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1 变迁的深度、彻底程度以及主要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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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解释接下来的内容,希望读者还能记得图15.1(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主要特征之间的因果关系)和16.2部分中有关偏离经典社会主义过程的两种标准:变迁的深度和彻底程度。利用这种分析工具,表24.1对前面章节所讨论过的主要趋势进行了探讨。

表24.1 变迁的深度和彻底程度趋势

深度(图15.1中的排序)

彻底程度0.“完美”控制

第三层次:协调

没有什么变化1.政治改革

第一层次:权力和意识形态

适度或温和2.私营部门复兴

第二层次:所有权

彻底的,但只在狭窄的领域发生3.自立经营

第三、四层次:协调和行为

温和4.市场社会主义

第三、四层次:协调和行为

适度或温和5.价格改革

第三、四层次:协调和行为

适度6.宏观矛盾

第四、五层次:行为和持续的

温和经济现象

“完美”控制被列在顶端,编号为趋势0。在深度方面,它指向因果链条

的中部,即对协调和控制进行修正,但即使这样,它也没有改变经典社会主义初期的主要特征。因此,即便这一趋势在官方宣传中被认为是改革,其效果也只是为了保存现存的经典社会主义体制。

在此之后,表中接下来列出了真正的改革过程,编号为1—6,然后依据改革的深度对它们进行了排序。

趋势1即政治改革影响了因果链条的深层次:经典社会主义的权力结构和意识形态发生了重大改变。这不仅仅就其本身而言非常重要,而且是所有其他领域发生任何变化的必要条件。只要共产党当权,那么只有政党自身发起改变或者至少容忍改变,体制才能逐步偏离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于是政治改革或是将上述改变纳入到体制内的官方意识形态中,或是做出意识形态上的让步并忽略与其思想观念发生冲突的现象。

改革过程在权力结构上的变化很小:自由化并非连贯一致,而且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当旧的传统结构的主要特征即共产党的权力继续存在时,其他领域就不可能出现全面和始终如一的彻底转型。虽然权力垄断被动摇,而且官方意识形态也开始淡化,但它们依然足够强大,可以阻止体制内其他要素发生任何连贯一致的全面变革。

趋势2即私营部门的复兴造成了第二层次的彻底剧变:尽管只是发生在狭窄的领域,但所有权关系(第二层次)的变化是与经济改革相关的诸多现象中最重要的一个,它带来了真正的而不是假的、编造的变迁。

在以私人所有权为基础从事私人活动的领域里,出现了与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不同的要素,它无法与体制内的其他部分完全融合。虽然当下的政治体制已经比经典社会主义体制自由得多,但还是无法也不愿容忍私营部门的自由发展,并且对其运作和扩张施加严格限制。

趋势3即自立经营也给所有权关系(第二层次)带来了变化,但远不如私营部门复活所导致的变化彻底。在第三层次,自立经营的推行引起了协调形式的较大变化,并导致部分放弃了中央的集权化控制。

它的起源(由中央官僚指令强制推行)及其日常运营都使它与权力结构紧密相连,这一点与经典社会主义版本差别不大。

趋势4得益于市场社会主义思想,它导致了第三、四层次上的重大改变。

事实上,这一改革“蓝图”既没有质疑第一层次的主要特征即共产党的权力垄断,也没有质疑第二层次的主要特征即公有制的主导地位。市场社会主义的核心是在现行政治结构中将公有制与市场协调联系起来,全部或部分地取消指令经济,提高公有企业的自主权。

市场社会主义蓝图毕竟还是实现了,这应该归功于人们不情愿地放弃了官方意识形态中经典社会主义学说的一个关键思想:计划、官僚协调优于市场协调并且可以替代它。这还要归功于官僚们被迫抛弃了它最得心应手的武器(即指令),而且等级制度中的高层官僚开始允许低层官员在某些领域拥有决策权。

但在此有必要进行一些补充性的说明。官方意识形态始终无法接受这样的观点:即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更重要的是,政府的高层官员既不能也不愿放弃他们对公有部门的统治。在现行政治结构下,不可能逃脱官僚的微观控制、对企业行为持续不断的干涉,而且相对于纵向从属关系而言,市场的横向依赖关系完全处于劣势。只要第一、二层次的特征依然基本保持不变,就不可能在第三、四层次中发生彻底的变化。市场社会主义的蓝图不可能连贯一致地向前推进,它的实施方式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矛盾。

趋势5即一系列局部的价格改革带来了第三、四层次的变化。趋势1—4的综合影响推进了价格改革的实施。这里我不想对此事无巨细地加以描述,只谈一些典型的因果关系。意识形态的变化导致一些影响价格的“父爱主义补贴”被废除,私营部门复活也使得某些经济部门中出现了市场价格。市场社会主义思想激起的变化使企业在价格制定中发挥了更大作用,它们进一步要求形成市场出清价格。

和趋势4一样,这里也需要做一些补充性说明。官方意识形态中的很多东西还是没有改变,这意味着仍然保留着诸如定价、税收等旧的非市场原则。政府不想放弃在广泛领域进行中央定价的政策,也不愿放弃由政府制定大部分价格的权力。价格机关和企业在价格上的纵向谈判变成了公有部门中经常发生的事,而私营部门的运行(这样形成的市场价格才是价格的自然形式)仍然局限于狭窄领域。

即便是局部的政治自由化,往往也能够让公众表达他们的不满。政治
气候使得领导层不得不下决心推行价格的全面自由化,或者至少是开始进行全面的价格改革(如果当时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保持管理价格的制定)。这已经充分说明,为什么这一趋势仅仅限于一系列局部的、有通货膨胀倾向的价格改革措施,而不是迈向一个理性的市场出清价格体系。

趋势6即宏观矛盾是伴随着改革过程的其他特征一起出现的,它发生在第四、五层次上即经济参与者的行为和长期经济现象。有些宏观矛盾(如通货膨胀、负债)也出现在其他体制下。在此需要强调的是改革过程通过特定渠道加剧了某些矛盾:如工资压力、投资失控、预算赤字、通货膨胀、持续短缺和负债。把它转化为图15.1的语言之后,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第一、二、三层次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改革过程中第四、五层次中的主要特征。

这7种趋势的概括研究增强了关于[→15.5]因果关系的一般理论推论,即主要的因果链条是从第一—层次推进到第五层次,也就是从权力和意识

形态推导出经济现象。从根本上说,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是决定性的。这

为社会主义体制的形成提供了“基因图谱”[→15.3],而且经典社会主义体制是在它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为了尽可能维持传统的所有权形式,可能会强烈抵制第一层次的彻底变化,有时甚至会竭尽全力加以抵制。只有当上述“基因图谱”被修正时,深入、彻底和持续的变化才会在整个有机组织内发生。对第一层次状态的理解将为把握其他层次的问题,以及揭示改革过程的进步和局限提供最重要的分析工具。从上述讨论也可以看出所有权在解释改革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尽管是第二位的)。

在对经典社会主义体制进行研究即将进入尾声时,人们不免要问:如何能证实第15章中所阐述的因果解释?回答是:主要的检验标准是体制的变化是否遵循了上述理论所做出的预测。即使改革过程和后社会主义转型还远远没有结束(把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当作一个整体来考虑),但根据迄今为止的观测资料显示:到目前为止,历史经验已经证实了本书有关因果关系主要链条的理论陈述。

虽然因果关系的主要链条从第一层次向第五层次依次进行,亦即从较深的原因推进到较浅的原因,但其中已经出现了许多反馈、反应以及相互作用的现象。下面仅挑选其中三个重要关系作为例证。

一个相互作用是改革趋势提高了个人、团体和组织在各方面的自主权。

这其中包括独立政治运动、社会团体、私人企业、自治地方机构、自主经营的企业、按照市场社会主义思想已经变得更独立的国有企业,等等。自治与“服从听指挥”同时并存,但由于改革自治的比重已大大提高,而且正是由于自治力量的不断壮大,中央集权的统治力量不断降低。在多民族国家里,民族独立运动逐步发展,势头越来越猛烈。一旦自治力量增长到一定程度,它就会进入自我繁殖过程,于是政府赖以随意驱使每个组织和个人的缰绳必将从它的手中滑落。

产生反应的一个例子是宏观矛盾为私营部门的发展提供了动力。由于能够获得巨额利润,私人企业家进入了公有部门不能满足需求的领域(至少不再受到干预)以解决短缺问题。

第三个尤为重要的反应是:通货膨胀、短缺和生活水平的停滞或下降增加了公众不满。经济紧张导致了政治紧张,这完全可能引发大规模的罢工和示威活动。最终,经济危机可能导致政治危机,从而启动彻底的和革命性的变革。

就总体而言,尽管这些关系非常重要,但它们并没有构成因果关系的主要链条,并且只能称之为对主要因果影响的反应或者相互作用。在下一部分中会谈到一些反作用。

需要提醒读者的是,趋势1—6的排列顺序(这在有关章节的安排和总结表24.1中已经有所体现)与因果关系的逻辑结构密切相关。改革事件发生的真正历史顺序与上述排列顺序完全不同。就像前面所强调的[→16.4],研究改革国家历史进程时,儿乎没有规律性可言。举例来说,在中国,影响了好几亿农民的所有制改革就发生在偏离经典社会主义体制运动的最初期,但在那个时期,政治领域几乎没有变革。而在苏联,政治领域的巨变已经持续好些年,但所有制关系的改革却依然是走走停停。

还是可以发现一个规律,而且这一规律可以从上述一连串思想推导出来。在执政党的领导层下决心偏离经典社会主义道路(或至少听任这种状况的发生)之前,其思想必定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无论偏离经典社会主义从哪里开始,其出发点都会落在第一层次上,并且受到自上面的措施和自下面的自发行为或压力的综合影响。如果执政党顽拒绝所

有变化,那么结果或是它成功地镇压了所有指向变革的努力(例如古巴或北
朝鲜在1990年的情形),或是爆发真正的革命,从而完全跳过渐进改革阶段(例如1989年的捷克斯洛伐克、东德和罗马尼亚)。①


第二十四章 结束语24.2 缺乏连贯性的改革趋向