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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亡人节⑬与往常不同。诚然，天气是合时令的。它已突然出现了变化，凉风一下子赶走了剩下的炎热。同往年一样，不断有冷风过境。大块的云朵从天际的这一边飘到另一边，它们的影子投射在房子上，等云朵过后，十一月的没有暖意的金色阳光又照到那片屋顶上。雨衣开始出现在街头。但是人们注意到，油光发亮的，贴胶布做的雨衣多得出奇。原来是因为有报纸报道，在两百多年前的那场南方大鼠疫中，医生们通过油布来预防自己感染疫病。于是商店就趁机推销了一批过时的衣服的库存，因为人人都期望穿了这种衣服可以免疫。
但是，所有这个季节的景色，没有使人想起墓地的荒芜。往年这个时候，电车上弥漫着菊花的淡淡清香，成群结队的妇女们来到她们的亲人安葬的地方，在他们的坟墓上献上鲜花。这个日子里，人们希望能够呆在死者的身边，以补偿几个月之内他们所忍受的分离与被遗忘。然而今年，不再有人想起死者了。人们确实已经想得够多的了。现在人们不再带着一丝遗憾和无限伤感的心情回去拜祭死者了。他们不再是一年一度有人来到他们的身边表示歉意的被遗弃的死者了。他们是人们尽力想忘记的打搅他们生活的死者。这就是为什么今年的亡人节在某种程度上被人们忽略掉。按科塔尔的说法——塔鲁认为他说话越来越具有讽刺意味了——现在每天都是亡人节。
说实话，焚尸炉里疫神的火越烧越欢了。一天天过去，死亡人数确实没有增加。看来鼠疫已很顺畅地到达了顶点，它像一个一丝不苟的公务员一样，每天准确无误又有规律地完成它的杀戮任务。本质上来讲，而且根据权威人士的意见，这是个良好的征兆。鼠疫的进度表经过持续的上升期后，取而代之的是一根水平横线。比如在里夏尔医生看来，这真的是鼓舞人心的。“这个图表做得很好，好极了。”他说。他估计疫病已经到达了他所谓的稳定状态。今后，疫情只会逐步缓和下来。他把这归功于卡斯特尔研制的新血清，因为这些血清刚刚获得了某些出乎意料的效果。老卡斯特尔并没有否认，不过他认为实际上人们对鼠疫无法做出预计，因为在疫病史里能够找到出现出人意料的反弹迹象的先例。而省府很久以来都期望能安抚一下民众的心灵，但因为疫情严重，他们一直没有这样做，现在省府打算把医生们集中起来，要求他们做一个有关疫情的报告。就在这时，里夏尔医生自己也被鼠疫夺去生命，而且这正好发生在疫病的稳定阶段。
在这样一个无疑是使人印象深刻，但又证明不了什么的例子面前，省府重又回到了悲观的情绪，与他们开始表现出来的乐观的欢迎态度大相径庭。卡斯特尔竭尽全力地专心于研制他的血清。不管怎样，已经没有任何一个公共场所不被改造成医院或者检疫病房。如果还要人们尊重省府，就必须要保留一些可以让人们集会的场所。但是，一般来说，由于这段时期鼠疫处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里厄建立的防疫组织还勉强足够应付局面。已经筋疲力尽的医生和助手们，没必要去设想还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的情况。他们只须继续干好这份有规律的我们可以称之为超人的工作。现在在城市四处，感染肺鼠疫的人数已经有了明显的增加，就好像是风吹燃了他们肺里的火灾，并使它越烧越旺。在大吐血的过程中，病人更快地被夺去了生命。随着这种新类型的疫病的出现，现在疫病的传染性有变得更大危险的可能性。老实说，那些专家的意见在这点上总是互相矛盾的。然而为了确保更加安全，救护人员继续戴着消过毒的纱布面罩说话。不管怎样，乍看来疫病似乎是增加了的，但是由于腺鼠疫的病例的减少，鼠疫的数量变化也就平衡了。
由于粮食供应问题与日俱增，人们又有了其他需要担心的问题。投机分子趁火打劫，高价出售一般市场上缺少的主食品。这样一来，穷人家的处境就更加艰难了，而富人们却什么也不缺。而鼠疫在它的内阁中引进了有效的公正态度，本可以强化市民的平等感，可是事实正好相反，由于人们的自私行为，鼠疫反而加深了这种不公平感。当然剩下来的就是人们在死亡面前的绝对平等，但是这种平等谁也不愿意享受。那些忍受着饥饿的穷人更加怀念临近的城市或乡村，那里的生活更自由，而且面包也更便宜。因为人们自己都喂不饱自己，他们有一种想法，一种不太合理的想法，他们早就该被放出去。最后他们又出不去，于是他们发明了一句口号：“不给面包，就给空气”，有时可以在城墙上看到它，有时，可以在省长经过的时候听到它。这句带有讽刺性的口号成了标语，引发了几次游行示威活动，尽管这些游行很快就被镇压下去了，但是它的严重性每个人都看到了。
当然，报纸对上面的指示是言听计从，大肆地宣扬乐观主义。在它们上面读到的对于目前形势的描述，都是民众表现出来的“沉着冷静的，令人感动的典范”。但是在一个自我封闭，没有什么事情可以保密的城市里，没有一个人会相信这个是全城人民做出的“典范”。要想对存在疑问的沉着冷静有一个准确的概念，只要走进一间检疫隔离病房或者由政府组织的隔离营地就可以看到了。那里有叙述者不认识的，被他称为其他人的沉着冷静的人。所以他现在只能摘引一点塔鲁的笔记来加以说明。
塔鲁在他的记事本中记录了一件事：他和朗贝尔一起去了市体育馆里的隔离营地。体育馆坐落在城门附近，一边靠着有电车经过的街道，另一边则是一块荒地，一直延伸到城市所在的高原的边缘地带。四周围绕着水泥高墙，只要在四个入口设置哨兵，里面的人就很难逃出去了。同样的，这些高墙也可以防止外面好奇的人看到里面检疫隔离病房里发生的不幸。相反，里面的人则整日听到看不见的电车驶过，在向他们靠近的越来越大的嘈杂声中，猜测着他们离开这回家的时间。于是他们明白了把他们排除在外的生活仍旧在距自己几米之外的地方继续着，而这堵水泥高墙隔开的两个世界比他们之间的距离更加遥远。
塔鲁和朗贝尔选择前往体育馆的那天是个星期天。和他们一起的还有那个足球运动员冈萨雷斯，是朗贝尔去找的他，并且说服了他来轮班负责看守这座体育馆。朗贝尔把他介绍给营地的主管人。冈萨雷斯告诉他们两个人，他们找到他的那个时间，正好是在鼠疫之前他开始准备比赛的时间。可是现在体育馆被征用，比赛是不可能了，他自己也感到好像以后都要无所事事了。这也是他同意负责看守工作的其中一个原因，只要允许他只在周末时过来。天是阴的，翘着鼻子的冈萨雷斯带着遗憾的指出，这样既没有雨又没有热气的天气，是最适合进行一场比赛的了。他提到了他在更衣室里擦香水，人山人海的观众，在黄褐色球场上的色彩鲜艳的运动衫，中场休息时的柠檬或者像成千上万根冰针一样刺激着干燥的喉咙的汽水。塔鲁另外还记录了一些事：在整个过去的路程中，在经过郊区的坑坑洼洼的马路时，运动员不断地踢着脚上碰到的石子。他试着把它们踢进右边那个下水道的管口，当他命中时，他就会说：“一比零”。当他抽完一根烟时，就会把烟头吐向前方，然后在下落的过程中，用脚接住它。到了体育场附近，一群正在游戏的孩子把一只球踢到了走过他们的这群人，冈萨雷斯精准地把球回传给了小孩。
他们走进了体育馆。看台上都是人。但是场地已经被上百个红色帐篷给覆盖了，远远地在帐篷里面能够看到铺盖和包裹。人们保留了看台是为了让那些被关在这里面的人能够躲避太阳或大雨。不过太阳下山以后他们还是要回到帐篷里去。在看台下面，人们安装了淋浴设备，而以前的更衣室则被改造成了办公室和医务室。大多数的被关押者占满了整个看台。另一些在场地边游荡。有一些人跪在他们住的帐篷的口子上，茫然的眼睛扫过里面的每一样东西。在看台上，许多人躺着，似乎在等待什么。
“他们在白天的时候做什么？”塔鲁问朗贝尔。
“没什么事。”
差不多所有人，实际上都是晃着手臂，两手空空。这么一大群人却出奇的安静。
“头几天，大家在这里相处得不好，”朗贝尔说，“但是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他们也渐渐开始说话了。”
根据他的笔记，塔鲁很理解他们，一开始看到他们在帐篷里蜷缩着，不是听着苍蝇的嗡嗡声，就是在自己身上东挠西抓，当他们找到一个热于倾听的耳朵时，他们就大声倾诉他们心里的愤怒或者恐惧。但是当营地里的人越来越多，已经超员的时候，乐于倾听的耳朵也越来越少了。于是他们只得闭上嘴巴，开始互相猜疑。这里确实存在着一种互相猜疑的气氛，它从灰暗，然而透亮的天空中掉下来，落到这片红色的营地上。
确实，他们所有人的脸上都带着一种猜疑的神色。既然人们把他们与其他人隔离开来，就不会没有原因，他们脸上的表情就是他们在寻找身边的人的原因，而他们自己又害怕别人发现他的原因。塔鲁看到他们当中的每个人的眼睛都是茫然的，所有人的表情都表明他们普遍忍受着与亲人分离的痛苦。由于他们不可能整天想着死亡，所以他们就什么也不想。他们仿佛是在度假。“不过最糟糕的是，”塔鲁写道，“他们是一群被遗忘的人，而且他们清楚自己的这种境况。认识他们的熟人遗忘了他们，因为熟人忙着考虑其他的事情，这还算能够理解。而爱着他们的爱人也遗忘了他们，因为爱人们为把他们弄出去而在做打算，到处奔走，已经筋疲力尽了。这也属正常。而这一切的最后，人们发觉没有人能够真正地想着一个人，这才是不幸中的最不幸。因为真正的想念某个人，就是说要分分秒秒地想着他，不被任何事分心，既不需要照料家务，也没有苍蝇的嗡嗡声，既不需吃饭也不用挠痒。然而，总会有苍蝇，总要去挠痒。这就是生活的难处。而里面的人则对此一清二楚。”
隔离营地的主管人，又来到他们这边，跟他们说有一位奥登先生要求见他们一面。他先把冈萨雷斯领到他的办公室里，然后把塔鲁他们两个带到看台的一个角落，已经远远的坐在那的奥登先生起身迎接他们。他还穿着原来的那身衣服，竖着同一个硬领。塔鲁仅仅注意到他太阳穴上那簇头发已经翘起来了，他的其中一根鞋带也解开了。法官看起来很疲惫，甚至没有看他面前的说话者一眼。他说见到他们很高兴，他请他们代他向里厄医生为他所做的工作表示感谢。
另外两个人都没有说话。
“但愿，”法官停顿了片刻之后说道，“菲利普没有受太多的苦。”
这是塔鲁第一次听到法官说出他儿子的名字，他知道有些东西已经改变了。太阳落到了地平线上，在两片云彩之间透出的阳光洒在看台的两侧，照亮了他们三个的脸。
“不会的，”塔鲁说，“没有，他真的没受多少苦。”
当他们俩转身回去的时候，法官继续朝太阳照过来的方向眺望。
他们去跟冈萨雷斯道别。他正在研究一张看守值班表。运动员一边微笑着，一边同他们握手道别。
“我还在更衣室旁边，”他说，“总是如此。”
没过多久，营地主管人又领塔鲁和朗贝尔出去，这时，从看台上传来一声巨大的噼啪声。然后那只在平时用来宣布比赛结果或者介绍球队的高音喇叭发出了带着鼻音的声音：“被关押的人需要回到他们的帐篷里，现在开始分发晚饭。”男人们离开看台，拖着脚步回到帐篷。当他们全都就位之后，开进来两辆和车站里一样的那种小电动车，运着两口大锅，穿梭在帐篷之间。男人们伸着他们的手臂，两只勺子先伸到两只锅里，然后又拿出来，落到两只军用饭盒里。完了后汽车又开始前进。一切又在下一个帐篷重演。
“这很科学啊。”塔鲁对主管人说。
“是的，”对方一边得意的说着，一边分别握了他们俩的手，“这确实很科学。”
暮色降临，天空变得晴朗。营地浸泡在一道柔和而凉爽的光线中。在夜晚的宁静之中，各处响着勺子和盘子碰撞出来的声音。一些蝙蝠在帐篷的上空飞过，突然又消失了。墙的另一边，一辆电车发出切切的声音。
“可怜的法官，”塔鲁小声说着，穿过大门，“必须为他做点事情，不过怎么才能帮到法官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