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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鲁统计的数字是正确的。里厄医生也知道一些内幕。看门人的尸体被隔离后，他打电话给里夏尔询问关于这种由腹股沟开始的高热病例的问题。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里夏尔说，“总共有两位死者，一个是在四十八小时之后死亡的，另一个则是在发病三天后。一天早上我把后者在康复期所有的表面病征都记录下来了。”
“如果出现新的病例，请您马上通知我。”里厄说。
他还给城里的其他几位医生打了电话。几天时间里他通过重复的调查找到了二十个左右的相似病例。差不多所有病人都死了。于是他要求担任奥兰城医生联合会秘书的里夏尔对新病例进行隔离。
“可是我对此也无能为力。”里夏尔说：“需要省里下通知才能采取措施。另外，是谁告诉您这种病有传染的危险？”
“没人告诉我。但是病人的症状令人担心。”
听到这，里夏尔就说“这无法让人信服”。他所能做的就是向省长反映这些情况。
但是在转达情况的过程中，时间也在一分一秒地流逝。看门人死后的第二天，大雾笼罩了整个天空。洪水般的大雨从天而降，这场突如其然的骤雨过后，是一阵难挡的酷热。大海失去了原来的深蓝色，在漫天的大雾之下，海面上倒映出难看的银灰色的光彩。春天潮湿的热气预告着酷热夏天的来临。在靠近大海的沙滩上，形成了一片螺旋状的混沌，渐渐弥漫到城里来。在涂粉的墙中间，在街道旁沾满灰尘的橱窗上，在肮脏的黄色的电车车厢里，人们产生了一种被天空囚禁的感觉。只有里厄的那位老病人，由于自己的哮喘病没有再犯而感谢这个鬼天气。
“天气越热才好。”他说，“这样的天气对我的支气管倒有点好处。”
天气真的很热，但这也只是一场高热，整座城市在发高烧。至少这种感觉一直困扰着里厄医生。那天早上他为了科塔尔的事特地去了趟芳草街，警察要向他了解情况。但他知道这种感觉是十分不理智的。他觉得可能是因为这几天碰到的烦恼担心的事使他产生了这样的感觉。他想他现在要赶快理一下事情的头绪。
他到了之后，发现警察还没来。格朗一直在门口的台阶上等他，于是他决定先到他的家里坐坐，把门留着。这个在市政厅上班的公务员住着两间套房，里面的家具都很简陋。他注意到一个白色的木制书架上摆了两三本字典，还有一块黑板，上面还能读到被擦去一半剩下的几个字：“花开的小径”。据格朗说，科塔尔这个晚上过得不错。但是他自己早上醒来的时候，却头疼得厉害，动也动不了。格朗看起来非常的疲惫不安，在房间里来回地踱步，把桌子上一个很大的装满手写稿的档案袋打开了又关上。
他告诉医生其实他对科塔尔了解得很少，但他猜他家里还是有点资产的。科塔尔是个古怪的人。很长时间以来，他们之间的关系仅限于楼梯上碰到时互相打个招呼。
“我以前只跟他谈过两次话。就在几天前，我在门口台阶那打翻了我带回家的一盒粉笔。里面装着红色和蓝色的粉笔。这时正好碰到科塔尔要出去，他就帮我把粉笔捡起来。然后他问这些不同颜色的粉笔是用来做什么的。”
格朗就跟他解释说他是想重新学一下拉丁文，自从上了初中之后，以前学过的东西就都忘得差不多了。
“我就是这么打算的，”他跟医生说，“别人告诉我学习拉丁文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法文的字词。”
说着他在黑板上写了几个拉丁文的词。他用蓝粉笔把这些词的词性变化和变位的词尾先抄上，又用红粉笔写上不变的词根。
“我也不知道科塔尔听懂了没有，但他好像挺感兴趣的，又向我要了一支红色的粉笔。我当时只是有点奇怪，但谁知道……我从没想到过，绝对没有，他是拿它去写自杀遗言的。”
里厄本想接着问他们第二次谈话的内容。但这时警长跟他的秘书到了，他想先听听格朗的口供。医生注意到当格朗提到科塔尔的时候，总是把他称为“那个绝望的人”。甚至有一次他用到了“命运的诀别”这样一个说法。他们还讨论了当事人这次自杀的动机，但格朗似乎对咬文嚼字更感兴趣。最终他们把这归结为“抑郁的内心”这个词组。警长还询问科塔尔之前有没有任何细微表现预示他将做出他所谓的“他的决定”。
“他昨天倒是来敲过我的门，”格朗说，“他想问我借几根火柴。我就给了他一盒。他想对我解释什么，说邻居之间什么什么的。然后他还向我保证归还我的那盒火柴。我叫他留着好了。”
警长又问这位公务员，他有没有觉得科塔尔当时看起来有什么奇怪的地方。
“奇怪的地方，就是看他的样子好像很想跟我谈些话。但是那时我正在工作。”
格朗转向里厄，带着一种难为情的表情补充说：
“干一项私人工作。”
这时，警长想去看看病人。但是里厄认为最好是他先过去和科塔尔讲一下，让他对探访有点心理准备。里厄到他的房间时，科塔尔只穿着一件浅灰色的法兰绒外套，对着门坐在床上，带着一种焦虑的表情。
“是警察来了么？”
“是的。”里厄说，“您先不要激动。他只是问两三个程序上的问题。您还是可以安静地待着。”
但是科塔尔回答说这根本一点用处都没有，他也不喜欢见警察。里厄也有点不耐烦了。
“我也不喜欢他们。所以你最好快点好好地回答完他们的问题，一次性解决。”
科塔尔不说话了。医生转过身正要朝门口走去，这个小矮子又叫住了他，在他还在床边时拉住他的手说：
“医生，他们该不会对一个病人动手吧？我可是个上过吊的人啊。”
里厄端详了他一会，最后向他保证绝不会发生这种事情，并且他也会在这保护他的病人。这个可怜的人似乎这才放了放心。里厄把警长叫了进来。
他们向他陈述了格朗的供词，并问他是否可以具体讲一下他的行为动机。他没有看着警长，仅仅回答说“抑郁的内心，这样很好”。警长逼着让他说明是否还会再次发生这样的事。激动的科塔尔回答说不，他只想别人给他留点安宁。
“我得跟您重申一下，”警长用一种愤怒的语调说，“现在是您给别人带来了麻烦。”
但是里厄做了个手势，大家也就此停止了。
“您该想想，”离开时警长叹了口气，“我们还有很多事要做，最近人们都在议论高热病的事……”
他问医生这件事是否很严重，里厄说他对此也一无所知。
“一定就是天气的原因。”警长总结道。
天气的原因，也许吧。随着白日的到来，手心因为流汗变得粘乎乎的。每次出诊，里厄的担心又增加一点。当天晚上在郊区，老病人的一个邻居手按着腹股沟，边呕吐边说着胡话。他身上淋巴结肿得比看门人的还要厉害。有一处已经开始化脓，裂开了，就像烂了的水果。回到家，里厄给省药品站打了个电话。当天的工作笔记上，他只写着：“回应不太乐观”。同时，别人通知他在别处也出现了相似的病例。很显然，要治病就先得试试把脓肿挑破。用两道成十字的手术刀切开之后，从淋巴结里就流出了带血的黏稠的脓水。病人的伤口上淌着血，好像要被撕裂开来。但是病人的腹部还是出现了黑斑，腿上的淋巴结停止化脓后又重新肿了起来。大多数时候，病人的状态就像死了一样，带着一股恶臭。
那些对鼠患叽叽喳喳的新闻报导，也讲不了更多。说的无非是街道上老鼠死了，有人在他们的房间里死了的事。报纸只关心市井里的传闻。但省里和市政厅现在开始问询起这件事情来。因为这么长时间以来，每个医生也只知道自己管区里的两三个病例，所以没人想过要采取什么行动。总之，只要有个人去买单，那么这个单就够他受的了。几日的痛苦之中，死亡病例还在增加。对那些担心这种怪病的人来说，已经很显然，这是一场真真切切的瘟疫。这时正巧一位里厄的同事来看他，他叫卡斯特尔，比他要年长。
“显然，”他说：“里厄，您已经知道这是什么病？”
“我在等待分析结果。”
“我是知道的。而且我不需要分析。我在中国做过几年医生，并且差不多二十几年前我在巴黎也看到过几个病例。当时人们也是这样，只是不敢叫出它的名字。神圣的公众舆论永远被放在第一位：绝不能出现混乱。接着正如我的一位同事说过，‘这不可能，每个人都知道它已经在西方国家灭迹了。’是的，每个人都知道，除了那些死者。去干吧，里厄，你同我一样清楚这是什么病。”
里厄思考着。通过他办公室的窗，他看到海湾边与他比肩的岩石陡峭的悬崖一直延伸到远处又围拢回来。蓝色的天空中一片灰暗的云彩随着下午的到来慢慢淡了下去。
“卡斯特尔，确实，”他说，“这简直难以置信。但是这情形看起来确实说明这就是鼠疫。”
卡斯特尔站起来，朝门走去。
“您知道别人会怎么回答我们么，”老医生说，“它在温带国家已经绝迹好多年了。”
“这又能说明什么呢，消失？”里厄挺起肩膀回答。
“是的，您不要忘了，它在巴黎再次出现时，也是在它绝迹了二十年之后。”
“好的。但愿如今的这次不要比那时更加严重。但这确实让人难以置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