前，人们还只是抱怨这个有点令人反感的意外事件而已，而如今，人们开始意识到这件目前还无法估计其影响程度、又找不到其根源的事件带着某种威胁的成分了。只有那个患哮喘病的西班牙老头继续摩挲着两只手，重复着一句话：“他们出来了。他们出来了。”他说话时带着一种老年人的高兴的神情。
四月二十八号那天，朗斯多克情报局报告当天收集的死老鼠数量共有八千只，城里市民的恐慌情绪达到了顶点。人们指责政府当局，要求其采取根本性的措施。有些在海边有房子的人已经开始计划搬出那里。但到了第二天，情报局又宣布这个怪现象突然停止了，灭鼠队收集到的死老鼠的数量微乎其微。整个城市这才松了一口气。
当天中午，当里厄医生把车停在楼房前的时候，他看到在路的尽头，看门人正吃力地走过来，脑袋偏向一边，走路的姿势就像一个皮影人。老人挽着一位教士的胳膊。里厄认识这位教士，碰见过他几次。他是帕纳卢神甫，一个博学而活跃的社会活动家，在城里很受大家的尊重，甚至连那些不关心宗教事务的人对他也是敬重有佳。里厄等着他们走过来。米歇尔老人眼睛发亮，呼吸急促。他感到身体有些不舒服，想要换换空气。但来自脖子、腋下和腹部的疼痛让他不得不请求帕纳卢神甫帮忙。
“这些是肿块，”他说，“我可能有点用力过度了。”
医生将胳膊伸到门外，用手指在米歇尔伸过来的脖子根那按了按。那里长出了一个木头结似的肿块。
“你先躺下，量一下体温，我下午回来时再来看您。
看门人离开后，里厄向帕纳卢神甫打听他对老鼠事件的看法。
“噢，”神甫说，“这肯定是一场瘟疫。”在那副散发着智慧的眼镜后面是他微笑的眼睛。午饭后，里厄重新读了一遍卫生所给他发的关于他妻子顺利抵达的电报，这时电话响了。打电话的是他以前的一位病人，是市政府的公务员。他曾长期忍受着主动脉萎缩的病痛。因为他很穷，里厄给他免费治过病。
“您好，”他说，“您还记得我？现在我这有另外一个病人。请您快点过来，我的邻居出了点事。”
他声音听起来气喘吁吁。里厄先想到了看门人，但他决定过后再去看他。几分钟之后，医生就到了位于郊区的芳草路的一幢矮房子前。进了门，在新修的，因油漆未干而发出难闻气味的楼梯中间，他碰到了约瑟夫·格朗，就是那个公务员，他正走下来迎接医生。他差不多五十几岁，留着因过长而弯曲的黄胡子，肩膀很窄，身材瘦弱。“现在好点了，”他一边朝里厄走过来一边讲，“我相信他会度过这道难关的。”
他擤着鼻涕。在二楼和最后一层楼之间的左边的门上，里厄读到一句用红粉笔写的话：“请进，我上吊了。”
他们走进去。在一把倒放的椅子上方，一根绳挂在吊灯上，空荡荡的悬在空气中。桌子被推到角落里。
“幸亏我及时把他放下来，”格朗说着，好像他整天都在找合适的用词，尽管他用的是最简单的语言，“我刚要出去，就听到一些响声。当我看了说明文字后，就像你解释的那样，我猜这只是个恶作剧。但是他发出的呻吟很奇怪，可以说像是在经受莫大的痛苦。”
他捋了捋头发。
“我知道动手术很痛苦。不过请放心，我会去的。”
他们推开一扇门，发现里面是一间亮堂的小屋，只是房间里的布置过于简陋了点。一个胖胖的小个子躺在铜床上。他深吸了一口气，用充血的眼睛看着刚走进来的他们。医生摒住呼吸，这时好像听见老鼠的小声叫唤。但角落里又没什么东西在动。里厄走到床边。他不是从很高的地方掉下来，也不是突然一下子。脊椎保住了。当然还是有点窒息。所以需要拍一下X光片。医生给他打了一针，并嘱咐说过几天就能好起来。
“谢谢医生。”那个男的用气喘吁吁的声音说。
里厄问格朗是否通知过警察局，但他却露出窘迫的神情。
“没有，”他说：“我只想着最紧要的事了……”
“这是当然的，”里厄打断他，“要是我也会这么做。”
而这时候，病人从床上挣扎着坐起来，装出自己没什么疼痛，身体还好的样子。
“请您放心，”里厄说，“这并不是一回事，相信我，我会跟警察局去说的。”
“噢。”另外一个人应了一声。
他转过身去小声哭泣起来。格朗摆弄着胡子，走到病人身旁。
“坚持住，科塔尔先生，”他说，“您要知道，里厄医生是个负责任的人。你应该以他为榜样，重新开启你的生活。”
但科塔尔回答说，新生活不会从眼泪中开始。现在心里很乱，他只想安静会。里厄开了一个药方。
“好的，”他说，“放宽心。我过两三天再过来。但不要再做傻事了。”
在楼梯台阶上，里厄告诉格朗，他不得不通知警察，但他会要求警长过两天再过来录口供的。
“今天晚上一定要看好他。他有家人么？”
“我也不太了解他家的情况。不过我会看着他的。”
格朗摇了摇头。
“老实说我跟他也不是很熟。但人总要互相帮助。”
在房子的走廊里，里厄机械地朝角落望去，问格朗这个区的老鼠有没有全部消失。这位公务员表示对此一无所知。别人跟他讲过这件怪事，但他向来不太关心街道里的传闻。
“我还有别的事要担心。”他解释道。
里厄和他握手告辞。在给他的妻子写信之前，他还要赶去看看看门人的情况。
卖晚报的小贩大声叫喊，鼠患已经结束。里厄到了那里，看到看门人半个身子倒着探出床边，一只手捂着肚子，一只手支着脖子，痛苦地把暗红色的胆汁吐到垃圾桶里。他费了好大的劲才缓过气来，重新躺回床上。他的体温到了三十九点五度，颈部的淋巴结和四肢都出现了浮肿。在他的腹部有两个黑斑在渐渐扩大。体内的疼痛使他发出痛苦的呻吟。
“有东西在燃烧，”他说，“这畜生要把我烧死。”
从他发黑的嘴唇里艰难地吐出这些话，他转向医生，突出的眼球因头痛而流出泪来。他的妻子焦急地看着依然沉默的医生。
“医生，我先生得了什么病？”她问。
“什么病都有可能。目前还不能确定。一直到今天晚上，注意饮食和卫生。他要多喝水。”
确实，看门人已经口渴得要命。
回到家后，里厄打电话问他的同事里夏尔，他是城里最有声望的医生之一。
“不，”里夏尔说着，“我没有看到任何异常的迹象。”
“没有局部发炎的高烧病例么？”
“是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有两个淋巴结肿大的病例。”
“有什么异常么？”
“我想你应该知道正常情况是怎么样的。”里夏尔回答道。
晚上，还是没办法，看门人嘴里开始将胡话，体温升到了四十度，嘴里诅咒着老鼠。里厄试着用固定法来去除脓肿。松脂在慢慢熔化，看门人喊骂着：“啊！这帮畜生！”
那个淋巴结仍然肿着，摸着像块木头一样硬。看门人的妻子惊慌不安。
医生跟她说：“晚上您在这里看着他，有什么事马上叫我。”
第二天，四月三十日，一阵温热的微风吹过潮湿而泛蓝的天空，从远处的郊区带来花的芬芳。清晨街道上的喧闹似乎比平日更加生动悦人。整个城市里，一星期来人们经历的那种无声的恐慌消失了，这一天又是一个新的开始。妻子的来信也使里厄放心多了。他迈着轻快的步伐，来到楼下看门人家里。事实上早上看门人的高烧已经退到了三十八度。这个虚弱的病人躺在床上微微笑着。
“医生，您看他现在是不是好多了？”他的妻子问。
“还要等等。”
但到了中午，高烧一下子又升到了四十度，病人一直喊个不停，又开始呕吐。颈部的淋巴结碰一下就疼，看门人好像要把他的脑袋从他自己的身体上拿掉，越远越好。他的妻子坐在床的另一头，望着里厄。
“请您听我说，”里厄说，“他需要被隔离接受专门的治疗。我马上给医院打电话派救护车过来接他。”
两个小时后，在救护车里，医生和那位妻子俯视着病人，从他布满蕈菌的嘴边，吐出断断续续的几个字：“老鼠！”他脸色铁青，嘴唇蜡黄，眼睛也呈铅灰色。短促的呼吸断断续续。全身的淋巴结都突出来了，好像要把他的身体撕成一块一块的。他在床铺上缩成一团，好像要用它把自己裹起来，又好像有什么东西从地底钻出来，在不停的呼唤着他。看门人在无形的压力之下停止了呼吸。他的妻子放声地哭了起来。
“医生，难道没有希望了么？”
“他死了。”里厄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