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4 计划与直接控制的发展
除了组织重组之外，导致完美控制趋势的另一个主要因素是计划和直接控制方法的转型。从很多提议、实验以及修正中可以提炼出一些有代表性的趋势。
研究者主动运用数学方法和电脑来制定详细计划，①这将引起预期的反应。于是一些统计机构的成员为了更好地完成计划都加入了学术界。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里，中央计划当局独立出专门从事数学方法实际应用的部门。本书既不打算全面描述这一趋势，也不打算评价其思维和实际的成功与失败。数学方法、理论模型、计量经济学模型以及电脑程式在任何体制下都能为高层、中层、低层决策提供帮助。②在这方面，只简单提一下与经典社会主义体制计划方法紧密相关并试图使计划更完美的有关试验。
运用数学编制计划的先驱们希望他们的方法受欢迎，但计划当局经常是粗略臆测，完全拒绝这样一整套精确而明晰的方法，并称之为异类。如果一个人考虑的是计划运行的真正社会学含义，而不是宣布的原则，对数学计划方法的抵制是可以理解的。政治领导并不希望将其真实政治目标用“福利函数”或“计划者偏好”等形式公之于众。计划机构的所有成员，通过隐瞒某些信息和根据他们自己的利益扭曲某些资讯（向上或者向下调节）的方式，来加强他们在纵向讨价还价和横向调和中的谈判地位。完全坦白将使他们自己的处境更加艰难。他们计算的目的不是为了什么绝对的“社会利益”，而是支持他们自己的观点。在他们将资料登录电脑之前要仔细进行外部检查和校勘，方能阻止这些行为；他们的操纵行为会被数学方程式的无情逻辑所扰乱。
①关于苏联的最初实验，可参见L．V．Kantorovich［1937］（1960，1965）、V．S．Nemchi-nov，ed．（1965）和N．P．Fedorenko等（1975）。关于匈牙利的情况，可参见A．Brody（1964，1969a）、J．Komai 和T．Liptak（1965）和J．Kornai（1965）。西方开始使用数学方法作计划的情况，见W．Leontief（1953a，1953b）和E．Malinvaud（1967）。关于全面考察和评价，见M．Ellman （1973）、G．M．Heal（1973）、P．Sutela（1984，1991）和A．Zauberman（1975，1976）。
②数学方法包括数学计划模型，在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分析里的广泛运用，有助于打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垄断地位，并将经济学家们引入到现代经济学的国际前沿。它教育实践者要尊重严格的逻辑关系、事实以及数据，而不是死的教条。如果达到这样的程度的话，那么它将有助于激起意识形态的变革，不管它起的作用是保存还是转变原有的计划方法体系。
不过，我们可以暂时想像不抵制数学计划的情形。即便是最时新的电脑技术也不能完全承担对国民经济中数以百万计的变数进行可靠计算的任务。唯一能够满足这个要求的“电脑”是市场。那些希望用数学和电脑代替市场的人注定要失望。①使计划完美的另一个趋势是试图改变计划指标体系。②这一趋势的代表通常强调过分集中的缺点和分权的优点。许多提议和后来的政府决定建议用别的指标来替换当前使用的指标。③它们的编撰者并不争辩是赞成还是反对保留计划指令的管制特性，他们关心的只是什么方面需要开处方。这里也有一些例子。④
1．指令性计划指标的数量必须削减。对指标进行更大程度的综合，但是更少数量的综合指标必须确保完成。
2．放宽价值指标的范围，缩小实物指标的范围，因为后者容易引起上层的更多干涉。
3．计划指标体系不能建立在现有层级的变革指数基础上，因为这将鼓励他们截留业绩，从而产生虚假汇报。
4．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计划指标中“同类中首要的”是“总产值”，即总产出指标；对此的严格规定是当局设法刺激生产者进入数量驱动的主要手段，但这造成了生产资料的密集型生产以及过分强调高产值产品。因此应该让其他指标占据首要地位，如净产出或企业利润。
这些提议通常将新的激励安排结合到所推荐的计划指标体系的变化之
①事实上，运用数学作计划的研究者中，将希望寄托于此的人并不是很多。我自己就曾在匈牙利领导过修订和运用第一个计划模型的工作，但我从来就没抱有被埃冈·纽伯格（1966）恰如其分地形容为“计算机乌托邦”的那种幻想。
②前面讨论过，将数学引入计划制定的努力，现在谈论的
炎论的是努力提高计划指标体系，它们被当作各自独立的趋势。当然，两者并不是完全相互排斥；在有些地方，它们并行出现并相互关联。
③在此要提一下，有些社会主义国家针对长时期（15年或20年期）修订计划。这些操作保持年度或5年期计划的方法及相关的管理机制不变。仅凭这一点将它们划入“完美”类型都是有道理的。
关于此论题的概论，参见J．M．Kovacs（1990，涵盖了大量的文献）和L．Szamuely(1982，1984)。
中。①在许多情况下还伴随着如下提议：应该通过企业之间签订长期合同的形式来加强企业间的横向联系。
所有这些主张只是把从前那套人为的规则（资讯收集、加工、决策并执行），替换为新的同样是人为的规则和“诡计”。企业事实上可以用诡计击败任何规则，即使政府提出试验性的新规则，他们同样也能智取。当上级机构关注某个指标时，企业就将这个“首要指标”提升为每天的行动纲领，并不惜牺牲别的不太受重视的指标。这在真正的竞争性市场经济中是不可能发生的，如果一个企业把事情搞糟或错失机会，另一个企业为了获利迟早会抓住这个机会。自由进入与竞争是目光锐利的检察官，这是任何政府监管者都无法做到的。
上述提议提到的最后一点，即将企业利润提升为“首要强制指标”看似非常彻底，②因为它很像资本主义的激励规则。但实际上，经济参与者追求利润最大化并不是以私人所有制为基础的市场机制最重要的特性。私人市场机制的主要特征是分权、自由进入和自由竞争。
真正分权的前提条件并不存在，因此1—4点提出的分权与修正建议并不符合官僚协调机制的内在逻辑。如果直接政府控制下的计划指标体系及其补充规定的口子放宽，那么就会为此类思路不满的异已分子进行干预大开方便之门。一旦试验开始支持其结论，相反的完美控制趋势也就出现了：提高集中度而不是减弱集中度。政府管理的放松必须收紧，这样才能保证任何东西都不会落网。如果有些综合指标或其他指标企业可以规避，那就需要更多、更详细的指标。如果管理条例过于概括和全面，则需要更为细化的规则。如果已有的机构不能履行它所有的管理职责，则需要增设新的机构。
①1963年东德引入的新经济体制是“完美”控制趋势的典型案例：计划指标体系的改变结合了新的激励原则。见G．Leptin和M．Melzer（1978）。
②E．G．利伯尔曼【1962】（1972）的提议引起了世界广泛的关注，他提出：对企业的激励应该与其利润挂钩。在利伯尔曼的鼓舞下，柯西金—勃列日涅夫时期采取的一些含糊措施造成了一些局部改变。按照本书的分类方法，利伯尔曼的观点介于“完美”控制趋势与“市场化的社会主义”【→21】之间，因此在这两个地方都提到了它。
关于利伯尔曼提议，见M．Bornstein（1985）、E．A．Hewett（1988）和G．E．Schroeder (1979)。
官僚协调机制完善自身的方法大多数是不断完善，即设法事无巨细地进行管理。伴随而来的就是更卖力地执行决定和更严格地纪律约束。苏联不仅在安德罗波夫时期，而且在戈尔巴乔夫的初期，对蔑视劳动纪律的无故旷工和酗酒行为予以抨击都再次强调了这一点。
在对不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进行比较时，可以发现完美控制趋势的效果是不一样的。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政治体系已经变得非常僵化，官方的意识形态立场根本不容攻击。就像20世纪70年代的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完美控制趋势造就的假革命帮助了守旧力量继续维护他们的地位。他们误导了机构中虽然不满但易受欺骗的那帮人，因为看上去好像正在发生一些变革，即便只是制造了变革的假象。但匈牙利在20世纪60年代以及苏联在戈尔巴乔夫初期的情形就不一样了：在那里，政治体系的刚性已经有所松动，某些机构已经开始重新评价过去。即便完美控制运动没有解决那些问题，但它们的失败启发了人们。每一次挫折都对经典社会主义体制洋洋自得的官方意识形态形成了冲击。
甚至领导层也开始意识到对指令性体制的重组、修正以及致力于强化纪律的措施均无助于解决日益恶化的问题，经典社会主义体制更深层次和更彻底的变革开始起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