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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月间，鼠疫守着这座孤城。疫神从没有停止它前进的脚步，成千上万的人只得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地原地顿足。云雾，烈日和暴雨相继向天空袭来。从南面来的椋鸟和斑鸫的队伍，无声无息地掠过苍穹，绕开城市，好像帕纳卢所描述的疫神在屋顶上挥舞着那根奇特的木棍，发出呼呼的声音，吓得它们不敢靠近。十月一开始，大暴雨把街道洗刷的一干二净。这段时间里，只有疫神的践踏还在继续，破坏了一切。
这时里厄和他的朋友都感到疲惫不堪。事实上，卫生防疫组织里的人已经再也不能承受这样的疲惫了。里厄医生意识到这点，是在他观察到身边的朋友和他自己身上增长了一种漠不关心的奇怪心理。这些人在以前一直对有关鼠疫的消息表现出极大兴趣，现在却不再关心任何事情了。朗贝尔临时被分配去管理一间隔离病房，那个病房不久前才设在他们的酒店里，他对那里的隔离观察的人数都了如指掌。他对自己制定的这套制度的细节都十分清楚：一旦发现疫情，就马上转移病人。那些关于血清在隔离病人身上的实验效果的统计数据也深深地刻在他的脑子里。但是他也说不出每周在鼠疫中的具体的死亡人数，他其实不清楚疫情是进还是退。但是他，不管怎么样，仍然希望尽快能够出城。
至于其他人，由于日日夜夜地埋头于他们的工作，根本不看报也不听广播。要是有人跟他宣布某个结果，那时他们才会显出一副感兴趣的神情，但其实他们只是抱着漫不经心的冷漠态度，这使人们联想到那些战时因为建筑工事而筋疲力尽的士兵，只专心于在他们的日常工作中不出现差错，对决战和停战再也不抱什么希望。
格朗，他还在继续着针对鼠疫的必需的统计工作，但是可以肯定他统计不出总的结果。和塔鲁，朗贝尔以及里厄不同的是，他的身体本来就不好，不像前面几个人那样看上去就是不容易累倒的人。然而，他却同时要兼做几份工作：市政府助理，里厄的秘书，还有他夜间的工作。这样就使他一直处于一种疲劳的状态，只有两三个坚定的想法还在支撑着他，比如鼠疫之后就会至少有整整一个星期的假期，他就可以轻松地进行他正在做的令人“脱帽致敬”的工作了。而且他还很容易产生突然的感动，在这种情况下，他会主动向里厄谈起让娜，想念那时她可能在哪里，她读到报纸上的消息会不会想起他。一天里厄用十分平淡的语气跟他说起自己的妻子，这让里厄自己也很吃惊，这是他以前从来没有说过的。他的妻子发来的电报总说她很好，让他安心，但他还是放心不下，于是决定发电报给他妻子所在疗养院的主治医生询问情况，医生回复他说他妻子病情加重了，医院保证会采取一切措施来阻止病情的恶化。他一直把这个消息压在心里，他也无法解释为何会向格朗提起，可能是疲劳的缘故。公务员先是跟他谈到让娜，然后问起他的妻子，里厄才作了回答。“您知道的，”格朗说，“现在这种病很快就能治好。”里厄点点头，坦率地说他开始感到与妻子分离的时间有点长了，他也许可以帮助他的妻子战胜疾病，但是如今，她一定会感到十分孤独。后来他就说不下去了，只是含糊地回答着格朗的提问。
其他人也是相同的情况。塔鲁比较能顶得住，但是他的记事本说明他依然对周围的事物充满强烈的好奇心，但是这种好奇心失去了它的广度。在这段时间里，他看来只关心科塔尔。自从酒店改做隔离病房后，晚上他就住到了里厄家里。他几乎不太注意听格朗或者里厄谈论抗击鼠疫的情况，没听几句，他就马上把话题转到他通常关心的奥兰人的日常生活琐事上。
关于卡斯特尔，那天他来通知里厄血清已经准备好了，之后他们决定在受到疫菌感染奥登先生家的小男孩身上进行第一次试验，这个小男孩刚被送进医院，在里厄看来似乎已经没有希望。当里厄正要把最新的疫病统计数据告诉老朋友的时候，他发现对方已经陷进扶手椅里沉沉地睡去了。以往卡斯特尔的脸上总是带着一种温文尔雅而又有点讥讽的神色，显示出无限的青春，而此刻他看到的是一张已无生气的脸，微张的嘴角边挂着一丝唾液，显示出他的精力衰竭和年迈苍老。面对这张脸，里厄感到自己喉咙哽咽了一下。
这是里厄在疲惫时感到了自身的软弱。他渐渐失去了同情心。他的心大多数时候是打了结的，变得冷酷无情，然后一点点地被打碎，陷入某些感情而无法自拔。他唯一的自我防卫的方式是躲避在这个冷酷的外表之下，拉紧在心里形成的心结。他清楚地知道这是能让自己继续工作的好方法。此外，他没有太多的空想，身体的疲惫剥夺了他的这项权利。因为他明白，在这个看不到结尾的时期中，他的职责不再是给人治病。他的职责是诊断。发现，观察，描述，登记，然后断定病人患了可怕的病症，这些就是他的任务。那些家属拉着他的袖口，嘶喊着：“医生，救他一命吧。”但是他去那里不是为了救人性命，他去那里是为了下达隔离的命令的。那时他在那些人的脸上看到的怨恨代表着什么？“您没有心肝。”有一天有人这样对他说。不，他有一颗心啊。这颗心支撑着他每天持续二十小时的工作，眼睁睁地看着本该活着的人一个个死去。这颗心促使他日复一日地重新开始这项工作。他的心只够使他做这些事。这样的一颗心，怎么足以去救人的命呢？
不，他整天给人的不是救助，而是消息。当然，这不能称为一种人事。但是说到底，在这个惊恐万分，不断有人死去的人群中，究竟谁还有闲心去执行人事呢？这时疲惫还真有点好处。要是里厄头脑更加清醒一点的话，这种到处弥漫的死人的气息一定会让他触景生情。但是对于一个只睡了四个小时的人来说，他是不会多愁善感的。他们只看到事物本来的面目，也就是说他们看待事物就是以正义为标准，那种丑陋的和嘲笑人的公正。而对于其他的人，就是那些被诊断得了绝症的人，他们也体会到了这一点。在鼠疫发生之前，他们把他看作是救世主。他仅用两三粒药丸和一针注射剂就能处理好一切，他们紧握着他的手臂，顺着走廊一路送出来。这个举动讨人喜欢，但是危险。而现在，相反的，同他一起出现的还有士兵，为了让某户人家开门还要用枪托砸他们家的门。就好像他们要把他的家人送上死亡的道路，要把全人类同他的家人一起送上死亡的道路。啊！人类确实不能离了同类，他也同这些不幸的人一样感到空虚，他也需要别人的怜悯。这种怜悯之心，在他离开这些不幸的人的时候变得更加的深切。
在这没完没了的日子里，至少这是里厄医生的一些想法，其中还夹杂着他对分离状态的思考。在他的朋友们的脸上也同样有所反映。所有抵抗鼠疫的人都开始有点支持不住了，这种疲惫所带来的最大的危险，不是他们对死亡的冷漠和对病人的无情，而是他们的漫不经心，视而不见的态度。因为这时他们都有一种倾向：省略一切看来不是绝对必要的手续，总是高估自己的力量。这些人越来越无视他们自己制定的卫生条例，忘记他们应该在自己身上实施的消毒程序，有时没做防疫措施就急忙赶到感染肺鼠疫的病人的家里，因为他们往往是被临时通知去病人家里的，他们已无精力去某些规定的地方注射必要的点滴。这才是真正的危险所在，因为同鼠疫斗争本身就使他们最容易受到鼠疫的感染。总之他们是在碰运气，但是运气不是人人都能碰到的。
然而在城里还有一个人，看起来既不疲倦也不沮丧，仍然露出一副洋洋得意的样子。这个人就是科塔尔。他继续与别人保持一定的距离，但却选中了塔鲁，只要塔鲁一有空，科塔尔就会去看他。一方面这是因为塔鲁对他的情况够了解，另一方面，还因为塔鲁总是以一种永远不变的真诚态度欢迎这位享受年金的小矮个儿。这是一种持续不断的奇迹：不管他做了多么繁重的活，塔鲁总是和蔼可亲。甚至有几个晚上疲惫已使他不堪重负，第二天他又能精神抖擞。科塔尔对朗贝尔说过，“我同塔鲁很谈得来，因为他有人情味。总能体谅别人。”
所以这段时期里塔鲁的笔记就逐渐集中到了科塔尔这个人物上。塔鲁试着给出了一篇记录了科塔尔的行为和思考方式的文章，有些是科塔尔亲口对塔鲁袒露的，或者是他自己做出的解释。这篇文章的题目叫做“科塔尔同鼠疫的关系”，占据了日记本的好几页纸，叙述者觉得有必要在这里做一个摘要。塔鲁对这位矮个的领年金的人总的看法总结在这句评价中：“这是一个形象渐渐高大起来的人物。”另外从外表上看他的心情也越来越好。他对事态的发展并无不满。有时在塔鲁面前，他会用这样的句子吐露他心底的想法：“当然，情况仍不见好转。但至少，大家是同舟共济的。”
“当然，”塔鲁补充说，“他同别人一样受到威胁，但是他仅仅是同别人在一起。其次，我可以肯定，他并不真的相信他自己会受到鼠疫的感染。他的神情表明了他有这样的想法，换个角度看这个想法倒也不蠢。当一个人遭到严重的疫病或者深深的忧虑折磨时，他就不会再有任何其他的疾病或者烦恼。‘您是否注意到，’他对我说，‘我们不可能同时得所有病？假设您自己得了重病或是不治之症，比如癌症晚期或者要命的结核，那么您就绝不会得鼠疫或者伤寒。而且，‘这方面的效果要比上面的例子大得多，因为我们绝见不到一个癌症患者会死于车祸。’先不管真假，这种想法让科塔尔心情舒畅。他唯一担心的事情，就是怕与别人分开。比起被单独一个人监禁起来，他宁愿和大家一起被围困起来。鼠疫一来，什么秘密的调查，档案，登记卡，密令以及围捕等等，这些都算不上什么。确切地说，这里不再有警局，不再有新的或者旧的犯罪，不再有罪犯，只有被鼠疫‘判了刑’的人在等待着最专制的疫神的恩赦，而在这些人当中就包括了警察。”这样一来——还是根据塔鲁的解释——科塔尔有充分的理由可以用这种宽容、体贴而又满意的态度去看待市民们忧虑和惊慌失措的表现，他可以用一句话来表达：“你们尽管说吧，反正这种事我早就经历过了。”
“我跟他讲，唯一不与别人分开的方法说到底就是要凭良心做事，但根本是白说。他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对我说，‘那么，依照您说的，人和人就绝不可能呆在一起了。’他接着说，‘您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好了，不过我要跟您说的是，唯一使人在一起的方法就是把鼠疫降临到他们头上。您看看周围的人和事就知道了。’事实上，我完全明白他想说什么，我也知道现在的生活在他看来是多么的安逸。旁人的反应跟他相同，他怎么可能看不到。每个人都企图让所有人和他呆在一起；在开始为别人指路时我们热情有加，但再次看到他们时就不耐烦了；人们对高级餐厅的趋之若鹜，待在里面时得意洋洋，不想出来；每天出现在电影院门口的排着队的闹哄哄的人群，把所有的剧场和舞厅都挤得满满的，像来势汹汹的潮水一样涌向公共场所；人们都害怕与人交往，但是人类火热的欲望，又驱使男男女女互相靠近，摩肩擦肘。显然，科塔尔早就经历过这些了。不过对女人除外，因为凭他那副嘴脸……我猜想当他需要找妓女时，为了避免造成恶劣的印象而害了自己，他就自我克制了。
“总之，鼠疫在他这取得了胜利。它把这个不甘孤独的人变成了他的同谋。因为这显然是一个同谋，一个心甘情愿的同谋。他赞同他所看到的一切。人们寄托于迷信，莫名其妙的恐惧，敏感的处于戒备状态的神经；他们尽量避免谈到鼠疫却又不断提起鼠疫的怪癖；自从他们知道了疫病是先从头部开始发病后，一点点头疼也能把他们吓得面色苍白，惊慌失措；他们一触即发的脾气和反复无常的情绪，使他们把别人的遗忘也看作是一种冒犯，甚至会为丢失了一颗裤子上的纽扣而伤心不已。”
塔鲁经常和科塔尔晚上一起出去。他接着在他的笔记本中记叙了他们如何走到这群在黑夜或者暮色中忧郁的人群中去，淹没在摩肩接踵的黑白的人影之中，因为每隔一段距离，才有一盏发着微光的路灯，他们跟随着人群去寻欢作乐以摆脱鼠疫的冷酷无情。几个月前科塔尔在公共娱乐场所寻找的正是这种奢侈丰富的生活，这正是他一直梦寐以求而又无法满足的纵欲狂欢的生活，而现在全城的人都趋之若鹜。一面物价不断上涨，另一面人们却挥金如土；一面大多数人连生活必需品都很缺乏，另一面人们却大量消费奢侈品。我们看到供游手好闲的人消费的赌博场所开办得越来越多，而这不过反映了失业现象。塔鲁和科塔尔有时会花很长时间跟踪一对情侣，以前，情侣们总是小心翼翼地掩人耳目，而现在却紧紧相依着对方，毫无顾忌地走在大街上，火热到忘乎所以，把周围的人群置之度外。科塔尔羡慕地喊到：“啊！伟大的爱情。”面对这种集体的狂热，看着明目张胆的调情，听着在他周围人们大把大把地丢出的小费发出的响声，他兴高采烈，高声喊叫。
然而，塔鲁觉得科塔尔的这种态度并没有什么恶意。他说的那句“我早就经历了”的话显示了他的不幸遭遇要远多于得意的心情。塔鲁在笔记本里写道：“我认为他开始喜欢在天空和城市的高墙之间的这群受到监禁的人们。比如，他会主动向他们解释鼠疫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可怕。他曾跟我断言说，‘您来听听他们说的这些话，鼠疫过后，我要做这，鼠疫过后，我要做那……而现在他们不愿安安心心过日子，却自寻烦恼。他们甚至看不到这种事对他们有利的一面。而我这样的人，难道还能说，在我被捕之后，我要做这做那吗？逮捕就是事情的开始，而不是结束。可是这回鼠疫来了……您想听听我的想法么？他们是悲哀的，因为他们不能顺其自然。我很清楚我在说什么。’”
“确实他知道他在说什么，”塔鲁在这段话的后面补充道，“他恰如其分地讲出奥兰居民的这种矛盾。他们感到迫切地希望互相接近的热情，却因为心存戒心而又彼此疏远。人们深知不能轻信自己的邻人，因为对方可能在你不知道的情况下，利用你对他的信任，把鼠疫传染给你。如果有人，和科塔尔一样，花时间从他身边的同伴中找出一些可能会告发他的人，我们就能理解这种心情，就会同情下面提到的这种人：他整天担心着鼠疫随时会把它的魔手伸到自己的肩膀上，可能就在他庆幸安然无恙的时候突然降临。尽管有这种可能，在恐怖的气氛中，科塔尔还是轻松自如，这是因为科塔尔早就经历过了，所以我相信他完全不会像其他人一样受到这种忐忑不安的心情的折磨。总之，和我们这里所有还未死于鼠疫的人一样，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自由和性命是朝夕不保的。可是既然他已经体验过恐怖的味道，他觉得现在轮到别人来尝一下也是正常的。更确切地说，在他看来，大家共同分担的恐惧，比他一个人承受它的时候轻多了。这就是他的错误所在，在这一点上，他比别人更难理解。但是话说回来，也正是因为这样他才更值得我们去了解。”
最后，塔鲁在本日记本里记录了这样一件事，它说明了科塔尔和鼠疫患者身上同时具有的一种奇怪心理。这件事也大致表现了这段时期里的难以忍受的气氛，这就是为什么叙述者要重点提到它。
那天，科塔尔邀请塔鲁去市歌剧院观看歌剧《俄耳甫斯与欧律狄刻⑧》。这支剧团是在鼠疫发生的那个春天来到我们的城市的，因为疫病被困在了城中。在同我们这儿的歌剧院协商之后，他们被迫每周一次地重演他们的歌剧。就这样，几个月以来，每到星期五，市歌剧院里就回荡着俄耳甫斯曲调优美的哀怨唱腔以及欧律狄刻无力的呼喊声。然而，这出剧目继续受到公众的欢迎，总是座无虚席。科塔尔和塔鲁坐在票价最高的正厅前座上，周围坐着本城的上流人士。那些迟到的人极力让人们注意到他们的入场。在耀眼的幕前灯光下，当乐师们还在轻声调音时，现场只有一些黑影从一排座位小心翼翼地钻到另一排座位，温文尔雅地向座位上的人鞠躬致意。人们斯文地小声交谈着，又恢复了不久前他们在城市黑暗的街道上行走时失去的镇定情绪。他们的礼服赶走了鼠疫。
在整个第一幕中，俄耳甫斯引吭高歌，如泣如诉。几个穿着长裙的女子优雅地评论着俄耳甫斯的不幸，接着他用小咏叹调歌颂着他的爱情。全场报以适度的热情。人们几乎没有发觉在第二幕中俄耳甫斯的唱腔中出现了一个不应有的颤抖，接着他在用眼泪向阴间的神灵恳求怜悯时，哀婉的音调也显得稍微有些过分。他出现了几个不连贯的动作，可是连行家也把这类失误看成了歌唱家的别具风格，认为这给他的表演增加了光彩。
在第三幕中俄耳甫斯与欧律狄刻要有一个二重唱（即在欧律狄刻和他的恋人诀别时），这时剧场里响起了一声惊叫。好像这位男演员就是在等待观众的这种的反应似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好像来自正厅前排的这声惊叫暗合了他此刻的内心的感情，他选择在这一刻用一种古怪的方式——穿着古装，手脚张开——走到前台的脚灯处，在一片牧歌声中倒了下去，这声牧歌从来就不合时宜，但是，在观众的眼中它还是第一次变得真正的不合时宜，而且是以一种可怕的方式。因为，就在同一时刻，乐队停止了演奏。正厅前排的观众站起身来，开始慢慢地退出剧场，起先肃静无声，就像人们在弥撒结束的时候走出教堂，或者又好像参加完葬礼走出殡仪馆，女人们收起她们的长裙，低着头离开，男人挽着女伴的手肘指引她们离开，避免她们撞到折椅。但是，渐渐地，人流的移动开始匆忙起来，原先的低语声变成了惊呼，人群开始朝出口涌动，挤作一团，互相冲撞，一边叫喊着。科塔尔和塔鲁，只是先站了起来，亲眼目睹了他们当时生活的一幅形象的画面：舞台上的鼠疫由一个蹩脚的二流演员扮演，这时在剧场中一切奢华都是无用的，比如被遗忘的折扇和红色的扶手椅上拖到地上的凌乱的花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