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 纪律、牺牲精神和警惕性
官方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之一是道德责任。道德责任并没有正式的成文规定，但在官方声明里会以各种形式对这方面的内容做出规定，其来源既可以是实践中的奖惩决定，也可能来自经官方批准的文艺作品。
在其他社会体制和意识形态里，当然也会有许多道德责任。例如，道德规范会涉及到家庭生活，一般都相当保守并与西方文明中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要求①关系密切。然而这里所强调的道德责任主要是指社会主义体制下的特定道德规范，并与本书的主题（政治经济学）有关。
所有公民都要严格遵守纪律，特别是党员。“创见”很容易就会被贴上“怪诞”的标签；“独立”则意味着不服从和个人主义（一个贬义词）；批评性的观点被认为是不尊重上级领导，不守纪律和具有破坏性。虽然没有明文禁止这三种行为，但如果在实际中这么做的话，那将是非常危险的。无条件地服从纪律才是受到赞赏的行为。必须紧跟现行的政治路线，对已经通过的决议和上级命令要毫不犹豫地加以贯彻和执行。统治阶层认为这才是应该加以肯定和褒奖的行为，在官僚体制中，也只有这样做，才能够成功升迁。选任的主要标准是政治上是否可靠、忠诚，是否忠于党组织和党的思想（也就是官方意识形态），这方面的衡量比个人能力和专业水准重要得多。一旦政治上有疑问，如不够忠诚、不可靠或不听从指挥，那么即使能力再强或专业水准再高也不能任用。
如果我们考察一下经典体制之前的意识形态来源，就会发现不论是马克思，还是革命前的欧洲劳工运动传统，都没有提到过所谓“忠诚”或“服从”的问题。官方意识形态这方面的内容最早来源于社会主义体制建立前各国（主要是那些依靠内部力量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国家［2.3］）的革命运动时期。这些国家在革命前几乎都是专制政体，那里的革命者，特别是共产党员，大部分时期都是在非法状态下开展工作的，并且受到各种迫害。如果没有严格的纪律，革命运动是无法取得成功的。而且，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主要就是武装斗争、游击战争、革命暴动和国内战争，所有这些都需要严格的军事纪律。在革命胜利之后，和平时代的公民统治权就转移到了那些在革命中成长的人的手中，他们已经习惯了命令和服从。
①多指故作正经、固执己见或因循守旧。—译者注
在革命过渡时期，刚刚成立的社会主义国家还处于混乱状态，社会分裂，急需建立新的秩序，同时为了反对国内外敌人还要进行军事斗争。面对这一切，党势必要求党员、干部以及政府工作人员必须养成严格遵守纪律的作风。然后就开始了工厂和其他组织的国有化运动，对它们的管理也要求服从纪律。
纪律和忠诚成为道德责任，这其中最重要的历史原因是社会主义经典体制的建立。本书后面还会详细谈到官僚对社会和经济活动的管制，这类管制措施与上述道德责任密不可分。
服从纪律的美德和牺牲精神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在官僚集团确定的特别情况下，个人必须随时准备为更高的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如果需要，他们在官方规定的工作时间以外仍要加班加点。如果需要，他们应该放弃改善自己物质生活水准的要求。如果需要，他们要将家庭生活置于国家利益之下，因为所有成年家庭成员的大部分时间都被工作和政治活动填满了。就这一点而言，官方意识形态包含着某种“军人精神”，所有公民都要被动员起来。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经常引用军队比喻：“劳动战线”、“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生产斗争”，等等。社会主义建设是一场漫长的战役，每个人都要完成自己的职责，那些完不成任务（或者被怀疑没能完成任务）的人被视为胆小鬼、逃兵或叛徒。
这种“战争意识”还要求具备其他“美德”，例如对内部和外部敌人的警惕性。由于不能够用和平文明的方式来表达政治支持或政治反抗（例如，向不同的政党投票），因此，无法确切知道谁是真心支持社会主义体制和现行的政治路线。如果有人反对，那怎么办？必须要有人密切关注隐藏着的敌人。
之所以对外部世界和资本主义充满不信任感主要源自社会主义国家所面临的艰难处境。许多周边国家的政治领导人和政治运动组织都强烈反对共产党掌权以及在本国建立社会主义体制，他们都企图（或已经有了实际支持）支持针对社会主义的反抗活动。这种外部敌对和压力就孕育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白我孤立倾向。因此，必须反对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任何影响，不管是政治的，还是文化的，甚至是外国的生活方式都要一概反对。无论是政治联系、还是经济联系（包括商业联系和金融联系），到要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因为外部敌人会不择手段，利用各种联系进行敲诈或者施加政治压力。这种普遍弥漫的氛围就像是对内架起一排排防御性战车，随时准备抵抗进攻。那些能够始终表现出这种孤立奋战倾向的人都是值得赞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